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人物形象性格分析0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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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人物形象性格分析02
哈姆雷特人物形象性格分析02
——哈姆雷特人物形象分析
四百多年前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如突兀异峰崛起于英国文坛。
这位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以其深刻的思想、广泛的内容、优美丰富的语言、高超娴熟的艺术技巧，征服了当时和后世的众多读者。
《哈姆莱特》作为莎士比亚的传世剧作，其主人翁哈姆莱特的经典形象，无疑是世人所关注的焦点。
或许正如别林斯基所惊叹的那样，说不尽的哈姆莱特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年轻朝气的形象，冲动犹豫的性格，善恶兼备的道德取向等等。
哈姆莱特一生的经历折射出他内心的凄厉和壮烈，同时也体现了哈姆莱特的矛盾性——乾坤巨人与凡夫俗子的二重结合。
一、成长中现实与理想的冲突
哈姆莱特的出身是个王子，他高贵、优雅、勇敢、有学识，追求纯洁的爱情，属于上流社会的统治阶层。
用哈姆莱特的情人奥菲利娅的话来说，他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辨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
”[1]哈姆莱特在德国威登堡大学学习，接受人文主义的熏陶，他对人报有美好的看法，高呼“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是“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爱情、友谊也有自己的看法，希望以真诚相待的平等关系来代替尊卑贵贱、等级森严的封建关系。
这时的他年青而乐观，对人对事充满幻想。
可见，哈姆莱特应该是一个快乐的王子，拥有地位、名份、权利和爱情……是父母的骄傲和未来的王位继承人，摆在他面前的是鲜花着锦的前程和命运。
然而，伴随着成长中遭遇的现实变故，他的理想宏图完全被破坏。
开始由高贵的王子向凡夫俗子转变，品尝着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堕入矛盾和苦难之中。
老国王之死，标志着哈姆莱特的命运发生戏剧性的逆转。
父亲的死，使他陷入悲痛之中，失去了早先的欢乐。
紧接着是母亲的迅速改嫁，自己的叔父转眼成了继父，王位被剥夺等一系列的变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哈姆莱特以沉重的打击。
他用一身“墨黑的外套”抵抗着自己无法接受的现实，也包裹着他此刻痛苦而流离失所的内心。
作为儿子，哈姆莱特丧失了原有的人伦秩序，家的存在随着父亲的去世和母亲的改嫁而瓦解。
他的母亲不仅无法帮助他进行自我身份的认证，还突然间远离和抛弃了他。
而作为王子，哈姆莱特理所当然的继承权也遭到了剥夺，新国王克劳狄斯以堂皇的言辞对王位世袭进行了质疑，现实的篡改意味着对于哈姆莱特以前所拥有的一切权利的剥夺。
作为爱人，哈姆莱特怀疑奥菲利娅爱情的纯洁性，认为她是奸王派来的暗探，于是就绝然地斩断情丝。
这时的哈姆莱特面临着一切常人都可能要面临的人生困境。
家的解体，母亲的背弃，王位的丧失，爱情的失落。
他不再是以前快乐的王子，而是象凡夫俗子一样背负着难以言说的各种人生苦恼。
回顾后目睹的各种丑恶现象使他认识到现实并不如想象那样美好，坚贞的爱情、忠诚的友谊、和谐的社会关系，这些曾被视为珍宝的生活理想，如今都已化为泡影。
年轻的哈姆莱特陷入了沉思之中，他沉思着亲缘的关系，沉思着被否定的亲情，沉思着被篡夺的王位，沉思着被轻蔑的爱情。
