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危机的过度反应章士钊的三农思想析论.docx
《东方文化危机的过度反应章士钊的三农思想析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东方文化危机的过度反应章士钊的三农思想析论.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东方文化危机的过度反应章士钊的三农思想析论
东方文化“危机”的过度反应：
章士钊的“三农”思想析论
作者：
何爱国
摘要：
章士钊是20世纪20年代“农村立国”、“农业救国”论的主要倡议者和这一思潮的领军人物。
他对中外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提出了有意义的反思与批判，但他不是提出新的制度安排与伦理、心理安排，而是倾向否定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和与这些相关联的物质文明本身，在“村治”、“业治”、“农治”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其理想的农业精神王国。
其论批评者众，和者寥寥。
但他的“农国”乃精神为农，非全然废工，要求“以农国之精神兴工”的核心观点却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一再以各种变异形式表现出来，反映了章士钊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基础。
其思想的发生既有东方文化源头，也有西方文化支持，更离不开现实的刺激。
“农国论”有其合理性之处，但其对经济现代化所持的态度，属于东方文化“危机”的过度反应。
关键词：
农业立国；农村立国；农国精神；“文化危机”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存在一股具有浓厚的非工业化非市场化倾向的经济思潮，主要表现为20年代的东方文化派的“以农立国”、非“物质文明”思潮，30、40年代的乡村建设思潮以及非私人营利和市场竞争的统制与计划经济思潮。
章士钊是20世纪20年代“农村立国”、“农业救国”论的主要倡议者和这一思潮的领军人物。
他在这一时期先后进行了大量的讲演，在《大公报》、《申报》、《新闻报》、《甲寅周刊》等多家报刊发表有关文章20多篇。
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业治与农》[①]、《农村自治》[②]、《农国辨》[③]、《何故农村立国》[④]。
特别是《农国辨》引起了较大反响。
《甲寅周刊》则是章士钊创办并主持、旗帜鲜明地标揭“重农”的基本舆论阵地。
[⑤]章士钊的“农国”论虽然批评者众，和者寥寥。
但他的“农国”乃精神为农，非全然废工，要求“以农国之精神兴工”的核心观点却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一再以各种变异形式表现出来，就反映了章士钊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基础。
章士钊一生思想多变，但“农国”思想坚持弥久，他自陈，“余之志向，久在农村立国”，“以农业救国之志始终未改，只要余在国内，余未有不努力于农业者。
”[⑥]
一、基本主张：
“农村立国”、“农业救国”，批判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与物质文明
20世纪20年代经过章士钊多次演讲持续论证的“农国”思想是他欧游以后反思西方工业化市场化得失，力主“行中和道”[⑦]的经济反映。
但他反思的结果不是提出新的制度安排与伦理、心理安排，而是倾向否定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和与这些相关联的物质文明本身。
章士钊无疑是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幸福的。
他忧虑中国“土地广而民饥，宝藏富而国穷，四万万众，几同无用。
”[⑧]但认为“欧化自濒破产”[⑨]，“图真正的富强，确非注重农业不可。
”[⑩]他十分自信地说，他旷览中外，参酌古今，鸟瞰天下，内观国情，“断然以农村立国之论易天下”。
[11]主张明定“国是”：
“以农立国。
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
”[12]坚决反对“鄙视”农业，“把不应注重之工业，反死死力图发展。
”[13]一再宣称，“非农业不能救中国”[14]，非农业不能“捍御外侮”[15]。
他的“农国”、“农治”基本构想是：
“村村自给自足，一县一省莫不如此”。
而且，这种构想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中国能“长为农国”。
