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导员如何做科研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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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2）０3－０９９－０４

辅导员为什么要做研究？

对这个问题，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回答。

笔者的看法是，辅导员做科研，是辅导员成长和发展的要求，是辅导员工作有效开展的需要。

首先从辅导员成长、发展的角度来看。

这些年来，教育部明确提出辅导员的发展要走“专业化”、“职业化”的道路。

“专业化”是建立在专业性的基础上的。

没有精专的专业性研究，就没有专业性可言，也不可能真正成长为专家。

如果大家在高校辅导员这个领域里面从事许多年的工作之后，一点“专家”的感觉都没有，还能不能有高度的职业精神、敬业精神来从事工作

呢？

可能会有问题。

从这个角度讲，做科学研究，是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重要方面和重要标志。

再从辅导员工作有效开展的角度来看。

做科学研究是辅导员提高工作有效性、推进工作创新的重要手段。

我们经常讲，只有把握规律性，才能增强有效性。

如何把握规律性呢？

没有精专的理论研究，没有真正意义上深入的理论探讨，我们不可能把握规律性。

没有对规律性的把握，就不可能有对规律的依循，也不可能有工作的创新性展开。

总之，做好科学研究是高校辅导员自身成长、发展的需要，也是辅导员工作创新性展开的现实要求。

近些年来，从教育主管部门到许多高校，对推动辅导员开展科学研究的工作都高度重视。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近年来不仅为高校辅导员设立专项课题，还举办相关的论坛、一系列的培训班。

这些都是战略性的举措，是推动辅导员队伍“专业化”、“专家化”、“职业化”的战略举措。

这些举措既有利于推动我们的理论研究真正成为自己实际工作的坚实基础，同时也切实地在推进着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

那么，辅导员到底能不能做好科研呢？

答案是肯定的。

今年开始，笔者承担教育部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设项目《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团队利用有关知识可视化的软件，对

2011年国内大学生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梳理，绘制出2011年国内大学生研究的知识图谱。

这些图谱，非常直观地反映出了2011年国内大学生研究领域有哪些热点，哪些热点最热，热到什么程度，等等。

其中有一张图谱反映的是2011年大学生研究中发文量位居前50位的作者名录及其学术关系。

这些作者多数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第一线的实际工作者。

刚分析这个图时，我们有些意外：

怎么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比较活跃的专家学者没有一个进入这个图谱呢？

分析后，我们觉得这是有原因的。

原因之一即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专家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所谓的纯学科、纯学理性的问题，对大学生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关注不够。

目前真正围绕大学生及其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做研究的，主要还是实际工作第一线的辅导员们。

这个图谱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要更加关注重大的现实问题、关注大学生群体。

我国现在各类在校大学生3000多万。

这个群体被称作我们祖国的未来和希

望；

当今时代和社会的各种思想理论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在这个群体里面都有着密集的、敏锐的反映。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专家学者们不关注、不研究，行吗？

这个图谱也反映出，目前国内大学生研究的主力还是站在第一线的实际工作者、第一线的辅导员们。

这也说明，处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第一线的辅导员更有条件真正深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之中，把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吸收到理论研究工作中，提升到理性自觉的层面。

所以，围绕这个图谱，笔者呼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专家学者们多关注大学生群体、多关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出的种种课题。

在大学生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面，仅靠学科专家是不够的，因为他们来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感悟、经验有其客观局限性；

做好这方面的研究，离不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第一线的实际工作者，离不开直接担负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任的辅导员。

辅导员如何才能做好研究工作呢？

笔者的思考是：

强化问题意识；

做足文献工作；

把握实践进展；

勤于独立思考；

严守学术规范。

一、强化问题意识

对于科学研究来讲，问题是起点。

研究中大家经常讲“选题”。

什么是“选题”？

“选题”不是“选择题目”，而是“选择问题”。

有了问题，我们才有了研究的热情、创新的激情。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问题，想方设法予以解决，才有了实际工作的创

新；

在理论研究中，我们只有提出问题、回答问题，才会有理论探索的创新。

古今中外，许多在学术方面有成就的思想家、理论家，都公认“问题”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英国哲学家卡

尔·

波普尔曾这样理解科学研究——“我们应该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

刚开

始我们把握了一个浅显的问题，但是随着研究的推进，我们便会越来越深刻地把握这个问题，会发现越来越深层的问题，我们正是在这种越来越深刻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学术的前沿。

恩格斯在1885年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撰写的序言，对我们认识“问题”之于理论创新的意义也非常具有启发性。