这一系列的沉思始终伴随着哈姆莱特走向未来的成长旅途之中，促使他变得忧郁和怀疑。
当哈姆莱特从父亲的亡魂那里得知整个事件的真相时，更加深了他心中的疑惑，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复仇之路。
哈姆莱特命运的悲剧性逆转不仅使他看清了现实与理想的冲突，而且还进一步看清了把罪恶掩盖起来的伪善。
他完成了由高高在上的王子向凡夫俗子的转变，开始了严肃、忧郁的沉思。
二、忧郁、沉思的性格
哈姆莱特在威登堡大学求学时聪明机智、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父亲的不明猝死，母后的迅速改嫁，叔叔的篡位这三道冲击波，使一向无忧无虑的哈姆莱特变得忧郁、沉思起来。
然而，忧郁、沉思并不是哈姆莱特的天性。
从表层上看哈姆莱特的忧郁来自父亲的死亡，来自母亲的背弃，来自爱情的失落。
他从威登堡匆匆返回丹麦为父奔丧，流露忧伤的情绪是人之常情。
儿子哀悼父亲的死亡，以至于产生郁结情绪，谁也不会惊异。
也正体现了他作为凡夫俗子的一面，具有常人的正常情感。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忧伤之情会逐渐淡化。
然而，哈姆莱特却并没有从忧伤中解脱出来。
其母亲乔特鲁特认为活着的人都要死去，从生活踏入永久的安宁，她要求哈姆莱特把“高贵的父亲”的死当做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抛开“阴郁的神气”。
其叔父克劳狄斯却先从表面上肯定王子的“孝思不匮”是“天性中纯笃过人之处”，随后认为哈姆莱特“固执不变的哀伤，却是一种逆天悖理的愚行，不是堂堂男子所应有的举动”，[2]要求哈姆莱特承认既在事实。
而御前大臣波洛涅斯认为，哈姆莱特的忧郁是由于向他女儿奥菲利娅求爱遭到拒绝。
因此，他们认为，哈姆莱特的忧郁来自于父亲的死亡，爱情的失落。
然而，哈姆莱特之所以忧郁不仅是因为克劳狄斯杀兄霸嫂、篡夺王位，而是他目光尖锐，从个别人的罪恶中看到了当时的社会罪恶。
他看到宫廷腐化堕落，阴谋重重，朝臣们阿谀奉承，阴险狡诈，国内民怨腾沸，社会动荡不安，邻邦挪威蠢蠢欲动。
原先代表他高贵出生的丹麦王室，现在却成了“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3]。
在哈姆莱特看来，克劳狄斯的罪行只是世界上存在的全部罪恶中的一桩，问题在于整个时代颠倒混乱，与理想相背，“原以为美好的大自然，只是一片荒岬，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
原来理想的天神一般的人类，现在看来，不过是泥土塑成的生命。
”[4]所以哈姆莱特意识到，他的责任不是单纯地为父报仇，杀死一个奸王那么简单，而是要负起重振乾坤的责任，要把个人复仇同改造社会结合起来。
哈姆莱特确定了为父复仇的使命，却又找不到恰当的方式，他期望改变现状，却又力不从心。
为父复仇容易，重整乾坤却困难重重，哈姆莱特变得越来越忧郁，陷入了更深的沉思之中。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5]充分体现了他的内心沉思的思考：
是干还是不干？
哈姆莱特看出了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的内心矛盾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冲突着。
并且，这时哈姆莱特不只是考虑自身的生存与毁灭，而是联想到人类甚至整个宇宙的生存与毁灭，哈姆莱特超越了凡夫俗子对自身命运的思考，而是作为乾坤巨人的思想而存在。
哈姆莱特有其善和正义的一面，立誓重整乾坤，为父报仇，杀死篡位之王叔父是伸张正义，惩恶扬善的行为。
但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则暴露出恶的本性。
