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与伟大意义——党课讲稿（19页）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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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区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在此次政变中英勇牺牲。

随后，南方多省以“清共"

“清党"

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东南各省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

仅广东一地，包括萧楚女、熊雄、邓培在内的2000多共产党人被捕杀。

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指使反动军警采取突然行动，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苏联使馆人员以及居民等80余人。

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在北京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4月18日,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与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

5月间，武汉地区的政治形势也越来越严重，反共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步步向右转。

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公然通电联蒋反共，并向武汉发动军事进攻。

21日，在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阴谋策划下，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变，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捣毁湖南省总工会、农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大量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半个月中全省被屠杀的革命群众在一万人以上。

因为事变这天，中文电报用韵目“马"

字代表21日，所以称这一事件为“马日事变"

。

在此紧要关头，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给中国共产党发出指示：

（一）开展土地革命；

（二）吸收新的工农领袖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党；

（三）动员二万名左右的共产党员和五万革命工农，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

（四）将新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代替原有的委员；

（五）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6月1日，中共中央收到上述指示。

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将电报内容告知汪精卫，幻想争取汪精卫的同意。

汪精卫不仅没有同意，而且以此为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

的凭据，为自己找到了“分共"

的一个借口。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对汪精卫的反革命面目没有认清。

7月14日、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连续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的“分共"

主张，把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说成是“破坏国民党的阴谋"

，是对国民党生命的“根本危害"

由此，汪精卫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

在汪精卫“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走一个共产党员"

的叫嚣声中，大批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被杀害，武汉顿时成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人间地狱。

顿时，全国时局剧变，阴霾满天，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

汪蒋合流，使持续了四五年的国共合作顿时破裂，昔日的盟友忽然变成了凶残的刽子手。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

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

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谷，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

而从党内来看，右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时期一直在统治党中央，忽视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忽视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

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说：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

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仍无坚决的概念”一个重要的表现是:

土地革命初期，中共中央最看重的仍是工农暴动，常把军事运动、特别是做正规军的工作，严厉批评为“军事投机”，不同意多做这方面的工作。

事实上，在长期持久、规模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中，如果缺乏既有革命思想、又受过严格军事训练、遵守组织纪律的军队作为骨干，只临时发动缺乏严格军事素养的工农暴动，是很难战胜敌人的。

大革命的失败充分证明了，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中国共产党想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

可以说，没有一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是不可能获得真正解放的，即使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也会丧失殆尽。

人民也在挫折中切身感受到：

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无法实现和维护人民的利益。

人民也热切地期待着人民军队的诞生，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获得彻底解放。

毛泽东同志后来就讲，“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

“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

……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

”中国人民之所以几千年来长期受内外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根本的问题在于手里没有枪杆子，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

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创建人民军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当务之急。

二、南昌起义的爆发经过

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特别是中共领导人，在大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忽视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那时，南方的绝大部分军队都控制在国民党手中。

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国民党人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中，其中包括贺龙、叶挺等部队，他们正分驻在江西北部。

这是革命和反革命双方共同注目的力量。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实行“分共”后，立刻调动军队对这个地区采取包围之势。

张发奎也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

的表示。

局势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

再不当机立断而稍有退疑，仅有的这点革命武装力量必将被断送。

而且，宁汉合流的趋势日渐明朗，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也愈益强烈。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春、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剥夺了陈独秀的中央领导权。

同时，临时中央开会讨论挽救时局的办法。

决定在张发奎部队中发动军事暴动；

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等省举行秋收暴动，并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

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提议“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言谴责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抛弃劳动群众,背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

，使旧军阀统治一变而为“新式军阀伪国民党之统治"

，因此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不久，中央发现汪精卫在极力拉拢张发奎，便又给九江的同志以张发奎如跟汪精卫走我部则与他脱离关系的指示。

7月20日，在九江的中共中央委员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样代英与叶挺、聂荣臻一起分析形势时，认为张发奎已靠不住，必须实行脱离关系的原则。

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

7月26日，周恩来离开武汉，赶往南昌。

7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样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成立，领导实施起义计划。

（一）战胜张国煮的干扰破坏

7月26日，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电报指示。

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是斯大林亲自决定并由布哈林具名发出的。

中央十分重视，下午4时就南昌起义再次召开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来电内容：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指南昌起义）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办法）是让（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到农民中做政治工作。

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即加伦将军）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的军事工作人员参加（南昌起义）是不能容许的。

”

对于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大家有不同意见。

罗明纳兹认为来电的真正意图是不同意举行南昌起义的，因而尽力阻止起义计划。

但以中共中央当时的理解，电报的意见是“这无异是说：

'

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

中央常委会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均认为，南昌起义“必有胜利机会"

罗明纳兹没有办法，只好要中央派一得力同志立即去前方送信，最后大家推定张国春负担这一任务。

然而，张国春和罗明纳兹的想法是一致的。

而且，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较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张国春的认识。

因为中国共产党准备起义的部队中的几支主力，事实和名义上，大都归张发奎指挥。

如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周士弟所率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及影响并参与起义的七十五团，七十四团机枪连，蔡廷错的第"

一军第十师等。

由此看来，当时的张发奎如果有革命姿态，甚至参与进此次暴动，这当然最好不过，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此时的张发奎所倚凭的是汪精卫武汉政权，已明确反共，并采取各种手段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力量。

但张国春仍认为：

“张发奎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称得超模范军人；

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善战，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爱。

更重要的是，形势已然如此，张国春不从时局变化和人的态度转变去考虑，却反复强调张发奎爱护袍泽，不分共产党或非共产党员。

在一度时间，张发奎的确表示过自己的第四军将保护共产党员，但眼下，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起而暴动”，张发奎还会“保护”其而支持吗？

当然不会。

此时如果仍将希望寄存在张发奎身上，显然是非常危险的。

7月26日开完中央常委会，张国春便奉中央之命赶赴南昌。

当晚，他乘上长江下行船，先由汉口前往九江。

第二天早晨，张国煮到达九江。

由于局势动荡，这里集中了一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

他们大部分是候车转赴南昌的，也有一部分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游上海等地。

张国春很快就找到了贺昌（中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政治教官）、样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关向应（中共中央委员）等共产党人，向他们简略传达了会议精神。

但是，张国春已将自己的理解渗透了进去，有了不进行起义的意思。

听了张国春的话，样代英非常激愤。

他与其他同志一样，一致认为南昌起义势在必行，没有讨论的余地。

在张国春追问为什么不能重新讨论时，样代英表示，此事没有必要等候你来了再行讨论。

因为事情已经决定了。

当张国春以自己理解的共产国际电报精神告诫样代英时，样代英怒斥共产国际，认为现在南昌起义一切都准备好了，忽然又发这样的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

样代英表示首先誓死反对这样的指示，进一步强调不理会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按照已经决定的计划干下去。

对于张国春一再以中央代表身份进行阻挠，样代英愤怒地说：

“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

样代英的愤怒，使张国春“为之色变”，同时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