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一二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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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一二节

第一节宋朝的建立与北宋政局

北宋是在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的基础上建立并实现局部的统一。

建立后的北宋政权吸取唐末五代的历史教训，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北宋中期开始，为了应对各种社会危机，先后进行了两次著名的改革，即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两次改革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在当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改革，北宋的历史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愈演愈烈的党争，正是无休止党争，将盛极一时的北宋王朝拖向了覆亡的深渊。

本节课需要大家重点了解与掌握的内容主要包括北宋建国与统一的基本史实，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内容与影响，北宋后期党争频发的原因及其与北宋灭亡的关系等。

一、北宋的建立与统一

1、陈桥兵变与北宋建立

1）陈桥兵变的真相

陈桥兵变是五代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的武装夺权事件，其结果以和平的手段实现了赵宋代周的壮举，建立了北宋王朝。

兵变发生于公元960年，即后周显德七年（北宋建隆元年）。

虽然后世的修史者受宋朝国史的影响，认为此事件的发生纯属偶然，最大受益者赵匡胤出于无奈，是被迫“黄袍加身”的，但实际上，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有预谋的夺权行动，是赵匡胤君臣为后世撒的一个弥天大谎，也有人将陈桥兵变戏称为赵匡胤自编、自导、自演的历史剧。

其计划之周密、过程之顺利、结果之完美，堪称中国政变史上的杰作，事件本身也充分显示了赵匡胤及其谋臣高超的谋略与权术。

2）陈桥兵变成功的原因分析

赵匡胤之所以能轻松通过一场兵变就夺取政权，与当时的一些客观条件及精心策划不无关系。

首先，当时出现的主少国疑的局面是夺权行动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正值盛年的周世宗于公元959年（显德六年）病逝，年仅39岁，即位的恭帝年仅7岁，这给了手握重兵的赵匡胤可乘之机。

其次，手握兵权是赵匡胤成功的根本原因

赵匡胤出身武将世家，他的父亲赵宏殷在五代时期长期担任高级将领，部属众多。

赵匡胤借父亲的威望在禁军中树立了很高的地位，深得人心，与当时的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等人结为义社兄弟，关系密切。

同时由于作战勇敢、善于韬光养晦，得到周世宗的信任，委以禁军统帅的重任。

据文献记载，赵匡胤是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博得了周世宗的信任。

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是在征伐淮南的战役中，赵匡胤作为守城主将，严守城门，有一次他父亲半夜要进城，而赵匡胤以父子固然有亲，不过夜间不开门禁乃帝王之法，不能轻易更改，结果直到天明才放父亲入城。

这种严于律已、忠于事上的行为在当时十分难得，因为那个时候手握重兵的大将很跋扈，一般不会将国家的政令放在眼中，而赵匡胤的行为无疑有助于消除周世宗对他的戒心。

二是在征讨淮南凯旋归来之时，有人向周世宗打小报告，称赵匡胤掠夺了许多财宝，藏在马车中，世宗当时正在为武将反腐问题而头疼，听了以后勃然大怒，派人去查，结果除了许多书籍外一无所获。

还有一次，敌对的南唐政权偷偷送给赵匡胤3000两白银，结果赵匡胤想都没想就转呈给了周世宗。

通过这两件事，周世宗认为赵匡胤是一个不贪财、不欺上、廉洁自律、忠心事上的人，于是在他临去世之前，将禁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他，是他拥有了后来夺取政权的资本。

应该说，早年的赵匡胤并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尤其是周世宗健在之时。

正是世宗的突然病逝改变了他的志向。

再次，事先的周密部署与精心策划是兵变成功的重要保证

整个事件是赵匡胤及其谋臣精心策划的。

先是在兵变之前，谎报契丹南侵的军情，为赵匡胤出兵提供借口，同时也可以转移朝廷的视线，放松对他的戒备。

接着让人在京城散布谣言，以“策点检为天子”的传言为即将发生的兵变造势。

这里的“策”字有策立、策封之意，意思是朝廷将要策立赵匡胤为天子，因此这则流言是在为其夺取政权的行为做正当性的辩护。

稍后又出现了所谓的“天有二日”的传言，也是为其夺权行为制造正当性的依据。

不仅如此，赵匡胤在出兵以后，将最亲信的将领石守信等人留在城内作为内应，保证城内的绝对安全。

这一系列准备活动为顺利夺权奠定了基础。

最后，高明的善后措施避免了社会动乱与流血冲突

赵匡胤在黄袍加身时专门提出要善待后周太后、皇帝及大臣，并严令军队不得烧杀抢掠。

这些措施一方面争取了北周政权上层人士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赢得了民心，维护了社会稳定。

