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沈从文的湘西和都市两副笔墨的文化内涵及其得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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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沈从文的湘西和都市两副笔墨的文化内涵及其得失

评价沈从文的湘西和都市两副笔墨的文化内涵及其得失

沈先生在《边城》的题记里说到:

"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具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

但因此一来,这作品或者便不免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

"显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处在当时文艺创作的边缘。

在现代文学史上无疑沈先生是一个边缘作家,他的创作与中国"五四"以来的主流文学大相异趣。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明显的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看不到人民抗争的愤激,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写这些,而是他很高明的让这些东西潜存在广阔的人性描写之下了。

可以肯定的是沈先生不是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他要写的是"更具人性,更近人情",他做的就是文学应该做的事,而且我认为只有人性充溢的作品才最具有最深广的接受效果,才会有丰富多采的接受效果史

沈先生用一支从容的笔为我们描绘了绚丽的湘西风情,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很鲜明的,是一片净土。

何立伟说:

"他(沈从文)用一支洞箫吹奏了这样一个微雨的夜",(何立伟《洞箫的悲悯与美》)这是何立伟对沈从文《柏子》的评价。

不仅如此,我认为他对所有湘西风情的描绘都是"悲悯的洞箫吹奏了一个个微雨的夜。

"在《边城》中,在这个微雨的夜里,洞箫吹出了情窦初开的翠翠,朴实而有点狡猾的老船夫,忠厚热情的船总顺顺,古道热肠的杨马兵,船总的两个儿子,他们是湘西众多人物中的一群,他们又是众多湘西人物的影子,。

清新的湘西民俗是他们活动的背景音乐,但这音乐不常变,而他们人世的东西却在随着白河的流水在流,随着沈先生的笔调在跌宕起伏。

《边城》的开篇,沈先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绚丽的湘西的画面,它很让人心动。

在他缓缓的笔下渐渐的流了出来,却很平淡,但那些是他生活了多年的土地,在他笔下孕育了激烈的情感,而这情感却始终笼罩在他特有的诗意的柔情下面。

终于在接着的故事的叙述中奔泄了出来,他可能感觉不到,因为他的笔调笼罩了他对那些人和事的同情。

而我们却没有把这些描绘仅仅的看作湘西的奇特的风景,而且我们也不会这样去做,我们在等待那潜存的力量的奔泄。

这也许是沈先生对"不变"的迷惘的表达。

但他对人物的的表达却是不迷惘的,他熟悉他们的生活,而更为伟大的是那人性,在质朴湘西山水陶冶下的人性,这人性会像那流不尽的白河一样,时时在变吗?

这是不在他的表达中的。

《边城》里对爱情的叙述是悲挽的,爱情这种最人性的东西在湘西,在沈先生的笔下,却演绎的如此的鲜血淋漓:

翠翠母亲和一个戍军的死亡悲剧,船总两个儿子对翠翠的爱情纠葛,还有杨马兵对翠翠母亲求不得的爱情,这些都染红了这片土地,但沈先生没有让我们直接的感到刺眼,因为他都给这些笼罩上了一层诗意的柔情,或者是湘西的水总能轻轻的把它抹去。

在文章的后面,"被大雨坍塌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修好了的仍旧是湘西素朴民俗的继续,它,不常变。

而"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在这里,沈先生期待他回来吗,我们不知道,仅仅知道的是他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似乎有点微微的踌躇,在这踌躇中也有着他潜意识的期待: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他期待着明天白河的水把这"变与不变"完完全全的冲洗干净。

或者还希望这河水也能冲亮世人的眼睛,使他的作品能获得一个新的评判,这也许是我的臆测,因为沈先生也许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我在作品的最后看到了他的迷然。

当然在今天沈先生获得了新的估价,终究人性充溢的作品会发出耀眼的光芒。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沈先生获得了本应属于他的价值评判,或许是那白河的水终究冲亮了世人的眼睛。