[16]
章士钊反对工业立国，反对竞争市场，反对把西方的工业制度、市场制度以及与此相关各种制度移植中国，“要知道，欧洲各国是以工业立国的。
30年以来，因为和欧化接近了，一般人并将欧洲的制度死死地搬到中国来运用，并不管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到底适用不适用。
”[17]欧游回国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本结论是，“工业者以生产有剩余，竞争市场，而至血战不解也。
”[18]强调，“工商为海市蜃楼，使人迷乱。
”[19]
章士钊也反对工业化市场化带来的物质文明与都市化。
把工业化造成的物质文明称为“伪物质文明”（只有农业造就的物质文明才是真正的物质文明），工业科技则被指责为“奇技淫巧”，认为这些会导致人的道德沦丧。
“工业国伪物质文明之奇技淫巧，人心日益险，道德日益丧。
变乱相寻，争夺无已。
使中国趋于沦亡者，恐怕就是此工业国之伪物质文明。
”[20]因此主张“村村自给自足”[21]，并极其赞赏王璋“城市发达亟宜限制”的反都市化观点，称之为“农治之本”[22]。
章士钊还反对立足于工业化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
“讲社会主义虽是个法子，但是社会主义是由工业产生出来的，中国是农业国，恐怕用不着社会主义。
”[23]他特别指出，“中国本以农立国，我们现当务农为本。
什么联省自治，什么社会主义，通通不适用于中国。
因为这些制度都是工业社会的产物。
”[24]
章士钊认为发展实业并不必然要发展工业，实业不过是“勤”的意思。
“近世竞言实业，实业在英文为Industry，而Industry训为勤，不过吾国民生在勤之古义。
”[25]
鉴于章士钊反对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的彻底性，故吴稚晖称其“应得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罪”[26]。
当然，章士钊思想在事实上的影响其实远并没有吴稚晖说得那么严重。
而且其思想也有其敏锐与合理之处。
以下将进一步分析。
二、为什么中国必农业立国而不能工业立国？
为什么中国必须农业立国，农村立国，而不能工业立国，都市立国？
章士钊从以下方面进行了分析：
首先，工业化市场化具有内在的矛盾和弊病。
即物质数量的有限性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市场容量的有限性与商品生产的无限性以及贫富两阶之间的矛盾。
章士钊分析了“无厌之欲”与“有数之物”的矛盾。
“盖天下之物，止有此数，而欲则无厌，以无厌之欲，而乘有数之物，其穷可计日而待也。
反之，以有数之物，而供无厌之欲，其屈亦可计日而待也。
”[27]而工业化乃以“有数之物”申“无厌之欲”，结果是工业化市场化“将使各业各呈其长，自扩其地，此不豫有抑欲明理之道以节之，争乱其何能免？
”[28]市场容量的有限性与商品生产的无限性也存在矛盾，由此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章士钊指出，“夫市场者，数与量两俱可知，固达一定高度，无可扩充者也。
盖地日窄而货日溢也，断可识矣。
”[29]目前“世界商场，日窄一日。
综计制造全力，殆提供给更进一地球之货品而有余。
”因此，“同业之相煎益急”，“惹起古今未有之大战，凡为商战者，靡不加入”。
[30]国与国之间“血战不解”的根源就在于“工业者以生产有剩余”[31]，并且“是取侵略主义的”[32]。
而工业国国内却存在“贫富两阶，相去太殊”，结果，“凡在工国，无一能安，祸患奚出，不复可料。
”[33]章士钊断言，“工业立国制度不改，则因生产过剩，竞争市场，仍将层见叠出，是乱源不去，血战终不能免也。
”[34]
其次，吸取欧洲工业化市场化的深刻教训。
章士钊认为欧洲工业化市场化带来的只是沉重教训，没有什么经验可言。
其教训主要表现在：
一是“当世工业国所贻于人民苦痛昭哉可观”。
[35]二是欧洲列强为“商场有限”争夺工业霸权而爆发世界大战，“创开古今未有大战局”[36]，“欧战四年证明工商政策之不能终通”[37]，其本质为“科学之战争也，物质之战争也，经济之战争也”[38]，“欧战之起，工业之毒已完全表现于外”[39]。
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失败并非因为工业品不足，而是因为农产不足。
“德国之所以失败，非工业不及，乃农产不足也”，因此战后欧西各国普遍“改工业政策为农业政策”[40]。
四是西方工业文化已经到了衰弱之期，只有农业文化可以挽救。
“自十八世纪以还，工业之盛，一日千里，以为天堂可由巴黎之铁路一跻，乐园可乘徐柏伯之飞机以往。
最近一战，死伤以千万计，而仍无几希弭兵之望。
于是，西方文化能否长存之一问题，亦为彼中学士大夫之所探讨，无能自持，如德之司宾格勒，英之潘悌皆是也。
