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佛教行记文献十种叙录.docx

六朝佛教行记文献十种叙录.docx

《六朝佛教行记文献十种叙录.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六朝佛教行记文献十种叙录.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六朝佛教行记文献十种叙录

六朝佛教行记文献十种叙录∗

□阳清刘静

摘要：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汉地僧侣前往佛国求经巡礼者不乏其人,行记类文献应运而生。

支僧载《外国事》、释法显《佛国记》、竺法维《佛国记》、释智猛《游行外国传》、昙无竭《外国传》、释法盛《历国传》、释昙景《外国传》以及记载慧生等人西行求法的《慧生行传》《宋云家记》《道荣传》等著作十种,都曾先后别行于世,其学术价值不菲。

除释法显《佛国记》保存较为完整,《慧生行传》幸赖《洛阳伽蓝记》卷五之节录、拼补而存其崖略,其它佛教行记大多亡佚不存。

兹对六朝佛教行记文献进行叙录,给予后学以西域研究和佛教文化研究之用。

关键词：

六朝佛教行记文献叙录西域研究

东汉以来,佛教日趋兴盛。

中土僧人多往佛国巡礼求经,备尝旅途之艰辛。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论曰：

“窃惟正法渊广,数盈八亿,传译所得,卷止千余。

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绝,或望烟渡险,或附杙前身,及相会推求,莫不十遗八九。

是以法显、智猛、智严、法勇等,发趾则结旅成群,还至则顾影唯一,实足伤哉”[1]。

一般情况下,西行高僧自撰行记与赍经翻译并行不悖,两类文献均产生于其归国之后。

向达指出：

“魏晋以降,佛教传入中国,西域大德,络绎东来;东土释子,连袂西去。

历游所至,著之篇章”[2]。

虽为数不多,六朝佛教行记著作正是缘此而生。

今搜检《隋书·经籍志》,其史部地理类著录有沙门释法显撰《佛国记》一卷、沙门释智猛撰《游行外国传》一卷、释昙景撰《外国传》五卷、释法盛撰《历国传》二卷以及《慧生行传》一卷。

又,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述慧生等人求经之事,其内容实以《慧生行传》为主体,《宋云行记》为辅助,《道荣传》为补证。

抑又,中古类书和古注屡次征引支僧载《外国事》,清代《晋书》补志诸作亦大多著录有此书。

郦道元《水经注》亦征引竺法维《佛国记》多次。

抑又,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著录沙门昙无竭撰有“《外国传》五卷”,注云“竭自游西域事”[3];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四亦著录有《外国传》五卷,云“竭自述游西域事”[4]。

如此,六朝佛教行记别行于世者曾有十种,惜其大多亡佚不存。

兹依据其时间先后,拟列举并叙录现存文献,为后人提供学术参考。

1支僧载《外国事》

支僧载,学者或称曰支载、僧载、僧支载。

此人不见于慧皎《高僧传》诸书,其它传记亦不可考,而前贤多谓其活动于晋世。

清人丁国钧、文廷式、秦荣光等人同名著作《补晋书艺文志》即断定其为晋人。

清代杨守敬,日本藤田丰八,今人向达、岑仲勉、陈连庆等学者亦以为然。

至于更为确切的时间,向达认为他“漫游五印”“为时尚早于法显之游印度”[5]。

岑仲勉谓“载为西晋时人”[6]。

陈连庆指出,把支僧载定为西晋时人不妥,“僧载当是东晋时人,其赴印度旅行当在笈多王朝的极盛时代”“支僧载所记当是海护王当政时期”“支僧载的年代约略和月护王、海护王相当（320—380年）,它相当于东晋元帝太兴三年至孝武帝太元五年之间”[7]。

