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现代犹太人获得自由的能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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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现代犹太人获得自由的能力

鲍威尔现代犹太人获得自由的能力

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布鲁诺·鲍威尔文　李彬彬译布鲁诺·鲍威尔（BrunoBauer，1809－1882），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

柏林大学毕业，曾跟随黑格尔学习神学，在黑格尔的指导下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康德哲学的原则》，然后一直在柏林、波恩的大学里任教，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是当时公认的“青年黑格尔学派”的领袖;他的最主要的奋斗目标就是要用一个世俗的政权取代当时德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认为“信仰要成为理性，必须实现在国家中”。

这本来是黑格尔的观点，但他在此基础上又多有发展。

鲍威尔认为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解放的前提是自由，就他们获得自由的能力来看，犹太人远低于基督徒。

原因在于：

在犹太教中，人的精神还受狭隘的利己主义、粗陋的感性需要的限制；在基督教中，在宗教的表象之下已经包含了一个完善的人的形象。

摆脱犹太教之后，犹太人只能达到基督徒现有的高度；摆脱基督教，基督徒则获得了自由的人性。

尽管犹太人比基督徒面临更大的困难，他们同样有机会获得自由。

解放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犹太人也像基督徒一样希望获得解放。

历史的最终目的是自由，使犹太人和基督徒在要求和追求解放的时候相融合。

历史至少必须而且将会为了实现这一点而努力，因为他们二者之间没有任何现成的区别，而且在人的真正本质面前、在自由面前，他们必然以同样的方式表明自己是奴隶。

为此，犹太人行割礼，基督徒行洗礼。

因此，他们都不能在人类中发现自己的本质，毋宁说自绝于人类，表明自己是某个陌生本质的奴仆，终其一生在自己生命的所有事情上都这样过活。

如果我们说这两者必定会在要求解放时相遇并合二为一，那么我们借此想说的并不是统一的力量比分裂的力量更大，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更不是由于引起犹太人要求解放的那些运动和讨论，已经在基督徒中唤醒了自由的要求；或者甚至是，如果他们配得上而且想要从过去生活于其中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基督徒必须依赖犹太人的鼓动和帮助，并且让犹太人也依赖自己的鼓动和帮助。

我们唯独想说，人的本质不是割礼，也不是洗礼，而是自由。

当这一点被普遍承认的时候，才可能有解放的成果，即解放本身、一般的解放成果，同时解放才肯定会得到贯彻。

此刻，我们更想研究的是，犹太人和历史最终目的有着何种关系（这个目的是历史以“非此即彼”的坚决性设定的，历史非常坚决，它“只争朝夕”实现这个目的）?

他们是否为历史鼓起勇气坚决追求自己的目的作出了贡献?

他们是否比基督徒距离自由更近?

抑或，成为自由人以及有能力在这个世界和国家中生活，这对他们是否比对基督徒更困难?

如果为了证明自己能够成为善良的市民，犹太人引用的是其宗教道德学说的优点，即其启示戒律的优点，和参加一切国家公共事务的权利，那么对于批判家来说，他们要求自由和黑人要求变成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含义，或者说更没意义，即要求一直不自由。

谁要是想了解被解放的犹太人，谁就不仅是在做无用功，就像他想把一个黑人洗白，而且是在用他那无用的烦扰来欺骗自己，即在他想要给黑人打肥皂的时候，却用一块干海绵来洗，一点水也不蘸。

是的!

有人说，而且犹太人自己也说，犹太人要获得解放就不应该作为犹太人。

这并非因为他是犹太人，亦非因为他具有什么高超的普遍的人的伦理原则；相反，犹太人自己将退居公民之后，而且也将成为公民，尽管他是而且应当始终是犹太人。

这就是说，他是而且始终是犹太人，尽管他是公民并生活在普遍的人的关系中，但他那犹太人的狭隘的本质最终总要战胜他的人的义务和政治的义务。

偏见始终存在，尽管普遍的原则胜过它；但是既然它始终存在，那么它就会反过来胜过其余的一切。

只有按照诡辩，即从外观来看，犹太人在国家生活中才能始终是犹太人；因此，如果他想始终是犹太人，那么单纯的外观就会成为本质的东西并且取得胜利。

这就是说，他在国家中的生活只会是一种外观，或者只是违反本质和通则的一种暂时的例外。

犹太人或许会说，他们的戒律没有妨碍他们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起着和基督徒一样的作用，也没有妨碍他们在安息日进行抗争。

