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概清 刘熙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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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概清刘熙载
诗概[清]刘熙载
《诗纬含神雾》曰：
“诗者，天地之心。
”文中子曰：
“诗者，民之性情也。
”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
“诗言志”，孟子“文辞志”之说所本也。
“思无邪”，子夏《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所本也。
《关雎》取挚而有别，《鹿鸣》取食则相呼。
凡诗能得此旨，皆应乎《风》、《雅》者也。
《诗序》：
“风，风也。
风以动之。
”可知风之义至微至远矣。
观《二南》咏歌文王之化，辞意之微远何如！
变风始《柏舟》。
《柏舟》与《离骚》同旨，读之当兼得其人之志与遇焉。
《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
《颂》固以美盛德之形容，然必原其所以至之之由，以寓劝勉後人之意，则义亦通於《雅》矣。
《雅》、《颂》相通，如《颂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近《雅》；《雅生民》、《笃公刘》近《颂》。
“穆如清风”，“肃和鸣”，《雅》、《颂》之懿，两言可蔽。
《诗序正义》云：
“比与兴，虽同是附外物，比显而兴隐，当先显後隐，故比居先也。
《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
”案《文心雕龙比兴篇》云：
“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异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
”《正义》盖本於此。
“取象曰比，取义曰兴”，语出皎然《诗式》，即刘彦和所谓“比显兴隐”之意。
《诗》，自乐是一种，“衡门之下”是也；自励是一种，“坎坎伐檀兮”是也；自伤是一种，“出自北门”是也；自誉自嘲是一种，“简兮简兮”是也；自警是一种，“抑抑威仪”是也。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此诗人之忧过人也；“独寐寤言，永矢弗告”，此诗人之乐过人也。
忧世乐天，固当如是。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出乎外也；“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入乎中也。
“鸣雁，旭日始旦”，宜其始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持其终也。
真西山《文章正宗纲目》云：
“《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谓义理也。
”余谓诗或寓义於情而义愈至，或寓情於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遗意也。
诗喻物情之微者，近《风》；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奥者，近《颂》。
《离骚》，淮南王比之《国风》、《小雅》，朱子《楚辞集注》谓“其语祀神之盛几乎《颂》”。
李太白《古风》云：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盖有《诗》亡《春秋》作之意，非抑《骚》也。
刘勰《辩骚》谓《楚辞》“体慢於三代，风雅於战国”。
顾论其体不如论其志，志苟可质诸三代，虽谓易地则皆然可耳。
汉武帝《秋风辞》，《风》也；《瓠子歌》，《雅》也。
《瓠子歌》忧民之思，足继《汉》，文中子何但以《秋风》为悔志之萌耶？
武帝《秋风辞》、《瓠子歌》、柏梁与群臣赋诗，後世得其一体，皆足成一大宗，而帝之为大宗不待言矣。
或问《安世房中歌》与孝武《郊祀》诸歌孰为奇正？
曰：
《房中》，正之正也；《郊祀》，奇而正也。
汉《郊祀》诸乐府，以乐而象礼者也。
所以典硕肃穆，视他乐府别为一格。
秦碑有韵之文质而劲，汉乐府典而厚。
如商、周二《颂》，气体攸别。
质而文，直而婉，《雅》之善也。
汉诗《风》与《颂》多，而《雅》少。
《雅》之义，非韦傅《讽谏》，其孰存之！
李陵赠苏武五言，但叙别愁，无一语及於事实，而言外无穷，使人黯然不可为怀。
至“径万里兮度沙幕”一歌，意味颇浅，而《汉书苏武传》载之以为陵作，其果然乎？
《古诗十九首》与苏、李同一悲慨，然《古诗》兼有豪放旷达之意，与苏、李之一於委曲含蓄，有阳舒阴惨之不同。
知人论世者，自能得诸言外，固不必如锺嵘《诗品》谓《古诗》“出於《国风》”，李陵“出於《楚辞》”也。
《十九首》凿空乱道，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
