樊纲同志学术成果回顾_精品文档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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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樊纲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这些年来，樊纲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理论的研究

1990年，樊纲的两部主要著作同时出版，一本是与张曙光等人合作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另一本就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现代经济学三大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以下简称《比较与综合》）。

前一部《大纲》是中国经济学者在新时期第一部较为娴熟地利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经济的特殊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实证分析的著作，而《比较与综合》是中国学者第一部对“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对历史上的一些争论进行系统清理的专著。

它试图阐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它也象历史上的其他一些理论一样，是人类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或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把它教条化，把它视为唯一的、已经发展到“顶峰”的理论，而排斥人类其他学者的贡献，特别是否定马克思之后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排斥现代经济学理论，我们就会脱离人类思想发展和经济学发展的轨道，我们的研究就会陷入绝境。

同一时期，樊纲还写成了《苏联范式批判》一文（此文在1989年写成，作为于光远主编的《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章，于1992年出版，1993年作为一篇独立的文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

此文指出中国经济学研究过去承袭的其实是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所谓“苏联范式”，而这一理论体系其实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僵死的、封闭的、排斥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成果的”，因此是反科学的；

这种理论把苏联经济带入了死胡同，我们要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必须抛弃原来使用的理论范式，解放思想，学习和利用人类一切理论与思想发展的成果，利用现代经济学的原理，实现发展中国经济的目的。

这些关于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分析，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的很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在这些年中他还经常就经济学的抽象方法问题、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与价值判断的关系、经济学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等撰写论文。

二．运用现代经济的理论方法对中国特殊问题的理论实证分析

1988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樊纲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后来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的《灰市场理论》，马上在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不仅是因为这篇论文娴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走后门”这一人们已经谈论很多的日常现象，分析出了一些仅靠直觉无法认识到的道理，而且使许多人看到了经济学实证分析的魅力，认识到原来经济学的理论其实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抽象、“提炼”出来的。

1990年出版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是当代中国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分析以中国经济为“案例”的公有制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律、内存矛盾、变化趋势的一部专著。

《大纲》从公有制这个基本经济关系入手，通过严密的逻辑分析，论证了产权制度与经济运行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指出，传统体制下短缺与通货膨胀等经济现象不断重复发生，不是一个认识问题、管理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最终根源于所有制关系本身，从而使人们对传统经济模式下的一系列经济现象有了一个系统的理解，使人们认识到所有制关系改革的重要性。

《大纲》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的反响，并被国内许多大学和日本、香港、台湾等地的大学列为研究生教学的参考书目。

在这以后，樊纲一直坚持首先对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的研究，充分论证经济问题发生的原因，由此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一味地讨论“应该如何”。

例如，他指出，“政企不分”问题的本质是“国－资不分”，不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政企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关于股份制的几个理论问题》，1991）。

又如，他指出，现行体制下腐败问题日益普遍，重要的经济原因是“公权”太多，法难责众，不减少“公权”，再宠大的监督体系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一体系所导致的沉重的监督成本也是社会所无法承受的（《腐败的经济学原理》，　1994）。

他较早指出了在一个内陆大国，地区差距在经济总量的意义上是无法消除的，而只有在“人均收入”的意义上是可以消除的，所以不能只考虑“资本要进去”（到“西部”），而且“人口要出来”，通过各种要素的充分流动，实现人均收入的均等（《在要素流动中缩小“人均收入”差距》，1995）。

他较早分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指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而且论证了中国最终需要总共转移出5亿农民，才能算是最终实现了“充分就业”，收入差距才会真正不断趋于缩小（《超越农业与超越国界－论解决我国粮食供给问题的长期战略与短期对策》，1995）。

三．转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

90年代以来，樊纲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集中在转轨经济学（或称过渡经济学）方面。

主要代表作有《论改革过程》（1991），《公共选择与改革过程》（1992），《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1993），《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2000），以及专著《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在早期的研究中，樊纲曾经利用福利经济学的一些理论概念，通过分析改革的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来论证不同条件下的体制转轨方式（见《两种改革成本。

。

》），但总体上说，他从一开始就将体制改革看成一个利益冲突的社会过程，运用公共选择的理论框架，通过分析在各种经济政治条件下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来分析和论证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现象与体制改革的政策选择。

这种方法使他较容易系统地对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现象进行系统的分析，对体制转轨的基本趋势有一准确的把握，并得出一系列有实用价值的政策结论。

