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传统观念枣医者意也Word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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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记述如下：

郭玉，和帝（89～105在位）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

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

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

召玉诘问其状。

对曰：

“医之为言意也。

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

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

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摄以承之。

其为疗也，有四难焉：

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

将身不谨，二难也；

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

好逸恶劳，四难也。

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怖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

此其所为不愈也。

”　这段记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之处：

一是文中所言之“意”，并无后世所要表达的种种深远含意，而不过是指医家的注意力。

即郭玉以为“医疗贵人，时或不愈”的原因在于心怀恐怖，自然处处先思保身，焉能一心疗病。

值得注意的第二点，是文中所涉郭玉、程高、涪翁师徒三代，皆是针石之医。

尽管“针灸”与“药物”可以说是构成中国传统医学治疗方法体系的左膀右臂，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发展水平与地位并不相同。

从总体趋势上讲，“药物疗法”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取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

无论是从历代遗留之浩如烟海的中医著作，还是从当代中医的实际运用状况看，除针灸专科外，绝大多数的中医都是致力于药物的研究与使用。

恰如左膀右臂，虽然它们并无明显差异地存在于人体之上，但左右手的能力及运用频繁程度，却有天壤之别。

然而又如在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身上看不到左右手有如此明显的功能差异，且人类的“右利”之势古今亦有所不同一样，药物疗法的绝对优势亦非成于一朝一夕。

[!

--empirenews.page--]从中国传统医学最重要的经典棗今本《黄帝内经》（即《素问》与《灵枢》），主要是讲述针灸疗法即不难看出，针灸学在汉代不仅已然相当成熟，而且与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

郭玉对于针法技艺微妙之处的释说，与今本《黄帝内经》中的一些相关论述极为相近。

如郭玉说：

“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

而《灵枢》第一篇“九针十二原”概括针法之要时则有：

“小针之要，易陈而难入。

粗守形，上守神。

粗守关，上守机”等语；

同书“小针解”篇对“上守机”的解释为：

“知守气也”。

那么，“上工”（高明之医）“守神”、“守机”、“守气”的针刺技法与“粗工”（匠人之医）“守形”、“守关”有何区别呢？

请看《素问·

宝命全形论》对我们通常大加赞誉的“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棗通过补虚泄实、调整阴阳，以恢复健康的中医基本治则是如何评价的：

“今末世之刺也，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此皆众工所共知也。

”而上工“法天则地”之技在针法中的具体表现为：

“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浅深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

”　读过上述经文，自然会导出这样一个问题：

针法的治疗效果究竟与施术者的个人素质有多大程度的关联？

甚至会有人问：

在施以针刺的过程中，除了技艺因素外，是否还需考虑施术者与患者间，有可能存在某种“气”的交流？

即是否存在某种能量通过“针”，从施术者一方传递到受术者身上，从而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的问题。

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都能通过实验弄清，目前似不应仅仅依据感觉轻率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要之，通过郭玉与今本《黄帝内经》的有关论述可以了解到：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对于医家悟性、灵活性等个人素质的强调，首先是出现在针法的相关记述中。

相比之下，药物治疗在此时还处在强调“验方”之传授与使用的阶段。

《汉书·

艺文志·

方技》中有“经方”类，其意即是“经验之方”。

无论是文人儒士，还是医家，历来对“经验之方”都是十分重视的，因而才会有大量或简或繁的方书问世。

致于说后世在药物疗法方面也出现了“古方不能治今病”，主张“宁失其方，毋失其法”的新思想，那正是本文后面将要讨论的问题。

即“医者意也”观念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问题。

“意”之内涵的转变　自郭玉倡言“医者意也”后，历代皆有援引以为据者，但援引者大多不是针法医，所欲阐发的旨趣也与针法无关。

实际上，热衷此说者主要是一些注重药物理论与应用的医家，显示出医疗技艺重心从针灸疗法向药物疗法的转移。

伴随着上述从针到药的转移，医者之“意”自然会因两种疗法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

换言之，“意”的内涵在悄然之中发生了种种改变，表述的思想内容已与出典风马牛不相及。

为要弄清“医者意也”这只旧瓶所装新酒的味道如何，则必须先看看是何人、于何时、向此瓶中灌入了何酒。

就管窥所及资料而言，在郭玉之后较早言及“医者意也”的是南朝名士陶弘景（456～536）：

“故陶隐居云：

医者意也。

古之所谓良医，盖以其意量而得其节，是知疗病者皆意出当时，不可以旧方医疗。

”[!

--empirenews.page--]　陶氏于医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将旧传《神农本草经》加以扩充、注释而成《本草经集注》。

故上述之语显然是就方药而言。

其后有隋唐间人许胤宗，“每疗，无不愈。

”故人问曰：

“公医术若神，何不著书以贻将来?