”由于工业文化只能导致“世界大乱，纷纷不能休，物欲无艺，囊钱行尸，战为沟瘠，平亦枯腊”的“如此干涩无意识之社会”[41]，因此，章士钊判断，“欧洲之文化日衰，现制岌岌不保”[42]，断言“其资本之制度不变化，文化决无可讲”。
[43]五是即使农业文化能够挽救欧洲衰弱，但欧洲人已养成贪诈之性，已经遗忘其农业文化，也不会再接受东方之农业文化。
章士钊论断，“欧洲之治，全陷于不能之域”，原因在于“其人民嗜欲久开，贪诈已成第二天性，虽有清明君子，梦想数世纪前之朴素生涯，以为忧绝，而大多数仍如蛾就火，未肯骤舍”，因此，“在欧洲而谈农治，亦终于一乌托邦之想像矣”。
[44]
再次，中国社会已受西方工业化市场化之害。
“欧力东渐，浮妄子孙抹杀农国精神（遏欲，不争），以至民生不宁，奇邪百出，皮质不应，如病大肿”[45]，章士钊诊断，“病源为工业传染之细菌”[46]，结果，“国人舍其农家淳厚之风，而效工业国伪物质文明之奇技淫巧，人心日益险，道德日益丧。
变乱相寻，争夺无已”，“古昔中华国民一种敦厚淳朴之风，一变而为诡诈淫巧之俗”，“剀削至今，我国竟沈于半殖民地之境。
是皆徒慕伪工业国之文明，有以致之”，即“盖农不振而兴工，徒使地荒而受穷。
农工不兴而奖商，徒使金融受外人之制。
”[47]
最后，中国不具备成功工业化的条件。
章士钊说，“我国国情不适工业，在在可征”[48]，具体如“艺术不进，资本不充，组织力不坚”，“欲兴工业以建国，谈何容易”。
[49]而发展农业，“农村立国”，则具备欧西所完全不备的优势：
“全国之农村组织，大体未坏，重礼讲让之流风余韵，犹自可见，与传统思想相接之人物，尚未绝迹”，是故，“力挽颓化，保全农化，蔚成中兴之大业，谛认人生之真值，谓非吾国人独有不贷之责得乎？
”[50]
工业化市场化的确会造成劳动、社会伦理关系、人的心理结构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乃至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诸方面的解放与异化的双重效应[51]，章士钊深刻地认识到了其异化的一面，却没有充分肯定其解放的一面。
相对农业社会中人的依赖关系而言，工业市场社会是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并且能够为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52]至于工业化的条件，未必要全部满足才能行工业化。
章士钊说工业化不合我国国情，只是一种不愿工业化的藉词。
三、工业国与农业国的根本区别
章士钊认为，根本上中国与欧洲各国的不同在于“农业国”与“工业国”的不同，在于“以农业立国”与“以工业立国”的不同。
章士钊对“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定义是“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
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者谓之农国”；而“人民生计不以己国之利源为范围，所有作业专向世界商场权子母之利，不以取备国民服用为原则。
因之资产集中，贫富悬殊，国内有劳资两极相对如寇仇者，谓之工国”。
[53]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人民择业之不毗于工，而在百业之本意不违于农”。
[54]中国“以农业立国”，“人民尚俭，以恶衣食，卑宫室为美德”。
欧洲各国皆“以工业立国”，“人民尚奢侈，以华服广厦相尚，其政治制度无不因为工业立国而产生”。
以农立国者“皆主消极，但求自给”，以工立国者“事事皆积极进行，故恒至生产过剩，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
[55]
针对有人指责他不赞成发展工业，章士钊回应说，他重视发展农业，并非全然反对发展工业，他特别赞成以农业国精神去发展工业，但不赞成以工业国精神去发展农业。
他强调“以农业立国”主要是以农业国精神立国。
工业国与农业国的区别根本体现为一种工业国精神与农业国精神的区别。
具体包括：
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
工国纵欲有为，无足贵争。
事事积极，人人积极；农国尚俭。
商通有无，易于居奇，则一体贱之。
奇伎淫巧，为之有禁。
工国尚奢。
豪商所享，远过通侯，利之所在，仁义归之。
商者在农国以通难得之货为病，而工国谓非难得其值不厚。
工者在农国以作无用之物为防，而工国谓非无用人欲不厌，有经济之学以明之，立商标之法以护之，趋利若渴，死而后已；农国政尚清净，以除盗安民，家给人足，为兴太平之事。
工国则言建设，求进步，争于物质，显其功能；农国说礼仪，尊名分，严器数；工国则标榜平等，一切脱略，惟利之便；农国于财务节流，于人务苦行，于接物务伪谦；工国则财以开源为上，人以有幸福求欢娱为上，接物以发扬蹈厉为上；农国重家人父子，推爱及于邻里亲族，衣食施与恒不计；工国以小己为单位，视钱如命，伦理之爱，别为一道；农国恶讼。