他的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界对转轨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几篇有关改革方式比较研究的英文论文，被国际经济学界多次引用；

2003年由若干篇论文加工翻译而成的日文专著《中国未完成的改革》在日本出版。

2004年初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樊纲名誉博士学位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对转轨经济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在经验实证研究方面，樊纲除了发表过《50%的突破：

非国有经济的新发展与产权改革的新要求》（1994）、《论公共收支的新规范—我国乡镇“非规范收入”若干个案的研究与思考》（1995）、《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1996）、《中国财富报告》（项目主持人，2002）等实证分析报告之外，从2000年开始，他与王小鲁等合作，定期研究和发表“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通过5个方面近30个指标的分析与综合，对中国30个省区之间体制转轨过程的相对差距，进行系统的分析，希望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一定时间之后形成一个可以供经济学家利用来分析转轨过程的“体制变量”，使现在的许多理论假说，获得坚实的实证基础。

四．中国体制改革的政策研究

樊纲这些年一直从事学术理论研究，但也一直关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的方方面面，积极参与了各方面经济政策的研究与讨论，包括体制改革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

在体制改革政策方面，

――樊纲是最早论证产权体制改革重要性的学者之一（1987，《所有制改革：

国家－个人股份制》），并在以后一直坚持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产权关系改革虽然不是搞好企业和整个宏观经济的充分条件，但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实现其他各方面改革与改进的前提和基础。

――他是最早提出发展非国有经济，并通过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而为改革国有企业创造条件的经济学者之一（1992，《更积极地发展非国有经济》）；

――他是最早提出发展非国有银行，并通过所有制结构的改变加快银行金融体制改革的经济学者（1993，《金融改革滞后在哪里》）；

――他较早地对政府改革、职能转变、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论市场中的政府》（1993）一文发表后在多年中被多次被转载发表；

――他是较早提出要建立多形式、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学者之一（1998，《股份合作制改革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发展》）。

樊纲在许多场合都明确指出，有些改革，因利益约束、客观条件和认识水平，可能一时难以实现，但是作为严肃的学者，必须对问题的本质与根源做明确的分析，对体制改革的根本趋势有明确的判断，否则就是学者的失职。

哪怕因此而受到打击也要坚持真理。

五．宏观经济政策研究

樊纲一方面一直坚持对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密切关注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从90年代初开始，一直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和判断中国宏观经济的趋势和问题，及时地提出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主张，供决策参考。

1992年，樊纲是较早提出经济已经过热，需要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学者之一。

而1995年未到1996年中，他根据当时投资增长速度已经放缓、通货膨胀率快速下降、而清理银行坏账可能导致进一步的信贷萎缩的趋势，提出当时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适当调整，转为较中性的政策，甚至采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办法防止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滑（《放松宏观调控提高固定资产投资》，1995年10月）。

1997年底中国出现通货紧缩、投资与GDP增长率严重下滑，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没有及时相机抉择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有关的。

1998年以后，他积极赞成政府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抑制通货紧缩。

2003年中，在“非典”刚刚结束不久，在整个经济增长率还很低的情况下，樊纲又根据当时投资增长率持续加速的趋势，最先明确提出了要防止经济过热趋势的观点（《当前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谨防过热》，2003年7月）。

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决策提供了参考，事后被多数学者认为是正确的。

六．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研究

最近几年来，樊纲对全球化条件下落后国家和弱小企业的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他在“新经济”一说最热的时候，明确指出只有新技术、新产业，却没有什么“新经济“，一切经济规律仍然存在，泡沫总会破掉（《新经济批判》，2001）；

――他在发展新兴产业一说最为流行的时候，明确指出在中国传统产业方兴未艾，传统制造业包括钢铁、水泥等，对中国来说都是“朝阳产业”，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我们有竞争力的产业（《传统产业仍大有可为》，2000）。

――对于技术进步，他强调对于落后国家、弱小企业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发挥后发优势，充分利用适用的技术，充分认识到高新技术的高成本，防止用了新技术，反倒丧失了竞争力（《现实竞争力与适当的技术》，2000）。

――他较早地将城市化看成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支柱，并认为要发展大城市，通过大城市的集聚效应，降低企业的基础设施成本，扩大服务业的就业（《寻找发展新支撑点－技术创新与城市化》，1999）。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分析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各方面都处于劣势，这时，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就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而不是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作法（《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教训：

政策、制度与危机应对》，1998）。

――1999－2000年，他领导国民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小组，进行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的研究（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