他对于自己挚爱的奥菲利娅绝情的伤害和误刺其父亲波洛纽斯后的冷漠表现，以及为了给自己复仇扫清道路，把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送上死路。
站在哈姆莱特的立场上，二人的确该死，因为二人是罪恶之首克劳狄斯的帮凶。
但对于哈姆莱特对人性的追求以及自我求证，还有期待树立一个堂堂正正的未来的王形象而存在，就显得恶劣、自私和狭隘。
哈姆莱特为父复仇，重整乾坤，愤怒的喊道：
“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15]这是他道德取向善的一面，表明哈姆莱特的注意力已经从个人的不幸、家庭的问题转向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罪恶，和克劳狄斯为首的统治丹麦的罪恶势力作斗争，以拯救人民大众为己任，把个人的苦难转化为人民大众的苦难，也是哈姆莱特作为乾坤巨人的证明。
他斥责政客是“偷天换日的好手”；揭露律师的手段是“玩弄刀笔，颠倒黑白”；认为地主“比牲口聪明不了多少”；嘲笑罗森格兰兹这类弄臣是“吸收君王的恩宠、利禄和官爵的海绵”；讥刺波洛涅斯这类奸臣为“鱼贩子”、“水苍蝇”；他列举活在这种世上的痛苦有：
“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小人的鄙视”。
[16]哈姆莱特对现实的批判，证明了他的美善同情及正义。
总之，哈姆莱特这一人物形象蕴含着无尽的意义，其一生都伴随着成长的痛楚。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背离的亲情和无望的爱情，重整乾坤的责任与薄弱的意志等等，把乾坤巨人与凡夫俗子的矛盾两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
哈姆莱特始终没有满足于个人的复仇，以他那好问的头脑，在与社会邪恶和自身人性弱点的斗争中，追求社会正义的实现和自身人性的完美。
最后，莎士比亚让他在比剑中结束他悲壮的一生，圆满的完成了他复杂而完整性格描绘的最后也是最悲壮的一笔。
但哈姆莱特没有白白的倒下，身后留下了一个如何不与罪恶妥协的榜样。
从此，乾坤巨人与凡夫俗子的结合体——哈姆莱特，在不同的读者心中获得新的生命！
参考文献：
（1）《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下）
（2）《性格悲剧·崇高·人》，（《外国文学研究》，1985.3）
（3）《世界文学中悲剧性格的两极和两座高峰》，（《外国文学研究》，1991.1）
（4）《关注人的命运·探索人的奥秘》，（《莎士比亚研究》）
（5）《向上帝要回思想的巨人》，（《外国文学研究》，1996.3）
《哈姆雷特》（又名《王子复仇记》），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名著。
沙翁笔下的“哈姆雷特”形象经久不衰，至今还在打动着人们、感染着人们和震撼着人们，不仅仅因其为悲剧人物观众而掬一捧泪水，真正的原因是“哈姆雷特”身上体现出来的追求“真、善、美”、鄙弃“邪、丑、恶”，忠贞爱情为正义而抛却私情、珍惜生命，为真理而甘于献身的人格魅力使然。
一、身临绝境，却不向邪恶妥协、反抗愤争的胆魄，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坚韧性格。
哈姆雷特正直、善良、情操纯洁，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倾向，具有美好理想的青年王子。
这就注定他与那个时代发生激烈碰撞是命运也是性格使然。
哈姆雷特最初是生活在一个开明君主的宫廷，一个充满阳光、充满幻想的理想王国之中。
父亲是一个理想的君主，英明治国，与母亲恩爱相处。
哈姆雷特与奥菲利亚之间有着纯真的爱情，真诚的友谊。
父亡、母嫁、叔父篡位，坏人当权等在一夜间发生，这恶梦似的打击一串串袭来，现实的丑恶显露出它原有的形态，理想和现实的反差如此之大，使哈姆雷特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不得不对现实生活开始了重新认识。