诗至此，始可谓其中有物也已！
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
子建则隐有“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之意。
锺嵘品诗，不以“古直悲凉”加於“人伦周、孔”之上，岂无见乎！
曹子建《赠丁仪王粲》有云：
“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
”此意足推风雅正宗。
至骨气情采，则锺仲伟论之备矣。
公气胜，仲宣情胜，皆有陈思之一体。
後世诗率不越此两宗。
陆士衡诗，粗枝大叶，有失出，无失入，平实处不妨屡见。
正其无人之见存，所以独到处亦跻卓绝，岂如沾沾戈戋戋者，才出一言，便欲人道好耶！
刘彦和谓士衡矜重，而近世论陆诗者，或以累句訾之。
然有累句，无轻句，便是大家品位。
士衡乐府，金石之音，风之气，能令读者惊心动魄。
虽子建诸乐府，且不得专美於前，他何论焉！
阮嗣宗《咏怀》，其旨固为渊远，其属辞之妙，去来无端，不可踪迹。
从来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风》，犹瞻望弗及矣。
叔夜之诗峻烈，嗣宗之诗旷逸。
夷、齐不降不辱，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趣尚乃自古别矣。
野者，诗之美也。
故表圣《诗品》中有“疏野”一品。
若锺仲伟谓左太冲“野於陆机”，野乃不美之辞。
然太冲是豪放，非野也，观《咏史》可见。
张景阳诗开鲍明远。
明远遒警绝人，然练不伤气，必推景阳独步。
“苦雨”诸诗，尤为高作。
故锺嵘《诗品》独称之。
《文心雕龙明诗》云：
“景阳振其丽。
”“丽”何足以尽景阳哉！
刘公、左太冲诗壮而不悲，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壮，兼悲壮者，其惟刘越石乎？
孔北海《杂诗》：
“吕望老匹夫，管仲小囚臣。
”刘越石《重赠卢谌》诗：
“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
”又称“小白相射钩”。
於汉於晋，兴复之志同也。
北海言：
“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
”越石言：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浮。
”其欲及时之志亦同也。
锺嵘谓越石诗出於王粲，以格言耳。
刘越石诗，定乱扶衰之志；郭景纯诗，除残去秽之情。
第以“清刚”、“隽上”目之，殆犹未觇厥蕴。
嵇叔夜、郭景纯皆亮节之士，虽《秋胡行》贵玄默之致，《游仙诗》假栖Т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乃知识曲宜听其真也。
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於《骚》，阮步兵出於《庄》，陶渊明大要出於《论语》。
陶诗有“贤哉回也”、“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
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夷、齐之志也。
陶诗“吾亦爱吾庐”，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怀新”，物亦具我之情也。
《归去来辞》亦云：
“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
陶诗云：
“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
”又云：
“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高。
”可见其玩心高明，未尝不脚踏实地，不是倜然无所归宿也。
锺嵘《诗品》谓阮籍《咏怀》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余谓渊明《读山海经》，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亲切，尤诗之深致也。
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
陶渊明自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间，作诗九首，其诗之真，更须问耶！
彼无岁无诗，乃至无日无诗者，意欲何明？
谢才颜学，谢奇颜法，陶则兼而有之，大而化之，故其品为尤上。
陶、谢用理语各有胜境。
锺嵘《诗品》称“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
此由乏理趣耳，夫岂尚理之过哉！
谢客诗刻画微眇，其造语似子处，不用力而功益奇，在诗家为独辟之境。
康乐诗较颜为放手，较陶为刻意，炼句用字，在生熟深浅之间。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谓灵运“兴会标举”，延年“体裁明密”，所以示学两家者，当相济有功，不必如惠休上人好分优劣。