正因为善后得当，他几乎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成功登上帝位。

因此，“陈桥兵变”也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变。

总之，在赵匡胤及其智囊的策划下，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成功的发动了这样一场兵变。

兵变之后，五代正式结束，代之而来的是崭新的北宋王朝。

2、北宋的统一

1）北宋统一策略分析

北宋在统一的过程中实行的是先南后北的策略，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方略，与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

北宋建立以后，对它威胁最大的当属于近在咫尺的北汉，按常理，应该先灭北汉才对，但北汉有契丹作为后盾，在短期内难以征服，同时，作为北宋与契丹之间的缓冲，北汉政权对于刚刚建国的北宋来说还有利用价值，因此暂时不对北汉开战。

与有契丹支持的北汉不同，南方各政权除了南唐外大多实力较弱，容易征服，同时南方富庶的物产是刚建国的北宋所急需的。

综合上述原因，宋太祖及其谋臣确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

关于北宋的统一过程，教材上有非常清楚的记载，即从宋太祖乾德元年（963）统一湖南开始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灭北汉为止，前后历经两代帝王、用时17载，实现了国家的初步统一。

2）北宋统一的评价

虽然历史学家也将北宋称为统一王朝，但与秦、汉、唐、元、明、清相比，北宋的疆域是最小的。

终北宋一朝，始终没有摆脱来自北方的辽与西北的西夏政权的威胁，更不用说实现对这些地区的统一了，因此，可以说，就疆域而言，北宋并未实现过真正的统一。

不过，我认为，对于北宋的统一，不妨这样来理解，即它虽然没有实现疆域上的大一统，但就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而言，其在另一个层面上实现了高度的统一。

北宋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学术文化方面的影响力全面覆盖了包括辽与西夏在内的中国全境。

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中原王朝的依赖程度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强。

北宋虽然没能用武力征服它们，但却用比武力更高明的手段征服了它们，建立在这种非武力征服基础上的“大一统”比靠武力征服获得暂时的疆域统一更持久、也更深入。

这是北宋的统一与汉唐的统一之间最大的区别。

二、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北宋建立之初，为了稳定局势，避免重蹈五代王朝短命而亡的覆辙，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加强中央集权。

重点在于加强对禁军的控制及削弱藩镇势力，这两者正是导致五代王朝衰乱与频繁更迭的关键因素。

1、杯酒释兵权

1）事件的梗概

杯酒释兵权是发生于北宋初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赵匡胤通过和平手段解除大将兵权的行动。

与陈桥兵变一样，赵匡胤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了最大的利益，充分体现其帝王之术的高明。

在精心策划之下，赵匡胤未动一兵一卒，只用一场酒宴，就让手握重兵且有拥戴之功的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乖乖交出了手中的兵权，从而解除了武将对皇权的威胁，稳固了刚刚建立的新政权。

那么，在武将跋扈成风的时代，赵匡胤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2）成功“释兵权”的原因

一是赵匡胤上台前作为禁军最高统帅，掌握着最高军事权，威望极高，而石守信等人虽为典兵大将，却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势力，无法与皇权抗衡，只能选择自保。

二是赵匡胤行动迅速，未给石守信等人喘息的机会，据文献记载，杯酒释兵权发生在北宋建立的第二年，此时石守信等人还沉浸在新朝建立的喜悦中，身为开国功臣与皇帝心腹的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赵匡胤会拿他们开刀。

可以说赵匡胤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三是推心置腹的谈话与优厚的待遇解除了石守信等人的后顾之忧，这也正是赵匡胤的高明之处。

历代帝王往往以杀戮对待功臣，刘邦、杨坚、朱元璋等都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悲剧的导演者。

