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世纪初俄国人对苏联解体的认知.docx
《21 世纪初俄国人对苏联解体的认知.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21 世纪初俄国人对苏联解体的认知.docx（2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21世纪初俄国人对苏联解体的认知
21世纪初俄国人对苏联解体的认知
林精华
2013-1-1213:
50:
12 来源：
《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6期
【内容提要】随着时间的流逝，苏联解体已成为历史。
对此，俄国人也越来越能摆脱当事者的情绪，冷静、理性地看待这个事件及其后果。
其中，别洛韦日协定签署的见证者、又亲历了俄联邦初期诸多政治事件的俄罗斯前代总理盖达尔，退出政坛后专心研究俄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杰作《帝国的消亡：
当代俄罗斯的教训》，显示了俄国人认识苏联解体问题的进步：
苏联是在俄罗斯帝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把帝国版图扩张到了极致；相应的，就必须强化帝国治理方式，高成本地管理联盟及各加盟共和国，高代价地维护苏联帝国在全球各个角落的利益。
这种帝国治理方式，最终使帝国自身难以为继，哪怕叶利钦等人强行终止苏联是违宪的，也没有产生足够的维护联盟的力量而抵抗之。
【关键词】苏联解体帝国治理内政成本外交代价
【中图分类号】K512.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6-0096-（22）
2011年3月2日，正值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МихаилГорбачёв）八十寿辰。
梅德韦杰夫总统授予其俄国最高勋章“圣徒安德烈勋章”，以表彰他在苏联末期担任国家领导人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此举意味着，这不仅仅是对其给后苏联俄国带来民主和自由的再次肯定，而且也可能意味着俄国人较此前释怀了苏联瓦解带来的集体创伤，还体现出对俄罗斯帝国的苏联阶段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更新。
因为在相对民主的体制下，这种具有国家导向性的政治举措，当然不是总统个人的心血来潮之举，背后有着俄国政治和文化精英对苏联解体之认识深化的推动力，更有国民不再沉迷于往日的帝国情怀、不为怀旧苏联的情绪所左右的民意。
有意味的是，我们认为这种表明俄国人能够超越苏联历史框架看苏联解体以及有关的人和事的行为，此前已产生过：
2007年4月23日，对苏联解体起了更为关键性作用的叶利钦（БорисЕльцин）去世，普京总统当时宣布，25号为全国哀悼日，政府为其举行国葬，并高度评价叶利钦是“率直而勇敢的国家领袖”；前俄联邦副总理、现任统一民主运动“团结”政治顾问与“没有专横和腐败之俄国”人民自由党主席鲍里斯·涅姆佐夫（БорисНемцов）公开表示，叶利钦很爱国，却不被俄国民众所理解，“他将作为解放国家并使国民获得自由而尝试一切的领袖走入历史。
若不昧良心，俄国人都会承认这一点”；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Жириновский）评价道，叶利钦最大的功绩在于让俄国获得了九年的完全自由。
[1]
然而，1990年代则远不是这种情景：
促成苏联解体的改革和苏联解体本身，换来的不是西方支持、民生的切实改善，后苏联俄联邦在所谓“民主制”催生下出现了暴富和赤贫的合法分化，对现实失望的国民，迁怒于造成这种后果的戈尔巴乔夫改革。
于是，“苏联”成了获得政治自由的俄联邦居民的复杂纠结。
一方面，声讨苏联罪恶的声浪如排山倒海之势席卷社会各阶层，曾被苏联当局禁止的各种文本和人士在此期间仍持续地回流，形成了“回归文学”浪潮，这使得刚刚从苏联走过来的俄国人晕头转向（不知道是要回到历史，还是放下历史包袱而前行）；另一方面，国民对苏联解体充满着无奈、怨恨、失落等情绪，对造成苏联解体的诸多重要责任者满腹愤恨。
例如，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10月15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时民主化兴盛的苏联，问题丛生，许多人已经看到国家不可收拾的败象，苏联许多重要媒体、党派不是祝贺，而是极尽嘲讽之能事，以至于戈尔巴乔夫当时无法亲临现场领奖、演讲。
苏联解体不久，苏联最后一任驻英大使列昂尼德·扎米亚京（ЛеонидЗамятин）的《戈尔比和玛吉：
一位大师谈两位著名人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以亲历者身份说，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人的角色，和撒切尔夫人没能成功维护大英帝国的做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种情[2]形，也披露了戈尔巴乔夫没能维护苏联的许多历史细节。