颜延年诗体近方幅，然不失为正轨，以其字字称量而出，无一苟下也。
文中子称之曰：
“其文约以则，有君子之心。
”盖有以观其深矣。
延年诗长於廊庙之体，然如《五君咏》，抑何善言林下风也。
所蕴之富，亦可见矣。
左太冲《咏史》似论体，颜延年《五君咏》似传体。
韦傅《讽谏诗》，经家之言；阮嗣宗《咏怀》，子家之言；颜延年《五君咏》，史家之言；张景阳《杂诗》，辞家之言。
“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此鲍明远赋句也。
若移以评明远之诗，颇复相似。
明远长句，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在当时不可无一，不能有二。
杜少陵《简薛华醉歌》云：
“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
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
”此虽意重推薛，然亦见鲍之长句，何、刘、沈、谢均莫及也。
陈孔璋《饮马长城窟》机轴开鲍明远。
惟陈纯乎质，而鲍济以妍，所以涉其流者，忘其发源所自。
谢玄晖诗以情韵胜，虽才力不及明远，而语皆自然流出，同时亦未有其比。
江文通诗，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
此诗之多情而人之不济也。
虽长於杂拟，於古人苍壮之作亦能肖吻，究非其本色耳。
庾子山《燕歌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
隋杨处道诗，甚为雄深雅健。
齐、梁文辞之弊，贵清绮不重气质，得此可以矫之。
唐初四子，源出子山。
观少陵《戏为六绝句》专论四子，而第一首起句便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有意无意之间，骊珠已得。
唐初四子沿陈、隋之旧，故虽才力迥绝，不免致人异议。
陈射洪、张曲江独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
人文所肇，岂天运使然耶？
曲江之《感遇》出於《骚》，射洪之《感遇》出於《庄》，缠绵超旷，各有独至。
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而於嗣宗之渊放，景纯之亻隽上，明远之驱迈，玄晖之奇秀，亦各有所取，无遗美焉。
《宣和书谱》称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
余谓太白诗佳处亦如之。
太白诗举止极其高贵，不下商山采芝人语。
海上三山，方以为近，忽又是远。
太白诗言在口头，想出天外，殆亦如是。
李诗凿空而道，归趣难穷，由《风》多於《雅》，兴多於赋也。
“有时白起，天际自舒卷”，“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即此四语，想见太白诗境。
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也。
屈子《远游》曰：
“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
”使疑太白诚欲出世，亦将疑屈子诚欲轻举耶？
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忧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之志也。
太白诗虽若天乘，无所不之，然自不离本位。
故放言实是法言，非李赤之徒所能也。
幕天席地，友月交风，原是平常过活，非广己造大也。
太白诗当以此意读之。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人之”，神仙，犹古人之耳。
故知太白诗好言神仙，是将神仙当贤友，初非鄙薄当世也。
太白诗言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乐府形体耳。
读者或认作真身，岂非皮相。
学太白诗，当学其体气高妙，不当袭其陈意。
若言仙、言酒、言侠、言女，亦要学之，此僧皎然所谓“钝贼”者也。
学太白者，常曰“天然去雕饰”足矣。
余曰：
此得手处，非下手处也。
必取太白句意以为祈向，盍云“猎微穷至精”乎？
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
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
“不敢要佳句，愁来赋别离”，二句是杜诗全旨。
凡其云“念阙劳肝肺”，“弟妹悲歌里”，“穷年忧黎元”，无非离愁而已矣。
颂其诗贵知其人。
先儒谓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济物，可为看诗之法。
太白早好纵横，晚学黄、老，故诗意每之以自娱。
少陵一生只在儒家界内。
杜诗云“畏人嫌我真”，又云“直取性情真”。
一自咏，一赠人，皆於论诗无与，然其诗之所尚可知。
