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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才女陈衡哲
一代才女陈衡哲
陈衡哲，以莎菲为名在1917年《留美学生季报》发表白话小说《一日》，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1918年9月15日，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人家说我发了痴》；次月15日，发表白话剧本《老夫妻》。
旋在美求学时，继续为《新青年》写稿，陆续发表了新诗《鸟》和《散伍归来的‘吉普色’》、游记《加拿大露营记》、白话小说《小雨点》和《波儿》等。
1920年夏，于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旋回国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任，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教授。
这奠定了陈衡哲我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作家、诗人，被称为“一代才女”的历史定位。
当然也是近代绝色湘女最早的闪亮明星。
陈衡哲，衡山人。
衡山南岳系远古虞舜南巡住宿过的地方。
据史载，陈姓为虞舜圣帝后裔十二大姓之一，今在湖南的陈氏人口有500万人。
“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历史延申至衡哲祖父辈时，大概沾了圣祖圣哲之先风，其书香门第盛传衡山一时。
祖父陈钟英（1824-1880），字怀庭，衡山人。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
历任富阳、安吉、兰溪等知县。
太平军进攻浙江时，因疏于防守受议，后随军收得失地，复官，补用同知，调鄞县。
善古诗和骈文，精通内典。
同治十二年（1873）分校乡试卷，所录多才士。
卒于任。
著有《知非斋文集》。
叔祖父陈嘉言（1851-1935），号梅生，衡山人。
清光绪十五年知府十余年，为官清正廉明。
后调京任监察御史，有“铁面御史”之称。
辛亥革命后，他支持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
声援毛泽东夏明翰等爱国进步青年，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深受陈衡哲尊重。
因为衡哲与夏明翰妈妈陈云凤为姑侄关系，乡人传说陈梅生就是陈衡哲的亲爷爷。
对陈衡哲影响较大的亲属，就是她的堂伯父和堂姐陈撷英。
堂伯父陈范（1859-1913）原名彝范，字梦坡，晚年更名蜕，号蜕庵。
衡山人。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捐纳铅山知县，旋因教案落职，移居上海。
次年购办《苏报》。
二十九年（1903），聘章士钊为《苏报》主笔，开辟“学界风潮”专栏，支持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活动，介绍邹容《革命军》和章太炎《驳康有为先生论革命书》等文章，遭清廷忌恨。
闰五月《苏报案》发生，逃日本，结交孙中山等党人。
次年归至上海，被捕系狱一年半。
获释后走醴陵。
依妹婿醴陵知县汪文溥。
辛亥革命时，参加湘桂援鄂军。
不久赴上海，参加南社及国学商兑会。
民国成立后，任《太平洋报》编辑。
又曾至北京，与仇亮办《民主报》。
直至病逝上海。
堂姐陈撷英（1883-1923）衡山人。
陈范长女。
肄业上海中西女塾，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佐其父在上海办理《苏报》事务。
二十八年（1902），愤“女权不振，女学不讲”，创办近代中国第一份妇女刊物――《女报》，自任主笔，随《苏报》发行。
内容分论说、演说、女界近史、尺素、词翰等栏，注重探讨男女平等和女权、女学等社会问题。
次年易名《女学报》，又在报馆内设自立女学塾。
“苏报案”发，随父避走日本，入英佛和高等学校进修。
同年秋，与秋瑾、李自平等在横滨加入“三合会”。
三十一年（1905）秋，任留日女学生“实行共管会”会长，后与蜀人杨结婚，同赴美国留学。
1890年7月12日，陈衡哲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一书香世家。
祖籍湖南衡山。
父亲陈韬（1869-1937），举人出身，晚清官吏，著名学者，擅长书法。
祖母赵氏，母亲庄曜孚（1870-1938），都是著名画家和书法家。
母亲生两男六女，陈衡哲排行第二。
1894年，衡哲四岁时，由母亲教学，开始学认汉字，启蒙读书。
从陈衡哲的曾祖母开始，开创了这样一个家庭传统：
“每个出生于或嫁于陈家的女子，或出于天性或由环境，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诣。
”陈云凤（陈嘉言之女、夏明翰之母）、陈撷英、陈衡哲即是这个书香世家之佼佼者。
