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福泽谕吉对朝鲜壬午兵变的认识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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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这一称谓在福泽的著作中第一次出现是在1869年出版的《世界国尽》一书中。

“朝鲜”只是作为一个国名在介绍俄国时被提及，称“支那满洲一半已被并入俄国，俄国之实力已扩大至朝鲜边境”。

明治维新初期的福泽根本没有具体论及朝鲜的情况，对朝鲜与日本的关系并不关注。

　　此后，福泽在多篇论著中承认“古代日本之文明来自朝鲜”，但同时又把只是记载于《古事记》、《日本书纪》等书中的神功皇后征服朝鲜的传说认定为历史事实，并多次提及丰臣秀吉攻伐朝鲜的实例。

由此可见，在福泽的意识中，认为古代朝鲜在文化上与日本相比处于优势，而日本则在军事方面处于优势。

虽然福泽有时也承认“古代日本之文明来自朝鲜”，但福泽作为一位洋学者，对于朝鲜所信奉的儒学持批判态度，已完全没有了江户时代文人学者对朝鲜文化的推崇，意识中古代朝鲜在文化上所具有的优势逐渐消失。

福泽在论著中更多地提及神功皇后征服朝鲜的传说与丰臣秀吉攻伐朝鲜的实例，更加体现出存在其意识中的古代日本在军事方面所具有的优势。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优越感变得愈加明显，对朝鲜也就愈加蔑视。

福泽立足于此的蔑视的朝鲜观，深深扎根于其思想之中，深刻地影响着福泽一生的朝鲜观。

　　1875年8月，福泽在发表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将社会的发展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阶段，这一文明观潜藏着鲜明的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倾向。

福泽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的文明观，“正是他所提倡的‘以西洋文明为目标’所必然导致的结论”，体现出了西方殖民主义文明观的特点。

《文明论概略》发表后不久的10月7日，福泽在《邮政报知新闻》上发表了《与亚洲各国之和平与战争同我们之荣辱无关》一文。

文中，出现了称朝鲜为“亚洲之一小野蛮国，其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日本”、称朝鲜人为“野蛮之朝鲜人”等蔑视的语句，认为朝鲜还处于野蛮阶段。

次年11月1日，在福泽发表的《要知论》一文中，同样出现了蔑视朝鲜的语句，如“朝鲜人顽固至极”、“野蛮之常不值得奇怪”等。

福泽虽然在《文明论概略》中将亚洲国家归为半开化国家，但不久之后在其所发表的其他论著中还是将朝鲜认定为处于野蛮的发展阶段。

如果按福泽文明观中体现出的西方殖民主义文明观的特点，如他在《文明论概略》中所宣称的那样“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末，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那么，处于半开化阶段并逐渐上升到所谓文明阶段的日本就应该压制处于“野蛮”状态的朝鲜，为日后日本侵略朝鲜找到了合理的借口。

　　1875年9月云扬号事件发生后，福泽曾从“对日本经济之无益性”、“士族不了解朝鲜之野蛮状态”等方面来说明其反对征韩的正确性，希望以此来调和士族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然而，西南战争后福泽在《通俗国权论》一书中却明确指出，为了调和国内矛盾、唤起国民国权意识的最有效方法是外战，而外战的唯一对象只能是国力比日本弱小、路途又近的朝鲜，为日后其积极倡导侵略朝鲜打下了伏笔。

　　1881年7月，福泽在《时事小言》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东洋盟主论”。

福泽认为日本应该成为“东洋盟主”，以假设防止“延烧”⑥为理由，主张指导朝鲜、中国“文明开化”。

　　1882年3月11日，福泽在自己创办不久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论与朝鲜之交际》一文。

文中主要论述如何与朝鲜进行交际，可以看出朝鲜问题已经成为福泽对外观中的具体课题。

福泽把朝鲜开港时期日本同朝鲜的关系与日本开港时期美国同日本的关系相类比，由此认为日本在朝鲜具有“优越性”，并把它作为日本指导朝鲜“文明开化”的依据。

　　不久之后朝鲜发生的元山津事变⑦，为福泽提供了发表有关朝鲜问题言论的具体实例，在《时事新报》上连续发表了《朝鲜元山津之变报》、《朝鲜与日本相似》和《必须要求朝鲜政府》等文章。

