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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其他古典一样,《?
Y梁传》也是清儒整理汉学的一个对象,但吊诡的是,它虽被不少学者当作今文经典,却不因“今文说”的兴盛而获得广泛的尊崇。
②在复古的思潮中恢复“今文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客观效应,就是把《公羊》划为与《?
Y梁》同一学派的作品,而带来了若干认知上的盲点。
尽管二传对经文的解释存在许多分歧,历代言其异多于言其同早已是《春秋》研究的主流基调,但当“今文说”成为定性经传的基本范畴后,相信二传同属一派的思路顿时支配了解读文献的方向,一些《?
Y梁》学者援引《公羊》的观点,而不顾传义能否兼容,是相当普遍的集体现象。
这是一个得不到足够重视的学术问题。
某些号称专门研究《春秋》或今文经学的学术史著,固然不理会清代?
Y梁学的发展③;
那些以《?
Y梁》为专题的作品,同样没有处理清儒援《公》解《?
Y》的进路。
④
为方便论述起见,本文将围绕让国、复仇、崇贤三方面的问题,挑选廖平《?
Y梁古义疏》和柯劭?
搿洞呵锓Y梁传注》二书作为主要的讨论对象。
王?
]运因是廖平之师,他的《?
Y梁申义》虽然篇幅极短,但也有若干观点可以印证廖、柯之说,间或也在讨论之列。
这三本书各有风格,持论各不相同,但讲究今古之别,混淆二传之义,可说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一、对让国的分歧
对让国持不同的立场,是二传一个最大的分歧:
Y梁》没有推崇让国的主张,不像《公羊》那样称让
收稿日期:
2017-08-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Y梁》政治伦理学探微”(14FX030)。
作者简介:
黎汉基,男,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广州510275)。
国而贤其人。
所有被《公羊》称贤的让国者,都得不到《?
Y梁》的揄扬。
对此,郑杲有很好的概括:
“子鱼、子臧、季札、叔武、叔术,《公羊》谓让国五贤,《?
Y梁》皆弗贤焉。
”⑤但是,廖平和柯劭?
耄?
尽管柯劭?
胗胫j剿浇患?
好而且深受其影响)却无视郑氏所说的分野,解读相关经传都是从《公羊》思路出发,屡有违反传义的弊端。
例一,子反。
僖二十一年,?
:
“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雩,执宋公以伐宋。
”传:
“以,重辞也。
”宋襄公称霸失败,与楚成王盟会反遭被执。
此经两书“宋公”,是显示宋襄公由主盟而沦为被执的发展。
Y梁》指出“以”是“重辞”,说明当时情况危急。
经文没有提及子反,此传也没有褒扬子反(即子鱼)摄立拒楚的意思。
廖平虽未明说,却认为子反是解读经传的重点所在:
“主书者,善宋立君以拒楚。
”⑥这是借镜于《公羊》的叙事。
据《公羊》僖二十一年传的记载,宋国为了因应宋襄公被执而临时让公子目夷(即子反)摄立,以此抵抗楚军的侵略。
Y梁》没有这些观点,也不认为“主书”与此有何关系。
廖氏以《公》解《?
Y》,不合传义。
例二,叔武。
僖二十八年,经:
“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
“讳会天王也。
”经文的“卫子”,就是城濮战后继卫成公登位的叔武。
Y梁》没有解释称子的所以然,据“称子未葬”的传例,一般称公、称侯或称伯的诸侯遇有先君甫薨的状况,经文对继立的嗣君不爵称子。
⑦但在此经之前,《春秋》明言“卫侯出奔楚”,显示实情不是先君离世,而是在位的卫成公流亡出国。
叔武和其他服丧的新君一样,称子大概是为了显示新君继立的状况,跟叔武摄立待让之心,毫无关系。
然而,廖平却认定叔武称子寓有深意:
“称子者,明君有绝道,己无立志也。
”⑧柯劭?
胍嗨担骸凹?
土之盟称子,以著其贤。
”⑨这里的“著其贤”,是扎根于《公羊》叔武为卫成公暂摄君位的叙事。
所以柯氏之论,与廖氏没有实质的差别。
廖、柯二人不约而同地相信叔武不想即位的心意,是经文称子的缘故。
这是可以商榷的。
不仅《?
