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和合学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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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和合学思想

鲁迅作品和合学思想

　　和合学是张立文先生1988年提出的一种哲学和文化理论。

所谓和合的“和”是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融合、合作。

和合是指自然、社会、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新生命、新事物的总和[1]。

张立文在《和合哲学论》中提到困扰社会持续发展的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

人与自然的价值冲突及其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价值冲突及其人文危机；人与人的价值冲突及其道德危机；人与心灵的价值冲突及其信仰危机；人与文明的价值冲突及其智能危机[2]43-44。

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在鲁迅看来，只有引进外国文化，才能拯救民族危亡，因此鲁迅的翻译动机、译本选择无不渗透着“启国救民”这一“和合学”思想。

　　一、鲁迅文学翻译作品化解人文危机

　　摩尔根指出：

人类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包括一种不同的文化，并代表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3]”。

鲁迅经历了清末和民国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和变革时期，鲁迅作为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思想自然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展。

许寿裳曾说过，“正惟其爱民族越加深至，故其观察越加精密，而暴露症结也越加详尽，毫不留情。

鲁迅的舍弃医学，改习文艺，不做成一位诊治肉体诸病的医师，却做成了一位针砭民族性的国手[4]”。

“国名性”问题一直是鲁迅思想中一个挥之不去的命题，并对其所处时代的“国名性”有所觉悟。

鲁迅曾提到，“厨川白村所狙击的要害，我觉得往往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5]。

“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6]。

而和合的追求是和合自己敞开自己，迫使自己置身于对和合的怀疑状态之中2[61]。

鲁迅认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6]47。

”并且他认为中国的“国名性”是劣质带有贬义色彩的，并在其文中提到，“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7]242。

”“无论什么时候，总是生活在自己的种族所有的传统的范畴里。

于是他们也就毫不进步了。

……现在的支那的衰运，也就是中华民国的自负心的结果呵[8]369。

”因此，中国应该改造和提升自身的“国名性”，可是，令人感到非常痛心的是“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6]349，鲁迅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人只能靠自身的力量去争取新的社会，当前的社会不可能也不会为国人出谋划策，当时政府也曾派遣许多文人志士去国外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技术与知识，但是政府所做的只是冰山一角。

而当时新的形式、新的环境、新的学问刺激和吸引着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去探究西方新知。

当时中国社会急剧变革，加上西方也希望凭借炮舰的神威对中国进行文化的渗透，各种思想、文化激烈地碰撞，于是一场富国强民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7]525”。

鲁迅期望当时的政府能改良政治体制。

在这个过渡的时代，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符号之争与史实之争，它从一开始就超越了纪年的范畴，演变成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的争执。

不同的纪年方式隐含着不同的政治理念，而在其背后，则是不同的政治诉求[9]。

其反映了中国近代化的内在要求，即中国走向世界的内在要求。

自16世纪以来的中西历史纪年的“中西文化冲撞”也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碰撞和融合后归于“和合”。

鲁迅认为，我们应该抱了谦虚渊淡的心，将世界的文化毫无顾虑地摄取。

从这里面，才能生出新的东西来[8]373。

鲁迅于1903年初剪掉了象征满族统治的辫子，并拍了一张“断发照”送予同乡好友许寿裳，并在相片后面题了一首诗，其中著名的一句为“我以我血荐轩辕”，反映了他这种迫切希望改良国家的决心。

出于政治的功用，鲁迅翻译了大量的国外文学作品到中国，如在《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中提到，“我译这书，……正可借以供少年少女们的参考或服用，也如金鸡纳霜既能医日本人的疟疾，即也能医治中国人的一般[8]285”。

同样在《文艺政策》的后记中，鲁迅提到，“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10]”。

和合精神家园可赋予人人安身立命之所……和合精神家园可为人提供一种和谐、友爱、平等、互助、自由的温馨家园。

这个家园……更主要的是人的灵魂的温馨的家[11]4。

腐朽没落的政府让当时的知识分子深刻地感受到“无国”的危机，迫切地想寻找一种新的国家认同。

鲁迅关注人的思想觉醒和社会、民族的解放，大胆实践和推动中国文学的意义和文体形式的变革，并有选择地吸取了世界先进的文化，反思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并积极扶植文艺战线的革命新生力量，看到问题，就剖析给国民看，号召国民去抗争；看到希望，就鼓励国民去战斗，希望借此能营造一个美好的家园。

通过译介国外的文学作品，鲁迅希望能呼唤中华民族赶快从这种愚昧的状态中走出来，走出象牙塔，正视社会现象，寻找自己的创造性和救国救民的良策，摆脱旧文化和旧社会的束缚，早日实现社会的改造，真正地融入这个世界。

　　二、鲁迅文学翻译作品化解道德危机

　　《说文解字》把“和合”释为两义：

一曰“相应也”，即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谐一致；二曰“调也”，即多种不同的事物、成分、因素，按照一定的规则与关系和谐地组合在一起，有着和谐、和顺、谐和、调和、和睦、中和等多种相异又相同的涵义[12]。

当时中国人民正处于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中国人如果要成为独立的人或要重新当人，就要奋起抗争。

而当时在愚民政策的熏陶下，忍让和谦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如何启蒙劳苦大众和开发民智也是鲁迅一生所最为关注的一大问题。