陈衡哲的少年时代，正处戊戌维新运动高涨，各种革命组织，纷纷成立，湖南不缠足协会，亦应而生。
民国巾帼领袖唐群英等将“痛心人”撰写禁缠小足的《脚说》等宣传品寄发到陈家。
少年女士陈衡哲受到影响和鼓动，顽强抵制家人为她缠足，终于获胜。
这时，陈衡哲才7岁，她开始协助母亲管理家中佣人帐目。
并开始写家书，文言夹白话的书信，使父亲很是得意，夸她“很有创意”。
次年，父亲亲授她三部书――《尔雅》以及父亲个人的中国地名笔记和历史笔记，后又增加一部《黄帝内经》。
这后，便教授其练习写诗。
陈衡哲在浓厚家塾教育熏陶下，国学功底日趋成熟扎实。
12岁那年，开始读梁启超的文章、《新民丛报》及谭嗣同的《仁学》，立志“当作家”，渴望上学。
陈衡哲13岁那年的春天，父亲须远去西南的四川做官。
冬天到时，母亲偕妹妹亦启程赴成都。
由于求学心切，她要求母亲让其到广东舅舅那里上学。
贤明的妈妈同意了女儿的请求。
于是她便和姐姐、姐夫一道经上海至广州，依寓舅父庄蕴宽家读书。
舅舅庄蕴宽，字思缄，思想很新潮，佩服西洋的科学和文化。
他不仅自己教陈衡哲，还请了一位客籍广东的杭州先生教她初级数学和新时代的卫生知识。
1904年初，庄蕴宽调往廉州统领新军。
夏天，陈衡哲随舅母全家迁往廉州。
舅舅极忙，但每天下午总要穿着新统军的服饰，骑着马，匆匆赶回家教她一个小时的《普通新知识》《国民课本》和一些报刊时事，然后又匆匆离去。
陈衡哲在《我幼时求学的经过》回忆说：
舅舅“对于现代的常识，也比那时的任何尊长为丰富，故我从他的谈话中所得到的知识与教训，可说比了从书本上得到的要充足与深刻得多。
经过这样一年的教诲，我便不知不觉的，由一个孩子的小世界中，走到成人世界的边际了。
我的知识已较前一年为丰富，自力也比较坚固，而对于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有从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
”（陈衡哲早年自传）。
这年冬天，为了深造，她带着舅舅给蔡元培的介绍信，随舅母到上海，拟进蔡氏创办的上海爱国女校上学。
因蔡元培不在上海，故改入中英女子医学院就读。
时至1907年寒假，陈衡哲在医学院学习满三年，她认为除英文外，几乎没有什么收获。
正在彷徨之时，突然接到父亲几次电报，命令她马上回成都的家，否则停止经济资助。
陈衡哲回到四川成都，拒绝父亲为她挑选指定的婚姻。
仍返回中英女子医学院。
期间，一边学练骑马，锻练身体；一边自学书画和中国古典文学，逐字逐句阅读完梁启超全套著作和唐宋诗词等书。
1911年春，陈衡哲弃学住到苏州常熟姑母家，得到姑母的关爱和支持，自学《尚书》和唐宋诗词等，依靠字典学习和翻译英国文学作品。
民国元年8月，她在《东方杂志》第9卷第2号发表译文《改历法议》。
姑母对她进行鼓励，使她增强了自信心。
1914年5月，获悉清华学校面向全国招收留学女生，考取者可获得奖学金去美国留学5年的机会，她在姑母支持下，到上海应试，结果被录取。
8月15日，从上海启程去美国，先到纽约州的普特南女子学校读大学预科，学习英语。
异年秋，陈衡哲以英文名字莎菲（Sophia）进入瓦沙大学历史系，主修西洋历史，兼修西洋文学。
留美学习期间，即从1915年夏天开始，陈衡哲进入到一个发愤读书、自由恋爱、认真写作的传奇时代。
陈衡哲原本是一个抱终身不嫁想法的独身主义者，但留学以后，这个想法，被一个正在康奈尔大学学习的《留美学生季报》主编任鸿隽所打销。
这前，他们从未相见认识，只因陈衡哲以试投稿寄《留美学生季报》，不料一篇以“莎菲”英文名《来因女士传》，引起任主编的特别注意。
他不仅对来稿兴味盎然，而且认定作者很有小说天才，便立刻于当年《季报》秋季号上编刊发了这篇文章。
这后，任鸿隽向“莎菲”不断约稿，两人开始了浪漫的通讯。
不久，任鸿隽邀约杨杏佛、梅光迪、唐钺等几位科学社的老朋友到伊萨卡郊游荡舟，自然也特别邀请了加入科学社的新朋友――陈衡哲。
因为陈刚进入美国著名女子大学――瓦莎大学专修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学。
这也是任、陈首次会面。
不久，陈衡哲收到任鸿隽为她写的一首七言诗，题名为《为陈衡哲女士题异兰记》：
新陆不复见兰蕙，每忆清芬心如醉；何来幽介空谷姿，为君采撷书中缀。
瓣蕊纷披香未残，葱茏细茎叶微宽；莫向湘沅觅彼偶，似此孤芳岂多有。
任鸿隽在《五十自述》中回忆：
“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后乃订终身之约焉。
”
1916年，任鸿隽从康奈尔大学毕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
这里与陈衡哲就读的瓦莎大学乘火车只需要3个小时。
春假期间，任鸿隽约上同在美国的胡适，专程前往拜访陈衡哲。
三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几乎每日都有书信往还。
胡适在后来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白话文诗集《尝试集》中，有《我们三个朋友》之作，以新诗的形式表现了他与任鸿隽、陈衡哲之间情同手足的挚友关系。
期间，她目睹任氏等人与胡适开展的文言、白话文的激烈论战，获益良多。
这年9月2日，她出席宋子文在麻省恩多佛主持的东美中国学生会年会和任鸿隽主持的中国科学社第一届年会，广交了许多学术朋友。