要之,支僧载于法显之前西游佛国,并藉此写成了行记《外国事》。

至于其国籍,向达推测他为“晋时自月氏东来沙门之一”[8]。

陈连庆亦赞成此说。

岑仲勉则强调“未能即姓而遽定其国籍”[9]。

支僧载撰著《外国事》之动机,应与同时代佛教行记类似,惜其或赍经未传,或未能参与译经,故而隋唐经录阙载。

《外国事》一书,秦荣光或题《外国传》。

该书早佚,今存有逸文数则,中世古注和类书均有征引。

为搜辑和整理佚文,清代陈运溶以及向达、岑仲勉、陈连庆等学者都曾倾注心血,今存陈运溶、岑仲勉两种辑本。

前者有佚文23条,收入《麓山精舍丛书》第二集《古海国遗书钞》,后者有佚文21条,乃岑撰《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中部分内容,收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

相较而言,陈、岑两种辑本虽然各有短长,但是岑辑本后出转优。

2释法显《佛国记》

法显生平相关资料,主要有《佛国记》、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法师传》、慧皎《高僧传》卷三《宋江陵辛寺释法显》、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三附传、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五附传等。

据其自撰行记,“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后秦弘始元年（399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自发迹长安至度葱岭,继而至北天竺、西天竺,约404年至中天竺（中国）摩头罗国,继而又至东天竺,于409年离开多摩梨帝国海口,“汎海西南行”“到师子国”,又浮海至耶婆提国,终于412年还至青州,“凡所游历,减三十国”,瞻仰城池和佛迹无数,“艰难具更”[10],不胜枚举。

据《开元释教录》,法显“本姓龚,平阳武阳人”,出家受大戒后,“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前往佛国求经巡礼,历经数国,亲睹灵验,“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东还”“复随他商侣东趣广州”,因遇大风浪而随流至青州,后“南造建康,于道场寺,就外国禅师佛陀跋陀罗,译《大般泥洹经》等六部,撰《游天竺传》一卷”“后到荆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六”[11]。

根据相关文献作大体推断,法显从长安出发之时,已达五十八岁以上高龄,其佛国之行更加令人钦佩。

法显带回并翻译有多部佛经,对佛教戒律和毗昙学居功至伟。

《佛国记》则是他对自己历时十五年之长途旅行的亲笔记录。

早在唐代之前,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已充分吸收了书中的诸多记述。

此书在历代史志、正史补志以及中世佛教经录中多有著录,各种大藏经亦有收录,诸多文献均有征引,又有《法显传》《释法显行传》《法显行传》《高僧法显传》《法显记》《佛游天竺记》《佛游天竺本记》《历游天竺记传》《释法显游天竺记》《释法明游天竺纪》《法明游天竺记》等众多名称。

其最早印本,藏于宋代《崇宁万寿大藏》《毗卢大藏》《思溪圆觉藏》《思溪资福藏》《碛砂藏》和金代《赵城藏》等大藏经,至今仍有保存。

北京图书馆所藏《思溪圆觉藏》本《法显传》曾由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其中原缺五番据日本元禄九年（1696年）抄配。

另有十二至十四世纪中先后传录的三种日本古抄本,亦即：

长宽二年（1164年）抄本,前有“石山寺一切经”印记;镰仓初期（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抄本;应永七年（1400年）抄本（日本京都市南禅寺所藏）。

又,《佛国记》另有《津逮秘书》本（1922年上海博古斋据明汲古阁本影印）、《学津讨原》本（清嘉庆十年即1805年虞山张氏旷照阁刊本）,《历游天竺记传》另有支那内学院1932年刻本。

此外,自十九世纪前期以来,欧洲法、英诸国和日本学者亦曾相继从事《法显传》的译注工作,国内李光廷、丁谦、岑仲勉、贺昌群、汤用彤等学者亦从事该书的考证工作。

今有章巽《法显传校注》由中华书局2008年整理出版,较为权威。

抑又,《出三藏记集》法显本传记载其独留耆阇崛山中降伏黑师子以及巧遇头陀弟子大迦叶等事迹,虽为《佛国记》中所无,亦应属法显行记之相关内容。

3竺法维《佛国记》

竺法维俗名未知,生卒年亦不详,其籍贯则有高昌、凉州二说。

综合考察列维（SylvainLévi）、梁启超、向达、岑仲勉、陈连庆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推测该僧大致生活于东晋刘宋间,大概与支僧载、法显等处于同一时代。