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
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
杜陵云：
“篇终接混茫。
”夫“篇终”而“接混茫”，则全诗亦可知矣。
且有混茫之人，而後有混茫之诗，故庄子云：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
”
意欲沈著，格欲高古。
持此以等百家之诗，於杜陵乃无遗憾。
少陵云：
“诗清立意新。
”又云：
“赋诗分气象。
”作者本取“意”与“气象”相兼，而学者往往奉一以为宗派焉。
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贯，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
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
“细筋入骨如秋鹰，字外出力中藏棱”，《史记》、杜诗其有焉。
近体气格高古尤难。
此少陵五排五七律，所以品居最上。
少陵以前律诗，枝枝节节为之，气断意促，前後或不相管摄，实由於古体未深耳。
少陵深於古体，运古於律，所以开阖变化，施无不宜。
杜诗有不可解及看不出好处之句。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少陵尝自言之。
作者本不求知，读者非身当其境，亦何容强臆耶！
昌黎炼质，少陵炼神。
昌黎无疏落处，而少陵有之。
然天下之至密，莫少陵若也。
少陵於鲍、庾、阴、何乐推不厌。
昌黎云：
“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
”韩之论高而疏，不若杜之大而实也。
论李、杜诗者，谓太白志存复古，少陵独开生面；少陵思精，太白韵高。
然真赏之士，尤当有以观其合焉。
王右丞诗，一种近孟襄阳，一种近李东川，清高名隽，各有宜也。
王摩诘诗，好处在无世俗之病。
世俗之病，如恃才骋学，做身分，好攀引，皆是。
刘文房诗，以研炼字句见长，而清赡闲雅，蹈乎大方。
其篇章亦尽有法度，所以能断截晚唐家数。
高诗，《两唐书本传》并称其“以气质自高”。
今即以七古论之，体或近似唐初，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
高常侍、岑嘉州两家诗，皆可亚匹杜陵。
至岑超高实，则趣尚各有近焉。
元道州著书有《恶圆》、《恶曲》等篇，其诗亦一肚皮不合时宜。
然刚者必仁，此公足以当之。
孔门如用诗，则於元道州必有取焉，可由“思狂狷”知之。
“独挺於流俗之中，强攘於已溺之後”。
元次山以此序沈千运诗，亦以自寓也。
次山诗令人想见立意较然，不欺其志。
其疾官邪、轻爵禄，意皆起於恻怛为民，不独《舂陵行》及《贼退示官吏》作，足使杜陵感喟也。
元、韦两家皆学陶。
然苏州犹多一“慕陶直可庶”之意，吾尤爱次山以不必似为真似也。
韦苏州忧民之意如元道州，诚观《高陵书情》云：
“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
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
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
”此可与《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作并读，但气别婉劲耳。
钱仲文、郎君胄大率衍王、孟之绪，但王、孟之浑成，非钱、郎所及。
王、孟及大历十子诗，皆尚清雅，惟格止於此而不能变，故犹未足笼罩一切。
诗文一源。
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谓“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
昌黎《赠张籍》云：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尝。
”儒者之言，所由与任达者异。
太白诗多有羡於神仙者，或以喻造世之志，或以喻死而不亡，俱不可知。
若昌黎云：
“安能从汝巢神山。
”此固鄙夷不屑之意，然亦何必非寓言耶？
昌黎诗陈言务去，故有倚天拔地之意。
《山石》一作，辞奇意幽，可为《楚辞招隐士》对，如柳州《天怼》例也。
昌黎七古出於《招隐士》，当於意思刻画、音节遒劲处求之。
使第谓出於《柏梁》，犹未之尽。
“若使乘酣骋雄怪”，此昌黎《酬卢夫望秋作》之句也。
统观昌黎诗，颇以雄怪自喜。
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
是以言各有当也。
昌黎自言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余谓其取友亦然。
观其《寄卢仝》云：
“先生事业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绳己。
”荐孟郊云：
“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
”以卢、孟之诗名，而韩所盛推，乃在人品，真千古论诗之极则也哉！