”胤宗答道：

“医者，意也，在人思虑。

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

且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

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

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

如此疗疾，不亦疏乎！

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

脉之深趣，即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

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

”　在唐代医家孙思邈（581～682）的著作中，则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一观点：

“张仲景曰：

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故用汤也；

若四肢病久，风冷发动，次当用散；

……次当用丸……。

能参合而行之者，可谓上工。

故曰医者意也。

”“若夫医道之为言，实惟意也。

固以神存心手之际，意析毫芒之里，当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

数之所在，言不能谕。

”“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

”　从总体上讲，医家真正大谈“医者意也”是在宋代之后。

试观以下诸例。

《太平圣惠方》序称：

“夫医者意也。

疾生于内，药调于外，医明其理，药效如神，触类而生，参详变易，精微之道，用意消停。

”《夷坚乙志》记述北宋张锐以一种药治愈两人全然不同之病，因有人问其故：

“敢问一药而治两疾何也？

锐曰：

此于经无所载，特以意处之。

”南宋刘开《刘三点脉诀》自序云：

“夫脉者天真要和之气也……大抵持脉之道，非言可传，非图可状，……学者当以意会而精别之。

”南宋崔嘉彦《崔紫虚脉诀秘旨》自序，与上文全同。

又《历代名医蒙求》苏霖序（1220）云：

“昔人序本草，尝有言曰：

盖谓医为人之司命，必致其意。

……况医之道，有神圣工巧之殊；

药之性，有君臣佐使之别；

人之受病，则寒热燥湿，强弱盛衰，千变万态，不可言。

既苟非精其意而通其妙，乌能已人之疾。

”南宋严用和所著《严氏济生续方》自序云：

“医者意也，生意在天地间，一息不可间断，续此方，所以续此生。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说：

“古人以神圣工巧言医，又曰：

以其传授虽的，造诣虽深，临机应变，如对敌之将，操舟之工，自非尽君子随时反中之妙，宁无愧于医乎？

今乃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刺舟求剑、按图索骥，冀其偶然中，难矣。

”　明王文禄《医先》云：

“医者意也，度时致病者意起之，立方医之，若天时圣教不同也。

……是以医贵审运气，察人情，及致病之原。

”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五云：

“葛可久以气未足，初秋，取桐叶饮之，立下，此以意悟者也；

……以命门无脉，而知为鬼，此以博识者也；

……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此以理推者也。

意难于博，播难于理，医得其意，足称国手矣。

--empirenews.page--]“夫医者，意也。

以医取效，岂必视方哉？

然须博通物性，妙解脉理而后以意行之，不则妄而轻试，足以杀人而已。

”　《惠民局本草诗签》蒋溥序云：

“故河汾氏之言曰：

医者意也，药者瀹也。

先得大意，后以药物疏瀹之，此可谓善言医者矣。

”《圣济经》陈兰森序（1789）云：

“医者意也，以意体之，方无不当。

”清代龙绘堂所著《蠢子医》原序（1882）云：

“甚矣，医道之难也。

医者意也，不可以妄试；

不可以轻尝。

”　清代臧达德《履霜集》自序（1814）云：

“盖医者意也。

借望闻问切四者，以一己之心理而揣度夫病理；

援五行生克之标榜，而定其所伤何部。

以形式而言，似属谈空，细绎之固有至理在焉。

”　清代李光庭《乡言解颐》卷三云：

“汉郭玉曰：

医之为言意也。

唐许允宗曰：

医者，意也。

思虑精则得之。

望闻问切而不能知，或强不知以为知，遂以意为之，鲜有不败事者。

东坡云：

学书纸费，学医人费。

”　十分明显，这些医家强调的“意”，早已不是在针法操作时需要集中的“注意力”；

而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即：

医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而尤以诊脉、用药为难；

治病不可生搬硬套、墨守成规；

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方能正确辨识疾病，并找到适合的治疗方法。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传统医学在外表上虽然总是呈现出一种极强的继承性，令人觉得古今一脉并无多大变化，但实际上今古中医之不同远胜相同。

其原因就在于历代医家虽然在口头上总是将诸如今本《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一些古代医学著作奉为圭臬，称为经典，但旧有的名词、概念往往早已被多次赋予新的解释与内涵；

同时，这些新旧概念又被无数次地加以重组棗再建体系。

这就是传统医学发展的历史、自我改造的历史，或者说是“革命”的历史。

如果没有这种自我改造，中国传统医学肯定不会具有今日所见之强大生命力。

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想到人类早期各地区、各种文化间的相同之处远远多于不同；

针刺放血、草药治病等医疗技艺与知识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至今也并未彻底消亡，但何以不具与现代医学相并存的力量，即完全不难理解。

“医者意也”内涵的改变，自然是上述变化的一种体现；

而医家以“意”改造医学的过程，简直可以说就是传统医学发展的过程。

从宏观的角度讲，中国传统医学之所以能够从低水平、原始的经验医学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宝库”，正是因为有许多堪称“古代科学家”的人，肯于将其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用在这种曾被贬斥为“君子不齿”的贱业上，才使得医学的知识含量、理论水平得以逐步提升，终在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