尽管有戒律，他们还是在战争中服役并作战，这是真的。

犹太教堂和拉比甚至已经给了他们明确的许可，允许他们服役、承担战争的一切职责，即使他们会反对戒律的诫命。

但是，在这里，在安息日为国家工作、奉献例外地被接受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例外地允许这样做的犹太教堂和拉比根本上是站在国家之上的，国家这次得到了一个不稳定的优待。

而按照最高的、神的戒律，国家也有可能无法得到这种优待。

凭借良知为国家服务，良知本来在他心中是可以看到罪恶的，这一次却没有看到罪恶，这是因为拉比豁免了他，并说道———但是在别的地方这些话却是不需要说的，因为事实上他任何时候都不能说———这一次为国家服务不是罪。

这种服务是不道德的，因为良知不同意这样做；为国家服务是危险的，因为戒律禁止它，事实上随时都能禁止它，因此每一个有道德的共同体都不会同意这样做。

只有对自己都不了解时，才会说这一次为国家服务是特例；而当终于完全了解了人类时，则会把它作为千百倍的伪善而拒绝。

那些为国家服务而赢得声誉的人，就算不愿意相信自己做的事是空洞的，也会同情自己是一段内在说来完全错误的过去时光遗留下来的不幸牺牲品。

为了使自己超出那个必然使他们变得伪善的立场，为了填满那个阻碍他们达到真正的、自由的人性之高度的鸿沟，犹太人做过什么呢?

只要他们想保持为犹太人而且生活在他们能成为自由人的想法中，他们就什么都还没做。

为了让人类摆脱最危险的自欺和最初的错误，基督徒曾经利用批判一般地反对宗教，而犹太人是如何对待批判的呢?

他们认为，这场斗争只是针对基督教的，而且因为他们只想着福音书的统治地位给他们带来的那些痛苦和折磨，在批判———自莱辛以来，即自从犹太人开始听到批判的某些行动以来———严厉批判基督教的时候，他们总是很开心。

他们是如此狭隘，以至于在他们幸灾乐祸时并没有发现，如果基督教由于自己的宗教必定会失败，充分发展的犹太教也会失败。

他们至今还不知道，这一刻在他们周围正发生着什么。

他们对宗教和人的普遍事务是如此的漠不关心、缺乏兴趣，以至于他们没做过任何反对批判的事；而且在宗教蒙蔽的束缚下又是如此奴颜婢膝，以至于他们从没有加入到反对专制和宗教的大军之中。

在批判中，没有一个犹太人做出过重大贡献，也没有一个犹太人反对过批判。

基督教的狂热分子一门心思发誓与批判为敌，他们比犹太人更符合人的形象，后者在远远地听说基督教又受到指责时，只顾着开心。

这些基督教的狂热分子和批判相对立，这也证明了他们和批判是纠缠在一起的，即使这种对立很紧张。

他们认为必须要和批判作斗争，因为他们感到在这场斗争中涉及到了人类的事业。

但是，犹太人相信他在自己的利己主义中是安全的，只是想着他的敌人，即基督教，而从来没有作过任何重大的事情来反对批判。

犹太人没能做出任何反对基督教的事，这是因为他缺少进行这种斗争所要具备的创造力。

只有承认真正的、完整的人才能具备与充分发展的宗教作斗争的力量。

他自己只能反对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尽管还是以宗教的形式，毕竟已经包含了人类本质的普遍概念，即包含了它的敌人。

犹太教并没有把完整的人、发展了的自我意识，即在任何东西中看到的都不再是令它窒息的限制的精神，而是把受束缚的意识，即和自己的局限性，特别是只和感性的、自然的局限性作斗争的意识，变成宗教的内容。

当基督教说只有唯一者、基督才是人、是一切的时候，还说人是一切、是上帝、是无所不包和无所不能的，虽然基督教只是在宗教中说出了这个真理。

与此相反，犹太教说外部世界是意识的奴仆，即上帝创造了世界的时候，犹太教只满足了一直和外部世界、自然相关的人，而且也只是以宗教的形式满足了他的需要。

因而，基督教满足的是在一切东西中、在一切事物的普遍本质中———以宗教的方式表达的话———在上帝中也想一再看到自己的人；犹太教满足的则是只想看到自己不依赖于自然的人。

因而，反对基督教的斗争只有从基督教这一方开始才是可能的，因为基督教本身而且只有基督教才把人、意识理解为一切事物的本质，而且重要的只是消除人的这个宗教表象，这个表象事实上消灭了整个人类，因为在这个表象看来，只有唯一者才是一切。

