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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学习古代世界历史剖析
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学习古代世界历史
【在《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出版付梓之际，刘小枫教授传来专为本书所作的“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学习古代世界历史”的汉译本前言，并独家授权观察者网首发。
一部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就是一部“征服世界的力量”时空交错史。
在所谓“南海仲裁案”宣判即日，我们全文刊发这篇前言。
因为这种征服的力量从未止息，且一直愈演愈烈，直至今日染指中国南海。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小枫教授在前言中提出的尖锐问题远远超出《地图集》的本身，为我们阅读这本西方最具权威的《地图集》提供了思考问题的重要线索。
】
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出版，八月上海书展与读者见面。
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学习古代世界历史
——《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中译本前言
刘小枫
一
1868年的冬季学期，瑞士巴塞尔大学史学教授布克哈特（1818-1897）开设了一门名为“历史研究导论”的专题课程。
从名称来看，这门课程是为刚刚形成不到半个世纪的史学专业开设的。
可是，布克哈特开讲就宣称，这门课程的目的“不是要培养[专业]史学家”，而是“要让学生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力，每个接受大学教育的人都应该培养这种能力”。
布克哈特告诉学生们，如今“史学已经高度专业化，即使一个非常小的个别问题，也可能已经有若干专著研究过”。
投身史学专业，就得准备为澄清某个很小的历史事实耗费数年时间。
在19世纪的大学，所有传统学问都在走向高度“专业化”（theprofessionalization）。
在布克哈特看来，大学的专业化训练并非是为了让学生今后“以所学专业为终身职业”，而是为了让年轻的灵魂学会如何聚精会神地获取知识，“培养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严肃品格”。
布克哈特告诫说，任何学科的专业化都有一个危险：
让人忘记学科训练仅仅是通向精神自由的一种途径。
布克哈特所谓的精神自由指的是“在智慧和情趣方面超脱日常无聊”，“不让报纸和小说”——如今我们得说媒体网文——荒废自己的精神。
[1]
布克哈特在近一个半世纪之前的教诲明确针对当时正在形成世界趋势的现代民主文化。
他在自己的课堂上讲授世界史课程时说道：
普遍民主作为一种懵懂的冲动，从法国革命及其对人性本善和人人平等的信念中喷发出来，涌动于各个民族的里里外外。
随之出现的是显著的同质性；普遍民主的基本特征以普选的形式得到了君相们本人的承认，普选可被扩展为对几乎任何事情的公投。
[2]
民主文化让“几乎任何事情”诉诸公投不仅荒谬，而且表明一个国家或民族已然丧失精神自由。
毕竟，涉及一个国家的精神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品质或优或劣的任何分歧，都不可能靠公投获得解决。
布克哈特看到，民主文化的基本品质就是“日常无聊”。
在商业民主化的时代，大学教育固然史无前例地普及，但民主化的大学不可能让大学生在“智慧和情趣方面超脱日常无聊”——即便设立通识教育课程也无济于事。
布克哈特的“历史研究导论”就是如今的通识课，但他心里清楚，并非每个被迫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都天生具有“超脱日常无聊”的意愿。
何况，民主化的大学培养出来的教师很难具有讲授通识课程的资质和能力。
毕竟，学科专业化的所谓学术规范一直在摧毁热爱智慧的情趣，让年轻的头脑因长时间“过分专注地研究”某个“内容单调且索然无味的”课题过早患上“脑瘫”（《沉思》，页16-17）。
既然如此，布克哈特为何要在巴塞尔大学开设“历史研究导论”这门课程，而且不是为史学专业的学生开呢？
在布克哈特看来，已然形成世界趋势的民主文化是一个不祥的趋势，它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危机”时代。
面对这样的时代处境，如果现代的大学还不至于敢公然背弃人类古典文明关于教育的传统定义，即让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获得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事件或人物及其精神状态具有明辨是非对错好坏优劣的认识能力，就应该让大学生了解甚至研究世界历史。