他们虽然通过残忍的手段巩固了政权，却也背负着诛杀功臣的骂名。

与刘邦人等诛杀功臣的做法不同，赵匡胤采取了另一种方式解决功臣武将的威胁，即待之以诚、遇之以优。

他首先直言告诉石守信等人，担心他们有朝一日取而代之，以真诚换取他们的信任。

接着许诺高官厚禄，石守信等人被解除兵权后，大部分都获得节度使（虽然宋代的节度使没有实权，但作为军队中的最高职衔，是武将们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的职位，与此同时，赵匡胤还给他们赏赐了大量财富与宅邸，他们的子孙与亲属也获得加官晋爵的优遇。

如此一来，对于石守信等人而言，除了丧失了兵权，他们待遇比原来更高，他们不仅保住了性命，而且可以继续享受富贵，又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杯酒释兵权，是一种让赵匡胤君臣皆大欢喜的双赢结果。

3）杯酒释兵权的消极影响

一是消磨了武将集团的斗志，助长了军队贪腐之风

实际上，以厚禄收买武将是赵匡胤惯用的伎俩，而这种做法导致武将群体意志消沉，普遍贪财。

如当时有一个叫曹彬的大将，是平南唐战役的主帅，出征前，赵匡胤许诺，若能生擒李煜，当授以使相（使相是宋代最高职衔之一，品位在宰相之上），结果当曹彬凯旋归来之时，太祖以使相乃国家名器，不可轻易授于武人，拒绝兑现承诺，而是赏赐20万钱作为补偿。

刚开始曹彬闷闷不乐，但当他回家看见家中堆满了皇帝赏赐的财物时，顿时豁然开朗，直言“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过多得钱尔”。

曹彬的态度实际上代表了武将集团的普遍心态，在政治追求被阻断之后，自甘堕落的武将们更多的追求物质利益，而统治者在严控军权的同时放宽对武将贪腐行为的限制，甚至鼓励他们以非法手段牟取暴利，这直接导致军队腐败严重，战斗力严重受损。

二是“释兵权”之后，赵匡胤及其谋臣对当时的禁军管理系统做了大幅调整，这种调整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

如将握兵权、调兵权及统兵权一分为三，这种做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高级将领控制军队的权力，但也因为增加许多环节与程序而导致军事运行效率降低，对以后的对外战争造成了不良影响，北宋之所以在与辽及西夏的战争中屡吃败仗，与军队受体制影响而反应迟缓不无关系。

另外，为了便于控制，在解除石守信等大将兵权之后，宋太祖任用一批资历浅、能力差的庸将统管军队，这种驭将之法被北宋历代统治者所继承，使有才能的武将长期受到排斥，从而极大的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总之，北宋对外战争的失利固然是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但也与宋初采取的旨在限制、打击武将的措施有关。

2、收夺藩镇之权

1）削藩方针

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第二项措施是收夺自唐末以来就对中央政府构成极大威胁的地方藩镇的各项权力，所执行的策略是宋初名臣赵普所提出的十二字方针，即所谓“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2）具体措施

所谓“稍夺其权”，大体上就是通过限制节度使的人事权、司法权及兼领支郡大权（所谓支郡，指唐末五代时期，各地节度使割据一方，兼领数州，将其所统辖的州府称为“支郡”），逐渐削夺其在地方上的行政权，将地方大权移交给朝廷委派的文臣来管理。

所谓“制其钱谷”，就是通过各种措施将原来被节度使截留的赋税收归中央，剥夺其割据的经济基础。

为达到此目的，朝廷专门设立转运使一职来统管此项事务，转运使成为后来路级政权的最高长官。

所谓“收其精兵”，就是以为中央禁军遴选士卒为由，将各地军队中的精锐勇敢之士补充到禁军中，以此来削弱藩镇军队的战斗力，使其无力对抗中央。

这项措施此五代时就已经执行，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后周时期，中央拥有一支强大的禁军，地方藩镇军队战斗力远不如禁军。

这既是赵匡胤得以和平夺权的重要原因，也是建国后顺利削夺藩镇大权的重要前提。

3）削藩的影响

一方面宋初采取的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有效地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彻底结束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局面，从宋代开始，中国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分裂割据，这与宋初的成功措施密切相关。

但另一方面，宋初统治者矫枉过正的收权行为也导致了许多消极影响：

首先，为了分散地方长官的权力，朝廷在同一级别的政府中重复设置多个平权机构或官员，使他们相互制约与监督。

这不仅导致地方官员人数膨胀、人浮于事、财政负担加重，同时也因为各机构间相互推诿与扯皮，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