昌黎《送孟东野序》称其诗以附於古之作者。
《荐士》诗以“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目之。
又《醉赠张秘书》云：
“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芳。
”韩之推孟也至矣。
後人尊韩抑孟，恐非韩意。
昌黎、东野两家诗，虽雄富清苦不同，而同一好难争险。
惟中有质实深固者存，故较李长吉为老成家数。
孟东野诗好处，黄山谷得之，无一软熟句；梅圣俞得之，无一热俗句。
陶、谢并称，韦、柳并称。
苏州出於渊明，柳州出於康乐，殆各得其性之所近。
韦云“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是道人语。
柳云“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是骚人语。
刘梦得诗稍近径露，大抵骨胜於白，而韵逊於柳。
要其名隽独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
尊老杜者病香山，谓其“拙於纪事，寸步不移，犹恐失之”，不及杜之“注坡蓦涧”，似也。
至《唐书白居易传赞》引杜牧语，谓其诗“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
流传人间，交口教授，入人肌骨不可去”。
此文人相轻之言，未免失实。
白香山与元微之书曰：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诗，独善之义也。
”余谓诗莫贵於知道，观香山之言，可见其或出或处，道无不在。
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
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
颂其诗，顾可不知其人乎？
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
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白香山乐府，与张文昌、王仲初同为自出新意。
其不同者，在此平旷而彼峭窄耳。
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貌。
其後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较无窠臼与？
诗有借色而无真色，虽藻缋实死灰耳。
李义山是绚中有素。
敖器之谓其“绮密瑰妍，要非用”，岂尽然哉！
至或因其《韩碑》一篇，遂疑气骨与退之无二，则又非其质矣。
宋王元之诗自谓乐天後进，杨大年、刘子仪学义山为西昆体，格虽不高，五代以来，未能有其安雅。
东坡谓欧阳公“论大道似韩愈，诗赋似李白”。
然试以欧诗观之，虽曰似李，其刻意形容处，实於韩为逼近耳。
欧阳永叔出於昌黎，梅圣俞出於东野。
欧之推梅不遗馀力，与昌黎推东野略同。
圣俞诗深微难识，即观欧阳公云：
“知圣俞者莫如修，常问圣俞生平所最好句，圣俞所自负者，皆修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修所极赏。
”是其苦心孤诣，且不欲徇非常人之意，况肯徇常人意乎？
梅、苏并称。
梅诗幽淡极矣，然幽中有隽，淡中有旨；子美雄快，令人见便击节。
然雄快不足以尽苏，犹幽淡不足以尽梅也。
王荆公诗学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热肠，公惟冷面，殆亦如其文之学韩，同而未尝不异也。
东坡诗打通後壁说话，其精微超旷，真足以开拓心胸，推倒豪杰。
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得诀只在能透过一层及善用翻案耳。
东坡诗善於空诸所有，又善於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来。
以辩才三昧而为韵言，固宜其舌底澜翻如是。
滔滔汩汩说去，一转便见主意，《南华》、《华严》最长於此。
东坡古诗，惯用其法。
陶诗醇厚，东坡和之以清劲。
如宫商之奏，各自为宫，其美正复不相掩也。
东坡《题与可画竹》云：
“无穷出清新。
”余谓此句可为坡诗评语，岂偶借与可以自寓耶？
杜於李亦以“清新”相目，诗家“清新”二字，均非易得。
元遗山於坡诗，何乃以“新”讥之！
东坡、放翁两家诗，皆有豪有旷。
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诗人，东坡虽为诗而仍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
退之诗豪多於旷，东坡诗旷多於豪。
豪旷非中和之则，然贤者亦多出入於其中，以其与龊龊之肠胃固远绝也。
遇他人以为极艰极苦之境，而能外形骸以理自胜，此韩、苏两家诗意所同。
东坡诗意颓放而语遒警，颓放过於太白，遒警亚於昌黎。
太白长於风，少陵长於骨，昌黎长於质，东坡长於趣。
诗以出於《骚》者为正，以出於《庄》者为变。
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於《庄》者十之八九。