文中，福泽希望日本政府派军舰常驻朝鲜、增加巡查等以武力保护日本的在朝侨民、扩大两国的贸易;

并希望架设电报线，避免出现像元山津事变那样无法同国内及时地进行联系的状况。

常驻军舰、增加巡查、架设电报线等内容都是对朝鲜国事的干涉，若这些都能实现，将为日本进一步“指导”朝鲜“文明开化”打下基础，同时这些做法也是日本实现对朝鲜的“东洋盟主论”的途径。

在朝鲜壬午兵变时期，福泽认为其建议未得到实施是造成日本人“被害”的重要原因。

　　二、对壬午兵变的评论

　　1882年7月23日，朝鲜士兵因不满闵氏家族的腐败统治和日本人对朝鲜内政的干涉而发动了兵变。

兵变中，朝鲜士兵杀死亲日派大臣并袭击了日本公使馆，致使公使花房义质逃归长崎。

兵变后，清政府应闵妃一派的请求迅速出兵进行了镇压。

期间，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评论。

（一）对壬午兵变的认识及对朝鲜政界的分析

　　7月31日和8月1日，福泽连续两天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朝鲜事变》一文，通过壬午兵变发生后花房公使从长崎发至外务省有关壬午兵变的电报介绍了朝鲜壬午兵变的情况，并断定发动此次兵变的“无疑是所谓号称斥和党之顽固党一类”，指出：

　　当今之朝鲜国王乃持开国主义者，其父大院君乃主张斥和守旧之顽固主义者，其权势甚是强大。

因此，当时在朝鲜政府一部分参与外交政略之人，按当时之情况不得已须乃持开国主义之人，其势力本不强大，常常因被斥和顽固党掣肘、压制，不能充分地实行其计划。

然而政府外之普通社会，斥和锁国议论纷纷。

或数百人联名抗疏极谏，或欲罢黜当今之国王，恢复锁国攘夷之政权，若概括今日之情况，全国上下几乎可谓乃斥和锁国党之大团结。

　　同时，福泽还指出壬午兵变爆发后，日朝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称“在日本与朝鲜两国之间，7月23日之后其交往已经断绝，可谓已非和亲修好之交际，而成了战场相见之交际”。

　　对于壬午兵变后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福泽建议应该在朝鲜任命“国务监督官”，“由花房公使兼任朝鲜国务监督官，监督该国万机国务，至少应辅翼保护开国人士，委任于该国之政府”。

“设置此监督官，监督全国政务改良期间，短则六七年，长则十数年，让一队护卫兵驻扎于京城，衣食住等须全由朝鲜政府供给。

”设置“国务监督官”的设想也是福泽对朝鲜的“东洋盟主论”的实现途径之一，已经表现出了将朝鲜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意图，同时这也证明了福泽的所谓“东洋盟主论”的本质。

　　此后，福泽对朝鲜政界势力的分布进行了分析。

他说：

　　今日其执政之大臣，大体上乃50岁以上至70岁左右之老者。

其主义亦守旧，墨守周公孔子之道，仰视支那之广袤，保守本国500年来之旧物，未能前进一步，即以大院君为首，……仅李载完作为国王之从弟27岁，其余无一人50岁之下。

此外，在朝在官之保守党繁盛如云，不能逐一列举。

但是，另一方必定乃改进党。

……其中，如闵泳翊、鱼允中、洪英植虽被称为壮年有势者，但政府全部之权利都掌握于十之七八之保守党之手，无实现改进主义之途径。

但是，改进之幸在于国王一人，其30余岁，锐意进取，为采取改革进步之路，专门依靠改进党之壮年辈保持其地位，有时必须压制原来之老先生。

……原本少壮之华士族中，虽说锁国论者甚多，但40岁以上之老者中可称为改进者之人屈指可数。

　　福泽还对保守党与改进党的关系进行了说明，并再次断定发动此次事变的是保守党。

保守之老大执权者如脑，改进之年轻有力者如腕。

虽说手腕因常活动而灵活，而下令支配其活动、左右其进退的在于政府之脑髓———老者之意愿。

政治上如此之状态，保守（党）经常保守旧物可永远保持地位吗?