其次，尽可能的将地方的财权收入收归中央，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地方上的一些公益性事务如水利、学校、桥梁道路等的建设及赈灾、养老等慈善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地方政府为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不得不依靠民间力量，于是给民间势力控制地方政务提供了机会，这也是北宋中期以后地方势力干预政务，危害基层的重要原因。

再次，一味的削弱地方的军事力量，导致地方政府丧失了维持地方秩序和抵御外敌入侵的武装力量。

两宋时期，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小范围的反叛与暴乱时有发生，这与地方政府弹压能力不足直接相关。

不仅如此，由于无力抗御，面对暴乱，有些地方官干脆放弃抵抗，甚至出现了开门揖盗、设宴款贼的极端现象。

总之，削藩在短期内发挥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积极作用，但当后世统治者将这些权宜之策当做“祖宗家法”长期执行时，就产生了物极必反的负面影响。

三、“金匮（gui）之盟”与太宗登基

在中国历史上，皇位继承一般呈现两种形态，一种是子承父业，另一种是兄终弟及，其中以前一种为主，只有当在位的皇帝没有子嗣的情况下，才会由兄弟来继承大位。

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就是兄终弟及的代表。

不同的是，他的哥哥赵匡胤是有儿子的，而且是有心智健全的成人子嗣。

试问，宋太宗是如何在明显违反皇位继承规则的情况获得继承权的呢？

这需要从一份誓约说起，这份誓约便是“金匮之盟”。

那么什么是“金匮之盟”？

这份誓约是真是假？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稍作了解。

1、什么是“金匮之盟”？

据文献记载，“金匮之盟”是一份关于皇位继承的秘密誓约。

是宋太祖、太宗的母亲杜太后临终前要求太祖将来将皇位传给兄弟晋王匡义的盟约。

具体内容大概是太后鉴于后周因主少国疑而丢失江山的教训，担心赵匡胤死后也出现这种情况，于是提出将皇位传给年富力强的晋王，这样可以确保社稷安全。

誓约中还提到，将来赵匡义死后，皇位也不能传子，而是要传给他的兄弟秦王廷美。

据说太祖同意了太后的提议，并当场立誓，誓约后来被藏在金匮（古人收藏贵重物品的箱子）之中，交给重要谋臣赵普保管。

这份盟约成为宋太宗上台的合法性依据。

2、“金匮之盟”是真是假？

虽然学术界因为没有直接史料而判断其真伪性，但实际上，根据当时的种种迹象来推断，这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假遗诏，是在宋太宗授意之下，由赵普等人伪造的，目的就是为自己不光彩的上台做辩护。

理由大体有以下几点：

首先，杜太后没有理由留下这样的遗诏。

杜太后去世时，太祖只有35岁，虽然周世宗在39岁时去世的，但作为母亲，杜太后没有理由认为自己的儿子也会如此短命。

即便太祖会短命而亡，但此时其次子（长子早亡）赵德昭已经快成年了，没有必要因为担心继承人年幼而轻易改变皇位继承规则，因为这样很容易导致亲族之间的互相残杀，杜太后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女性，没有理由做出如此糊涂的决定。

另外，她虽贵为太后，但并没有直接掌控皇权，因此没有权力要求宋太祖这样做。

因此，可以断定，所谓的太后遗诏纯属伪造。

其次，宋太祖没有理由传弟不传子。

宋太祖去世时50岁，而其子德昭已经26岁，就算有太后遗诏，但前提是继承人年幼的情况下才将皇位传给兄弟，已经成年的赵德昭完全有能力独掌大权，这种情况下，太祖没有理由舍弃亲子而将帝位传给兄弟，因此所谓遵太后遗诏传位晋王的说法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再次，从宋太宗上台后的一些反常的行为也可以证明所谓“金匮之盟”是专门为他上台做合法性辩护的伪作。

如太宗在上台的第四年，就逼迫太祖的合法继承人赵德昭自杀，后来又以谋反的罪名将弟弟赵廷美（“金匮之盟”中提到的第二继承人）贬死。

太宗甚至怀疑自己的儿子会提前夺权，不仅几次更换继承人，甚至还将一个儿子逼疯了。

太宗上台后的这些反常行为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即他是通过非正常的手段继位的，因此担心其他有继承资格的皇室成员也像他一样抢班夺权，所以要处处提防，甚至不惜残杀亲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所谓“金匮之盟”是伪造的，杜太后并没有留下这样一道遗诏。

