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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就着姜德志的报告思路，就我们国家反腐形势现状和贪污腐败现象谈些个人体会，供大家参考，不当之处请各位书记，委员指正。

一，中国贪官现状分析

如果对中国改革开放20几年以来贪官现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从犯罪主体上看，涉嫌贪污贿赂的官员职务层次

越来越高。

20世纪80年代初，查处的往往是基层直接管钱管物的厂长，经理，采购员，会计，出纳员等。

90年代以后，领导干部犯罪的越来越多。

有统计，1993年——1997年的五年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干部2903人，平均每年580人；

1998年——201X年的五年间，查处县处级干部11907人，平均每年查处2381人，是前五年的4倍多。

1993年——1997年的五年间查处厅局级干部265人，平均每年53人；

1998年——201X年的五年间查处厅局级干部816人，平均每年163人，是前五年的3倍多；

1993年——1997年五年间查处的省部级干部7人，1998年——201X年查处的省部级干部25人，是前五年的3。

5倍；

201X年一年，省部级干部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人。

通过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在犯罪的领导干部中有“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

即司局级这层中层领导干部在所有犯罪领导干部中所占比例是最大的。

有人收集了国家审计署网站（）公布的150个犯罪案例，发现司局级领导干部占了所有犯罪领导干部总数的50％以上，其次是县处级领导占到犯罪领导人总数的19。

3％。

第二，从犯罪领域上看，从商品流通，资源配臵，生产要素市场，向政治司法领域发展。

1982年，中央作出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决定，把贪污贿赂犯罪界定为经济犯罪。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提出市场经济

概念，当时提法是“商品经济”。

实行的是商品价格双轨制，这个双轨制害了不少人也造就了无数的大小“大款倒爷“。

有的人利用职权倒卖物资吃差价。

据有关部门统计，那些年吃差价，每年有几千个亿都吃进了个人腰包。

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不少人不满足于经济实惠，有了经济基础后，就要涉及政治，寻求更大的实惠，寻求保护，客观上造成政治腐败案件和司法腐败案件频发。

第三，从犯罪形式上看，由单一犯罪向有组织形式的犯罪发展，窝案串案居多。

赖昌星走私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就有160余名。

中纪委组织了近千人进驻厦门办案，据我认识的中纪委的领导说，似乎整个厦门市没有收过赖昌星钱的干部已经没有了。

“201X年度中国十大法制人物“，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曾介绍说：

201X年底，他被中纪委调去查办“慕马（慕绥新和马向东）”大案，在和慕绥新谈话之前，姜德志先找了慕绥新的秘书，其秘书说：

“你让我说谁给慕绥新送钱了，我的确说不出来，但是让我说谁没给他送钱，我能说出来。

”

上海社保大案，国家药监局腐败案，包括东航货运大案都是典型的窝案串案。

第四，从涉案财产看，腐败分子对生活资料的占有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财富的积累发展到资本的积累。

1993年——1997年，我国查办的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

案件有617件；

1998年——201X年是5507件，是前五年的8。

9倍。

有些案件涉案金额十分惊人。

如：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相继卷走公款几十个亿；

再如东北高速原董事长张晓光案件，涉及中国银行哈尔滨河东支行一个小行长，与个体户勾结，卷走公款十个亿，张晓光涉嫌受贿数千万元。

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刘金宝，在上海，香港任职期间，团伙贪污，抓了十个人，违法犯罪金额几千万元。

吉林省的腐败官员王纯（吉林省委原副秘书长），李铁成（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刘国（中国粮食储备总公司吉林分公司原副总经理）都分别在北京，上海，大连，长春购臵大量房产，一方面是为了洗钱；

一方面等待升值。

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腐败问题出现了新的特点和情况，即从公路建设领域向水路建设领域渗透，从工程建设领域向经营管理方面蔓延，从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向拉拢腐蚀评标专家变化等（据6月4日《新华每日电讯》）。

据交通部门统计，1998年到201X年全国交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万亿元。

如此巨大的建设规模，使拥有公路工程“生杀予夺”大权的交通管理部门炙手可热，也逐渐成为腐败“病毒”侵蚀的“高危行业”。

1997年以来，在交通厅长落马的黑名单上，从四川省交通厅长刘中山、贵州省交通厅长卢万里开始，已有新疆、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安徽、江苏等省份的17名厅（局）长。

今年2月1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缉拿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

加上他

就是18人。

河南省更是创下了连续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犯罪纪录。

交通官员不断落马，厅以下干部更多。

在这些案件中，发案环节基本都与公路建设有关。

看来，交通领域的腐败行为，不仅有18名交通厅（局）长落马的纪录，还有河南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奇闻。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河南的一名厅长上任之初还写下了血书，向组织保证坚决汲取前任教训决不腐败，但案发后发现他早就腐败了。

