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由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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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由来
試述漢代今古文之爭的由來。
先秦典籍經秦代焚書及秦末的戰爭後，民間及政府的藏書，蕩然無存，所以沒有資料，從事學術研究。
自惠帝廢挾書令，文帝獎勵獻書，研究經書的風氣才漸開展，至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設立五經博士，經學漸變成博取利祿的工具，而經學家都希望立為博士，結果有十四博士並列於學官，他們均屬「今文學派」。
而十四博士的經傳，皆憑秦末的儒者口頭傳述，靠記憶背誦出來，用當時流行的文字隸書記錄成書，輾轉傳授。
至於「古文經」則是用大篆蝌蚪等古文寫成，據說其來源或由牆壁中發現，或為民間獻納，如魯恭王拆毀孔子故居，在其牆壁獲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等書。
西漢平帝時，劉歆奉命校閱祕閣藏書，覺得這些經傳極為珍貴難得，主張立於學官，但遭受今文經學家反對而放棄。
其後，王莽當政，與劉歆關係密切，就憑藉政治力量把《古文尚書》、《周官禮》、《左氏春秋》與《毛詩》列入學官。
自此，擁護今文的舊派，與提倡古文的新派，相互針鋒相對，於是造成今古文之爭。
今古文之爭除了因文字及解經不同而有爭論外，其實最主要是利祿之爭。
兩家爭立為學官及置博士弟子，無非是爭利祿，因為伏生所傳的尚書的原本，也是古文，伏生於秦焚書時將經書藏於壁內，至漢時才從牆壁取出經書。
此等經書必定是古文經，而且亦可見藏書於壁中是普遍現象，並非孔宅是這樣。
故當文帝獎勵獻書以後，古文經便會陸續發掘出來，並獻上朝廷，故宮中祕藏有古文經是可能的，若指古文經全屬劉歆偽作，未免武斷。
同時，伏生將所藏的古文經傳與晁錯，經晁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記下，就變成今文經。
所以錢穆在《國學概論》指出今古文之爭：
「其實則爭利祿....非真學術之爭也。
」他說得十分正確。
試述今文經與古文經之主要分別。
今古文經的分別，不僅在於書寫文字的不同，還有多方面之不同。
現分述兩家之主要分別如下：
從經傳版本來比較。
今文家的經典底本，除了公羊、穀梁外，大體是古文所寫；但自改成隸書後，一切經典以當時流行的隸書寫本為根據。
這些經典，口耳相傳，文義和字句難免有出入，或夾雜有經師個人的意見或解釋。
而古文家所根據的經典是流傳於戰國時代以大篆蝌蚪等古文寫成，其中在傳授過程中，為了便利，亦多寫成隸書，但當引經據典時，便經常以原本的古文經典作根據。
從學說淵源來比較。
今文家源於戰國至漢初的齊學，喜歡談論天人之理和信奉董仲舒主張的陰陽五行學說，有濃厚的宗教色彩。
至西漢末年，更出現了「讖緯」。
王莽為了實現篡漢，曾利用圖讖作工具；東漢光武帝亦利用讖書作為自己繼承西漢政權的合法根據。
今文經學因而逐漸吸收了「讖緯」的內容。
古文家源於戰國至漢初的魯學，比較謹守典章之道，是原始、質樸而紮實的學派。
故古文經學家力斥讖緯，以為不合經義，非聖人之作。
故兩派學者對「讖緯」分別採取了信奉和排斥的態度。
從研究方法來比較。
他們在方法上有「篤守師法」與「通訓詁，舉大義」的不同。