布克哈特觉得，既然作为大学教师自己总得开设某种课程，就不如开设“历史研究导论”这类通识教育式课程。
他相信，与其给年轻的大学生灌输民主的自由权利意识，不如让他们学会“审视过去”——他用“观察”来命名这种精神活动，这是真正的自由人的“权利和义务”。
通过观察世界史获得“普遍的和历史的知识”，不仅有助于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撇开个人的和暂时的担忧和顾虑”去了解处于变化中的人类状况，而且会使得天素优秀的年轻灵魂超逾平庸“向高处攀登”。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世上的多数人其实是“在最为简单的平民生活中度过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填饱肚子”。
普遍民主观念出现以后，史学也被要求用平民“眼光”来看待历史。
在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之下，民主观念推崇的这种“观察和推理”方式进入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导致了“听觉上的巨大混乱”。
布克哈特非常自觉地要让自己的史学通识课抵制这种平民“眼光”的史学，让史学保持其古典品格：
historiavitaemagistra[历史是生活的导师]的含义是，热爱智慧的人通过认识过去让自己变得明智。
因此，布克哈特说，世界史的“观察对我们意味着自由”。
[3]
1870年冬季学期，布克哈特第二次讲授“历史研究导论”课，刚刚获得巴塞尔大学古典学系教席的26岁年轻人尼采也坐在讲台下面听讲——在后来的整个一生中，尼采都称布克哈特是“伟大的教师”。
[4]
二
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发端于启蒙运动时期，而且与商业行为相关。
1729年10月，伦敦的8位书商和印制商在《编年月刊》（MonthlyChronicle）上刊出一份联名签署的图书征订广告：
即将出版一部名为《普遍历史：
自最早的时代叙述到当今》（AnUniversalHistoryfromtheEarliestAccountofTimetothePresent）的史书，分“古代”和“现代”两个部分出版。
征订广告称，《编年月刊》将先以连载方式刊发这部《普遍历史》，然后结集成书。
不过，书商们没能做到按月连载，拖拖拉拉差不多15年后（1744），“古代部分”（theAncientPart）才杀青。
毕竟，那个时候的大学还没有史学专业，撰写这部史书的并非是某些个史学家，而是书商为了赚钱找来的几位业余写手，其中两位曾因在报纸上胡编乱造“史话”以impostor[骗子]闻名——主要写手之一是个浪迹伦敦的法国人，他用笔名普萨尔马纳扎（GeorgePsalmanazar，1679–1763）经常给报纸写文章。
为了在传媒出名，他在25岁那年就剽窃荷兰传教士的回忆录编造过一本关于中国台湾的书，慌称自己原籍台湾，其父是在台湾传教的荷兰传教士……尽管如此，《编年月刊》上连载的这部《普遍历史》很快开始风靡欧洲：
1732年，法国的书商开始翻译连载，1734年，意大利的书商开始翻译连载，德意志的书商则在1745年直接翻译“古代部分”合订本——大名鼎鼎的伏尔泰和吉本都采纳过其中的“史料”。
[5]随着贸易和自然科学双双快速发展，欧洲智识人渴望全面认识世界。
英国书商组织写手编撰这部世界史并非为了搞启蒙，毋宁说，这一商业行为既反映的是英格兰王国崛起时的需要，也反映了18世纪新知识状况的需要。
现代中国知识人以为，西方人很早就有了世界史，其实，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最早出现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期的英国。
何维尔（WilliamHowell）的《通史要义》（InstitutionofGeneralHistory，1680）和拉莱夫（WalterRaleigh）的《世界史》（HistoryoftheWorld，1702）尽管相当粗疏，在当时却颇为风行。
由于这两部通史仍然以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为主，涵盖面不足，采用同时代的编年史和地理学的新材料也不多，书商们就想到，搞一部新的《普遍历史》销量必定可观。
毕竟，随着国力上升，那个时候的英国人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大增。
据统计，截至1730年，以征订方式在英国出版的专书有388种，其中128种涉及历史。