在开始与胡适的通信中，其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上的两首诗作――五绝《月》《风》即受到胡适的高度评价。
异年6月，陈衡哲以莎菲为名在《留美学生季报》发表白话小说《一日》，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以实际行动支持胡适的文学革命。
1918年夏天，陈衡哲于瓦莎女子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并获“金钥匙奖”。
由于她的出众才华，以及她的著作在国内外的影响，该校校长承诺：
只要是她的直系后人，女子均可以免试、免费进入该校。
后来，陈衡哲的女儿任以都、任以书均就读于瓦莎大学。
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以后的陈衡哲，没有因为任鸿隽已经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应孙中山之招，与杨杏佛等人同船经日本回国，她毅然进入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继续攻读西洋历史和西洋文学。
同年9月15日，她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新诗《人家说我发了痴》；接着，10月15日，她又在《新青年》发表白话剧本《老夫妻》。
异年5月，她获得“全美大学优秀生荣誉组织”成员资格，并获得奖学金500美元。
是月，继续在《新青年》发表新诗《鸟》和《散伍归来的“吉普色”》。
9月，又发表《加拿大露营记》。
这年圣诞节前夕，她以优异的学业成绩和多产丰收的学术著述，迎来了与任鸿隽的再度重逢。
1920年夏天，陈衡哲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与任鸿隽于是年回国，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任。
8月22日下午，两人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园内订立婚约，胡适参加了他们的订婚礼，并赋诗祝贺：
《我们三个朋友――赠任叔永与陈莎菲》。
8月26日，陈衡哲与胡适一同先回到北京。
30日上午，访蔡元培，受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是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教授。
同年9月1日，陈衡哲在《新青年》发表白话小说《小雨点》。
16日，与任衡隽在北京举行结婚典礼，胡适做赞礼，蔡元培做证婚人。
胡适戏赠陈任的对联是：
“无后为大，著书最佳。
”蔡元培的赠联是：
“科学社最小限度，历史谈重新开篇。
”接着，于10月1日在《新青年》发表白话小说《波儿》。
这年冬天，陈衡哲还接任聘请，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
陈衡哲进入而立之年以后，她以厚积薄发的功力开始编撰《西洋史大纲》，同时长女出生，取名“以都”。
《纪念论文》等陆续发表，她决意专事著书立说，辞去北京大学教授职务，接受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编译所所长王云五请她编辑《西洋史》
经协商通融，她于兼任《努力周报》主笔同时，受聘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编著《西洋史》《文艺复兴小史》等。
1924年1月，所著《西洋史》上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同月25-26日，新作《她的问题》完稿。
同年4-5月，和胡适通信讨论学术问题，如对《国学院计划书》的评述；对《学衡》期刊的看法；对梁启超“唯物史观”“文化定义”的讨论等。
7月，发表短篇小说《运河与扬子江》。
8月，完成论文《国家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写作。
10月，小说《洛绮思的问题》在《小说月报》第15卷第10号上发表。
1925年上半年，《西洋史》下册和《文艺复兴小史》同时于5月中旬先后完稿。
6月3日，次女出生，因与《西洋史》下册差不多同时长成、出世，故取乳名‘书书’。
旋婉言谢绝朱经农函邀任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职，偕夫任鸿隽举家迁往北京，于10月应徐志摩邀约，为《北京晨报副刊》撰稿。
1926年2月，《西洋史》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6-8月，完成创作《亚波拉与爱洛绮丝》《北戴河一周游记》。
是年，短篇小说《一支扣针的故事》和论文《妇女与职业》相继发表。
《文艺复兴小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27年5月，作《西洋史?