“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
哼！
哼！
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
”
“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
忧郁与苦闷是哈姆雷特面临现实与理想不一致时的一种表现，但是，在痛苦的思索、彷徨中，也使他逐步变得深沉、清醒、坚定和敏锐。
探索中，他很快地意识到：
“决心的赤热的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行动的意义。
”他考虑到：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默默忍受，或是挺身反抗，他的内心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
父亲交给他的任务是复仇，严酷的现实需要他去行动，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有理想、有决心、有力量”来完成复仇的任务，为此他采取了一切力所能及的行动，他装疯、刺杀御前大臣，改写密信，跳上海盗船直至最后决斗、处决奸王。
这一连串的行动不仅反映出哈姆雷特勇敢、机智、判断准确、行动果敢，更充分体现出他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和抗争斗志。
二、忠贞爱情，却为了复仇继而“重整乾坤的事业，甘愿献出真爱乃至自己的生命
奥菲利亚是哈姆雷特心爱的人，一个心灵纯洁的姑娘，是美和善的化身，她在哈姆雷特性格发展中是个必不可少的陪衬。
哈姆雷特对她倾注了全部的爱“超过了一千个兄弟对她的全部的爱”，而为复仇和“重整乾坤”的事业，哈姆雷特在关键的时刻，选择了自己的路，割断儿女私情，勇敢地与邪恶势力作不妥协的斗争，表现出献身精神。
哈姆雷特最终是与敌人同归于尽，而没有实现人文主义理想，他的悲剧也是人文主义者的悲剧，也是当时社会形态的悲剧。
哈姆雷特的人物形象还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先进人物的特色。
这个形象的力量在于提出了社会必须改革这样一个问题，在于他勇敢地揭露世界存在的种种罪恶，所以这典型形象为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形象之一。
尤其他的死，更使得作品具有深刻的悲剧意义和悲剧美学内容，产生浓厚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而使悲剧充满诗意和哲理性，也使悲剧《哈姆雷特》从一个传统的复仇题材在莎翁的笔下而成为一部文学名著。
一、
有学者指出，如果在第一幕哈姆雷特王子就干掉了克劳狄斯的话，《哈姆雷特》一剧也就该闭幕了。
也就是说，哈姆雷特的延宕在剧中并非是可有可无的，或不是哈姆雷特可以选择的。
哈姆雷特的延宕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那么，哈姆雷特的延宕与他的悲剧的关系实质是什么呢？
在剧中，“延宕”既造成了哈姆雷特在克劳狄斯祷告时错失为父复仇的良机，同时延宕又是《哈姆雷特》一剧不同价值冲突得以充分展开的过程。
如此，延宕既是哈姆雷特悲剧性事件中的因果契机，同时又是各种价值要求实现自身的过程。
舍勒提出，只有我们精神视线毫不分离地将行动、焦点既落在事物的因果性上也落在价值的内在要求上时，才会发现悲剧性。
1）（P262）如果把哈姆雷特的悲剧看成是纯粹的因果事件，是无法发现其中的悲剧性的，因为，“事物的因果过程对其间出现的价值不加考虑”。
这就如在与莱阿替斯的比剑中，哈姆雷特的死是中毒的必然结果，这一事件在纯粹性上是不包含价值因素的。
而把哈姆雷特的悲剧视为纯粹是人文主义者与封建主义者的斗争，则已经包含了将哈姆雷特视为人文主义者这一不知是否正确的结论当作了不加置疑的理论先见来运用，它往往造成以对封建主义的道德谴责代替对悲剧性的分析。