夏克福德（S.Shuckford）的《圣和俗的世界史》（SacredandProfaneHistoryoftheWorld，1728），以及斯潘海姆（F.Spanheim）的《编年史和圣史导引》（Introductioadchronologiam,ethistoriamsacram，1727）销路颇佳，让书商深受启发。
[6]我们难免想起，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力急速上升，与此同时，各路书商及其编辑构想层出不穷——如今轮到世界史了……
然而，真正的史学功夫并不在于知道世界历史的史事，而在于认识和解释史事。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中阐述现代民主政制原则时，已经力图凭靠当时已知的世界地理新轮廓所提供的世界史视野来增强其论证的说服力。
在孟德斯鸠激发下，索邦神学院高材生杜尔哥（1727-1781）雄心勃勃，23岁那年（1750）写下了堪称划时代的两篇论著纲要（“普遍历史两论大纲”和“关于政治地理学的论著纲要”），将自己关于俗世的进步论“普遍历史”（histoireuniverselle）的思考与政治地理学结合起来。
他提出的问题包括：
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的自然地理资源及其分布对商业文明的影响，地理的自然交通条件（河流、海洋）对国家间敌友关系的影响，自然地理因素与民族[国家]性格及其德性的关系等等。
[7]杜尔哥相信，贯穿整个人类的一条普遍历史的发展线索是：
由于商业交往不断增多，人类将走向柔化的民主道德，即所有人将获得“基本的人性化权利”。
商业活动不仅是人类物质生活进步的基本推动力，也是人类道德从义务变成权利这一精神进步的推动力。
[8]可以设想，如果按杜尔哥的历史哲学观来编纂一部世界历史地图集，我们看到的会是，原初处于野蛮状态的人类如何从狩猎状态、游牧状态到农耕状态再向商业状态演进。
[9]直到今天，好些世界历史地图集仍然是按这种启蒙哲学式的文明史观来编纂的。
[10]
1753年，伏尔泰的《论诸民族的道德风习和精神》出版，史称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专著——毕竟，英国书商搞的《普遍历史》的“现代部分”（theModernPart）在1759年开始连载，直到1768才连载完。
十年后（1763），伏尔泰又为自己的这部“普遍历史”添加了长达两百页的题为“历史哲学”的“导言”，据说因此获得了发明“历史哲学”这个语词的思想史声誉。
[11]
伏尔泰的世界史叙述“八卦”说法居多，水分太大，他的“历史哲学”看起来也委实不够哲学。
接下来具有影响力的普遍历史哲学式的世界史，非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莫属。
[12]黑格尔的世界史从“自由理念”的朦胧状态开始，把现代的公民社会式国家的形成视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进程。
实证史学出现之后，史学家大多蔑视黑格尔的普遍历史哲学，认为它只有“观念”，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史料”。
其实，黑格尔提出的“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的“世界史划分”及其历史演进过程，使得启蒙主义的“进步论”史观更为明晰，为好些实证史学家的世界史叙述提供了指路明灯。
三
在布克哈特看来，启蒙哲人们的所谓“历史进步”一类说法纯属胡扯。
这类历史哲学式的说法不过想要在政治现实中获取“迫切需要的东西”，严肃的史学恰恰应该抛弃这些东西，尽可能客观地观察和描述“过去的斗争、冲突和多样性”。
布克哈特的世界史观察拒绝从人类的“野蛮”状态开始，而是从人类的“文明”状态开始。
他的理由是：
“只有文明民族而非原始民族，才可纳入较高意义上的史学”。
在他看来，世界历史绝非是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线性进步过程，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古希腊罗马文明能够“垂范后世，无法企及”，或者为何直到近代，游牧民族仍然威胁着已经有上千年文明史的农耕民族的政治体。
从“野蛮”状态开始看世界历史，不过是霍布斯以来的启蒙哲人用虚构的“自然状态”论思考国家问题所导致的可笑结果。
布克哈特非常担忧：
由于启蒙史学的普及，欧洲“受过教育的人”不再能够理解自己的古代文明，商业民主时代的“公众所支持的‘文化’甚至厌恨”古代文明。
受过民主的启蒙教化的大众对现代商业文明满怀自负，根本不知道技术物质进步绝不等于道德文明进步，“只要求共同体尽一切可能确保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一心为自己的生存讨价还价——“古人则相反，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不惧怕灾祸”。
[13]
布克哈特在一百多年前的教诲仿佛就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的。