今文經的大師，對文字的訓詁和內容的解釋，常有個人的見解，與另一傳經者不同，便形成有「師法」，弟子按師法講經，稱為「守家法」，故經之傳授皆可考。
古文家則特重訓詁，而經的內容，由學者細心體會，故經之傳授不可考。
從對孔子的態度來比較。
今文家視孔子為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認為六經大部分是孔子所作，亦是孔子「託古改制」的手段，他的微言大義是另有目的，故對六經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課程的意味。
今文家以為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學，亦是孔子的社會學及政治學思想的所在，所以列在最後。
而詩、書是文字的教育，禮樂是道德的陶冶，故詩、書排最先，禮、樂列於次位，而易、春秋排最後。
其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由淺至深。
但是，古文學家視孔子為史學家，而六經亦只是古代史料，故對六經的排列是按六經的產生先後次序，分別是易、書、詩、禮、樂及春秋；又認為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聖人；亦是古代史乘的繼往開來者。
進一步來說，今文家認為六經是孔子所作，而偏重春秋，其微言大義的精神蘊藏於今文《公羊傳》中；古文學家以六經為古代史料，偏重《周禮》。
總之，今文經學祖孔子，尊他為受命改制的素王，主王制；古文經學祖周公，主周禮，只尊孔子為先師；今為經學派，古為史學派；今出於齊，古出於魯。
試述漢代今古文經相爭之經過。
自從劉歆建議立古文經於學官，但受今文經學者反對後，今、古文經壁壘分明，兩者的爭論從西漢末年一直延至東漢末年，鄭玄遍注群經，混糅今古文的家法，爭辯才結束，前後達二百多年。
今、古經之爭論，較重要的，大約有四次。
第一次是劉歆（古）與太常、博士（今）之爭立毛詩、古文尚書、左氏春秋及逸禮。
劉歆於成帝時受詔校訂祕閣藏書，發現有古文經傳，「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於學官。
」他認為今文經傳是秦焚書及禁挾書後的殘存，又宣傳古文經傳的可靠，可添補今文經傳的殘缺。
劉歆的意見遭到今文經學家的激烈反擊。
今文經儒者師丹指摘劉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更認為古文經傳是劉歆偽作。
由於遭受集體攻擊，古文經立學官的事終歸失敗，劉歆亦被外放為地方太守。
這次爭論，揭開今、古文經之爭的序幕。
第二次是韓歆（古）與范升（今）之爭立費氏易及左氏春秋。
東漢初年，太學五經博士恢復西漢時情況，但古文經學經過劉歆的提倡及王莽時之一度立於學官後，已引起儒生的普遍重視。
於是，光武帝年間，韓歆上書，「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
但其建議遭范升等人反對，認為左傳出於左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
韓歆便與范升互相辯難；其後陳元亦上疏與范升辯難。
最後，光武終於立左氏為學官，以李封為博士，但公卿以下很多人反對，到李封病死，左氏博士又被廢。
於是第二次的爭論，也終在無結果而作罷。
但這一次爭論，依皈古文學的人漸多，君主亦漸傾向古文。
爭論的對象，又漸由古文尚書、逸禮、左氏春秋而專移至左傳，此與兩漢學術風氣的漸變與古文學漸興有關。
第三次是賈逵（古）與李育（今）之爭。