杂语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

一、沈从文小说文化内蕴的内涵与外延文化,一般公认的定义是英国学者泰勒的说法:

所谓文化或文明,在广泛的民族志的意义上来说,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及其他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所有能力和习性的复合的总体。

沈从文对中国文学的意义,首先在于他是完全忠实于内心起点的作家,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罕有的人物。

仅五四运动以后的六七年中,其单行本著作就已有了《入伍后》,《蜜柑》,《好管闲事的人》,《阿丽思中国游记》,《旧梦》,《一个天才的通信》,《阿黑小史》,《都市一妇人》,《虎雏》,《石子船》,《山鬼》、《龙朱》,《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篁君日记》,《长夏》,《一个女剧员的生活》,《老实人》,《十四夜间》,《从文子集》,《沈从文甲集》,《记胡也频》,《月下小景》等20余种;后来的小说又有了《边城》、《长河》、《槐花镇》、《占领》、《船上》、《腊八粥》、《代狗》等等.沈从文将他所曾历验的军队生活,湘西民族和苗族的生活及普通社会事件全部纳入了他的小说及散文创作中。

当他创作这一切时:

“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

……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

……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这份工作上来。

我会用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

”。

沈从文在他的视野里发现了整个人类,在河流中映见出整个人生。

一种崭新的,“更庄严些与透入些”的对现实的掌握和解释在他心里涌动,一种通向“新的真实”的文学形式和内容在呼之欲出,并使当时的沈从文相信,终其一生也未必能完成这项伟业。

正因为如此,沈从文小说中透射出浓浓的文化化内蕴,并以此涵盖所有的文字之中,借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理解《边城》:

“……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记录。

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

”“……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

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

”从沈从文话中与无数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很多作品的根在于那个沉思中的时代、那个独具特色的湘西地域和那永远也奔腾不息的浩荡沅水所蔚成雍雍大气的沅水文化,这种独特的、地域的、民族的、个性化的文化意蕴成为了沈从文小说的生命之根。

二、沈从文小说的文化特质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凌晨,降生在湘西凤凰县的一个行伍之家。

学名岳焕,20余年后改名为沈从文。

沈家原为簪缨世家,至祖父一辈入了军籍,父亲沈宗嗣曾是驻守大沽口炮台的一员裨将。

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地处湘西沅水流域,是湘、川、鄂、黔四省的交界,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

沈从文自幼便陶醉在对于水的联想之中:

“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

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

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

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沈从文与水确实有着不解之缘。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

“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5年。

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

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

”这一段经历可以说在沈从文的一生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以至“我虽然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

故事中我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

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15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

这其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地域文化给了沈从文创作莫大的影响。

沅水及其支流辰河带给沈从文经验、灵感和智慧。

在水中或岸上讨生活的剽悍的水手、靠作水手生意谋生的吊脚楼的妓女、携带农家女私奔的兵士、开小客店的老板娘、终生漂泊的行脚人……纷纷来到沈从文笔下,给他的创作烙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与湘西独有的地域文化色彩。

1、沈从文小说中乡土情结的文化背景

沈从文是从写“乡土文学”开始步入文坛的。

他说:

“我的作品稍稍异于同时代作家处,在一开始写作时,取材的侧重在写我的家乡,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条延长千里水路的沅水流域。

”沈从文之所以一开始侧重写乡土小说,除了他遵循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的创作原则以外,还有鲁迅小说的影响,“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

”《边城》表现了作者文学创作的乡土特色,渗透着作者挥之不去,剪不断,现还乱的乡土情结,流露出作者浓浓的乡土意识。

在现代作家中,恋乡梦如沈从文之沉酣者,是屈指可数的,他深挚地爱故乡的土地和人,爱其朴野的,也是没有为儒家道统所泯灭的化外之风,爱其璞玉一般的,也是没有为都市文明所扭曲的正直素朴的人情美。

他对此一往情深:

