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文化概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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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陶文化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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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院《法官讲堂》安排，让我介绍一下皋陶文化。

接受任务后，在互联网上查阅了相关资料，同时徐院长为我提供了《皋陶文化》专刊。

根据上述资料，本人对皋陶文化作了大概的梳理。

所以介绍中资料是否准确、观点是否正确，敬请各位领导和同志们自己斟酌。

了解皋陶、了解皋陶文化，对于我们法官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原因有二：

第一，皋陶是中国最早的法官；第二，皋陶墓在六安。

所以我从四个方面对皋陶文化作一介绍：

一是皋陶与“六安”；二是皋陶与“治水”；三是皋陶与“德治”；四是皋陶与“法治”。

皋陶与“六安”

皋陶（gaoyao）,出生于公元前21世纪。

他活跃在“三皇五帝”时期，是父系氏族社会晚期的政治家，中华民族早期的智者。

后世史学界和司法界公认他是中国司法的鼻祖。

他辅佐大禹理政、治水和发展生产，在华夏族和东夷各民族的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他的思想体系为核心的“皋陶文化”是上古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皋陶是东夷族首领，历任职于尧舜禹三代。

与尧、舜、禹齐名，被孔子尊为“上古四圣”；在《论衡》中有“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圣也”的说法。

（《论衡》是中国历

史上东汉时期思想家王充的一部著作。

我国西周王朝以前的历史被称为“上古史”，古代学者通常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即“三皇”时期、“五帝”时期、“三王”时期。

按照一般意义上的说法，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发明八卦）、神农氏（种谷养畜）被称为“三皇”，也有人把伏羲氏、女娲

氏、神农氏称为“三皇”；黄帝、颛顼（zhuanx口，黄帝之孙）、帝喾（KU，黄帝曾孙）、唐尧、虞舜（唐、虞均为姓）被称为“五帝”；而“三王”贝U指夏禹（四千多年前，夏部落首领禹因治水有功，得到了虞舜的重用并最终将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于他，是夏王朝的开端）、商汤、周武王及他

们分别开创的夏王朝、商王朝和周王朝（西周）。

从这种时期

的划分就可看出，皋陶所处的时代正是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转型的时期。

《史记•夏本纪正义》：

“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YAN）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

偃姓亦是赢姓。

《史记•秦本纪》：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

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

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即皋陶），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

大费拜受，佐舜调顺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益（即柏翳），舜赐姓嬴氏。

”（此段所述，说明皋陶是颛顼的曾孙）。

禹为了尊重禅让制度，推举皋陶当继承人，并让他全权处理政务。

但是，皋陶先禹而死，传说活到106岁。

皋陶死

后，按照禅让制，应该确定皋陶之子伯益为继承人，但实际上大禹死后，其子启即位，即历史上所谓的“大禹传子”，

宣告了部落联盟“禅让制”的结束和封建世袭制的开始。

后世学者在研究大禹破坏禅让制时，认为：

大禹禅让行将就木的皋陶是一个政治家的别有用心，换句话说是为传位于启作准备的。

关于禅让制的争论：

历代学者争议不休，一种观点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禅让制，所谓舜、禹接替前任部落联盟首领，完全是以武力得到的，只是后世那些弑君篡位的人为掩世人耳目凭空臆造的。

其理由是历史上凡是提到禅让的记载，都是以武力胁迫为前提的，如大家看《三国演义》时，曹丕迫使汉献帝让位；还有袁世凯也玩过此花招。

另一派则坚持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禅让制，理由则是基于权利义务的平衡关系。

如果继任首领要承担的义务大于享有的权利时，禅让就是合理的。

所以学者们认为尧、舜禅让时，部落联盟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强大，他们所尽的义务远大于享有的权利。

而到了禹时，部落联盟强大到国家机器这个程度，这时禅让已没有任何意义。

后世论及禅让时，都说到舜、禹接任后，有过还位于尧之子、舜之子之说，但尧之子、舜之子坚辞不受；而伯益还位于启时，启和辅佐启的人们不仅接受了，而且还对伯益加以迫害，所以说此时的启应当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

皋陶历经尧舜禹三世，呕心沥血辅佐尧舜禹，功高德厚，是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

皋陶曾经协助大禹治水。

禹为了报答皋陶，“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史记•夏

本纪》）。

“英”,《六安州志》称州之西有英氏城，大体在今安徽金寨至湖北英山一带；“六”很明显就是现今的六安；

“许”，《括地志》称“许故城在许昌县南三十里”（古汉语

中“三”、“三十”、“三百”是虚指），地理学家推测大体在今淮北一带。

封在六安的是皋陶次子仲甄，成为古代六安国始祖，故今六安称为皋城。

至于皋陶是死后移棺至六安，还是生前即已到达六安，现已无从考证。

但是分封英、六、许，使得皋陶后代在江淮大地繁衍生息，成为全国三十多个姓氏的始祖。

皋陶与“治水”