章帝時，詔賈逵入宮講論各經，賈逵便分析《左傳》的大義長於《公羊》與《穀梁》二傳的地方，賈逵又為章帝講述今、古文尚書的異同。
當時今文學家李育「習公羊春秋」，也涉獵古文經學，曾讀左氏傳，但認為「不得聖人深意」。
建初四年，章帝鑑於今古文經兩者爭論不休，便下詔各儒在白虎觀討論五經異同，李育以公羊春秋之義駁賈逵，各儒激烈辯論。
辯論經過輯成《白虎通義》。
最後，古文經雖仍不能立於學官，但章帝令各儒今、古文經兼習，古文經地位又獲進一步提高。
第四次是鄭玄（古）與何休（今）爭論公羊及左氏的優劣。
桓、靈時期，今文經學家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以責難《左氏》及《穀梁》；而古文家鄭玄加以反駁，服虔也以左傳反駁何休。
這次爭辯，不及前三次激烈。
總之，兩漢儒者重視家法，以致今、古文經兩派爭論不休。
最後，鄭玄遍注群經，兼採今古文二家之說，捨短取長，集兩漢經學之大成，調和了今古文之爭。
試述今古文之爭至東漢中葉之衍變。
東漢中興後，取消王莽所建立的古文學官，仍恢復五經博士，立十四今文博士。
在形制上雖然維持今文，取消古文，但經過一番激盪，反而引起一般讀書人對古文經的研究興趣，擁護古文經的反而多起來。
東漢章帝時因今古文之爭論不休，特於建初四年，召集儒者於白虎觀討論五經異同。
經過一番辯論之後，雖未明白建立古文於學官，卻詔令各儒者兼習今古文，對於古今是兼收並蓄，無形中把古文經的地位提高了。
東漢中葉以後，博士的選擇，已不如西漢的嚴格，所以有以治《古文》為今文博士，有兼通今古學而為博士，所以東漢中葉以後，今古文學雖然地位逐步提升，但今文學的勢力仍較大。
同時，東漢中葉以後，兩派亦漸有調和的趨勢。
古文學家雖專研究音韻訓詁，專心於箋注，但已有採納讖緯於說經中。
而今古文學的調和人鄭玄，也有為緯書注釋。
由此可見，東漢中葉以後，古文學家對讖緯已不再採排斥的態度，兩派已漸有調和的趨勢。
東漢末年，馬融的弟子鄭玄，博通群經，但不拘於家法，注釋經書，多採今古兩家之說。
當時學者苦於今文荒誕，又敬佩鄭玄的博洽，故多信服及跟隨其研究方法，因而今古文經之爭，便得以折衷調和。
同時，靈帝熹平四年，詔令各儒訂正五經文字，並刊刻於石碑上，立於京師洛陽太學門外，後世稱「熹平石經」，於是五經的文字也有定本。
於是，古今文之爭，自西漢時的劉歆開始，中間經過白虎通議的調解、東漢的調和，到五經的定本及鄭玄注經，集古今文經學大成，古今文經學之爭，便告結束。
試述今古文經相爭之影響。
今古文經之爭，造成多方面的影響，現分析如下：
首先，民間研究古文經的風氣大盛，學者輩出。
經過多次爭論，皈依古文經的人漸多，帝王也漸傾向古文。
當時的學者，例如明帝時的賈逵，桓帝時的馬融，都以古文聞名於世。
而馬融的弟子鄭玄，遍注群經，以古文經為本而兼採今文經說，更成為一代宗師。
其次，古文經漸取代今文經的地位。
東漢時古文經日漸抬頭，至東漢末年而大盛。
魏晉時代，崇尚今文的風氣衰減，古文經多列入學官，於是今文經的正統地位為古文經所取代。
第三，驅除迷信荒誕的經說。
古文學家最大的功績，是把經學從今文學家那種盛談陰陽災異的經說，帶到考據訓詁的道路，鄭玄的箋注即有此風。
第四，形成偽造經書的風氣。
劉歆為了與今文學家抗衡，曾把今，古文經改亂，又增刪經書。
漢末魏晉年間則有王肅偽造《古文尚書》、《孔子家語》等，作為抗衡鄭玄的證論根據。
偽造經書的出現，使古文各經的真確性反而受損。
第五，由今古文派系之爭，轉變為鄭玄與王肅兩派之爭。
南北朝時期，經學也隨著政治的轉變而分成不同的派系。
這時期的南北經學，不同於漢代的今古文派別之爭，而是轉變為混合今古文的鄭玄與王肅之爭。
大體上南學宗王，北學宗鄭。
又因為南北地區不同，南北對經學的造詣亦有分別。