而叶利钦在俄国受尊敬的程度更低：
1996年6月16日总统大选，叶利钦得票率仅为35.28％，比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ГеннадийЗюганов）只多了3.24％。
因支持率都未过半，7月3日进行第二轮选举，结果叶利钦以现职总统掌握选举资源的优势，操纵民主，得以连任，但当时和过后许多人都指责叶利钦徇私舞弊。
两年后（1998年9月6日），著名的《新时代》杂志刊文《叶利钦时代的终结》，引发社会效应，使这年10月民意测验，只有4%民众信任叶利钦能继续成为总统[3]。
进入21世纪，人们虽然由对现实的失望转化为对苏联的怀旧，但后苏联俄联邦国家秩序的恢复、社会的重建，是以牺牲苏联末期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为代价的，因而怀旧不意味着回避苏联解体问题，只是随着时间的延伸，“苏联”越来越成为历史的认知对象。
的确，由于苏联解体及其后的俄国社会长期动荡，1990年代国民在享受政治自由的同时，很多人对造成苏联解体的主要肇始者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不能释怀，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甚至冷战对手的智库专家—从苏联学家转化而来的斯拉夫学家杰纳吉斯（ChristopherI.Xhenakis），在《苏联出了什么事？
美国的苏联学研究者如何又为何吃惊》中也表示疑惑：
“1989年苏联共产主义失去合法性和1991年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改革促成的突如其来的这些戏剧性事件，为何会引发政治学家的措手不及（surprise）？
为何美国绝大多数苏联研究专家会错误预言发生在苏联的重大变革（significantinnovation），无论是哪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变革的可能性呢？
为何大部分美国苏联学家没能触及到1970-80年代已经明显表征着苏联要发生巨变的迹象呢？
”[4]。
这些疑惑，除了表明把苏联解体归罪于冷战对手的阴谋行为所致之说，缺乏足够说服力之外[5]，还预示着戈尔巴乔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对他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戈尔巴乔夫时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总统委员会委员、现任俄联邦科学院通讯院士的瓦吉姆·梅德韦杰夫（ВадимМедведев），苏联解体不久推出的《在戈尔巴乔夫的团队里：
内情窥探》如是说，1960年代改革和外部经济因素的作用，使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1）成为苏联经济发展最后一个顺利时期，但此后经济发展局势迅速恶化，最后的两个五年计划全部破产，只有军工企业繁荣，国家力不从心地为庞大的军费开支疲于奔命，这与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不是没有关系的[6]。
俄国人是这样对待戈尔巴乔夫，斯拉夫学者的诸多研究亦然，如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怀特（StephenWhite），在苏联尚未解体之际所出版的著作《戈尔巴乔夫及其下台之后》，以及普赖斯—琼斯（DavidPryce-Jones）的《从未发生过的战争：
1985-1991年的苏维埃帝国》等都有所提及，1985年以后苏联领导人的种种主观决定，或者所犯错误，确实在许多方面导致了苏联问题持续恶化，酿成无法收拾的结局[7]。
但是，俄联邦最初十年进程并未能使大多数国民如意，20-21世纪之交以来，出现对苏联的怀旧情绪，知识界也减少了对苏联和苏联解体的怨恨，把苏联解体置于更大空间和更长时段来认知。
其中，鲍里斯·拉文（БорисРавин）的《当代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诠释》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并不图谋建立资本主义或效仿美国社会运转模式，而是发现和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潜力”，并为其补充以社会为取向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而叶利钦改变了这个方向——使俄国西方化（提出并推行“休克疗法”，开展发放私有化债券的“私有化”运动），并无视1991年几次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同意保留联盟但要对联盟进行改革），还秘密瓦解联盟、攻打白宫、发动车臣战争等，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改革试图是扩大社会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但叶利钦改革优先考虑的是寡头家族利益[8]。