如今，我们在技术物质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不仅需要学习中国的古代历史，也需要学习世界的古代历史——这与史学专业的事情无关，而是与保有文明危机意识相关：
我们的史学专业更多关心技术物质进步，而非文明危机。
与抵御外敌时打仗一样，学习历史断乎离不了地理知识和地图——历史是文明民族的生活经历，由大大小小的事件汇集而成。
任何事件的基本要素都是时间、地点和人物：
何时、何地、什么人做了什么事。
无论史书还是史学，都是文字描述，离了地图，就无法直观地呈现事件发生的地点乃至过程。
这部由德国的古典学学者编制的《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以历史地理学的方式来展现古代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史，并通过对历史事件进行分层来展现古代世界的经济、行政、宗教和文化领域的发展状况。
尤其难得的是，《地图集》所附文字扼要阐释了古代世界的文明含义及其被探索的过程，为我们学习古代世界历史提供了有益的指引。
我们组译这部历史地图集并非为了古代世界史专业或古典学专业，更非因为如地图集的编者所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世界似乎正在变成真正的地球村”。
事实上，即便世界正在变成“全球化”的地球村，也未必有多少人会生发“研习世界上曾经存在的古代文明”的愿望。
我们组译这部历史地图集，仅仅为了让所有愿意“在智慧和情趣方面超脱日常无聊”的中国年轻人懂得：
近两百年来，中国所遭遇的“征服世界的力量”究竟是怎么来的。
这部历史地图集演示了宏大的古代世界历史，时间跨度上起公元前3千纪（古代近东）、下至公元15世纪拜占庭帝国覆亡，尤其聚焦于古典时期东西文明之间的交往。
编者宣称“以冷静、公正的态度回顾人类历史……不再局限于地中海世界的希腊、罗马文明”，而是涵盖古代近东地区诸多文明，关注的主题也更加宽泛。
尽管如此，这部历史地图集并没有涵盖古代远东文明。
对中国和印度古代文明只字不提，能够擅用“世界”这个语词吗？
四
这部历史地图集的编者们的“世界史”观念将整个远东地区的古代文明排除在外，我们禁不住马上要给他们扣上一顶“欧洲中心论”的帽子。
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史称现代史学奠基人的兰克（1795-1886）在85岁那年（1880）开始出版的多卷本《世界史》，已经将远东古代文明排除在他的“世界史”观念之外。
在兰克看来，“世界历史”不是自然史，而是政治史——相互争斗才使得民族或国家走出自然状态，形成文明意识。
因此，“世界历史”这个概念指的是文明国家之间相互斗争的历史，或者说，各个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相互争斗才形成了世界历史。
兰克把中国和印度古代文明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的理由是：
只有在古代的近东和地中海周边才出现了诸文明国家（或称为“大国”）之间的激烈拼搏。
[14]相比之下，古代的远东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激烈的“大国”冲突。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古国在发展出“被视为人类所有文明发展之源”的政制之后，就“静止不变”了。
[15]布克哈特尽管不赞同自己的老师兰克的“大国”冲突论，他的世界史观察同样把中国和印度等古老“文明民族”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其理由与兰克如出一辙：
环地中海和远至波斯湾的各民族实在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存在，是最优秀的活跃人群。
在罗马帝国中，这一存在果然达成了一种统一。
只在这里，精神的各个前提才得以实现；只在这里，发展才占优势，没有绝对的衰落，而只有变迁。
在与日耳曼民族新的融合之后，在又一个1500年或2000年之后，这一活跃的人群重新脱颖而出，它消化了美洲，而今即将彻底打开亚洲。
还有多久，一切消极的存在都将被它征服和浸透？
非高加索人种抵抗、屈服、灭亡。
埃及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那时已为这一征服世界的力量奠定了基础。
不但通过跳跃和对立面的激发，也通过缓慢的发展，我们在精神上与他们联系在一起。
能够从属于这一活跃的人群，实乃幸甚。
（《历史讲稿》，页2）
无论兰克还是布克哈特，其“世界历史”观的基础都来自古希腊人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修昔底德的政治史学：