“我们家乡所在的地方,一个学历史的人会知道,那‘五溪蛮’所在的地方。

这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为都会中生长的人看不上眼的。

假若一种近于野兽纯厚的个性就是一种原始民族精力的储蓄,我们永远不大聪明,拙于打算,永远缺少一个都市中的兴味观念,我们也正不必生长到这朴野边僻地方为羞辱。

”回顾沈从文这种带有神圣感的乡土情结无疑有着其深刻的文化背景。

2000多年前的湘西,峨冠博带、腰佩长剑、脸如刀削的屈原曾一路仰天长啸、一路掩涕长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驾龙舟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东君》)“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湘君》)一次神秘的浪漫之旅,成就了一代伟大诗人的诞生。

沈从文从小就生活在沅水岸边,他的小说自然更多的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

,譬如《边城》,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

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

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

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

小说中的一切其实都不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实实在在的影子。

而这影子全在那一脉青山相拥的沅水两岸的人事哀乐。

曾有人问及沈从文的创作体会,他回答说:

笔下涉及社会面虽然比较广阔,最为亲切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

我的生命在这个环境中长成,因之和这一切分不开(《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

又说:

我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沅水为长江支流,也是哺育湘西一代又一代醇厚百姓繁衍生息的母亲河。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沅水两岸的百姓既英风豪气冲天,又纯朴贤静柔情似水。

当在水中如浪里白条搏击风浪的时候,那一声声豪迈粗犷的沅水船排工号子歌,足以震撼每一位行路之人。

自常德到沅陵,山高水陡,滩多流急,有三垴九洞二百零八滩之说。

试录本地(沅陵)流传的一段沅水船排工号子歌片段见证:

常德府,本有名,喊排号子送你听

高独一,施角滩,界首上面沅陵县

高独一,茨角滩,城皇充军海螺山

海螺山,不算山,对面还有撑架山

黑溶岩,荔枝溪,四十八条米汤溪

黑溶岩,荔枝溪,瓮子洞脱水牯子溪

九狮拜象生得全,前朝古人行善缘

前朝古人行善缘,修起岩路牵铁链

柳林汊,茨角滩,前面说是明月山

明月山,本来高,上面修起顺母桥

明月山下一只湾,麻伊伏内又无官

麻伊伏,又无官,猛虎跳进缆子湾

青平庙对凤凰山,行到下卡把船湾

老板就把官来报,师爷含笑写钞票

兴兵就把船看清,老板上坡换厘金

钞票上柜由你算,他不要铜元要花边

铜元花边任你要,急忙给我开大票

忙把大票拿上船,提起篙子要开船

提起篙子往上游,船儿要湾船码头

南北两河分东西,酉水拖篮侥家湾

这一段土生土长的沅水船排工号子,几乎就是沈从文《边城》里所写多情水手的生活写照。

还有就是凡是到过湘西的人对于当地人民最容易保留到印象中的有两件事:

即“爱美”和“热情”。

“爱美”表现于妇女的装束方面给人一种健康、朴素、异常动人的印象。

将那些飘乡银匠打造的首饰,和谐优美的穿在身上实在就是一种“穿在身上的历史”。

让人感觉到,它反映的不仅是个人爱美的情操,还是这个民族一种深厚悠久的文化。

湘西数十万苗民,除部分已习用汉文,三十年代本族还无文字。

“热情”多表现于歌声中。

当地人按照季节敬祖祭神必唱各种神歌,婚丧大事必唱庆贺悼慰的歌,生产劳作更分门别类,随时随事唱着各种悦耳开心的歌曲。

至于青年男女恋爱,更有唱不完听不尽的万万千千好听山歌,即或是行路人,彼此漠不相识,有的问路攀谈,也是用唱歌方式进行的。

彼此生命间均仿佛为一种共通的庄严中微带抑郁的情感流注浸润。

苗民男性的粗犷、豪气、侠气、霸气、甚至匪气,女性的纯朴、清丽、兰心蕙质与柔情,都无不给沈从文的心灵浸染。

在《边城》中,一种很深的湘西苗族文化至始至终笼罩于作品的整个情思情节情语情境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若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湘西文化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这样的文化背景熏、浸、染了沈从文所有的文字。