六版序》，说明对全书校改、增删情况。
9-8月，出席美国檀香山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二届常会，并发表《太平洋国际会议纪略》。
旋于9月3-7日，出席中国科学社在上海举行的第12次年会。
1928年4月，短篇小说集《小雨点》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书前有《胡序》（胡适作）、《任序》（任鸿隽作）和《自序》。
1929年2月，应邀回北京大学历史系授课。
10月20日，赴日本，出席太平洋国际学术第三届常会。
11月，《西洋史》第7次由商务印书馆再版。
1930年4月，和胡适商量关于《中国文化论文集》的组稿、编辑等问题。
是月，《欧洲文艺复兴小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31年3月，发表《说过渡时代――为〈大公报〉三十周年纪念专刊作》。
她主编《中国文化论文集》于夏天在上海出版。
9月，在《北斗》创刊号发表散文《老柏与野蔷薇》。
23-26日，因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中国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代表颜惠庆、胡适、陶孟和、陈衡哲、丁文江、徐淑希6人在上海分别发出数次电报，建议大会延期，提出日本代表退出此次会议，等等。
10月21日-11月2日，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常会。
1932年5月22日，参与筹办的《独立评论》创刊号出版，胡适为总编辑，陈衡哲既是主笔之一，又是代理编辑。
是年，先后发表《论鸦片公卖》《适应环境与改造环境》《关于‘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陈衡哲先生致丁玲先生的信》《答一个少年女朋友》《再游此戴河》《说中年》《女子教育的根本问题》等政论文章。
1933年1月，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分会。
3-6月，发表《居里夫人小传――一个新女子的模型》《国难与知识界的妇女》《清华大学与国耻》等论文。
8月，和胡适同赴加拿大西部班府城，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界常会。
9月，重访美国。
26-28日，访问母校互莎女子大学。
11-12月，相继发表《回到母校去》《重游北美的几点感想――在燕京大学演讲》。
短篇小说集《西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34年3月-5月，于《独立评论》先后发表《对儿童教育的一个意见》《妇女问题的根本谈》《对于秦氏全家自杀的意见》《所谓〈日本和平〉》。
6月28日-7月5日，与任鸿隽和几位教育家应邀乘康陀飞艇到太原参观教育部长孔庸之主办的铭贤学校及其工厂、农场。
7-11月，先后发表《哀悼居里夫人》《从北平飞到太原》《国家教育与国际教育》《法律能维持感情吗？
》《两性问题与社会意识》。
1935年1-7月，先后发表《青年的健康问题》《“父母之命”与自由婚姻》《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纪念一位老姑母――为〈东方杂志〉与我的生活一页》《一个小小调查表的缘起》《调查小学儿童健康的结果》《心理健康与民族活力》等文章。
旋应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邀请，与任鸿隽、胡适等人，沿平绥铁路沿线进行考察。
9月，被聘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独立评论》发表《救救中学生》。
12月13日，举家迁往四川成都，女儿以都暂留北平读书。
是年，以陈南华为笔名的英文自传，即AutobiographyofAChineseyounggirl（《一个年轻女孩的自传》）在北平出版。
1936年1月，短篇小说集《小雨点》，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发行。
2月，目睹不少女大学生系达官贵人的姨太太，撰文在成都《新新新闻》上进行抨击，号召四川妇女争取独立自主。
3-5月，在《独立评论》第190号、195号、205号上连发长篇通讯《川行琐记》，抨击地方政治和社会的腐败，引起地方当局对她不满，而遭到一些人的恶意攻击。
于是愤然提出辞职，带着儿女（以安、以书）从四川返回北平。
其夫任鸿隽暂留川大。
9-11月，连续发表《环境与天才的关系――一个寓言》《妇女参政问题的实际方面》。
是年底完成《三个朋友》的小说稿，并寄给胡适征求意见。
1937年1月31日，胡适写一封长信，力劝任氏夫妇不要辞四川大学职务，并亲自登门，和他们长谈两个小时，终无结果。
是年春，专著《新生活与妇女解放》作为叶楚伧主编的《新生活丛书》之一种出版发行。
3-8月，接连发表《亚丹女士小传（1860-1935）――一位救世主的人格》《做官与做事》《青年的修养问题――天津“青年生活指导周”讲演稿》《妇女在战时的责任》《我幼时求学的经过――纪念我的舅舅庄思缄先生》《国难所奠定的复兴基石》等时论文章。
期间，接受胡适访问，但力拒再回四川。
七七事变后，平津危急，她带着三个儿女，乘平汉铁路火车仓皇离开北平，抵汉口至庐山，困居时达半年。
1938年2月19日，日寇疯狂南侵，形势紧张万分，陈衡哲夫妇偕子女自庐山下汉口，再乘火车经长沙往广州，于月底抵达香港。
是年底，《衡哲散文集》（上、下册）在战火纷飞中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