他说，“因为中国的工农，被压榨到死尚且不暇，怎能谈到教育；……不过人的向着光明，是没有两样的，无祖国的文学也并无彼此之分，我们当然可以先来借看一些输入的先进的范本。

……从此脱出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它将要生出不同的结果来[13]。

”在鲁迅的翻译专论中，并没有详尽地阐释这些宝贵的思想和观点，但他的只字片言却体现了鲁迅希望通过译介国外的文艺作品和文学作品来改变人们的精神，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4]439。

”中国旧社会充满了血腥的欺骗和剥削，不可能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美。

通过与西方科学文化的对比参照，鲁迅对旧中国的封建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反对旧社会对人性的压迫和压榨，希望国人能通过对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的吸收来改变其思想，能实现国人思想的健全与解放。

和合生存世界的和合，就是人对人所生存的对象世界的思考的自我观念、自我创造的活动。

2[63]同时，和合生生道体是创造性的人文化成，其逻辑前提是人的自我觉醒、主体的精神独立和人道的差分运行……人类才有了和合生生的可能性、迫切性、主体性和创造性[11]2。

”于是独立的人是一个国家进行改革，步入繁荣昌盛的前提。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4]58。

但中国长期的文化专制制度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愚昧了大众，于是人的个性缺失，如果要把人从无所不在的等级制度、家族制度的框架中拯救出来，从一代代沉淀而成的历史负担之中解救出来，就只有靠引入新的思想和文化。

于是，鲁迅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到中国。

作为译者，在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时，应“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占有”之后必须要“挑选”，然后再决定“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15]40-41”。

如果不这样，“人不能成为新人[15]41。

”这种人就是自己能当家做主，不再是皇帝或者别人的奴隶，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所关怀的“人”，只有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才能创造出和谐美好的社会。

鲁迅对传统文化作出了大胆的批判，勇敢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挑战，并用大量的译文来证明其方向。

通过翻译，借助外国的文艺和文学来救治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毒瘤，开阔国人的眼界，化解了人的道德危机，最终能够对中国的思想界有所影响。

　　三、鲁迅文学翻译作品化解精神危机

　　在当时内外交困时期，深受国学熏陶的文人志士们，身处中西学之间，对译介西学其实矛盾重重。

其一，“西学”、“新学”逐渐取代了“夷船”、“夷炮”等话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深入人心，甲午战争后，日本作为战胜国令中国有识之士刮目相看。

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提倡借鉴日本的经验，向西方学习强国之术的呼声越演越烈。

其二，这些文人志士们又无法放弃中国数千年来的圣典礼法，常常又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复古的倾向。

于是这两种思想在这些人心中不断地冲突、升华。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精神两大部类，……科学满足了我们的理智，人文满足了我们的情感。

只有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视野交叉在一起，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合情合理”的世界[16]74-75。

在鲁迅最初的翻译生涯里，他曾提到“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17]”。

鲁迅是“五四”之前中国最早介绍科学小说到中国的译者之一。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从日语转译了几部科学小说，有把法国儒勒•凡尔纳当作美国培伦著的《月界旅行》，有把凡尔纳当作英国威男写的《地底旅行》，还有美国作家路易斯•托伦的《造人术》、《北极探险记》、《世界史》、《物理新诠》等。

鲁迅前几部译作中有明显的改译和编译等多种译法的迹象，如鲁迅自己所说“凡二十八章，例若杂记。

今截长补短，得十四回[18]4”，明显是受当时译界风气的影响。

但鲁迅翻译科学小说自有他的用意，如在《月界旅行辩言》提到，是为了让读者“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故荀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18]4”，他是要把以西方新的小说形式表达出来的科学精神引进国内。

进入近代以来，我国的爱国进步人士对旧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新旧文化的交替之争让许多人迷茫、困惑。

李大钊在《隐忧篇》、《大哀篇》中，鲁迅在《仿惶》中都真切地流露过这种情感：

一方面传统伦理秩序已经失范，另一方面又尚未形成新的人际关系和道德规范；一方面老权威已丧失了信仰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又找不到足以替代的新的信仰权威[16]232。

毫无疑问，当时的他们也与不少的新青年都曾陷入虚无、幻灭的认同丧失的痛苦之中。

但他们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能在这种迷茫失落中，寻找自己的新的信仰。

鲁迅的翻译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主要是为了填补当时中国落后的科学和语言文化空缺，满足中国读者真实地了解外国科学和语言文化的需求，体现了他借鉴外国文法来改造中国文法的精神，带有明显的政治索求和语言文化改良目标[19]。

由于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和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及中国的流行，鲁迅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苏联吸引了他的目光，并将他引向了马克思主义。

鲁迅选择作品时，注重作品是否对读者有益，对社会有用。

其译介作品关注文学与革命的关系。

这些作品的翻译与鲁迅对于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的思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促进了鲁迅对于中国的革命与文学的思考，使之在中国革命与革命文学运动中做出清醒地选择，鲁迅对于托洛茨基的关注是这一阶段中明显的特点。

参见鲁迅翻译板块图[20]：

从上图可得知，俄苏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翻译在鲁迅文学译作中占很大的比重，大约有140万字以上，他在促进俄苏文学及其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开拓作用。

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提到，那时候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

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凡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枪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读者大众的怀里，给一一知道了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7]473-475。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了》中提到，我所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