舍律例，言人情；工国则财产之事，毫不肯苟，全部民法，言物权债权者八九，讼师数万；农国以试科取人，言官单独风闻奏事，不喜朋党，同利之朋，尤所痛恶；工国明言财利，内贿外政，比周为党，立代议制朋分政权；[56]农国百艺俱求自给；工国有舍死竞利心理，以全人口徇工，使成庞然莫御之体；[57]农国圣人之教为“欲不可恣也，争不可尚也”；工国圣人之教为“欲不可遏，遏欲伤力。
争不可已，已争伤自由。
”[58]
概言之，章士钊认为，“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农国之精神也。
欲多而事繁，明争而足财，工国之精神也”[59]，即“农国精神”为“寡欲”、“不争”；“工国精神”为“多欲”、“明争”。
这种精神能够渗透到从制度到伦理的各个方面，“大而制度文物，小而米盐琐屑，明而伦常晋接，暗而旦暮修养，宜莫不有农国精神贯之。
”“自给自足”和“清心寡欲”是工业国与农业国日常生活与日常道德的基本特征，“由生计方面言之，是曰取足，谓力田以自取给而无不足也。
与工国之经济侵略，不恃己国之地力，而恃世界之商场，适得其反。
由道德方面言之，是曰知足，是曰克己复礼，是曰节欲，是曰不争，凡理之含有消极自反之意者属焉。
工国竞欲崇侈，主张个人权利，父子兄弟，漠不相关，恃金钱以为社会关锁。
”因此，“以工国之精神兴农，有农仍为工国；以农国之精神兴工，有工仍为农国而已”。
值得深为忧虑的是，“农国精神日见消失，表则鸦片战争以来诸工国之压力乘之，里则吾人自剿袭诸工国浮滥不切之法制以蚀之而已”。
[60]
章士钊的“以农国之精神兴工”的观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即人文精神的张扬，但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以工国之精神兴农”，把三农纳入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竞争、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轨道，因此，以“农国精神”为基础的人文精神需要在“工国精神”的基础上重建，而不是完全照搬“农国精神”。
四、如何农村立国，农业救国？
如何农村立国，农业救国？
章士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计划。
整体上，章士钊要求放弃工业化市场化的一切“成绩”，“铲伪工业国之文明”[61]，完全退回农业社会，然后通过发展农业，“以拙胜巧”，使农民富裕，国家富强，以挽救中国危亡形势。
“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行无行，姑且放弃，追求诸农，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
”[62]他特别强调“本吾所固有者发挥光大”[63]。
具体而言，在知识与技术方面，以科学知识改良农村，“养成农治人才”[64]。
实现士农一体，即握笔为士，罢笔为农；[65]产业方面，以发展农业为主，但也不反对发展工业，“农国不应妨工”，但“必其工为农国之工（以“农国精神”经营，并辅助于农业），非工国之工”。
[66]
制度方面，主张村治、业治，反对民治、代议政治与党治。
他的村治模型是：
改良农村，发行村券（以物产为单位），一村出产由公共保管，设一公共买卖社，除掉要应用的以外，由公家以纸币收买，以所余的运到各处去买卖，村里没有的到各处买回来。
村里人民，各按其能分工去作。
在应受教育年龄期间，强迫去教育。
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
计算一年工作量，年年推广。
[67]还主张以业治代民治。
章士钊强调，“政治二字，已归腐烂，非立业治，不足以实事求是，已乱兴邦”。
[68]对“业治”的解释是：
“凡人各占一业，而其同业又力堪自瞻，材堪自治，自为经纬，蔚成一军，退可自守，进可与人家国者，国内一切为其业所包孕之大小事物，宜取而直隶于己部，自董理之，不准他业得侵其权。
自己部门以外，不得更有何机关，或纾或迳，以治理本业，而己部之于他业，除在各业公同之范围内僇力共济外，亦不丝毫有所逾越”，简言之，“各业于其所独者，群坚壁以清野，于其所同者，复通力以合作”，“此业治之大旨也”。
[69]业治的全国治理形式为：
“凡有业者，先分治其业为众葛罗布（Group），后合治其国为一总葛罗布而已”。
他把“基尔特”与“苏维埃”也归为“业治”。
[70]章士钊设想的“业治”其实不过是行业自治的政权模式版。
因此，他认为，“吾国行业治之最大优点，为行会之组织尚在”。
[71]章士钊从“业治”的角度来认识“苏维埃政权”，确有其独到之处，不过由于章士钊反对工业化，因此对工业社会主义并不认同，而向往农业社会主义，由此也导致他并不认同无产阶级专政。
章士钊称苏维埃为“业治”之“狭而激者也”，“彼于农工兵而外，几不承认他项正当职业。