这样深入苏联解体的论著还有：
布兹加林（В.Бузгалин）和科尔加诺夫（А.Колганов）的《斯大林与苏联解体》，认为苏联解体并非只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造成的，斯大林及其体制已决定了苏联解体的基本趋势；科列姆涅夫（П.П.Кремнев）的《苏联解体：
国际法问题》认为，苏联解体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背离国际法进程；别尔维欣（ВадимПервышин）的《苏联之解体：
1946-1991年苏联历史（历史研究）》，把苏联解体放入更长的历史时段中考察，不认为这是一个独立事件；巴纳林（ИгорьПанарин）的《第一次世界信息战争：
苏联解体》，把苏联解体置于更大空间中观察，看到苏联解体的世界性因素[9]。
当然，在苏联解体问题上，这种以反思性分析替代情绪性批判的普遍化，得益于普京任代总统前夕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国》所论，在20世纪的大部分岁月是为共产主义原理而奋斗，否定这个事实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巨大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
主要错误是：
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
用意识形态方式发展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
无论承认这点多么痛苦，但我们将近70年都在这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计划体制和苏共垄断全部权力必然导致国家僵化；不久（2000年2月9日），普京在《共青团真理报》社回答读者关于苏联解体问题时再重复了这种观点，并断言“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那就是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当时大多数人已不珍惜国家，这样的国家不为人民所需”，这种体制是“俄国人已不能承受”[10]。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说西方和戈尔巴乔夫合谋瓦解苏联之声仍余音缭绕，如纳乌莫夫（В.И.Наумов）《有预谋的苏联解体：
伟大的悲剧》[11]，但显然已不再是主流性论述。
实际上，俄国逐渐改变对苏联解体认知的过程，也正是国际学术界对苏联解体认识深化的过程：
庞大的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仅仅六年后，就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解体，这应该不是任何个人能量所能为的。
若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也是由苏联政治经济局势所决定的，这期间叶利钦所起的作用更大。
并且，就历史发展过程而言，苏联解体使俄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正如十月革命使俄国由刚刚结束帝制的共和时代进入更为帝国化的苏维埃政权时代，苏联解体使俄罗斯帝国又一次发生了转折。
论及帝国，苏联解体意义就不仅是相对于俄国而言的，也是世界大帝国瓦解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具有世界意义。
一
众所周知，苏联解体的确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
苏联解体后不久，作为苏联解体过程的亲历者瓦吉姆·梅德韦杰夫，在那部《在戈尔巴乔夫的团队里：
内情窥探》中如是回顾道：
真正的改革始于1987年，这年苏联出现了三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对政治体制改革给予发轫性推动作用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制定经济改革综合方案的中央委员会六月全会，十月革命70周年到来，对苏联历史及其各重要阶段进行重新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变革”[12]。
但这些变化并非临时出现的，有其变化过程：
1973年，当时已是苏共中央委员、代理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Яковлев），在《文学报》撰文批评苏联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他因此被贬为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十年），在得到戈尔巴乔夫重用（升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后不久（1985年12月），便致函中央说，“如今问题已不仅是经济——这是苏联进程的物质基础，关键在于政治制度……需要彻底真正的民主制度。