Y梁》,《公羊》也没有解说“卫子”的笔法,他们二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暗袭何休的故智,因为《解诂》说:
“卫称子者,起叔武本无即位之意。
”这个说法,放在《公羊》也不见得必无疑义;
若用来解读《?
Y梁》,更是不通。
在解释僖二十八年“卫元?
I自晋复归于卫”的经文时,柯劭?
牖贡缢担骸坝胛篮钪8垂橐逋?
,见?
I为叔武讼无恶,其归而立公子瑕则恶矣。
”⑩之所以认为元?
I为叔武讼“无恶”,是因为柯氏相信,《公羊》贤叔武的叙事同样适用于《?
Y梁》。
然而,僖三十年传批判元?
I“讼君”,不能说《?
Y梁》认为这是“无恶”。
此外,传文也没有明言元?
I之恶仅在于“立公子瑕”。
说穿了,柯氏“为叔武讼无恶”的观点,乃是接受《公羊》的结果,背后的推理是:
叔武让国可贤,他被卫成公杀害是冤枉的,所以元?
I为叔武讼做的正确。
问题是,《?
Y梁》对元?
I只有贬词,根本不存在“无恶”与“恶”的区分。
例三,子臧。
昭二十年,经:
“夏,曹公孙会自梦出奔宋。
“自梦者,专乎梦也。
曹无大夫,其曰公孙,何也?
言其以贵取之,而不以叛也。
”经文“公孙”之名,《?
Y梁》强调其人之“贵”,认为事情并非取地叛国的性质,因为梦本是公孙会的采邑,他出奔却不将之献给其他国家,实是有所不为的善举。
经传只提及公孙会,不涉及其父子臧(即公子喜时)之名,更遑论他的生平行事了。
然而,廖平却认为公孙会之褒源于子臧让国之贤,说:
“《春秋》贤喜时能让国,因贤其父喜时而褒其子会也。
”柯劭?
胍彩钦庋?
的主张,说:
“以褒会为贤子臧,会可褒愈见子臧之贤。
”廖、柯二人是立足于刘向的观点,非《?
Y梁》本义。
《新序?
节士篇》说:
“子臧让千乘之国,可谓贤矣,故《春秋》贤而褒其后。
”刘氏虽治《?
Y梁》,但《新序》兼取百家,不能说它的每一句话必合《?
Y梁》之义。
以子臧为贤,实是《公羊》而非《?
Y梁》的观点。
《公羊》从让国者可褒的预设出发,认定公孙会是真正的叛乱者,之所以没有叛文,是因为他是子臧的后裔,以致经文为之隐讳。
应该说,上述《新序》的观点是刘向透过《公羊》解读《?
Y梁》的个人心得,虽然见解新颖,但于《?
Y梁》却无所据。
Y梁》此传只言“贵”不言“贤”,这两个概念不能相互化约。
承认公孙会的“贵”,不等于褒扬子臧的“贤”。
例四,季札。
襄二十九年,经:
“吴子使札来聘。
“吴其称子,何也?
善使延陵季子,故进之也。
身贤,贤也;
使贤,亦贤也。
延陵季子之贤,尊君也。
其名,成尊于上也。
”派季札出使的“吴子”,不是当年被?
s的余祭,而是继位的新君余?
u。
在《?
Y梁》看来,本人具有“贤”的条件,固然是“贤”;
能派遣像季札这样的贤者出使,同样是“贤”。
“身贤”之例,就是季札;
“使贤”之例,则是吴子余?
此传只说季札之贤在于“尊君”。
单凭“延陵季子”之语,很难说《?
Y梁》也像《公羊》那样强调季札推拒君位的心意。
季札拒绝继位和公子光?
s僚是春秋时代著名的历史事件,历代儒者讨论其事不乏其人,这也直接影响《?
Y梁》学者对传义的判断。
柯劭?
胨湮凑?
面提及季札让国之事,却对“身贤”另有新解。
《传注》引文十二年经“秦伯使术来聘”说:
“贤秦伯之悔过;
身贤,贤也。
”此解不通,因为《?
Y梁》没有“贤秦伯”的主张,僖三十三年传甚至提出“狄秦”之说。
柯注之言,实是弃传文而旁骛他传,《公羊》文十二年传“以为能变”而“贤缪公”,柯注援此解读《?