竺法维之生平事迹,唯见慧皎《高僧传》卷二《晋河西昙无谶》末尾附带提及。

又据宝唱《名僧传》卷二十六、《水经注》卷二征引竺法维《佛国记》佚文等,得见竺法维曾与释僧表结伴经由新疆前往佛国,并且到达佛祖曾经活动过的印度中心地带,其西行之具体年月则不可详考。

抑又,前述宝唱《名僧传》卷二十六存有《晋东安寺竺法维》题名,足见竺法维在回归之后,曾经活动于南朝建康（今江苏南京）一带。

竺法维《佛国记》正是缘于其纪录西游佛国之事而成。

该书在北魏之际曾别行于世,至唐代疑佚。

今检读《水经注》《通典》《太平寰宇记》等,幸见其尚存逸文数则。

为搜辑和整理佚文,向达、岑仲勉、陈连庆等学者亦曾倾注心血,今有岑仲勉辑本。

岑氏《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辑有竺氏《佛国记》佚文七条（实际上为六条）,其相关内容则按照迦维罗越国、罗阅祗国、波罗奈国、佛楼沙国等四国先后编排,后收入《中外史地考证》。

岑仲勉辑本搜辑齐全,并附有考证按语,惜其征引文献并未标注版本,且文字偶有脱讹。

从现存佚文看,可以想见竺法维《佛国记》原书体制较为庞大,惜其后来遗散殆尽。

4释智猛《游行外国传》

智猛生平相关资料,亦主要为《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智猛法师传》《高僧传》卷三《宋京兆释智猛》以及《开元释教录》卷四附传。

检读《开元释教录》,智猛乃“京兆新丰人”“每见外国道人说释迦遗迹,又闻方等众经布在西域,常慨然有感,驰心遐外”“遂以姚秦弘始六年,甲辰之岁（404年）,招结同志十有五人,发迹长安”“至凉州城”“入于流沙”“历鄯鄯、龟兹、于阗诸国”,其后六人“始登葱岭,而同侣九人退还”“至波沦国,同旅竺道嵩又复无常”,猛遂与余四人“三度雪山”“至罽宾国,再渡辛头河”,后至奇沙国、迦维罗卫国、华氏城,“于是便反,以甲子岁（424年）发天竺,同行四僧于路无常,唯猛与昙纂俱还凉州”“以宋元嘉末（453年）卒”[12]。

据此,智猛为汉地沙门,其巡礼佛国前后达二十余年。

回归汉地后,智猛除译有《泥洹经》二十卷,另撰有行记《游行外国传》。

《游行外国传》或曰《外国传》《游外国传》《智猛传》。

据《出三藏记集》本传,智猛“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七日于钟山定林寺造传”[13],则此书始作于439年。

中世史志多著录之,历代类书亦有征引,惜其亡于宋后,佚文亦不多见。

尽管如此,《出三藏记集》本传实以智猛行记为材料依据并经删改而成,其中多处叙及经行路线以及异域风光、释迦遗迹、佛教见闻等,必为《游行外国传》之应有内容。

又,《出三藏记集》附传云智猛“历鄯鄯、龟兹、于阗诸国,备观风俗”[14],而唐人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七征引释智孟（应为“猛”,致讹）《游外国传》亦云：

“龟兹国髙楼层阁,金银雕饰”[15]。

此条佚文明显源于智猛行记。

5昙无竭《外国传》

昙无竭宋名法勇,其生平资料有《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勇法师传》《高僧传》卷三《宋黄龙释昙无竭》以及《开元释教录》卷五附传、《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八附传等四种文本,内容大同小异。

据《开元释教录》,昙无竭“本姓李氏,幽州黄龙国人也”“尝闻法显、宝云诸僧躬践佛国,慨然有忘身之誓。

遂以宋永初之元（420年）,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赍幡盖供养之具,发迹北土,远适西方”,至河南国,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经历龟兹、沙勒诸国,行经葱岭之际,失同伴十二人,后进罽宾国,西行至新头那提河,缘河西入月氏国,后至檀特山南石留寺,在中天竺旷远之处,八人路亡,后渡恒河,终至南天竺,“随舶汎海,达广州”“元嘉末年（453年）达于杨都”“后不知所终”[16]。