2、沈从文小说中回归艺术的文化精髓

沈从文在《湘西·题记》里说:

“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

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

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

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

……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

“你害怕明天的事实,或者说你厌恶一切事实,因之极力想法贴近过去,有时并且不能不贴近那个抽象的过去,使之成为你稳定生命的碇石”。

“那个抽象的过去”指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

“稳定生命的碇石”就是沈从文毕生拱卫的“人性回归”。

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四年这段时间,沈从文生活在都市,然而在都市中的所见所闻,让沈从文十分失望,从现实生活中,沈从文几乎寻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家园。

因此,沈从文曾经说过:

“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

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

”他甚至说:

“乡村生活的经验,在我心中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读‘子曰’的城市人中爱憎感觉一致了。

”所以,沈从文久居都市,乡恋情结油然而生,只有把自己对人生理想的追求积累在《边城》中,《边城》就是一曲以乡村人生形式的探索为主旋律的生命之歌。

沈从文这个“始终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说他的《边城》: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除此外,沈从文还强调: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习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所以,确切地说,《边城》是一首沤歌人性的赞美诗,一幅描绘人性的风情画。

忠厚纯朴的老船夫,天真无邪的翠翠,鄙弃钱财,对爱情执着追求的大老二老兄弟,正直平和的船总顺顺等等,正因为他们存在,小小边城才成了一个不分贫富,不讲地位,一律以诚相待,到处充满了爱的,与现实对照鲜明的世界。

这是沈从文所向往的返朴归真的人生境界。

沈从文凭借他的韵味隽永的笔墨,绘出的是未被工业文明分解的“天人合一”的民俗境界,它在生命形态的悲剧中发掘的不是残酷而是优美。

这种人性回归的优美其实就是一种更高层审美意义上的文化精髓。

3、沈从文小说中人性美的文化探索

沈从文小说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

小说《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以及与这追求相呼应的田园牧歌情调。

作者用“边城”人的淳朴、善良、正直、热情跟都市上流社会的虚伪、懦弱、自私、势利、男盗女娼相对照;把湘西社会的“过去”与“当前”相对照,即把过去的“人情美”与今天的“惟利惟实的庸俗人生观”相对照。

在这两种对照中,使人们能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倾心,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

从而引起人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

《边城》正是独出心裁地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情爱、祖孙之间的亲爱、邻里之间的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

主人公翠翠是一个迷人的形象,她是老船夫的孙女,更是大自然的女儿。

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壮健的躯体;茶峒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岨的竹篁、白塔又给了她一颗绝不世故的赤心;酉水、小船载满了她那少女的悠悠岁月。

祖孙俩在这古老而又清澈的溪水边、小船上、白塔下相依为命。

一不贪财,二不羡贵,三不嫌贫,四不偷懒,愿守清贫,甘于助人,在岸边白塔下那间祥和而又古朴的小屋里,从爷爷那里继承了自己应该继承的东西,弘扬了本该弘扬的内容。

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少了一点乖巧,多了一些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份羞涩。

后来,翠翠在大河边路遇了刚刚捉了鸭子的傩送,一种朦胧的爱意便在翠翠心中萌发。

当别人“无意中提到什么时”,她会脸红,,她那少女的纯情便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

两年后端午节前夕她又见到了傩送,情不自禁地对爷爷说:

“那个人很好。

”以至在看划船时无意间听到别人议论傩送婚事时,一向沉稳的翠翠心中也便乱作一团,甚至傩送和她说话也忘了应答。

后来,傩送在月下为翠翠唱歌,酣梦中的翠翠竟被傩送的歌声将灵魂也浮了起来,并在那崖上摘下了一把虎耳草。

可惜的是她却不知道这月下唱歌的年轻后生就是自己心仪着的傩送。

不久,天保为爱离家出走落水而死,傩送寻兄归来过溪时,又得不到翠翠的一点暗示,便赌气远走他乡。

老船夫也溘然长逝。

最后的结尾: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只留下翠翠在渡船上永远的伫立、永远的凄美无比。