民主，首先是选举的自由……从没有或不能选举的历史时代转变到人人[13]参与民主的时代”——这是展开对苏联政治进行根本性变革的第一份重要文献。
可是，一旦实施这样的改革，就要触动苏联体制。
1986年9月末，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ВикторЧебриков）提议，必须释放一半政治犯，但结果换来的不是对苏共敢于纠正错误的肯定，而是引发了更为激烈的政治诉求。
还有，接下来的电影工作者协会、戏剧家协会、大型文学杂志等正常的领导换届，苏共如往常那样进行人事安排，结果所提出的候选人无一当选。
可见，这样的改革已肇始了苏联解体，责任未必在“改革”，而在于改革的对象——苏联体制本身，按别洛韦日协定签署的见证者、又亲历了后苏联俄国初期诸多政治事件的俄联邦首任代总理叶戈尔·盖达尔的《帝国消亡：
当代俄国的教训》所说，“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所形成的各项制度太过僵硬，不能让国家适应20世纪末世界发展的各种挑战。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遗产、超常的国防负担、严重的农业危机、加工部门缺乏竞争力，都使得这一制度的崩溃无可避免。
1970-1980年代初期，这些问题还可以依靠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进行调节，但要保全最后的帝国，这可不是足够牢固的基础”。
正因为问题是在苏联帝国本身，所以无论戈尔巴乔夫怎样努力维护苏联，都无济于事，如1991年初就新联盟国家草案进行激烈辩论时，戈尔巴乔夫根据自己所提供的方案，智慧地于3月17日举行全民公决，结果如愿—76.4%的人赞成保留苏联，并使之成为充分保障各民族权利、自由平等的主权共和国的新联盟，但也没能挽救苏联。
据此便可以说，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自行解体、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苏联红旗随之被俄联邦三色旗所代替，仅仅是苏联历史发展到最后的象征而已，其实苏联解体的实质性过程在此前就已经开始了。
1991年12月8日，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了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别洛韦日协定）——“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是苏联的创始国，签署了1922年的联盟条约。
我们现在指出，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我们将要停止其存在”，就已决定了苏联终结的命运（12月10-12日各加盟共和国苏维埃纷纷通过表决加入这个协定）。
而且，还必须看到，“别洛韦日协定”还只是苏联解体的法律形式，如在1991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各共和国苏维埃修改通过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随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等会晤决定，本条约将于8月20日由各加盟共和国签署实施。
可是，就在这一有可能使苏联帝国平稳有序地转成新联盟的手续履行之前夕，苏联副总统、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军事工业委员会领导人、陆军总司令等，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支持下，使用武力，宣布全苏处于紧急状态，苏联政权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只是因军队拒绝执行委员会向继续游行的民众动武的命令，该委员会只维持了三天就以颠覆国家的罪名被解散了，其成员受审。
就是这个失败的“八一九事件”，连同此前持续两年多之久的社会动荡，已经从多方面表明，苏联政府和议会已无力掌控军队、安全、货币、税收、司法、经济等所有重要的内政（同时，也难以处理外交和国际事务），苏联及其政治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基础。
换句话说，苏联不能以国家形式存在的命运是由其自身决定的，而且这种情形当时就被市民意识到了：
“八一九事件”后不久，《生意人报》发表M·索科洛夫的《感谢上帝，改革结束了》（1991年8月26日）称：
“这次创造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先例——73年来，公民首次迫使子弹已经上膛的国家屈服”，“这次政变中触犯法律的，实际上是苏联的各领导部门：
强力部门、权力执行机关、立法机构、党的权力机关。
而当一个国家所有上层人物或者成为罪犯，或者成为帮凶，他们在人民面前就遭遇了毁灭性失败，这样的国家显然再无法立足。
国家领导人陷入了政治虚无之中，便会从政治真空中产生某种另外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要产生，而且不只一个”[14]。