在当代中国的腐败史上，交通领域里的腐败纪录绝对是破天荒的、空前的，可以堪称之最。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交通领域里的腐败行为已经“从公路建设领域向水路建设领域渗透，从工程建设领域向经营管理方面蔓延，从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向拉拢腐蚀评标专家变化等”，这里，提请读者朋友注意这个“等”字，足见，交通领域腐败的新动向，远不止这三个方面，真不知交通领域还要创下什么新奇的全国腐败纪录，这不能不引起公众的重新关注。

“要想富，就修路”。

这不仅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出路，更是贪官们谋求个人财富积累的重要秘诀。

在一些地方，公路建设庞大经费成了贪官黑洞，层层转包，层层扒皮，大量建设资金“蒸发”。

据报道，我国高速公路每平方公里平均造价超过3000万元，部分甚至近亿元。

耗资9.57亿元的河南省许漯高速公路，自1999年交付使用后，4年4次大修，并导致该省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锒铛入狱。

篇二：

贪污受贿检讨书

落马官员悔过书落马官员忏悔录列入反腐“任务清单”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201X-03-25）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头版新闻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李劲峰、陈尚营、李斌）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

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

这项举措引发社

会关注。

目前,中纪委已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

今年1月,十八

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列出了201X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单”,其中包括:

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

新,警示他人。

“新华视点”记者对多名落马官员的悔过书进行了梳理和跟踪采访。

悔过书的三大类型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

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

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

要内容。

同时,与忏悔书配合的案件反思报道,披露了“滥发索要奖金”“影视业潜规则”等细

节,让读者感到震惊和唏嘘。

从上世纪末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反省的悔过书,到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剖析“玉”与“欲”

的忏悔陈述,以及湖南株洲一名处级干部文采斐然的反思,形形色色的各类悔过书成为落马官

员交代违法问题,表明认罪态度的重要材料。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

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

由于官员是抱着系统梳

理自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等方面,

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法犯罪

的全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

自身放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观改

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

按照作者的核心心理诉求,悔过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高调表功型。

一些官员在忏悔书中会着重描述“辉煌业绩”,展示“功臣犯错”的形象。

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忏悔书中说道,“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

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

史联文也在忏悔书中高调表功,“做了很多前

人没有做成的大事”“辽宁广播电视台的改革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一面旗帜”。

告诫建议型。

还有一些官员在悔过书中,主动将自己当反面教材,并结合堕落经历,提出建

议告诫后人。

倪发科在悔过时告诫“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鉴,

不要让我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

史联文则在忏悔录中,从干部使用、与商人打交道、注意

圆滑人、对待身边人四个方面,对其他领导干部提出建议。

写悔过书三大心态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官员写下悔过书,主要集中在纪委双规、反贪侦查、法庭陈述、监

狱服刑等时期。

尤其是在纪委双规或反贪侦查期间,这些官员在短时间内,面临从台上光鲜到

仓皇落马的巨大人生反差,不少人会选择以悔过书的方式系统交代违纪违法问题。

心态一——尘埃落定后的彻底解脱。

有检察系统内部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贪腐官员在多年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常常提心吊胆,害

怕被调查落网,惶惶不可终日。

因此,当真正接受调查时反倒因“尘埃落定”而获得平静。

这

类官员往往会通过写忏悔书,将违纪违法问题一股脑说清楚。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沈和新贪污受贿金额超过

1200万元。

他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不仅主动供述检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还在悔过

书中写道:

从受贿至案发的8年多时间里,自己一直生活在不平静、不安稳中,听到别人被组织

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被查处后,心情反倒轻松了一些”。

心态二——排解惶恐争取尽早解脱。

一位基层纪委干部介绍,在办案期间,落马官员除了需要接受询问和调查,大量时间处于

高度紧张或空虚之中。

一些人就会借助写悔过书,系统回忆和梳理其违法问题和心态,争取交

代清楚,尽早解脱。

心态三——心存侥幸企求网开一面。

还有一些落马官员心存侥幸,在悔过书内容中避重就轻,企图让组织网开一面,给予宽大

处理避免进入司法程序。

一旦被起诉后,这类官员即便写下悔过书,也容易找出各种理由来翻

供。

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题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悔过书“情真意切”地反

思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怨自己,只恨自己”。

在法庭审理时,却全面翻供,极力否认受贿。

经多次开庭和质证,徐亮受贿290多万元,及其妻子与证人串通翻供情况被查明,徐亮被判刑

13年。

一位基层纪检干部告诉记者,对于腐败官员的调查和处理,是在掌握大量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