谈到马克思剩余价值论时，恩格斯说，为什么剩余价值论能够“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而所有他的包括洛贝尔图斯在内的社会主义前辈们的理论，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作用呢？

”恩格斯提出了问题，也做了解答。

他认为，答案就在于马克思“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并以此为起点，“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

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从而确立了“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理论”，“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确定了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并做到了“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即“极其详尽地叙述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作出了其他经济学家“都完全不可能作出的”工作即“确定了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从而“提供了一把解决经济学上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

马克思还“根据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我们现在才具有的第一个合理的工资理论，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

那么，辅导员究竟要研究哪些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关注新问题、切准真问题、聚焦大问题、重话老问题。

一是“关注新问题”。

当前我们所处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国家教育改革面临的新问题、学生群体面临的新问题，以及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构成一个整体以后又产生的新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面对，需要我们仔细研究、探索。

对于这些新问题，我们可以从整体上予以把握，也可以从具体的、微观的角度逐一作出精细的、深入的探讨和回应。

二是“切准真问题”。

我们关注的问题，一定要从实践中来。

大家处于学生工作的第一线，是学生思想活动中各种新问题、新特点的最敏锐的把握者、感受者，有着以问题为起点开展研究的足够优势，处在把握“真问题”的前沿。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分清哪些是问题，哪些不是问题，哪些蕴含着我们应该关注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真正的问题。

三是

“聚焦大问题”。

这里的“大问题”，并不是说探讨的问题要多么宏大，而是指关键性的和基础性

的问题。

越是关键性、基础性的问题，它的意义越大，这是“聚焦大问题”的真正涵义。

关键性的、基础性的问题我们提的很多。

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要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变化的规律性。

那么，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变化的规律到底是什么呢？

……这些都是“大问题”。

四是“重话老问题”。

老问题在新的情况下会产生一系列的新的问题，也会提出我们观察问题的新的视角、新的工具和方法。

例如网络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就有很多人开始探讨这个问题。

但时至今日，有不少研究还处于平面化的层次，还在一般性地探讨网络带来的机遇、挑战。

其实网络发展到如今这个年代，我们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可以研究的问题非常多。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推进了这么多年，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这些经验本身也值得我们研究。

这中间我们既可以做整体的、宏观的探讨，也可以解剖一个又一个实际案例，做实证分析。

这些研究对我们的理论建构和实际工作的开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做足文献工作

做科研，一定要读书、读文献、读已有的研究成果。

读书、读文献是我们形成问题意识、能够提出问题的一个重要条件。

不读书，就没有问题感，就提不出问题。

不读书就提出来的问题，要么不是真正的问题，要么是别人已经研究解决了的问题。

如果不是问题，显然不需要我们研究；

如果这个问题别人已经研究过了，只是我们还不了解，那么这是我们个人在学习过程中应该掌握的问题。

怎么衡量文献功夫是否做足了呢？

至少要达到六个字的要求：

看尽、读透、选精。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1858年5月31日，马克思于伦敦给恩格斯的信中说：

“当我不在时，伦敦出版了麦克拉伦的一本关于全部通货史的著作；

就《经济学家》的摘引看来，这是一本第一流的书。

图书馆还没有，这些东西总是在出版了几个月以后才会到那里。

但是，在完成我的论述之前，我当然应当把这本书看一遍。

因此，我让妻子到西蒂区找出版商。

但使我们吃惊的是，书价竟达九先令六便士，比我们整个‘军费’金库所存还要多。

因此我很希望你能把这笔钱用邮局汇票给我。

也许这本书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

不过，由于《经济学家》的推荐和我自己读了这些摘引，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

”［１］研究的确离不开“理论良心”。

现在有些人做研究，不读文献就下笔了。

那充其量只能是“写作”，而不是“研究”。

这种“理论良心”是我们作精专研究、拿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良心”的基础之上的。

恩格斯在1868年3月初撰写的《卡尔·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中这样写道：

“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

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

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现在和将来都是有价值的，可是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那样。

”［２］我们经常登山远望。

只有我们攀登到最高点时，才能领略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境。

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如果在半山腰，多会“一叶障目”，发现不了真问题之所在，发现不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只有达至山顶，我们才能发现前进的道路到底在哪里。

马克思是如何达至山巅的？

他将自己的研究奠立在对相关研究成果详尽掌握的基础之上。

这种精神，对资料尽可能全面掌握的这种治学规范，贯穿于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全过程。

《资本论》第1卷定稿于1867年3月，4月交给出版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