哈姆雷特悲剧的“悲剧结”在于哈姆雷特悲剧事件中的因果性与哈姆雷特所代表的价值内在要求的关联中。
两者的联结点就是哈姆雷特的延宕。
延宕可谓是哈姆雷特悲剧的“悲剧结”。
对于延宕，学界一般都视之为哈姆雷特的独特行为，而没有关注到延宕在剧中其实更为根本的是一种价值感现象。
或者说，决定哈姆雷特延宕的是哈姆雷特的一种价值感。
在剧中，哈姆雷特为父复仇的愿望可以说是强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在听了鬼魂的话之后，并没有直接实施复仇。
而是成为一个“疯颠”的思考者。
而他的“Tobeornottobe”的问题所包含的其实是一种价值感：
……
要不是怕一死就去了没有人回来的
那个从未发现的国土，怕那边
还不知会怎样，因此意志动摇了，
因此便宁愿忍受目前的灾殃，
而不愿投奔另一些未知的苦难？
这样子，顾虑使我们都成了懦夫，
也就这样子，决断决行的本色
蒙上了惨白的一层思虑的病容；
本可以轰轰烈烈的大作大为，
由于这一点想不通，就出了别扭，
失去了行动的名分。
2）（三幕一场）
哈姆雷特的这一思考在作品中非常突兀。
现世与“那个从未发现的国土”的沟壑，“死的睡眠”等等对他是一种形而上的恐怖，这种思考远远超出了复仇本身。
对哈姆雷特来说，这种生死体验较之复仇之类的行为，具有着价值上的优先性。
哈姆雷特所说的“顾虑使我们成了懦夫”的“顾虑”并不是对复仇后果的顾虑，而是生命价值并未得到最终确认的顾虑。
在哈姆雷特的思考中，复不复仇从来都没有成为一个问题，他的复仇目的是明显而又坚定的。
只是哈姆雷特的价值偏爱在“现世——未知”的价值联结上。
就行动和价值而言，价值具有着无可争议的优先性。
价值优先或价值偏爱决定了哈姆雷特在处理世俗事物的时候，首先是着眼于人、事与物的价值而非具体的人、事与物。
在价值尚未确认之前，哈姆雷特是不会冒然就行动的。
这一点从哈姆雷特对克劳狄斯的忏悔后的反应同样可以看出：
现在我正好动手，他正在祷告。
我现在就干，他就一命归天，
我也就报了仇了。
这需要算一算。
一个恶汉杀死了我的父亲，
我这个独生子把这个恶汉却送上
天堂。
（三幕三场）
哈姆雷特有一个“天堂”的观念吗？
从剧中是无法确定的，因为死后的世界对他尚是未知的国土。
他不愿意在克劳狄斯“正把灵魂洗涤清静”的时候报仇，原因就在于他的价值偏爱上。
哈姆雷特没有把复仇视为纯粹的杀人事件，而是把它看作了价值事件。
他所要的并非是消灭克劳狄斯的肉体，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干”（复仇）的价值要有所属。
他的为父复仇的“精神情感”意向首先是在于克劳狄斯弑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罪本身。
严格地说，哈姆雷特的复仇要否定的不是克劳狄斯本人，而是克劳狄斯身上体现出的罪的价值。
灵魂“清静”的生命在哈姆雷特看来并非是罪的价值的载体，而正是生命价值的积极体现。
他对于克劳狄斯的忏悔想到的是：
“可是照我们人世的想法看来，他的孽债该很重；我现在解决他，却是趁他灵魂洗涤清静、准备成熟的时候，这能算报仇吗？
不。
”（三幕三场）照人世的想法，将克劳斯斯的肉体消灭就算报仇，这是世俗法的意识，它直接针对的对象是罪的载体。
哈姆雷特没有把这种世俗法的原则看得高于一切，他内心怀有“最终审判”的思想，他所想的是要在克劳狄斯的肉身与罪合一时消灭他，达到勾销罪本身的目的，使克劳狄斯的灵魂“象地狱一样的漆黑，直滚进地狱”。
在面对杀与不杀的问题时，强烈的价值感驱使哈姆雷特将克劳狄斯的肉身与其弑兄、乱伦的罪本身加以了剥离，而正在忏悔之中的克劳狄斯在哈姆雷特看来并没有负载着罪，他举起的复仇之剑便不得不暂时收了起来。
从这一点看，哈姆雷特并非像别林斯基说的是犯了“人格分裂症”，哈姆雷特的心性气质始终是一致的，价值问题始终是他关注的首要问题。
正是其心性气质中的价值优先原则，使哈姆雷特陷入了延宕之中。
二、
由上，是生命价值优先原则本身导致了哈姆雷特的悲剧吗？
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因为这还涉及悲剧冲突的问题。