其实，早在1991年7月30日，戈尔巴乔夫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已经同意用地税替代国税，代表国家的苏联政府的所有开支完全依赖各共和国政府，这实际上已在经济命脉上终结苏联中央政府的存在了。
此外，一年多以前（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还这样规定苏联总统职责：
要维护苏联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维护苏联宪法和法律，要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苏联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实现苏联民族国家制度原则。
然而，1991年11月16日叶利钦发布10项俄联邦总统令，包括接管联盟中央一系列财政金融部门，一周后叶利钦又宣布由俄中央银行接管苏联国家银行对外经济事务、停止俄联邦境内的苏共活动、撤销在俄境内的克格勃和内务部以及军事机关中的苏共党组织、暂停共产党报刊的出版、将苏联中央电视台收归俄联邦所有等，并解除了全苏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塔斯社和苏联新闻社领导人的职务等。
尤其是，签订别洛韦日协定以及其后各共和国领导人在莫斯科紧急磋商苏联解体的具体事务，12月21日叶利钦和其他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共同发表《阿拉木图宣言》，这些终结苏联的实际行动，都未邀请戈尔巴乔夫参加。
戈尔巴乔夫身为总统知道事情的进展，却无法按照宪法规定履行捍卫苏联的总统职责。
可见，苏联这个庞大帝国，其带来十年之久阵痛的解体，并非肇始于别洛韦日协定，而是在改革过程中失效的苏联宪法，无法阻止苏联帝国加速崩溃的历史性结果。
然而，当苏联解体真正到来的时候，独联体国家虽未发生骚乱，但如此结果还是震惊了世界。
冷战时期声名显赫的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声称，“美国总统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皆属能够赋予公共利益以实质性内容的政治制度。
这种政治制度的存在，在政治上将发达社会与不发达社会区分开来。
它同样能区分道德社会和非道德社会。
制度化程度低下的政府不仅仅是个弱的政府，而且还是一个坏的政府。
政府的职能就是统治。
一个缺乏权威的弱政府是不能履行其职能的，同时它还是一个不道德的政府”[15]。
15年后，纽约州立大学洛克菲勒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霍夫曼（ErikP.Hoffmann），和弗吉尼亚州防卫分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莱尔德（RobbinF.Laird），主编了曾轰动一时的《现代苏联政治》，其中斯坦福大学和胡佛研究所资深教授罗文（HernyRowen）之文《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经济的简要概括》这样引述美国对苏联的看法：
1982年，美国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W.Proxmire）阅读中央情报局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报告时得出三个关键性结论，“1）苏联经济增长逐渐放缓，但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仍将继续增长；2）经济成果并不令人满意，经济效益欠佳，但这并非意味着苏联经济失去了活力；3）苏联经济发展的成果与计划之间存在着差距，但从长远看，苏联经济未必会崩溃”[16]。
所以，1991年末苏联崩溃，原苏联民众如晴天霹雳，国际社会也深感震惊，——格罗斯曼（G.Grossman）的《1991年中期的苏联经济概述》、劳尔（G.Raul）主编的《苏联和东欧转变的困境》等都未看出苏联解体。
而如此坚固有效率的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之后几年间就解体，本质原因自然还是在苏联体制本身：
苏俄选择了斯大林工业化模式，舍弃了布哈林关于通过市场关系在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展开现代化建设的方案，确定以政治手段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这种发展模式与现代化自身的诸多本质性要求日趋背离，苏联解体是这种发展模式的自然后果。
所以，叶利钦决然不让俄共执政，是唯恐俄联邦重蹈覆辙；普京—梅德韦杰夫虽然正面肯定苏联，但在相当程度上实施基层民主，推行市场经济，在欧洲框架内定位俄联邦等，以免未来俄国仍会付出苏联那样的代价。
帝国体制维持了苏联表面上的强大，实际上国家“强大”以牺牲国民日常生活、民众的主体性诉求为代价，以至于造成帝国越庞大，其体制与国民之间的冲突越甚，也就越没有能力适应社会的自然变革。