山谷诗未能若东坡之行所无事，然能於诗家因袭语漱涤务尽，以归独得，乃如“潦水尽而寒潭清”矣。
山谷诗取过火一路，妙能出之以深隽，所以露中有含，透中有皱，令人一见可喜，久读愈有致也。
无一意一事不可入诗者，唐则子美，宋则苏、黄。
要其胸中具有炉锤，不是金银铜铁强令混合也。
唐诗以情韵气格胜。
宋苏、黄皆以意胜，惟彼胸襟与手法俱高，故不以精能伤浑雅焉。
陈言务去，杜诗与韩文同。
黄山谷、陈後山诸公学杜在此。
杜诗雄健而兼虚浑。
宋西江名家学杜几於瘦硬通神，然於水深林茂之气象则远矣。
西昆体贵富实贵清，襞积非所尚也；西江体贵清实贵富，寒寂非所尚也。
西昆体所以未入杜陵之室者，由文灭其质也。
质文不可偏胜。
西江之矫西昆，浸而愈甚，宜乎复诒口实与！
西江名家好处，在锻炼而归於自然。
放翁本学西江者，其云：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平昔锻炼之功，可於言外想见。
放翁诗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
观其《斋中弄笔》诗云：
“诗虽苦思未名家。
”虽自谦实自命也。
诗能於易处见工，便觉亲切有味。
白香山、陆放翁擅场在此。
朱子《感兴诗》二十篇，高峻寥旷，不在陈射洪下。
盖惟有理趣而无理障，是以至为难得。
婴孩始言，唯“俞”而已，渐乃由一字以至多字。
字少者含蓄，字多者发扬也。
是则五言七言，消息自有别矣。
五言如《三百篇》，七言如《骚》。
《骚》虽出於《三百篇》，而境界一新，盖醇实瑰奇，分数较有多寡也。
五言质，七言文；五言亲，七言尊。
几见田家诗而多作七言者乎？
几见骨肉间而多作七言者乎？
五言与七言因乎情境，如《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平澹天真，於五言宜；甯戚歌“沧浪之水白石粲”，豪荡感激，於七言宜。
五言尚安恬，七言尚挥霍。
安恬者，前莫如陶靖节，後莫如韦左司；挥霍者，前莫如鲍明远，後莫如李太白。
五言要如山立时行，七言要如{鼓长}鼓轩舞。
五言无字易，有馀味难；七言有馀味易，无字难。
七言於五言，或较易亦或较难，或较便亦或较累。
盖善为者如多两人任事，不善为者如多两人坐食也。
或谓七言如挽强用长。
余谓更当挽强如弱，用长如短，方见能事。
潘老谓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浮”字、“落”字。
余谓此例何可尽拘，但论句中自然之节奏，则七言可以上四字作一顿，五言可以上二字作一顿耳。
五言上二字下三字，足当四言两句，如“终日不成章”之於“终日七襄，不成报章”是也。
七言上四字下三字，足当五言两句，如“明月皎皎照我床”之於“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是也。
是则五言乃四言之约，七言乃五言之约矣。
太白尝有“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说。
此特意在尊古耳，岂可不达其意而误增字以为五七哉！
诗有合两句成七言者，如“君子有酒旨且多”，“夜如何其夜未央”是也；有合两句成五言者，如“祈父不聪”是也。
後世七言每四字作一顿，五言每两字作一顿，而五言亦或第三字属上，上下间皆可以“兮”字界之。
七言讲音节者，出於汉《郊祀》诸乐府；罗事实者，出於《柏梁诗》。
七言为五言之慢声，而长短句互用者，则以长句为慢声，以短句为急节。
此固不当与句句七言者并论也。
五言第二字与第四字，第三字与第五字，七言第二字与第四字，第四字与第六字，第五字与第七字，平仄相同则音拗，异则音谐。
讲古诗声调者，类多避谐而取拗。
然其间盖有天籁，不当止以能拗为古。
善古诗必属雅材。
俗意、俗字、俗调苟犯其一，皆古之弃也。
凡诗不可以助长，五古尤甚。
故诗不善於五古，他体虽工弗尚也。
《书谱》云：
“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
”为五古者，宜亦有取於斯言。
七古可命为古近二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
一尚风容，一尚筋骨。
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
论诗者谓唐初七古气格虽卑，犹有乐府之意；亦思乐府非此体所能尽乎？
豪杰之士，焉得不更思进取！
唐初七古，节次多而情韵婉，咏叹取之；盛唐七古，节次少而魄力雄，铺陈尚之。
伏应转接，夹叙夹议，开阖尽变，古诗之法。
近体亦俱有之，愉古诗波澜较为壮阔耳。
律与绝句，行间字里，须有暧暧之致。
古体较可发挥尽意，然亦须有不尽者存。
律诗取律吕之义，为其和也；取律令之义，为其严也。
律诗要处处打得通，又要处处跳得起。
草蛇灰线，生龙活虎，两般能事，当以一手兼之。
律诗主意拿得定，则开阖变化，惟我所为。
少陵得力在此。
律诗主句或在起，或在结，或在中，而以在中为较难。
盖限於对偶，非高手为之，必至物而不化矣。
律诗声谐语俪，故往往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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