与此相反，对于犹太人而言，自然需要把他的感性的宗教活动、洒扫、宗教选举和日常餐饮清洗都变成义务，相比于思考人在根本上是什么，犹太人更注重满足这些自然需要。

犹太人不能与基督教斗争，因为他从来不知道斗争的重点是什么。

每一种宗教都必然和伪善与狡猾相关，因为它命令人把他事实上所是的东西看作礼拜的对象或陌生的东西，因而命令人做出就好像他根本不是这些东西，即他自身没有任何这样的东西的样子。

但是人性不会让自己完全被压制，它本是受人崇拜的对象（一个受人崇拜的对象本应是具有效力的），现在试图成为不再受人崇拜的对象，以此为代价使自己变得具有效力。

但是，按照以上所阐述的基督教和犹太教这两种宗教的内容而言，这两种宗教的狡猾，尤其是现代犹太教的狡猾，明显并不相同!

基督教的狡猾是一种普遍的人的行为，而且有助于产生现代的自由。

在基督教之外还存在着犹太人的狡猾，这种狡猾从一开始就是目光短浅的，对历史和人类一般没有任何影响，只是一个边缘教派的幻想。

犹太人在宗教中看到了自己需要的满足和摆脱自然的自由：

在安息日，他的宗教观点应该变成行动，或者说他摆脱、超脱自然的自由应该也变成真实的观点。

但是，因为他的需要在宗教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因此在安息日他并没有安息，真实的、平淡的、充满需要的生活，与他不需要为满足自己的需要操心的理想生活是对立的。

为此他必须盘算方法和出路，既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又不有损于他在遵从戒律、超出了需要的限制这一假象。

犹太人的狡猾是感性利己主义赤裸裸的狡诈、卑鄙的狡猾，因为他总是和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有关，一般而言这是不高明的、笨拙的伪善。

他是如此笨拙、可恶，以至于人们只是恶心地避开他，但却从来不会严肃地反对他。

例如，犹太人在安息日让基督教的家仆或邻居为他点灯，他感到满足的是：

尽管看起来他得到了好处，他本人却没做这件事；尽管在安息日不能生火这条上帝的诫命不能保护他免受寒冷和冰冻，他为了不致受冻却可以让陌生的家仆为房间生火。

又如，他在交易所只满足于消极的生意，他认为这样并没有逾越安息日戒律，就连他为了应付生意而朝交易所走去并参与交易，也好像不是积极地做生意一样。

如果他最终有了合伙人或者伙计在安息日为他经营生意，就好像他们的工作不能给他的工厂或钱袋带来好处一样———这就是伪善，经不起诚实人一击的伪善。

但是如果基督徒以宗教的方式把握住了，因而也必然是颠倒地把握住了精神的概念和自我意识，同时真实的自我意识反对这种颠倒、可以没有颠倒地直立，那么由此产生的狡猾就是完全不同的。

由此，科学的斗争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甚至是最高的、人的自由诞生和开端的前提。

犹太教的狡猾是满足最感性的需要的狡诈，因为假装出来的满足和戒律命令的满足不足以满足需要。

这种狡猾只是动物的狡计。

与此相反，基督教的狡猾是争取自身自由的精神的理论炼狱之作，是真实的自由和扭曲的、假装的自由，即和不自由之间的斗争。

在这个斗争中虽然有战斗的、真实的自由，但只要它进行斗争，特别是进行宗教、理论的斗争，这个斗争就总是一再陷入不自由。

然而，这种恐怖、可怕的游戏最终会惊醒人类，并且刺激他们严肃地征服真实的自由。

真正的狡猾本身，即教堂修会的狡猾是反对宗教条例的斗争，是对浅薄的嘲讽，是启蒙的行动。

因为启蒙和浅薄都是以纯粹教会的，而非自由的、人的形式出现，因此恰恰是可恶的，甚至是肮脏的。

如果犹太教的诡辩家、拉比问道，是不是允许吃鸡在安息日下的蛋，那么这就是头脑简单的愚蠢行为和宗教局限性的可耻结果。

与此相反，当经学哲学家问道，就像怀在处女腹中一样，上帝是否也能变成例如一颗南瓜时；当路德派和改革派争论，上帝的肉身能不能同时出现在一切地方时，虽然这是可笑的，却因此更多地是以宗教和教会的形式出现的泛神论争论。

基督徒把宗教的狡猾、把连自身都扼杀的不自由发展到了一切都岌岌可危的地步，发展到不自由包围一切的程度，而自由和真诚必定是不自由的专制的必然结果，因此他们站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