皋陶原来是东夷部落的首领。

所谓东夷，是生活在中原

地区的华夏部落联盟对东部地区早期先民的统称。

在先秦文献中，东夷有九支比较大的部落，主要活动于今山东、安徽、江苏三省交界一带，历史上称为“东夷九族”。

东夷九族大

多善于狩猎，多以鸟为自己的部落图腾。

皋陶部落与尧舜禹等部落联盟，是华夏族的核心。

一、水患与人祸

传说在尧的时候，天下发了大洪水，黄河连年泛滥。

大水冲毁了村庄、房屋，淹没了土地。

有时人们被逼到树上、山顶上居民没法种庄稼。

尧的时代就开始治水。

尧召开部落

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

大家一致推荐鲧（音gun）主持治水。

鲧花了九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

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

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

这期间，就有家喻户晓的“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同时，为争夺生存空间和维护部落的利益，部落战争不断。

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华夏部落联盟与三苗族之间的争斗。

三苗族又被称为南蛮，是对原始社会时期我国南方众多少数民族部落的泛称，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

“三”

是一个约数，泛指南方各部族。

三苗族奉共工为首领。

据《山海经》记载，共工本姓姜，是炎帝的后代。

从神话《共工怒

触不周山》看，共工与颛顼是一辈人，两人争帝。

但他是如何成为南方三苗族的领袖，至今仍没有可信的说法。

传说，共工发明了筑堤蓄水的办法用于战争和农业生产，其治水方法是把高地铲平，低地填高。

在平坦地面上修筑堤防，用来蓄水。

在非战争时期，为农业提供用水；战争时期，掘堤水淹来犯敌人。

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后来被大禹的父亲鲧（g

un滚）用来指导治理泛滥的洪水，不仅没有使河流得到疏通，反而更加泛滥。

二、皋陶成为大禹得力助手

华夏部落联盟与三苗族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地打了一

百多年，面对久拖不决的战争和流离失所的百姓，皋陶向舜帝进言：

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征服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大家的力量。

皋陶的建议高屋建瓴，得到了华夏部落联盟领导核心的一致认同。

因大禹善于治水，舜帝决定派大禹前往中原和三苗族各地治水，以此改善华夏族与三苗族的关系。

又因皋陶在大禹治水过程中有功，遂派遣皋陶协助大禹。

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皋陶深入三苗族，带去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从而赢得了三苗族的尊敬。

在与华夏部落融和的过程中，三苗族人也把种植水稻和冶铜的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

疆域面积的大幅度扩充，民族融和的不断深入，加强了华夏部落联盟的力量，作为一个统一的大民族，华夏民族的雏形逐步形成，从而为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从以上分析，“治水”不仅是一项民生工程，也是政治

手段。

治水过程中，还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更成就了大禹、皋陶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突出贡献。

三、皋陶依法治水

据考证，“五刑”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刑法，也是中国最早

的法律。

这一法律最早应用于大禹治水期间。

《尚书•虞书》

记载：

“帝舜三年。

帝曰：

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显然，皋陶奉帝舜之命而“作刑”,其目的是为了抵御所谓的“蛮夷”和“寇贼”。

皋陶制

订“五刑”，分别是甲兵、斧钺、刀锯、钻笮（zuo,压榨之

意）、鞭扑。

鞭扑，是对情节较轻的罪行实施的薄刑，用于惩治比较轻微的犯罪；钻笮，是指轻肉刑；刀锯，是指重肉刑；斧钺，贝焜指砍头的重刑，处罚比较严重的犯罪；而甲兵，则是指对外部落用兵，在当时，把对外战争看作是对打击对象的最大刑罚。

史料记载，在治水的过程中，皋陶“令民皆则禹。

不如言，刑从之。

”以“刑”为手段来保证参与治水的民众服从领导者大禹，对于集中公共力量服务于一个公共目的，起到了积极作用，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以“刑”为手段来贯彻统治者的意志，是国家机器的早期形式。

“五刑”的制订和

使用，为阶级的产生揭开了序幕。

“五刑”的出现比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还要早

上三、四百年，只是相对于后者来说，前者还不是成文的法典。

尽管如此，它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开端意义是不可抹杀的。

皋陶与“德治”