Y梁》,有违传义。
“身贤”之例,其实不必远求。
Y梁》既以“使贤”进吴子,季札本身就是贤者,不待证而可知。
必须强调,这不是柯氏个人的错误。
廖平同样相信“贤秦伯”的观点,而且大量引录《新序?
节士》有关季札让国的叙事(基本上取材于《公羊》襄二十九年的内容),最后说:
“是以《春秋》贤季子而尊贵其君也。
”《节士》原文是“是以《春秋》贤季子而尊贵之也”,廖氏改“之”为“其君”。
这样暗地改动的结果,就是把“尊贵”的对象由“季子”变为“其君”,既非《新序》原意,也与《?
Y梁》不合。
例五,叔术。
昭三十一年,经:
“冬,黑肱以滥来奔。
“其不言邾黑肱,何也?
别乎邾也。
其不言滥子,何也?
非天子所封也。
来奔,内不言叛也。
”黑肱是邾国的人,因为滥邑有别于邾国,经文不称之为“邾黑肱”;
因为黑肱不是周王册封的国君,所以也不能称为“滥子”。
因此,经文称名而剔除“邾”字。
无论如何,黑肱实有叛邾投鲁之罪,跟其他献地出奔的叛国者是一样的错误。
此传没有提及叔术其人,也不涉足于他的让国是否可贤等问题。
廖平在解释“不言滥子”时,特别引录“《公羊》言叔术让国事”。
据《公羊》的叙事,黑肱的祖先叔术是让国的贤者,当邾娄颜因淫乱而招纳反贼作乱时,叔术得到周王册立,后来醒悟把君位还给颜子夏父,而且当夏父封赏国土时,只接受五分之一。
Y梁》认为不言“滥子”的原因是“非天子所封”,跟《公羊》刻画叔术被册立的叙事不合,所以廖平引“叔术让国事”实非《?
Y梁》所能兼容的内容。
崔适批判《?
Y梁》和《左传》一样,“皆不及‘贤者子孙宜有地’之义,比而叛《春秋》也”。
说《?
Y梁》叛《春秋》,是立足于刘歆一党伪造古文经的虚假前设,不足深辩,但《?
Y梁》确实不认为经文因贤叔武而讳黑肱,也没有“贤者子孙宜有地”的主张,所以换个角度看,崔适的批判倒是比廖平的强合二传更符合实际。
总而言之,《?
Y梁》没有鼓吹让国或歌颂让国者为贤的观点。
尽管“让”或“辞让”在传中往往带有褒义,但让国绝非《?
Y梁》认可的政治行动。
廖平说:
“欲绝乱原,务须明让。
故《春秋》贵让,善隐公,贤卫武、曹臧、吴札三公子。
”为何只谈这三个人?
廖平没有解释。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概括完全违反传义。
贵让不等于贵让国。
Y梁》讨论让国问题,只是围绕着一个案例,就是鲁隐公欲让弟而反惹?
s祸的事件。
隐元年传虽不否定鲁隐公的“善”,却强调他的“不正”。
如上所述,《?
Y梁》虽贤季札,却不是因为他的让国;
而传文对子臧和其他让国者,也不像《公羊》那样推崇备至。
因让国而贤其人,是不适用于《?
Y梁》的思想预设。
二、对复仇的分歧
对复仇的不同判断,是二传另一个显著的分歧:
《公羊》鼓吹复仇,《?
Y梁》则谨慎地看待复仇的是非对错,不是凡复仇必有佳评。
令人纳罕的是,无视二传分歧,强以《公羊》解读《?
Y梁》的观点,还是不难找到。
下文试以齐襄公、齐桓公和伍子胥三人为例,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例一,齐襄公。
庄四年,经:
“纪侯大去其国。
“大去者,不遗一人之辞也。
言民之从者,四年而后毕也。
纪侯贤而齐侯灭之,不言灭而曰大去其国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这段传文交代了纪国灭亡的结局。
齐襄公以复九世之仇为名出兵灭纪,但经文“大去其国”的措辞,反映纪侯是得到民众爱戴的贤者,而《?
Y梁》透过纪侯与齐襄公的对比,显示前者是君子,后者是小人,?
槊庑∪肆杓菥?
子,经文不用“灭”而用“大去其国”的笔法。
莫名其妙的是,王?
]运却认定齐襄公和纪侯都是贤者,说:
“齐、纪俱贤,故特言大去。
若齐贤纪不贤,自可书‘齐师灭纪’;
纪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