“自然界的历史告诉我们，要想生存就不能避免令人心惊肉跳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也延伸到人类的生活和历史中”；因此，“生命只能在运动过程中孕育，不管这种运动有多么痛苦”（《历史讲稿》，页247、248）。
“运动”是修昔底德政治史学的关键概念，与兰克一样，布克哈特理解“世界历史”的立足点是现代欧洲所经历的剧烈“历史运动”，而他们仅仅在古代的地中海周边世界才见到过类似的“历史运动”。
因此兰克说，历史中的“普遍联系”是“世界性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为欧洲各王国之间的殊死搏斗（《秘密》，页328）。
对我们来说，“民族国家”是个现代概念，对于兰克或布克哈特这样的世界史家来说，则会是个古代概念。
用这个概念来看待地球远东地区的历史毫无意义，毕竟，在远东的古代，并没有出现文明国家之间的冲突，长期存在的仅仅是定居的“文明”政治体与游居的“野蛮”政治体的冲突。
与现代中国遭遇源自欧洲的世界历史“运动”相比，古代中国被元人和清人征服真算不上征服。
20世纪的西方史学大师布罗代尔在给整个欧洲的中学生写的世界史教科书中还说：
“远东那些伟大的文明，尤其是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遇到的麻烦，主要是“其疆域内蒙昧原始的地区”。
当然，“来自广袤的沙漠和大草原（对中国来说在其西部和北部，对印度来说是在其北部和西部）”各游牧民族的覆亡威胁具有天罚般的力量。
但是，这些民族尽管“凶猛、残酷、富有亡命徒精神”，“对我们现在的文明研究”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劫掠无疑延迟了与他们毗邻的那些大型文明的发展”。
[16]
如今的中国知识人喜欢自豪地说：
纵观整个世界历史，唯有中国文明政制在数千年的时间颠沛中不绝若线，无论种族还是政体更不用说语文，从未遭遇过彻底覆亡。
然而，早在18世纪，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们就对这种自豪感表示过轻蔑，并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延续性给出过“合理解释”：
古代中国的文明政制能够长期存在，不过是因为没有遭遇过强壮的文明大国的攻击。
休谟的说法还算比较客气：
虽然中国政府是纯粹君主制，但确切地说，它不是绝对专制。
这是由于中国有如下特点：
除了鞑靼人之外它没有什么邻国；对鞑靼人，中国由于建造了万里长城，还由于人口极多，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安全保证，至少看上去有安全感。
[17]
康德的说法就不那么客气了——他在谈到战争是“文化”的推动力时说：
只要看看中国：
它按照自己的位置也许必须一度担心一场出乎意料的侵袭，但却无须担心任何强大的敌人，且因此自由的一切痕迹在那里都被灭绝。
所以，在人类目前尚处的文化阶段上，战争是使文化继续进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且唯有在一种文化完成（谁知道什么时候）之后，一种持久的和平才会对我们有益，而且也唯有通过那种文化才有可能。
（《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前揭，页124）
康德在这里所说的“文化”就是布克哈特的时代已经成为世界历史趋势的现代自由民主文化——如今我们追慕的“全球化”。
即便布克哈特也自豪地在历史课上说：
无论我们为之喜悦或悲哀，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无需期盼而只能作为现实而遭遇的，即欧洲作为多种生活的一个古老和崭新的中心，作为产生了最为丰富的形态的地方，作为融入这么一个整体的所有对立面的家园，一切知识见解都在这里发出声音，得到表达。
这就是欧洲：
在丰碑、图画和言辞中，在制度、政党直至在个人中，所有力量的自我表达；所有方面和向度上充实的精神生活；精神为留下关于它所经验到的一切事物的知识而奋斗，不去默默服从各种世界君主制和神权政治，就像东方因其一元化君主制而做的那样。
（《历史讲稿》，页179）
游牧民族入侵并入主中国并没有中断中国文明，而是让自己融入了中国文明政制。
清人仅仅在如下意义上“延迟了”中国文明的发展：
未能即时地有效应对西方民族为了实现自由民主文化而发动的东征。
在康德式的“文化”战争的冲击下，中国第一次遭遇强壮的文明民族的攻击——中国虽然还没有覆亡，知识人的文明意识已然覆亡。
五
无论如何，这部《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的编者们把中国的古代历史排除在之外，并非没有他们的理由，我们没必要感到自己的文明情感受到伤害。
相反，我们倒是应该深入认识他们欧洲人所理解的“古代世界历史”。
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虽然记载外国达58国之多，有中国最早的“世界”地理书之称，必须承认，我国古人的确没有经历过惨烈得你死我活的国际性文明政制冲突。