皋陶创设了中国最早的法律，然而，他是一个更强调“德政”的人。

一、强调伦理尊卑

皋陶首先强调君主修身：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

正，虽令不从”。

并提出了“替天行道，惠民为本”、“天人

合一，天由人意”、“勤政廉政，任人唯贤”、“以德治国，五刑五用”等思想观念，铸造了华夏民族之魂。

皋陶还注重强化社会伦理秩序：

“天敘（天然的次第、

等级）有典，勑（CHI，修正、修理）我五典五惇哉！

”；《国史要义》（民国时期以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著称的柳诒徵〈读

LiuYizheng〉所著）中的解释为“《皋陶谟》称五典五惇，是唐虞之前已有若干典也。

五惇之义，自来未析，稽（查考）之《内则》（《礼记》之一部分），古有惇史，记载长老言行”o

“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用、需要）哉！

”

二、设“五教”

作为“五刑”的制订者和实施者，皋陶认为“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意思是，使用刑法治理天下的目的并非为了

惩罚犯罪，而是为了威慑犯罪，是为了使各种犯罪行为消灭

在犯罪之先。

它因此强调“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意思是

要让天下人都了解刑法的含义，并通过“父义、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这五种教化来让老百姓远离犯罪。

他认为，要把“法治”和“德政”结合起来，才能治国安邦。

一个部落联盟时期的法律制定者，就具有如此高的法治境界，是相当可贵的。

三、强调“知人善任”

皋陶在施政中提出“九德”观：

“宽而栗”一一度量宽大的人，往往会因为量宽而忽视细微部分，所以宽宏也要能注意细微，慎细慎微正是度量宽大之人该引为惕。

“柔而立”一一个性柔弱的人，一旦与别人意见相左时，会因为“柔”而受外来影响而动摇，所以“柔”者也要有自己独立见解，才能屹立不摇。

“愿而恭”一一老实厚德的人个性随和，容易趋于同流

合污，所以应该要严肃庄重，才能保持自己原来的个性。

“乱而敬”一一是指有治乱才能的人，往往会仗着自己

有才干，做事难免草率，所以凡事要能敬谨，才能避免缺失。

“扰而毅”一一是指柔和顺服的人，对人对事流露驯顺，意志偏向软弱，所以要能刚毅果断，才不会被人左右。

“直而温”——正直的人由于个性耿直，待人处事是直

来直往，所以在态度上要和气，才不致于得罪人而不知。

“简而廉”一一个性率直的人比较不注意小处，所以要注意培养行为不苟，才能发展远大的志向。

“刚而塞”一一个性刚直不阿的人，由于坚守原则容易流于空泛，如果能够实事求是，定能性刚直而内充实，是一美德。

“强而义”一一坚强不屈的人，因为强勇而凡事不惧，往往不会详思事情是否得宜，就率性行事，所以要符合道义而行，就能避免缺失。

这九德的上面九字：

宽、柔、愿、舌L、扰、直、简、刚、强，是指一个人先天的个性。

这与天俱来的性质比较不容易改变，而每种个性都有其缺失，这些缺失就要靠后天的修德来补救，那就是下面九字：

“栗、立、恭、敬、毅、温、廉、塞、义”，所以这是针对九种个性所提出的治德方向。

综合这一部分的内容看，皋陶文化与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一脉相承。

实际上，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长期生活在皋陶文化分布的区域及其文化氛围中，在儒家的典籍里，多有尊崇皋陶的论述：

“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

不仁者远矣”（《论语.腾文公上》）。

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赖孔子而传，赖孔子而开。

皋陶文化为儒家所传，为儒家所承，从而发展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

皋陶与“法治”

旷日持久的部落战争，带来战争动员、俘虏处置等一系列问题；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工程的安排、劳工的管理等问题，也是部落联盟必须妥善处理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

不仅需要华夏部落联盟的管理者有相当的智慧，也需要形成相对稳定的制度。

奉帝舜之命，皋陶成为制订这些制度的官员，历史上称这个职务为“士师”，主要的职能是负责“理民”，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最高司法长官。

一、公正司法

皋陶是上古人物，存在争议，唯独对其是“中国司法鼻祖”在学界没有任何争议。

相传皋陶秉持公正，断案如神。

从而使得“天下无虐刑”，“天下无冤狱”。

皋陶的公正办案，也铸就了影响中国从古至今的“清官”情节。

唐朝大诗人李白就曾赋诗讴歌：

“何

不令皋陶拥彗清八极，直上清天扫浮云。

”希望皋陶复出，

扫尽天下一切罪恶和不平。

相传，皋陶断案时，常常会使用一种名叫獬豸（xiezh

1）的独角兽来帮忙。

传说中的獬豸是“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

也就是说，协助皋陶断案的獬豸是一种独角羊，它很有灵性，有分辨曲直、确认罪犯的本领。

据说，皋陶在办案过程中遇有疑难时，就将这种神异的动物放出来，如果当事人有罪，獬豸就会用它的独角去顶触，无罪则否。

大约是这种办法非常有效，在皋陶担任“士师”的日子里，卑鄙小人和盗贼纷纷逃离，一时天下太平。

獬豸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是它却在事实上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法治建设。