翠翠与傩送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裙带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东方的传统美德。

翠翠是个天真无邪的山区女孩,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傩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老船夫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翠翠、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

船总顺顺“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

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侫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两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

杨马兵在翠翠爷爷逝去后又重新担负起了老船夫的重任,照看那失去了一切的孤雏——翠翠。

这就是湘西的风土人情,这就是茶峒人的善良。

这份浓浓的人情、这份厚厚的美德足可令城市中那些自以为知书达礼、寡心静欲者为之汗颜。

在这里没有什么地位的尊卑之别,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换、血与血的对流。

从这里我们可看见作者那“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的“希腊小庙”中所供奉的“人性”之美,为读者复现出湘西生民朴素的和谐的生命形态,使我们了解中国现代作家最偏僻的背景里种种瑰丽多姿的场面。

沈从文为了表现这种人性美作出很大的文化探索,沈从文在很多地方都有意识的淡化了那种惨烈、血腥的场面。

对我们目力所及的世界确实做了淡化处理。

他省略掉或虚写了一般意义上的灾难与痛苦,每写到这些地方都是轻描淡写地交待一下,一滑而过,从不滞留于这些地方,更不铺陈其事,做煽情的把戏。

如那地里猛砍的“十七刀”、天保的被水“淹坏了”、翠翠父母的死等都有作了相当程度上的艺术淡化与降格处理,虽然背后有着巨大的隐痛,但藉此突显了文中那湘西世界和谐的人性美,提升了作品的文化品位与恒久的魅力。

4、沈从文小说中温和愤怒的文化牵引

“愈是民族的东西便愈是具有国际性”。

沈从文的小说常常如一曲悠扬动听的田园牧歌。

在《边城》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

人物是湘西农村的“愚夫俗子”,一批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景色更是湘西山山水水迷人的美景。

沈从文描绘风土人情,画出一幅幅风俗长卷,婚嫁、习俗、服饰、神话、传说、信仰、礼节,……无所不有,无所不奇,成为现代中国的“风俗画家”。

他特别善于揭示这些一代一代流传的古风习俗人情世态所包涵的人情荚和人性荚,令人神往,令人惊叹。

他用他温和的乡土抒情方式使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给人以新颖奇特的感受。

如:

“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

但一个人若体念或追究到这个当前的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

”这种语言有着诗歌的意境,哲理的隽永,而且其中自然夹杂着的一些文言词语,更具有一种古典的精美。

如《边城》老船夫与天保的一段对话——“大老,听我说句正经话,你那件事走车路,不对;走马路,你有份的!

”那大老把手指着窗口说:

“伯伯,你看那边,你要竹雀做孙女婿,竹雀在那里啁!

”简单的对话,既符合人物的身份,真实地反映出人物的内心感受,又充满了泥土气息,“在素淡之中自有明澈的光辉,质朴之中自有蕴藉隽永之致”。

而且苏雪林也认为“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放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

沈从文自己也承认,从废名(冯文炳)那里受到启发,“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创作”,融化了唐诗的意境,形成了一种朦胧美。

但在小说这种极美的山水人情故事中,仿佛作者只叙述了一个故事,只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

而在这另外也更有一层深意,所以沈从文先生感叹:

“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视了。

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视了。

”朱先潜也指出《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

可是,为了“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其时代投影又是极淡极浅的。

所以这情形正如批评家刘西渭所说:

"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

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

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

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

成人之美。

"

沈先生在一次演讲说过:

“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来不及适应环境中的新变化而成了古人……我把写字当作一束草,一片破碎的船板,俨然用它为我的下沉时有所准备。

”闪烁其辞,无不隐晦的表达,正可说明一代文学巨匠是如何放弃了他热爱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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