3、赵匡义为什么能成功窃取皇位？

首先，赵匡胤、匡义兄弟自幼一起生活，感情深厚，从陈桥兵变到后来的统一战争，赵匡义都亲自参与，立有功勋，因此在建国以后，宋太祖对匡义大加重用，不仅封为晋王，而且让其长期主政开封府。

另外，凡军国大事，多与晋王商议，在太祖的信任与重用之下，赵匡义威望日隆，地位远远超过了作为储君人选的赵德昭。

其次，赵匡义利用其在军队及朝廷中的广泛人脉，里勾外连，建立了一个势力庞大的晋邸集团。

太祖晚年，朝廷上下及军队内部，到处都是晋王的亲信，包括宰相赵普，也都与他暗中沟通。

其势力之大，甚至连赵匡胤都感到了威胁，据说宋太祖曾想通过迁都洛阳来摆脱晋王的势力，结果在赵匡义的阻止下未能如愿。

可见，当时的赵匡义具备了抢班夺权的实力，太祖已经无法对他形成有效的制约。

再次，据文献记载，匡义其人野心勃勃，富于阴谋，善玩权术，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到杯酒释兵权，他都是主谋之一。

可以说，对于阴谋夺权，他轻车熟路。

最后，宋太祖的猝死（关于太祖的死，有多种说法，至今仍是一桩悬案）为赵匡义夺嫡创造了良机，他顺势夺取皇位。

总之，太宗的继位既不是杜太后的遗愿，也不是宋太祖的自愿，而是赵匡义阴谋夺权的结果。

四、澶渊之盟与宋辽关系

澶渊之盟是宋辽之间缔结的停战协议，也是宋辽关系的转折点，结盟之前，双方之间发生了多次战争，之后则长期维持和平交往的关系。

1、澶渊之盟前宋辽关系

从北宋建立到澶渊之盟前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宋辽之间的关系以战争对峙为主，尤其是宋太宗时期，连续发动对辽的大规模战争，结果都铩羽而归。

之后北宋采取守势，辽则频频南下，骚扰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并直接威胁宋都开封的安全，尤其是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兵直逼黄河，真宗甚至想以迁都来避敌，澶渊之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签订的。

2、澶渊之盟签订的经过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规模南侵，兵锋直抵黄河北沿，对京城开封构成直接威胁。

面对强兵压境，胆怯的真宗皇帝在大臣王钦若等人的劝说下打算迁都蜀中以避敌。

关键时刻宰相寇准挺身而出，力劝真宗御驾亲征，寇准率兵扈从，在澶州（今濮阳）与辽军主力遭遇，宋军射杀辽军统帅萧挞（ta）凛，重挫辽军锐气，并迫使辽朝的萧太后与北宋讲和，从而签订了澶渊之盟。

3、澶渊之盟的内容（详见教材541页）

一是承认原有疆界、确定双方的对等地位。

二是北宋以物质补偿换取和平。

三是订立边境守卫的基本原则。

四是订立了逃犯引渡条例。

4、澶渊之盟的评价

长期以来，人们对澶渊之盟的评价观点不一，有人认为澶渊之盟为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北宋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不仅不乘机扩大战果，收复失地，反而付出沉重的代价，是典型的不思进取的行为。

也有人从正面评价澶渊之盟，认为虽然北宋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却换来了双方100多年的和平局面，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

其实，无论站在民族融合还是北宋朝廷的立场上，澶渊之盟的签订都是积极和进步的。

首先，从当时双方的实力对比而言，辽朝在军事上占有明显优势，北宋的获胜不仅带有偶然性，更是暂时的。

当时的北宋国力空虚，而经过太宗朝几次大败后，朝廷上下对辽怀有一种恐惧感，整个朝廷弥漫着未战先怯的气氛。

同时西北的李继迁（西夏王朝的奠基者）越来越强大，逐渐成为宋廷的心腹大患。

此种情况下，如果乘一时之快，继续与辽开战，将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

因此，以盟约的方式结束与辽的敌对关系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其次，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澶渊之盟的历史意义更加突出。