全国政治，则以此三项人，在各地方分组为苏维埃，大小相合，内外相维以统之。
所有政令，壹是秉承于党，党员千人一议，除本业外，党中不得有他种较小结集，以分党内”，章士钊比较清楚地意识到“苏维埃政权”没有摆正智识分子的地位，“智识不许成为阶级，并亦无取乎智识，武汉现遍张打倒智识阶级口号”。
他也反对党治和业治的合一，“并党业而一人，使业之本相不显”。
[72]
社会方面，章士钊同意王璋关于限制“城市发达”的主张[73]，要求“对无产业游民强制劳动”[74]；在伦理与精神方面，主张“行中和道，醒自私之迷梦，立生计之本基”[75]，具体为：
弃虚华而重朴实，除巧伪而崇德信；人人不争，各安其业；人格道德，自臻完善。
[76]
关于促进农业发展的根本道路方面，章士钊主渐进改良，而反对激进变革。
“农虽停滞不进步，而亦非堕于甚深卑苦之境，是以不扰其静态，徐徐启迪为得”。
[77]
章士钊“铲伪工业国之文明”的所谓“以拙胜巧”的“农业救国”道路在现代“万国交通”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注定不能使农民富裕，国家富强。
章士钊设想的“握笔为士，罢笔为农”的理想农民其实也不可能在小农为主的农业国里产生，反倒是在工业国里比比皆是。
“村治”明显是一种世外桃园，在现实的农业国里要农民“醒自私之迷梦”无异梦呓。
五、反思与评价
章士钊“农国”思想的发生既有东方文化源头，也有西方文化支持，更离不开现实的刺激。
“调和救国论”是其“农国”思想的精神内核，章士钊认为“宇宙进化之秘机全在乎此”。
[78]他认为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他的“农国”论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对其关于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精神（梁称为“意欲”）分别为“向前”、“调和持中”、“反身向后”深为认同。
章士钊进而论断：
“独有调和持中之精神者，以其处境为农业国。
印度视农业国为太过，其圣哲因遗物质而遁空虚，故其文化之精神反身向后，西洋视农业国为不及，其雄杰因争夺生存而骛实例，故其文化之精神为向前要求。
”[79]实际上，章士钊的“农国”思想的确有其深刻的中国传统农业文化根源，特别是其“无为”、“不争”、“遏欲”的“农国精神”论与传统儒家、道家思想有直接渊源，以至孙师郑称其《读经救国论》的基本观点与章士钊的主张多暗合。
[80]其西方文化支持则有德国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与文明循环论、英国潘涕的农业复兴论、杜里舒的新活力论[81]、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伯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倭铿的精神生活论等。
[82]
就其现实刺激而言，则其“农国”论与所谓“东方文化危机”直接相关。
按章士钊的说法就是，“海通以来，西方之工业化，续续东被，显焉隐焉，纾焉迳焉，使吾固有之文明，遭其抨击者，不可枚数。
于是东方文化能否长存之一问题，乃起于学士大夫之心胸，而无能自禁”。
[83]因此，“振兴东方文化”成为忧虑“东方文化生存”者的神圣使命，章士钊当属这些忧虑者之突出者。
他相信“振兴东方文化，确是当今世界共通之业”，但他遗憾地指出，“惜为物际所囿，宿利所缚，心知其意，而未能循途觅辙者，滔滔皆是”。
[84]当时支持章士钊“农国论”的董时进在致章士钊函中也明白地指出，“工国农国之争，毋宁谓东西文化之争也。
”[85]第一次世界大战击破了西方世界经济繁荣的神话，工业国普遍受到沉重的经济打击，陷入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三重危机之中，因此，西方自身出现了种种反思工业化、市场化、批判资本主义的热潮，其中认定西方已经没落、要求推翻资本主义、甚至反工业化的思潮非常显著，有学者甚至企求东方文化能够拯救西方。
在这种背景下，来自中国的政、学人士在游历考察西方之后，就把这种西方人的反思与悲观情绪传播到中国，特别是对“东方文化”一直持有“危机”意识的学者，如章士钊、梁启超、张君劢等，往往着意渲染西方的这种悲观情调，借机推动东方文化的“复兴”。
章士钊的“农国”思想也具有现实的社会结构基础。
因为，直到抗日战争以前，我们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还占90%左右，真正现代性工业只有1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古代。
[86]章士钊本人也看到，“全国之农村组织，大体未坏，重礼讲让之流风余韵，犹自可见，与传统思想相接之人物，尚未绝迹。