第六，在史學方面，促成了兩種對抗的史觀的產生。
古文學派認為六經是古史，是真實可信的史實。
尚書所記堯舜之治是事實，周禮也是周公達致太平的書，且曾見諸實行，故古文學家者崇奉周公，尊周公為先師，視孔子為史學家。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古文家可稱為史學派。
古文學家重視周禮，多專講古代典章制度，認為三代以後遠不如三代以前，而黃金時代更在堯舜之世，形成一種退化的歷史觀。
今文學派則認為六經是孔子為託古改制而作，尚書所記的堯舜之治，是孔子託古改制的理想。
至於周禮，最早也不過是周秦間一位無名作者依託周公而作的一部理想官制書。
今文派的歷史研究者，認為今不如古的歷史觀是靠不住的，認為今勝於古。
這種疑古的態度，於是建立一種進化的歷史觀。
第七，文字學的興起與發達。
文字學本是經學的附庸，故與經學的關係密切。
古文學家特重訓詁，按字義解釋經文，因此重視文字學，用作探尋經文真義的工具。
故經學研究的蓬勃，亦助長了文字學的發展，足見經學與文字學關係的密切。
試述鄭玄於融和今古文二家之影響。
東漢經學大家鄭玄遍注群經，不拘家法，雖以古文經為本，但兼採今文家長處，結果調和了今古文經之爭。
他對經學發展的影響極大，仔細分析有以下幾項：
首先是混亂今古文經之家法，既集今古文經大成，又平息今古文經之爭。
鄭玄注經雖以古文學為主，但也兼採今文學，捨短取長，結果混合了古今文的家法，自成一家之言，並且集今古文經的大成。
他的用意是「述先聖之原意，整百家之不齊」。
鄭玄所注經典包括有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侯乾象曆等。
當時學者苦於今文荒誕，又敬佩鄭玄的博學多識，故多信服及跟隨其研究方法，因而今古文經之爭，便得以折衷調和，並告平息。
其次，是形成經學系統。
鄭玄認為今文古文雖然傳統各有不同，但亦可彼此相通，可以將六經看作整個系統，從而認識周公及孔子經學的全貌。
於是他建立了由周公至孔子的完整經學系統。
第三，鄭學之反動，形成經學分為「南學」與「北學」。
魏晉時，王肅也遍注群經，他的立論，以駁斥鄭玄為主。
其後王肅更藉外孫晉武帝的權力將他的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和他的父親王朗的易傳立於學官，於是形成有「鄭學」、「王學」之分。
南北朝時，由於主張王學的士族大家多遷往南方，且受玄學風氣影響，王學在南方大盛。
北方經學解說，仍全用鄭說。
經學因而有南學及北學的分別。
第四，影響明經科之內容及使清代考據學盛行。
隋唐統一經學，及唐初孔穎達奉命撰《五經正義》，雖仍以「南學」為主，但《詩經》和《禮記》沿用鄭玄的箋注。
日後《五經正義》成為「明經科」考試之標準，可見他對唐代經學有影響。
到清代乾、嘉時的學者治學，宗兩漢經師，以名物、訓詁為主，尤其是吳派惠棟，更崇兩漢經學，篤守漢儒家法，尊馬融、服虔、鄭玄等經說。
他們在考證時，持「凡古必真，凡漢必好」的態度，可見他們受鄭玄之學的影響。
最後，影響經學研究的風氣。
鄭玄治經態度嚴謹，為後世學者的敬佩和仿效。
另外，漢代經學，是求取利祿的手段。
但鄭玄卻行誼高潔，不愛名利，不求做官，認為「六經」是聖人之道，故孜孜不倦的從事注經，以彰顯先聖遺意，又專心於教學的工作，他的學生達千多人，可見其作育人材之盛，而鄭學亦風靡天下，一改漢代經學沾染利祿色彩的風氣，且使經學發展獨立於政治之外，在東漢末、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宋及清代，持續大盛。