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记载，自春秋战国时代起，獬豸的形象被制成帽子，绘到服饰上，作为执法人员执法时的穿戴。

到了秦朝，执法官吏头戴獬豸帽就已经成为一种传统。

而汉代的衙门里，都要供奉皋陶像、饰獬豸图。

直到清朝，负责监察司法的官员御史或按察使等仍然要佩戴獬豸冠，穿绣有“獬豸”图案的补服，以示法律的尊严和神圣。

以今天的眼光看，把这种绣有獬豸形象的衣帽称为中国古代的法官帽和法官袍，也未尝不可。

由于皋陶的执法水平深得百姓的认可，皋陶的形象也因此得到神化。

《淮南子•修勿训》中这样描绘：

“皋陶鸟喙，

是谓至信”，说他长着一张尖尖的鸟嘴，古人认为这样的嘴是至诚的象征。

《荀子•非相篇》中又说：

“皋陶之状，色如削瓜。

”意思是，皋陶的脸色呈青绿色，就像一个削了皮的瓜，这位执法如山的大法官被描绘成“青面无私”的样子。

在皋陶生活的年代，青铜器是最硬的金属了，皋陶的“青面”无疑是来自于青铜器的颜色。

之所以赋予皋陶一张“青面”除了把法官神圣化之外，还反映了青铜器时代人们对法官品德的心理和美学追求。

比青铜器更为坚硬的铁器出现后，人们悄然用“铁”来取代了“青”，从而有了流传至今的“铁面无私”一词。

二、宽严相济

在使用“五刑”保证大禹治水顺利进展的同时，皋陶主张“慎刑”、“轻刑”。

为防止“五刑”被滥用，皋陶还特别强调“五刑五用”，明确五种刑罚分别对应于五种程度不同的罪行，要证据确凿，量刑适当，遵循用刑从轻的原则。

《尚书•皋陶谟》中，还记录了皋陶与舜帝的一段谈话，皋陶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见和刑狱思想。

皋陶主张“罚弗其嗣，赏延于世，宥（ybu宽容，饶恕）过无大，刑故无小，罚疑唯轻，功疑唯重。

”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人犯了罪，不应该株连他的后嗣子孙；如果赏功，就应该世代不遗。

对于过失犯罪的，即使严重一点也应该从宽处理；对于故意犯罪，他们也要从严追究；对于犯罪事实有不清楚的，处断一定要从轻；对有功于国的人，虽事实有可疑处也应该从优赏赐。

这段话精辟入里，闪耀着朴素的辩证法光辉的刑狱思想。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疑罪从轻原则，在整个中国法制史上都具体重要的的意义。

直到2013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才宣告这条原则的终结。

最高院的规定：

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从皋陶疑罪从轻到最终

确定疑罪从无在中国法制史上整整经历了四千多年

三、皋陶是“狱神”的化身

西汉史游著的《急就章》说：

“皋陶造狱法律存。

”隋《广韵》上载：

“狱，皋陶所造。

”由于这些记载过于简略，比较零碎，因此有一些人便怀疑它的可靠性，或者从别的方面理解它的含义，而得出了另外的结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因为“狱”字，在古汉语中还有一义，就是“案件”的意思，所谓“冤狱”、“断狱”等，就是这个意思。

《汉语成语大词典》对画地为牢的解释是：

“相传上古

时刑律宽缓，在地上画圈，令罪人立圈中以示惩罚，如后代的牢狱。

”至于这成语如何形成则只字未提。

但是，无论是学者、还是善良百姓，都愿意承认“皋陶造狱、画地为牢”的传说是存在的。

因为画地为牢能起到惩治作用，秘密不在刑罚本身，而在其外，在于他们重视了社会教化，让人们懂得仁爱，懂得礼貌，懂得犯了罪遭受处罚是很羞耻的。

所以，一旦做错了事便心甘情愿地在那圈子里反思过错。

形同虚设的牢房约束的不是身体，而是头脑，这就是以德治国的作用。

由于皋陶治狱功绩很大，影响深远，自古以来的监狱，都把他奉为狱神，建庙造像，不论狱吏还是犯人，都要向他顶礼膜拜。

《泊宅篇》中就记载着：

“今州县狱皆立皋陶庙，以时祀之，盖自汉已然。

”

最后，以台湾作家洪丽玉在《从〈皋陶谟〉里解读皋陶

的智慧》文中的一段话作为结语：

“距离皋陶时代虽然非常

遥远，但是皋陶的智慧并不因时空转变而落伍，反而随着文明进步而有提升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