又,《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宋志盤《佛祖统纪》卷三十六、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一等多言“唯竭只还”,则昙氏同行僧人均已身亡。

要之,与智猛类似,昙无竭同为汉地僧人,其巡礼佛国亦达二十余年。

回归汉地后,昙无竭除译有《观世音受记经》一卷,另撰有行记《外国传》五卷。

该书未见于史志,隋唐佛教经录却著录之,惜其亡于宋代,佚文亦较罕见。

同理,《出三藏记集》本传实以昙无竭行记为材料依据并经删改而成,传中叙其涉舍卫国“中野逢山象一群”、渡恒河“复值野牛一群鸣吼而来”二事,非其本人所述,则他人无从知晓,故而必为《外国传》中内容。

抑又,《历代三宝纪》卷二引《外国传》云：

“佛灭度后四百八十年,有神通罗汉名呵利难陀,国王之子,于优长国东北造牛头栴檀弥勒像,高八丈,将巧匠三人上兜率看真弥勒造,然后得成,甚有神验”[17]。

释法盛《历国传》亦记载此事。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十四亦云宋孝武帝征扶南时获有牛头栴檀佛像,指明“昔法盛、昙无竭者,再往西方,有传五卷,略述此缘”[18]。

足见昙氏《外国传》亦可能叙及优长国牛头栴檀弥勒传说。

6释法盛《历国传》

法盛之生平资料,主要为《高僧传》卷二昙无谶附传与梁释宝唱《名僧传》卷二十六本传。

前者略为提及,后者则较为详细。

据《名僧传》记载：

“法盛,本姓李,垄西人,寓于高昌”“年造十九,遇沙门智猛,从外国还,述诸神迹,因有志焉。

辞二亲,率师友,与二十九人,远诣天竺。

经历诸国,寻觅遗灵,及诸应瑞,礼拜供养,以申三业”,曾于“忧长国东北,见牛头栴檀弥勒像”[19]云云。

参照智猛生平,则法盛当在424至437年间前往佛国。

向达认为法盛乃昙无竭同行之僧,“或即《高僧传》所云之昙朗”[20],其实并不合时间逻辑。

回归汉地后,法盛除译有《菩萨投身饿虎起塔因缘经》一卷,另撰有行记《历国传》。

《历国传》或曰《历诸国传》、《诸国传》。

因文献传播等原因所致,该书卷数并不尽同。

《高僧传》昙无谶附传云“凡有四卷”,道宣《释迦方志》、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亦同。

中世史志多著录为二卷。

前述《法苑珠林》卷十四则云“有传五卷”,《历代三宝纪》卷十、《大唐内典录》卷四亦著录为五卷。

该书亡佚于唐宋之间,佚文亦较罕见,其内容可能包括：

一、《名僧传》法盛本传叙及忧长国见闻和佛教灵验。

前述《法苑珠林》宋武帝征扶南获牛头栴檀佛像事,既云法盛略述此缘,则《历国传》应叙及这一佛迹传说。

二、《开元释教录》卷四附记《投身饿虎经》后记所谓“法盛尔时见诸国中,有人癞病及癫狂聋盲手脚躄跛,及种种疾病悉来就此塔。

烧香燃灯香泥涂地,修治扫洒并叩顶忏悔,百病皆愈。

前来差者便去后来,辄尔常有百余人,不问贵贱皆尔,终无绝时”云云。

三、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等征引《历国传》,云波罗柰“其国有稍割牛,其牛黑色,角细长,可四尺余,十日一割,不割便困病或致死。