總之，鄭玄遍注群經，既使中國古代經書得以保存，又因他兼取今、古文經之長處，平息了今古文經之爭。
其學亦影響了南北朝北學的發展，更引致清代考據學之發達，可見其在經學上貢獻之大。
西漢今文十四博士與西漢末所發現之古文經傳
今
文
古
文
家
備記
家
備記
詩
經
魯（申培公）
齊（轅固生）
韓（韓嬰）
文帝時立博士
景帝時立博士
文帝時立博士
毛詩
（毛公萇）
毛公萇，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平帝時曾立為學官。
書
經
歐陽（歐陽生）
大夏侯（夏侯勝）
小夏侯（夏侯建）
武帝時立博士
宣帝時立博士
宣帝時立博士
古文尚書
（孔安國）
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出孔子壁中，平帝時曾立為學官
禮
經
大戴（戴德）
小戴（戴聖）
慶氏（慶普）
武帝時立禮經博士，宣帝時分立為二家。
據後漢書儒林傳所載，未立於學官。
周官
逸禮
河間獻王所傳，王莽時曾立為學官。
魯恭王得於孔子壁中，王莽時曾立於學官。
易
經
施氏（施讎）
孟氏（孟喜）
梁丘（梁丘賀）
京氏（京房）
武帝時立易經博士，宣帝時分立施、孟、梁三家。
元帝時立博士。
費氏（費直）
高氏（高相）
為西漢東萊人費直所傳，未嘗立為學官。
民間所傳，亦未嘗立為學官。
春
公
羊
嚴氏（嚴彭祖）
顏氏（顏安樂）
武帝立春秋公羊博士，宣帝時分立二家。
穀
梁
宣帝時立為博士
，不在十四博士之內，穀梁為今文，古無異辭。
鄒氏
夾氏
「無師」《漢書藝文志》
「未有書」《漢書藝文志》
秋
左
氏
左氏（左丘明）
漢初北平侯張蒼所獻，平帝時曾立學官，其學東漢始盛。
漢代今古文學同異擇要表
今文學
古文學
（1）崇奉孔子。
（2）尊孔子為受命之素王。
（3）視孔子為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
（4）以孔子為托古改制。
（5）以六經為孔子作。
（6）以春秋公羊傳為主。
（7）為經學派。
（8）經的傳授多可考。
（9）西漢皆立於學官。
（10）盛行於西漢。
（11）斥古文經傳為劉歆偽造之作。
（12）今存儀禮、公羊、穀梁及小戴禮記、韓詩外傳。
（13）信緯書，以為孔子微言大義間有傳者。
（14）以六經內容程度的深淺排列為：
詩、書、禮、樂、易、春秋。
（1）崇奉周公。
（2）尊孔子為先師。
（3）視孔子為史學家。
（4）以孔子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
（5）以六經為古代史料。
（6）以周禮為主。
（7）為史學家。
（8）經的傳授多不可考。
（9）西漢多行於民間。
（10）盛行於東漢。
（11）斥今文經傳為秦火殘缺之餘。
（12）今存毛詩、周禮、左傳。
（13）斥緯書為誣妄。
（14）以六經產生時代的前後排列為：
易、書、詩、禮、樂、春秋。
兩漢今古文經爭論歷程
人
物
次第
時間
今文學
古文學
對象
結果
第
一
次
西漢哀帝建平、元壽間（6B.C.-1B.C.）
太常、博士（孔光、龔勝、師丹等名臣）
劉歆
古文尚書（古）
、逸禮（古）、左氏春秋（古）
、毛詩（古）
古文經傳不得立於學官。
第
二
次
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25A.D.-55A.D.）
范升
韓歆
陳元
李封
費氏易（古）
古文尚書（古）
左氏春秋立於學官，旋廢。
第
三
次
東漢章帝建初元年至四年（76A.D.-79AD.）
李育
賈逵
左氏春秋（古）
、春秋公羊傳（今）
第
四
次
東漢桓帝至靈帝光和五（147A.D.-182A.D.）