我们知道，苏联八五时期（1966-1971）的经济发展很顺利，得益于1960年代改革：
1965年10月4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关于完善规划和加强对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规定，可以扩大企业权利，增加扩大再生产和奖励员工的资金，劳动报酬取决于个人和企业绩效，肯定利润在激励员工方面的作用（当然，当时能源价格上升，也是苏联经济好转的重要原因）。
但最后的两个五年计划全部破产，则因为国际能源价格暴跌，苏联又要力不从心地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以支撑苏联的帝国身份。
此情正如1985年9月至1990年12月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НиколайРыжков）之作《大国的悲剧》所说：
依赖石油天然气能源出口的经济结构，已使苏联经济发展和国际市场紧密相关，而1980年代国际市场上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一路下降，苏联应改变出口结构，但苏联制造业技术水平低，包括最发达的冶金、石油开采、化工等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也缺乏竞争力，产品只能在经互会成员国中流通，从而使苏联整个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以至于从1982年开始，苏联居民的实际收入已停止增长——统计显示增长率为零。
而且，帝国治理下的农业情况未必就比工业好：
废除农奴制以后，1870-1913年俄国工业经济曾有相当的发展，但却以牺牲农村、剥夺农民为代价，如原本是保护农民的村社，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转化为征税机构，即农民要交重税方可离开村社，所得资金用于铁路和其他工业建设；入城的农民工，各方面保障都欠缺。
这种以牺牲农民、农业、农村为代价的工业化模式导致政治风险，如城镇居民食品供应紧张，成为十月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
在停止新经济政策后，居然实行类似帝俄时代村社的集体农庄制度，把农村经济发展政治化，使苏联时代农业问题不仅没有根本性好转，反而日益恶化，造成1950年代以来需要通过垦荒来解决粮食问题。
196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改革也惠及了农业，但变化有限，结果导致原是世界上最大粮食出口国的俄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须花费大量外汇从美国、加拿大和中国购买粮食。
对此，戈尔巴乔夫尝试适度的市场经济改革，以图扭转这种急剧恶化的状况。
这便是盖达尔《帝国的消亡》所说的，“政府愿意朝着经济活动自由化方向迈进，以自己的方式重复中国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所历经的道路，其中第一个迹象便是1986年11月19日通过的《关于个体劳动活动》的法律。
1987年5月1日生效的关于个体农场经营活动合法化的决定也朝着同一方向前进。
在这方面，中国经验的影响同样显而易见。
这些决定对经济进程并未产生显著的作用。
它表明生活在市场经济之外已三代的苏联人，与市场经济仅有一代之隔的中国人，是不同的。
中国在1979年便已出现了最初的征兆：
政府决心哪怕以有限的方式许可农民独立经营活动，这些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
但在苏联，任何类似的事情都不曾发生。
”[17]
令人深思的是，经济改革原本是要减弱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干预作用，但有限的经济改革却迅速伤及苏联体制，苏联当局在改革受阻后反过来重新依赖帝国体制，进一步牺牲国民。
1990年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结盟，就扩大加盟共和国权力和解决经济危机达成协议，但不是扩大财政预算、提振市场经济，而是缩减预算、减少投资，500天计划规定1990年第四季度缩减基本建设投资20%、军费开支50-70%、削减预算中非保护性项目10-15%等。
实施这样的计划的结果，自然是引发更大的经济危机。
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全苏其他各大城市，甚至小市镇的各色人物，包括市领导、市民，纷纷写信向苏共中央告急，已买不到食品和其他日常必需的消费品了。
若是相反，启动市场经济，可能可以使日趋恶化的经济状况得以改观，避免并发的社会动荡。
但经济部副部长呈送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的报告《关于稳定苏联经济的整套可行计划措施的材料及1991年经济发展预测》（1991年6月20日）仍主张，消减预算开支、冻结各部门工资。
对此，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