人服牛血皆老寿。

国人皆寿五百岁,牛寿亦等于人。

亦天竺属国”[21]。

四、唐时日本飞鸟寺僧信行（或云宝唱）撰集有《翻梵语》十卷,此书卷一杂法名第六、卷二比丘名第十一、卷三比丘尼名第十二、卷四婆罗门名第十九以及刹利名第二十、卷五外道名第二十四、卷六杂人名第三十、卷七鬼名第三十三以及龙名第三十四、卷八国土名第四十三与城名第四十四以及寺舍名第四十八、卷九山名第五十一与河名第五十二以及洲名第五十五、卷十菓名第六十六均引有《历国传》,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有详细列举,足见原书内容丰富,异彩纷呈,可与法显《佛国记》相媲美。

7释昙景《外国传》

昙景俗名、籍贯未知,生卒年亦不详。

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卷二著录“释昙景《外国传》五卷”[22],乃误据东晋僧人释昙影行事,而实际上此僧并未撰有该书。

至于《隋志》著录释昙景撰《京师寺塔记》二卷,实为宋灵味寺释昙宗之误写。

据笔者考察,撰著《外国传》之释昙景,或即在回归之后活动于南齐（479－502年）之世。

《历代三宝纪》等多种佛教经录均著录齐世沙门释昙景译有《未曾有因缘经》二卷、《摩诃摩耶经》二卷,则为明证。

抑又,释昙景与法盛、昙无竭等人亦并非同行前往佛国巡礼,而是时间稍晚,其归国之后另撰有行记《外国传》。

释昙景撰著之《外国传》五卷,中世史志实有著录。

此书亦不存于今世,其相关佚文不仅罕见,而且难以断定。

明钱希言《剑筴》卷三征引释昙景《外国传》云“蒙细奴逻与张乐进求逓相让位”[23]之事,实与释昙景行迹并无关联。

至于其它引自题名为《外国传》中的文字内容,同样难以判断是否为释智猛、昙无竭、释昙景等人所作。

最为典型的例证是,《翻梵语》卷四刹利名第二十、卷六杂人名第三十、卷七龙名第三十四、卷八国土名第四十三、城名第四十四、村名第四十七、卷九山名第五十一、林名第六十一、花名第六十五等均征引有《外国传》,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同样作有详细列举,足见此《外国传》内容丰赡,远超乎读者想象。

对此,汉学家列维以为即智猛之书,向达以为即昙无竭之书。

然而,《翻梵语》所引《外国传》,究竟为何人所作,至今难以考辨。

同样,缘于文献证据不足,今存征引题名为《外国传》的某些佚文究竟属于何种行记,同样难以断定。

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六释《佛本行集经》“迦兰陁鸟”、释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四释《四分律》“刍摩”、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八十三“乌苌国”、清萧智汉《月日纪古》卷三等均征引有《外国传》,其撰者但俟来者考证。