何休
鄭玄
左氏春秋（古）
、春秋公羊傳（今）
兩漢今古文經之歧異
兩漢經學分今文經與古文經。
今文經用漢代通行之隸書書寫，而古文經則用先秦古大篆寫成。
二派之經文中文字既異，且衍脫不同，篇章多少有別。
上述歧異只在經傳之本子方面，而今古文之重要歧異乃在二派之主張，茲撮述其大要如下：
其一，所列六經次序不同。
今文家所列次序為“詩、書、禮、樂、易、春秋”，古文家所列次序為“易、書、詩、禮、樂、春秋。
”今古文二派之六經次序所以不同，乃基于對六經之看法不同。
今文家以為六經是孔子作以垂教者，故以程度淺深為次序。
詩、書是文字之教學，故列在最前；禮、樂身心之訓練陶冶，故列于其次；易言哲理，春秋有大義微言，故列于最後。
古文家以六經為周公之舊典，是古代之史科，故以時代先後為次序。
易源于八卦，八卦相傳為伏羲所作，故列于首；尚書堯典為虞史所記，故次之；詩有商頌，故又次之；禮樂為周公所制，故又次之；春秋為孔子根據周公舊例，據魯史修成，故列最後。
其二，對經籍見解之不同而對孔子之地位看法有異。
今文家以六經為孔子所作，雖多根據前代固有之材料，但經孔子刪訂，乃與原來本子截然不同。
如周易，本為卜筮之書，自經孔子贊修，即成一部哲理之書。
如春秋，雖以魯史之事實為據，而經筆削褒貶，具有大義微言，與其他史冊不同。
孔子所以作六經，或用以教人，或藉此以寄托其改制之主張，或借以談哲理。
故孔子為教育家、政治家、哲學家之“素王”。
古文家以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僅把前代已有之史料，加以整理，傳之後人，以保存古代文化而已。
孔子是古代“繼往開來”之史學家。
若以六經論，孔子所作，只是易之傳，禮、樂皆周公所定，春秋亦孔子據周公舊例修之，其他如詩書二經，皆成于孔子以前，孔不過為其作序而已。
六經皆古史，故孔子為一史學家；六經皆周公舊典，故古文家所崇奉者為周公，只尊孔子為先師。
其三，治學方法與態度之不同而政治之主張有異。
今文家經師，多重口耳相傳之師法師承，故派別繁多，其研究經典之方法，重視“微言大義”。
蓋今文家認為六經大抵代表孔子之思想，以為孔子之所以藉古人作號召，實應人心之需要，其作用正如墨家之稱夏禹，老莊之尊崇黃帝。
故謂其治學態度是宗教的，而政治見解則是革新的。
古文家雖同樣重家法承傳，但注經則反對妄測古聖賢之意，而強調章句訓詁，推究文字之本義。
古文家又相信三代為中國社會政治之最高境界，去古越遠，治道益衰，主尊古信古。
故謂其治學態度是考証的，而政治見解則是守舊的。
此外，今文經家以公羊傳為主，古文家以周禮為主；今文家信緯書，使經學陰陽五行化；古文家講實學，重訓詁。
又兩派對古代制度理解不同，如在封建、官制、宗廟、祭祀、稅制等方面，見解各異；大抵今文家以《孟子》及《禮記．王制》為主，古文家以《周禮》為主。
【南北經學特點簡表】
特點
解說
備注
南人簡約，得其英華
南學受玄學影響，結合玄理解經，如對易學研究，便以《老子》、《莊子》闡發《周易》經義，但某程度上仍保持漢代經學風格，最明顯的是治《禮》。
而南學最大特色，是注經不重名物訓詁，重視發揮見解，又重視貫通融合。
南朝經學的代表人物有皇侃、陸澄、王儉、雷次宗等。
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北朝經學家較南朝為盛，而且較能堅守漢代的經學傳統，基本上沒有受玄學影響，論經主要根據鄭玄的注疏。
特點是不採玄學經注，重視章句訓詁和通經致用，少談義理。
北朝經學表人物有徐遵明、熊安生。
儒佛思想的互動
南北經學家皆受佛學影響（程度上南方較深），將佛教講經及解經的方法移用於經學，放棄了漢代治經以經文為據的傳統，改以經注為治經根據，出現了義疏、疏證等在方法上與佛家相類的經學著作。