舍勒说过，“一切可称为悲剧性的事物均在价值和价值关系的领域中活动。
”1）（P254）“若干相当高的积极价值的载体相互抗争，其中的一个载体因而毁灭，”1）（P260）才有悲剧性可言。
哈姆雷特无疑是价值的载体，但并非纯粹就是生命价值的载体，他同时还是某一正当社会秩序价值的载体。
这一点从哈姆雷特所面对的两难选择即可见出。
哈姆雷特是《哈》剧冲突的凝结点。
在他身上，凝聚了与克劳狄斯、与葛露忒德、与莪菲莉亚、与莱阿替斯及与罗森格兰兹和纪尔顿斯丹的冲突。
这些冲突无疑都是因哈姆雷特要复仇而得以展露的。
但是真正的冲突在本文看来却是社会秩序与人心秩序优先性的相互抗争，落实在哈姆雷特身上就是重整乾坤与确认生命价值的优先性的抗争。
人心秩序在前述已有描述，哈姆雷特面对的社会秩序是什么呢？
以史鉴今，以外国题材反映英国天空下才有的事情，莎士比亚这一创作特点已得到公认。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哈姆雷特面对的社会秩序就是莎士比亚创作时代的英国社会秩序。
这一秩序用《亨利六世》中的话来说就是：
“惨不忍睹的景象，血的时代！
狮子争夺窝穴，相互博斗，无辜的驯羊却在仇杀中遭殃！
”这样一个悲惨的时代与文艺复兴英国的的理想秩序观念格格不入。
有学者已经敏锐地指出，莎士比亚创作中存在着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秩序”观念，认为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就包含了他的“秩序观”：
不论是整个宇宙还是某一个物种内部都有其特定的排序方式。
3）（P84）但现实的具体的人事物却往往突破既有秩序，而造成社会秩序的失范。
哈姆雷特对于这样一个时代从总体上是感到失望的：
我心情如此沉重，直觉得大地这一幅大好的框架是伸到茫茫大海里的一座荒凉的山岬，天空这一顶极好的帐幕，你们看，这一片罩在头顶上的豪华的苍穹，这一层镶嵌了金黄色火点子的房顶，啊，我觉得也无非是一大堆结聚在一起的乌烟瘅气。
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
理性是多么高贵！
力量是多么无穷！
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整，多么出色！
论行动，多么像天使！
论了解，多么像天神！
宇宙之华！
万物之灵！
可是，对于我，这点泥土里提炼出来的玩意儿算得了什么呢？
（二幕二场）“哈姆雷特是以一种讥讽的口气讲的这段话，”3）（P85）这既是哈姆雷特对人的地位的怀疑，同时更是哈姆雷特的一种时代秩序观念的反映。
总而言之，在哈姆雷特看来是：
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
天生我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
（一幕五场）
这一句感叹包含着什么样的深意呢？
一、时代脱节了。
像天神一样的父王突然暴死、叔父与母亲结婚，这些都令哈姆雷特感到恶心，表明哈姆雷特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秩序并不满意。
二、要重新整好。
它并非是为父复仇的动机，而是为父复仇的目标。
哈姆雷特想通过复仇消灭克劳狄斯体现的罪，认为这样就可使时代再颠倒过来。
三、真糟。
哈姆雷特并没有给自己重整乾坤一个道义上的理由，相反地却认为这是真糟的事。
社会秩序的失范与人心秩序的失序在历史中往往是共生的，哈姆雷特在生命价值还没得到确认之前，即在人心秩序还没安顿好之前，就被迫要去重整社会秩序。
这对他是一件非常糟的事情。
在这一点上，屠格涅夫说的哈姆雷特“在整个世界上找不到他的灵魂可以依附的东西”4）（P465）倒有一定的道理。
在时代脱节的情况下，哈姆雷特无法找到自己人心秩序安顿的地方，而这于他却是最紧要的。
重整乾坤的任务与“真糟”的感觉已经见出了哈姆雷特内心冲突的端倪。