8《惠生行传》

据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闻义里有燉煌人宋云宅,云与惠生俱使西域也。

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至正光二年二月始还天阙”[24]。

唐李延寿《北史·西域传》则云：

“初,熙平中,明帝遣賸伏子统宋云、沙门法力等使西域,访求佛经,时有沙门慧生者,亦与俱行。

正光中,还”[25]。

北魏慧生、宋云等人的西行之路以及异域见闻,衍生出了《慧生行传》《宋云家记》《道荣传》等相关佛教行记。

三种文献均已亡佚,幸赖《洛阳伽蓝记》卷五之节录、拼补而存其崖略。

陈寅恪指出,“今本《洛阳伽蓝记》杨氏纪惠生使西域一节”“乃合《惠生行纪》、《道荣传》及《宋云家传》三书为一本”[26],其他学者亦多赞同此说。

中世史志大多著录有《慧生行传》一书,不题撰名。

慧生或云惠生、道生,为北魏洛阳崇虚寺沙门,其生卒年不详。

据《洛阳伽蓝记》卷五之行文推测,慧生亦应是北魏此次西域巡礼活动的核心成员。

《慧生行传》或云《惠生行记》《惠生行纪》《惠生经行记》等,原书实乃粗略记载慧生西域行程之佛教行记。

法国沙畹认为：

“按《惠生行传》,李延寿似已见之;盖《北史·西域传》嚈噠迄乾陀罗诸条显为录诸《行纪》之文”[27]。

今覆核原文,李延寿得见《慧生行传》不假。

《北史·西域传》曰：

“朱居国,在于阗西。

其人山居,有麦,多林果。

咸事佛,语与于阗相类,役属嚈噠”“钵和国,在渴槃陁西。

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处。

又有大雪山,望若银峰”[28],均应以《慧生行传》为材料依据。

宋代以来,《慧生行传》当属亡佚无疑。

而事实上,《洛阳伽蓝记》卷五以《慧生行传》为主体,后者为前者综合叙述此次佛国巡礼的骨架。

毕竟,杨著首云“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接着简述从京师到于阗的经行路线,后云“惠生初发京师之日,皇太后勑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

惠生从于阗至乾陀罗,所有佛事处,悉皆流布,至此顿尽。

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拟奉尸毗王塔”,末云“惠生在乌场国二年,西胡风俗,大同小异,不能具录。

至正光二年二月始还天阙”[29],首尾照应,秩序井然。

9《宋云家记》

因《慧生行传》多不尽录,叙事简略,故《洛阳伽蓝记》卷五注明：

“今依《道荣传》《宋云家记》,故并载之,以备缺文”[30]。

据《洛阳伽蓝记》,宋云乃敦煌人,曾居住于洛阳城东北上商里。

其生卒年亦不详,正史阙载。

与慧生之僧侣身份不同,宋云可能作为外交官领导此次西域巡礼之事。

《宋云家记》或云《宋云家传》《宋云行记》《宋云西行记》等,史志并未著录。

尽管如此,《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六云：

“赊弥国。

后魏时闻焉。

在波知之南。

山居。

不崇佛法,专事诸神。

宋云《行记》云：

‘语音诸国同,不解书筭,不知阴阳。

’国人剪发,妇人为团发。

亦附嚈噠。

东有钵卢勒国,路险,缘铁锁而度,下不见底。

后魏时,遣宋云等使于彼,不达”[31]。

这则材料与《洛阳伽蓝记》卷五所载“赊弥”在文字上不尽相同。

又,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亦引《宋云行记》：

“以魏神龟中至乌苌国。

又西至本释迦往自作国,名磨休王。

有天帝化为婆罗门形,语王曰：

‘我甚知圣法,须打骨作笔,剥皮为纸,取髓为墨。

’王即依其言。

遗善书者抄之,遂成大乘经典。

今打骨处化为琉璃”[32]。

较之《洛阳伽蓝记》所记“乌场国”相关佛迹,这则材料更为详细具体。

抑又,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一述曰：

“《隋史·西域传》、魏宋云《西行记》《唐太宗实录》,皆言于阗有毗摩寺,是老子化胡处”[33]。

但《洛阳伽蓝记》卷五并未记载有毗摩寺,疑即为《宋云家记》中相关内容。

抑又,《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三“乌苌国”征引宋昙《行记》：

“人皆美白,多作罗刹鬼法,食噉人肉,昼日与罗刹杂于市朝,善恶难别”[34]。

王文楚等《校勘记》云：

“此‘昙’乃‘云’字之误”[35]。

上述种种,一证《宋云家记》还可能存有佚文,二证《洛阳伽蓝记》应有删改之举。

笔者以为,《洛阳伽蓝记》卷五实以《宋云家记》为辅助。

其中嚈噠国王“见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诏书”以及会场描述;乌场国王“见宋云云大魏使来,膜拜受诏书”以及主客交流;宋云诣军并通诏书,乾陀罗国王“凶慢无礼,坐受诏书”[36]以及主客辩驳等,明显是特记作为外交使者的宋云事迹,其行文风格异于卷首诸节,却难以扰乱《慧生行传》的主体地位。