1939年3月21日，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成立大会，旋带着在港毕业、考取西南联大的女儿任以都等离开香港，经越南海防、河内到达云南昆明。
6月，《小雨点》由商务印书馆第4次再版。
是年，应邀到西南联大讲演――第一讲“读书的方法”，强调读书需要摘记大纲，还讲到抗日战争只会胜利，不会失败。
1940年，在躲避日寇飞机频繁空袭中，遭到洗劫，居无定所。
仍坚持出席中国科学社在昆明举办的第22届年会。
1941年7月，带着三儿女由昆明再迁至香港，任以都自香港经上海往美国互莎女子大学留学。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不久，香港沦陷，陈衡哲及其子女被困香港。
1942年，带着两儿女从香港登上法国轮船机智地逃脱虎口，先后辗转湛江、雷州半岛到达重庆，居江北牛角宅任家花园，与家人团聚。
1943年新，应邀到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访周恩来。
8月中旬，出席中国科学社在重庆北陪举行的第23次年会。
旋于《文学月刊》发表评论《谈教育问题》。
1944年，于《文学月刊》第9期发表论文《谈乱世文人》。
1945年，抗战结束，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邀请，担任指导研究员一年。
1946年，年新，全家随中国科学社和中基会迁回上海。
1947年2月3日，长女任以都问母亲是否要在美国长住？
陈衡哲认为“美国不是老人住的地方”，于是同任鸿隽一道返回上海。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一片混乱，任陈收到西张邀请赴香港的机票，陈衡哲谢绝了，她将机票让给叶良才，让他与任鸿隽同往香港，以料理中基会事务。
1950年，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但因眼疾，加之身体虚弱多病，不能看书写作，也不便外出和参加社会活动，过着一种近似隐居的生活。
1961年10月9日，任鸿隽突发脑血栓，经上海华东医院抢救无效，于11月9日去世，从此失去了一生同甘共苦的伴侣和知音。
陈衡哲久久不能释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她摸着纸和笔写了数首“哀词”，抒发对夫君的敬仰和思念。
异年7月，她又闭目提笔写了数千字的悼念文章――《任叔永不朽》，以纯朴真挚的情感，概述了任氏的生平事迹和毕生“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贡献。
至此，她即封笔，一直到1976年1月7日，因患肺炎及其并发症，治疗无效逝世于上海广慈医院，享年86岁。
一代才女殒落了，她给中华民族留下的智库遗产，随着历史时间的逝去，不断闪现出无限的光芒！
1920年秋天，陈衡哲留美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成为北大第一位女教授。
她著述并教学的代表作《西洋史》（上、下册）得到胡适的很高评价：
“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
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然下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功夫。
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
在这一方面说，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
”
《西洋史》是在五四运动新思潮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出版后，一时之间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当时的青年学子，以求得一套《西洋史》为荣耀，商务印书馆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再版了6次。
除了历史学方面的成就，陈衡哲在文学上亦有非凡的建树。
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女作家之一，她率先实践白话文写作。
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白小说《一日》，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要早过一年。
她将1917年至1926年间所写的散文、小说、寓言汇集成一个集子，题为《小雨点》。
其中一篇发表于1918年《新青年》上的白话诗《人家说我发了痴》，讽刺美国人的势利眼、以貌取人、随便污蔑他人等恶行。
这和鲁迅同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恰好相映成趣，一个美国“痴子”，一个中国“狂人”，都是对不合理社会的控诉和鞭挞。
1943年初，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接见陈时，说：
“陈先生，我是您的学生，听过您的课，看过您写的书。
”作为一代伟人以敬佩的心情，给了一代才女陈衡哲以朴质而又崇高的评价。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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