可以说，在社会秩序失范、人心秩序未曾安顿时，哈姆雷特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与时代不相融的断裂感。
哈姆雷特的个体心性并非是把重整乾坤当作最优先解决的问题。
但是，却身不由己地要担当这一责任。
与其说是哈姆雷特主动地承担了这一责任，不如说是这一任务落在了哈姆雷特的身上。
哈姆雷特并没有循此任务在个体心态中去论证要重整出个什么样的时代。
在整个《哈》剧中，丝毫没有哈姆雷特理想的描述。
哈姆雷特在个体心性气质上并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个想确认生命价值何在的思想者。
老国王鬼魂不由分说地要哈姆雷特承担复仇的任务，哈姆雷特在外力的突入下不由己地把重新整好时代当作了属己的责任。
非自主选择的任务与哈姆雷特的个体心性气质是如此的不相符合。
不属己的重新整好时代的任务落在一个沉思生命意义的哈姆雷特身上，便有了重整乾坤与生命价值的优先性的相互抗争。
哈姆雷特悲剧在本质上就是这一抗争的体现。
哈姆雷特是重整乾坤与生命价值双重价值的载体。
哈姆雷特由延宕转入“头脑里只许有流血的念头”即是两种价值抗争的结果。
哈姆雷特这一转变在外因上是受了福丁布拉斯军队的刺激。
福丁布拉斯在剧中虽只是个配角，与哈姆雷特相比，他表现出了哈姆雷特身上所没有的实用精神。
哈姆雷特在丹麦原野看了福丁布拉斯的军队后，有一长段独白，他在最后说到：
我父亲被害，我母亲受污，
搅得我头脑冒火，血液沸腾，
我却让一切都睡觉，我哪儿有面目
看这么两万人却不惜一死，就要去
为了一点点幻梦、一点点虚名，
进坟墓只当上床铺，就要去争夺
一块小地方，哪怕它小到容不下这些人当战场，也不够当坟地来埋葬
阵亡的战士呢！
啊，从今以后，
我的头脑里只许有流血的念头！
（四幕四场）
学界分析哈姆雷特这段独白往往认为这是哈姆雷特性格的转折点，是哈姆雷特从延宕转入行动的关键。
从表面看来是不错。
但问题是，以哈姆雷特对生命价值的偏爱，怎么会在一受福丁布拉斯士兵的刺激就“只许有流血的念头”呢？
哈姆雷特准备流血以及要让别人流血的念头像他对生死的思考一样是个体主动选择的结果吗？
哈姆雷特的延宕与行动之间如果没有必然的联系，哈姆雷特的性格必然是不统一的。
从哈姆雷特的独白看，哈姆雷特尽管下定复仇的决心之时，也没忘记对生命价值的思考。
他的内心深处还在不断地询问生命意义何在的问题。
他说：
可是究竟是由于
禽兽的健忘呢，还是因为把后果
考虑得过分周密，想来想去，
只落得一分世故，三分懦怯——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一天天过下去
只管在口里嚷“这件事一定要做”，
而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办法
叫我动手啊。
（四幕四场）
“为什么一天天过下去”这样有关生命价值的问题，在哈姆雷特此时此地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在哈姆雷特的眼里，两万士兵的出征仅仅是“为了一点幻梦、一点点虚名”，表明在其心性气质中还没有认可这样一种方式。
所以，在第五幕的“墓园”一场，哈姆雷特面对“骷髅”尽管是不断地在调侃，但想到的却是“我们会重新落到多么下贱的用场啊，霍拉旭！
我们一步步想象下去，不会想象到亚历山大的最高贵不过的玉体叫人家拿来当烂泥给酒桶塞塞孔眼吗？
”（五幕一场）。
哈姆雷特看到了生命的倏忽变易性，看到了死亡对于现世生命的剥夺，但还理解不到在倏忽变易的后面存在着什么样的恒常的价值。
如果假以时日，哈姆雷特也许会沉思出生命的真正意义及给自己的复仇寻求到价值根基。
但是，在一系列事件的因果性中，哈姆雷特这种喜爱对生命沉思的心性气质缺少发展与成熟的时间。
“我到处碰见的事物都在谴责我，鞭策我起来复仇！
”这句话流露出了哈姆雷特在选择流血时的无可奈何的心态。
重整时代的任务逼迫着未曾安顿好人心秩序的哈姆雷特匆匆上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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