纳兰容若有一首出塞词蝶恋花，其曰：
今古河山无定数。
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
满目荒凉谁可语？
西风吹老丹枫树。
幽怨从前何处诉。
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
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纳兰容若（1655-1685）饱读过中国典籍，才获得如此“情深而文明”的感觉。
中国文明的伟大教化力量的确在于，纳兰容若出塞后也会觉得“满目荒凉”，并用极佳的中文修养来表达自己的“荒凉”感——虽然他的祖籍就在这“满目荒凉”之地。
纳兰容若的祖上做了中国皇帝，整个皇族却服膺华夏文明。
如果纳兰容若出塞后往西去，穿过中亚，进入后来大英帝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麦金德（1861-1947）所界定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大低地”地区，他会看到什么呢？
他会看到，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内战演变而来的一场历时30年的欧洲国际性战争刚刚结束，处处满目苍夷。
[18]一百年后，德意志诗人、史学家席勒（1759－1805）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出版的《三十年战争史》（1791）中还说：
由于这场战争惨烈得史无前例，诗人要闭上嘴，史家要闭上眼睛。
[19]
纳兰若容主持编纂了《通志堂经解》，熟悉华夏文明的历史。
但是，由于缺乏欧洲的“古代世界历史”知识，即便他看到德意志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惨烈场景，他也不会明白，这场战争标志着史无前例的世界历史“运动”正在形成：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虽然确立了欧洲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领土、主权与独立等原则，却拉开了欧洲土地上更为持久、更为惨烈的国际间战争的历史帷幕。
随后，基于“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论的民主理论在欧洲连绵不断的内战和国际间的战争中长足发展，并终于迎来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由一场内乱跃升为普世“民主理想”的化身，随后的拿破仑果然采用康德所说的“战争”这一“不可或缺的手段”来实现普世的“民主文化”理想。
[20]“拿破仑从西班牙到俄国的战争让每个人都知道，革命不仅仅是法国宪政改革的问题”，更是“民主理想”的国际化问题——华盛顿在1798年已经写信告诉拉法叶：
自由民主的种子“将会一步步长遍全球”，“美利坚合众国将成为所有国家的立法者”。
[21]长达16年的拿破仑战争（1799-1815）虽败犹荣，1815年的“神圣同盟”条约不过“一纸崇高的废话”，从国际法角度来看则是一纸空文。
拿破仑战争之后的一百年内（1815年到1914年），由“普遍民主”理想所驱动的战争迅速扩大为今天的世界性战争，“普遍民主”的欧洲式“运动”一步一个脚印吞噬世界历史中所有文明民族的“今古河山”。
如沃格林所看到的，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1944年的《雅尔塔协议》，无数的和约仅仅证明：
人们绝不应该相信，这个世界凭靠一份国际条约就“可以免除困苦和恐惧”。
[22]
纳兰若容这样的皇族精英如果在其有生之年知道一点儿世界历史地理的政治知识，帝国的命运说不定会有所不同。
可是，说到历史地理学，我们又难免有历史自豪感。
据说，《汉书•地理志》中的下面这段话表明我国早就有了历史地理学：
“汉兴，因秦制，……至汉武攘却胡、越，开地斥境。
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
”然而，由于古代中国从未遭遇过希波战争或英法百年战争那样的文明冲突，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历来主要关注疆域内部的行政沿革，而非像西方的历史地理学那样被迫关注世界性的文明政治冲突。
晚清时期大量引介西方地理学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仍然没有脱离所谓“沿革地理学”的习惯。
[23]我们的孩子在名牌幼儿园长大，不可能养成在镇上长大的孩子那样的生存感觉——镇上到处是陌生人，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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