”[87]这种大半滞留在古代的农业社会结构，为“农国”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深厚的力量，这也是种种以“农国精神”为内核的思潮一再泛起的社会根源。
章士钊的“农国”思想并非体系完美无缺，其内部存在一些重大的认识矛盾之处，主要表现在：
其一，农业社会主义与工业社会主义的矛盾。
他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是由工业产生出来的”，只有在工业化基础上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
“向工业上宣传社会主义，殊为错误。
因为中国尚无所谓工业，向以农立国，农民十居八九”[88]，“恐怕用不着社会主义”[89]。
欧洲工党规模，对中国毫不适用，“马克思之学说，尤格格不入”。
[90]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中国人民既有85%为农人，谈社会主义自然要从农人着手才可”。
[91]其二，工业文明优点与农业文明优点的矛盾。
他一方面认为，“世界可屈指数之文明国，皆为制造国”[92]；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中国成为“制造国”。
其三，创新与复古的矛盾。
他一方面坚决否认自己属于“顽固守旧者之徒”，声称“其不适宜，当然改易”[93]，表示渴望国家富强，民生幸福；另一方面又担心“东方文化”或“农国精神”能否长存的问题。
为了调和其创新与复古的矛盾，章士钊强调，“凡欲前进，必先自实根基，旧者，根基也，不存旧决不有新，不善于待旧，决不能迎新。
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待旧之弊，则几于自杀”。
[94]其四，富强与救国的愿望与其理论的实际效果之间的矛盾。
章士钊殷切期盼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希望救中国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压迫之中，希望彻底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达到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但“农业立国”、“农村立国”的理论与实践却不能真正达到中国的经济富裕，政治独立和文化复兴，试图通过取消城市、工业与市场的方法来求得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在全球径趋现代化的工业市场文明时代，无异于自甘落后，加剧人民的贫困与主权的沦丧。
章士钊的“农国论”的合理性之处表现在：
第一，认识到产业革命为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分水岭。
他说，“18世纪以前，欧洲之民情风俗，与吾国相去不甚远也。
”然而，“自科学昌，机器兴，产业革命以亟，国内所有状况，随之而变。
”[95]第二，全面地比较了工业国与农业国、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重大区别。
看到了工业国的基本经济特征是“科学”、“机器”和“市场竞争”，看到了社会主义只能在工业化基础上产生。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工业文明的长处，如“便利”、“出品多而取价廉”、“都市纷华”、“工资有加”、“统全世界以为消息”，也认识到农业文明的短处，如“人人晦盲否塞”等。
[96]第四，认识到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以及过分追求物质文明的弊端，并在实践上积极寻找疗治办法。
第五，认识到三农问题在整个中国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危机中的重要性与独特性，对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倾注了心血。
虽然如此，他的“农国论”整体上倾向于对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物质文明、资本主义乃至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属于“东方文化危机”的过度反应。
作为东方文化派的一员猛将，章士钊是站在落后于资本主义而不是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立场来分析和评判资本主义的。
他痛恨资本主义，希望通过遏制、倒退以避免资本主义，在小农经济基础上通过“村治”、“农治”或“业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