抑又,卷中乌场国“宋云于是与惠生出城外,寻如来教迹”“宋云惠生见彼比丘戒行精苦,观其风范,特加恭敬。

遂舍奴婢二人,以供洒扫”“宋云与惠生割舍行资,于山顶造浮图一所,刻石隶书,铭魏功德”,卷中乾陀罗城东南“宋云以奴婢二人奉雀离浮图,永充洒扫。

惠生遂减割行资,妙简良匠,以铜摹写雀离浮图仪一躯,及释迦四塔变”[37],以及针对两地诸多佛迹的追述和描写,可证《慧生行传》与《宋云家记》曾叙及相同内容,两种相关文献足以互为参证。

值得一提的是,中世史志著录有宋云《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亦佚,或别是一书,或与《宋云家记》直接相关。

余太山指出：

“《宋云家纪》或即《旧唐书·经籍上》（卷四六）、《新唐书·艺文二》（卷五八）所见宋云撰《魏国已西十一国事》（一卷）”[38]。

宋代以来,不少论著征引《宋云行记》,或不见于《洛阳伽蓝记》卷五,或与《洛阳伽蓝记》相比而呈现出文字差异,疑即宋云所撰《魏国以西十一国事》,惜无更多证据可寻。

10《道荣传》

道荣其人,《古今逸史》本、《汉魏丛书》本《洛阳伽蓝记》均作道药,其生卒年亦不详。

据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有南朝齐大统合水寺释法上,“至于十二,投禅师道药而出家焉”,后“卒于合水故房,春秋八十有六,即周大象二年七月十八日也”[39],则道药在北魏正始三年（506年）已显名于世,十余年后遂同宋云、慧生等人同往西域求法。

《道荣传》或云《道药传》,岑仲勉称之为《游传》,早佚,史志亦未著录。

道宣《释迦方志·游履篇》云：

“后魏太武末年,沙门道药从疎勒道入经悬度到僧伽施国,及返还寻故道,著传一卷”[40]。

此《传》一卷疑即《道荣传》,《洛阳伽蓝记》存录其相关内容七处,周祖谟均视之为注文。

笔者以为,《洛阳伽蓝记》卷五实以《道荣传》为补证。

如果说《慧生行传》侧重于对经行路线和山川地理的框架性叙述,同时兼及风物和佛迹;那么《宋云家记》侧重于追述外交活动,同时兼及礼仪、风物以及佛迹,《道荣传》侧重于描述佛迹,相关描写可谓细致入微。

检读《洛阳伽蓝记》卷五,可见杨衒之在叙述乾陀罗城东南七里雀离浮图之时,曾六次征引《道荣传》以作参证或者补充说明,在描述那迦罗阿国之佛顶骨、佛袈裟、佛锡杖、佛牙、佛发、佛影、佛浣衣处等诸多佛迹时,亦曾详细征引《道荣传》,其行文“随事条举”,细致有理,“此盖《惠生行记》之所未备”[41],不失为宋云、慧生行记绝好的辅助材料,后世类书亦多加摘录。

作为六朝唯一保存完整的佛教行记,法显《佛国记》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此不赘述。

此外,六朝其它佛教行记九种虽存吉光片羽,却共同展示出诸如历史、地理、交通、宗教、民俗、文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价值,并为之后的相关著述提供了叙事摹本。

毋庸置疑,这些行记之间以及它们与诸种西域文献的复杂关联特别是互为参证,可谓彰显其学术内涵的前提条件。

一方面,六朝佛教行记“足以羽翼正史,疏明往昔,其价值与正史不相轩轾”[42];另一方面,因其留意使团经行路线和山川位置,叙述虽简略却清晰有序,此类文献资料给后世学者考察相关地理和交通留下了重要的线索。

诚然,六朝佛教行记充分表现出了一代高僧为弘扬佛教所做出的牺牲和努力。

晋唐高僧大德“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胜途多难,宝处弥长,苗秀盈十而盖多,结实罕一而全少。

寔由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

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43],其坚强的意志令人敬仰,为佛教在我国的顺利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六朝佛教行记丰富和促进了古代西域研究和佛教文化研究,那么其文学意义同样不凡。

以记录高僧前往佛国求经巡礼为核心内容,这些著作通过描绘优美绝伦的自然景观,展示神妙奇特的异域风情,述说和演绎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