代表作品有《三禮義宗》、《論語義疏》等。
南北宗尚
不同
南學以王肅為宗，崇尚魏晉時代的經注。
北學以鄭玄為宗，崇尚漢代學者的舊注。
南北學風
不同
北方學者重章句訓詁，缺少識見。
南方學者重視探求義理，常能發揮己見。
東晉僧人支遁認為南學較北學優勝。
總體而言，魏晉南北朝經學的傳承，仍有可觀之處，而政治分裂、南北分野等，都是造成南北經學分裂的主因。
至於南北經學的分歧，大體從「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一語可以了解。
最後，南學終於統一北學，這趨勢實有其因由，而《五經正義》的出現，使是南學統一北學的象徵。
試述中國經學至魏晉南北朝時分為南學、北學之原因。
今古文之爭至東漢末因鄭玄兼採今古文之經說，折衷調和，便告平息。
可惜至南北朝時期，經學又分成「南學」與「北學」。
造成魏晉南北朝經學有「南」與「北」之分，主因是由於政局分裂，此外亦與學術思想、宗教思想有關。
先從政局分裂方面分析。
東漢晚年，經說本已趨於統一。
至曹魏末年，政治腐敗，社會紛亂，士子思想消沈，漸趨向率性自然之老莊思想；至司馬氏篡魏立晉，傾向曹氏的失勢士人，主張清談自遣；而傾向司馬氏者，則主張維持名教，以致儒家作風，又漸起分化。
到五胡亂華，士人避亂南遷，這些士人多是當時名士，他們倉卒南下，未能攜帶舊有文籍，不能保持如鄭玄一派淵博作風，只能沿用清談玄學，或兼採當時佛教「格義」方式，漸漸產生一種所謂「南學」的經說。
而北方的北朝，君主多是胡人，習慣於遊牧生活，性格較為沈實雄厚，且俗尚廉悍，未染清談風習，加上本身文化較低，較難理解玄虛之學，於是重視中國傳統學術，保存傳統的經學，因而漢代樸學在北方興盛。
又因鄭學的經籍多留在北方，北人所掌握的資料較多，容易傳授研讀，這亦是鄭學盛行於北方的原因。
加上，玄學高談玄理，縱情酒藥，必須有相當豐厚的經濟條件作後盾，南方社會經濟較為繁榮，士人耽於逸樂，思想亦傾向於玄虛浮靡，因此玄學能盛行於南方，並逐漸融會於儒家的經說之中，使南方的經學發生變化，成為「南學」。
至於北方，經長期戰亂後，社會經濟殘破，玄理不易流行。
加上北方土地貧瘠，生活艱困，北方民風傾向質樸篤實，因此樸實簡單的鄭學較易為北方人接受。
次從學術思想的發展分析。
主要就是「鄭學」、「王學」的分歧。
鄭玄在漢末遍注群經，學者一致跟從。
在魏晉時，王肅亦遍注群經，但其立論，多以駁斥鄭玄為主。
經學再起分歧，出現「鄭」、「王」兩派。
由於王肅是晉室外戚，故其學盛行於西晉，所注的尚書、論語、三禮、左傳及詩經，皆立於學官。
其勢比鄭學盛，跟從王學的人亦多，鄭玄之學，頗受排斥。
直到東晉，王學便成為經學南派的宗主。
在北方，北魏崛興，道武帝崇尚經術，並尊崇鄭玄，因而鄭學盛行於北方。
南北經學的對峙，實際是鄭學與王學之爭。
再從宗教思想分析。
魏晉南北朝時，佛、道盛行。
但在北方，佛道常生衝突，佛教備受打擊，而且在北魏及北周時，更有滅佛的行動，使佛教思想不易與北方儒學融合。
相反南朝不少君主信佛，在他們提倡之下，佛教思想在南方深入社會人心。
另外，東晉南朝士族，生活優悠，多喜到大寺名山遊玩，談論玄理。
而不少僧侶亦假借清談，與士人交往，於是玄學與佛學及儒學合流，佛教的出世思想，不但助長了南朝虛無及尚自然的玄學風氣，亦造成了南北兩派儒學的不同表現。
總之，由於魏晉南北朝政治上的分裂，經學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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