此后双方在边境地区开通互市，进行物质文化交流，双方还互通使节，人员交往更加频繁，这些都有助于民族融合的发展。

最后，盟约使双方维持了长期的和平交往关系，没有战争的干扰，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都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对于两国人民而言，澶渊之盟无疑给他们带来了福音。

总之，关于澶渊之盟，无论在当时，还是从现在来评价，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它不仅是宋辽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

五、庆历新政及其影响

庆历新政是宋仁宗庆历年间由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领导的旨在革除积弊、富国强兵的政治改革。

新政的发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改革的内容大体包括整顿吏治、富民强兵、厉行法令、发展教育等几个方面。

新政以失败告终，导致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庆历新政虽然持续时间不长，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北宋中期的改革与党争有直接影响。

1、庆历新政的背景

庆历新政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主要体现为宋仁宗时期严重的社会危机，这些危机的出现又与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及宋太宗以来的一系列弊政密切相关。

1）宋初加强中央集权措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北宋建立之初，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这些措施在短期内有利于稳定中央政权，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为了分化地方长官的权力，故意重复设官，结果导致官员数量激增，行政效率下降，财政负担加重。

又如为了保证中央政权的安全，大量招募禁军，导致军队不断膨胀，军费开支巨大。

2）宋初以来的对外战争及内部消耗导致国家财政空虚

北宋建立以后，仅统一战争就持续了17年之久，后来宋太宗又多次发生对辽的大规模战争，真宗时期曾与辽及西北的党项两线作战，后来虽然与辽签订了和平协议，但却背负了沉重的岁币负担，宋仁宗前期，与西北的李元昊之间发生了多次战争。

也就是说，从北宋建立到庆历新政前80余年的时间中，国家始终处于战争状态，长期的战争导致大量财富被损耗，国家财政严重受挫。

不仅如此，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后，为了自我表彰，大肆搞天书封祀的闹剧，先后举行大规模的封禅与祭祀活动，同时大赦天下，多次赏赐官员与军队，导致国家财政陷入困境。

3）统治者因循守旧，官场风气败坏

从宋真宗时期开始，将太祖、太宗时期制定的一系列治国方针奉为“祖宗家法”，严格奉行，统治阶层普遍缺乏创新意识，一切因循守旧，即便是已经过时的规定，也奉行如初。

这一治国理念直接导致官场死气沉沉，积弊越来越多，尤其是宋真宗晚年与仁宗前期，先后任用王钦若、丁谓、吕夷简等守旧派官僚为宰相，他们一方面利用皇权打击要求改变现状的中下级官僚士大夫，另一方面保位固宠、徇私舞弊，导致官场风气大坏。

4）西北的党项族发展壮大，日益成为北宋的心腹大患

自宋太宗时西北的党项族就开始了脱离北宋控制的斗争，真宗以来愈演愈烈，尤其在宋仁宗前期，其首领李元昊掌权后，主动与北宋开战，双方多次鏖战，北宋胜少负多，元昊乘机于仁宗宝元元年（1038）自立为帝，建立西夏王朝，正式宣告独立。

这一巨变不仅给北宋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而且暴露了其政治与军事方面的许多弊病。

受到刺激的宋仁宗终于下定决心改变现状，于庆历三年（1043）任命改革派大臣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正式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

2、庆历新政的内容（详见教材543页）

庆历三年（1043），参知政事范仲淹给宋仁宗上“十事疏”，提出了十条改革弊政、促进发展的建议，被作为新政的主要纲领，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整顿吏治：

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

2）富民强兵：

包括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

3）厉行法令：

覃（推）恩信、重命令

4）发展教育：

虽然“十事疏”中没有提到教育的问题，但在新政期间，在对现行教育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大规模兴建地方州县官学，制定了详细的教法学规，因此庆历新政在中国教育史上又被称为庆历兴学。

3、新政失败原因分析

新政维持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因为范仲淹等人被罢免而终止了，导致新政失败的原因很多，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领导者经验不足

范仲淹在改革之前，长期在地方上任职，从未在中央政府担任过领导职务，因此虽然他在地方上治绩突出，对各种积弊了然于胸，但治理国家与治理一州一县完全不同，正是由于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导致在新政实施的过程出现许多问题，从而影响了新政的顺利推行。

二是触及了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

这是新政失败的主要主要原因，十条纲领中有一半是针对官僚贵族的，这些政策极大的限制了他们的利益，因此从一开始就遭到抵制。

三是打击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