改进（党）经常呈现其活力，定可压倒故老，谁能制胜，迟早会不可避免诉诸于腕力。

　　发动此次京城事变的乱贼原本与先前的（发动李载先之乱、元山津事变的朝鲜人———笔者注）乃同类，是以政府为目标举事?

还是仅乃袭击我日本之公使馆?

虽不知其详情，但若以政府为目标，明显的乃以政府中之改进部分为敌。

若已经敌视改进，此贼徒不仅在朝鲜妨碍其国家之开明，且现已违背持改进主义之国王的旨意，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情面上都乃国贼，必须说乃王室之罪人。

在此，我辈日本人若详查我敌之所在，可断定其敌不在王室，不在改进党，只在保守顽冥之类。

对作为保守党首领的大院君杀害王妃⑧、世子妃及其他保守党人士，福泽也阐述了其自身看法，认为“从《朝鲜事变续报》来看，大院君为了掌权，杀害了王妃、世子妃、李最应、金辅铉、闵台镐、闵镰镐与尹雄烈。

原来此事变乃由朝鲜保守与改进之倾轧而产生，李氏以下五人中，除尹氏外皆保守主义者，保守党杀害保守者似乎不可思议。

且大院君为了掌权杀害王妃与世子妃，在众人看来，骨肉之间杀害儿媳、孙媳在人情方面难于理解，但若详细了解他国20年来之情况，好像亦足可解开疑惑”。

　　而对于大院君一派为何未在兵变中杀害国王，福泽则认为“未杀害而是将国王囚禁，可推测乃为了利用其名使其虚有其位，乃今后以国王之命控制国内、以国王之名同国外进行交往之奸策”。

　　福泽还指出“如今之大院君政府正乃以这些暴徒组织而成，如其煽动者、指挥者立于新政府之朝廷，洋洋得意。

加之，大院君本人亦非当日之指挥者，仅乃煽动声援之根本”，并认为此次在朝鲜袭击、杀害日本人的“一定乃大院君一派”。

大院君正是在这次兵变中“利用士兵之不满而举事，其举动最活跃、其成功也最迅速”。

　　此后，福泽又发表《朝鲜政略备考》一文，对朝鲜的地理、风土人情、身份制度、科举制度、宗教、官职、租税、政府的腐败及官员的俸禄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福泽对朝鲜政界的分析较为全面、准确，体现了其对朝鲜的充分了解以及对朝鲜非常高的关注度，同时这也是其分析朝鲜问题的基础。

（二）对壬午兵变中日本出兵的必要性的评论

　　日本政府接到兵变的消息后，于7月30日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商讨对策。

日本政府一方面压制了黑田清隆等人提出的立即开战论，另一方面制定了以派遣军舰作为谈判的后盾，同朝鲜进行谈判的方针。

　　如前所述，在元山津事变后，福泽曾在“应在朝鲜三港常驻军舰”、“增加保护居留地的巡查”、“架设用于急用的电报线”等方面对日本政府进行过劝告。

此时，福泽认为“若在元山津事变后4个月期间，早早地做好了如此之警备，可防患此事变于未然”。

　　对于处理壬午兵变的对策，福泽指出：

我政府传令海陆军，可做好军舰、陆军参加外战之准备。

同时可任命遣韩特派全权办理大臣，委任其和战文武之全权，俟花房公使抵京，共同率军舰、陆军火速前往京城。

然而，朝鲜暴徒之性质还不知其详，尤其是花房公使从韩国撤回后，情况完全不知。

只有陆海军之兵力十分强大，才是万全之策。

　　并且，福泽指出实施朝鲜政略的“第一要务在于兵力”，对于政府关于壬午兵变的处理感到高兴。

　　尤其乃用兵之时机一日亦不可贻误。

这便乃我辈关于此次兵变根据一封电报便即刻讨论军舰、陆军进行对外作战准备之缘由。

舆论对此毫无异议，政府之计划果然符合我辈之想法吗?

三艘军舰已出发，井上外务卿既然从马关出发，小仓之若干分营兵应作为花房公使之护卫兵派向仁川。

政府处置之迅速使我辈不胜欣喜。

　　福泽还批评了某些舆论者是“只管倡导和平，乃只要看到兵字就感到吃惊之人”，并再次指出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