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代学者在元刻史记彭寅翁本著录中得失张兴吉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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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代学者在元刻史记彭寅翁本著录中得失张兴吉文
2004年9月求是学刊第31卷 第5期
略论前代学者在元刻《史记》彭寅翁本著录中的得失
张兴吉（海南师范学院政法系,海南海口,571158）（1964-）,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元刻《史记》彭寅翁本刊于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是目前存世《史记》版本中仅次于南宋黄善夫本（1196年刊）的已知的第二个三家注本。
它也是从南宋黄善夫本到明代廖凯刻本（1517年刊行）300多年间国内刊行唯一的《史记》三家注刻本。
因而可以说是一部承上启下的《史记》版本,在《史记》版本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元刻《史记》彭寅翁本作为珍稀宋元旧本中的一种,因其距今年代久远,能够亲身接触此本的学者并不很多。
是以早期接触过此本的学者对彭寅翁本的著录和记载,就成为《史记》研究者对其进行了解的一个重要途径。
然而限于当时的学术水平和文献检索的局限,前代学者的著录和记载难免会存在不足和失误,这些缺憾又为后来的学者所因袭,对《史记》版本研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因而有必要对前辈学者在著录《史记》彭寅翁本中的得失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经籍访古志》著录彭寅翁《史记》本的失误及影响
日本编辑汉籍书目的历史非常久远,这可能与汉籍在日本的流布有着极大的关系。
实际上,汉籍在传入日本的过程中,日本学者就开始注意编写汉籍书目。
在19世纪,日本的汉学研究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并出现了对古籍版本的专门性研究著作,如《活版经籍考》和《经籍访古志》,其中以《经籍访古志》的影响最为深远。
《经籍访古志》是一部记录当时日本公私藏书机构藏书的汉籍书目,它对所著录汉籍的卷数及版本、版式、收藏地点、书籍的流传过程、书籍所附题跋皆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日本学者川濑一马先生对此书的形成有专门的研究,他著有《经籍访古志の成立—--特に初稿につぃて本以前》一书,发表于1957年[1]（P3）。
此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经籍访古志》成书的过程。
据川濑先生的研究,《经籍访古志》的写作始于日本文政12年（1815）之后,成稿于日本安政2年（1855）夏。
其间三易其稿,参与编辑、撰稿者主要有涩江全善、森立之、堀川舟庵三人,还有小岛尚真参与其事,多纪元坚校阅书稿,海保元备通阅全稿参与讨论,海保元备又为此书作序。
此书成书前后历经四十余年,且有多名当时著名的日本学者参与其事,所以《经籍访古志》反映了日本江户时代中期考据学、校勘学的最高成果。
《经籍访古志》是对《史记》彭寅翁本著录较早的一部重要著作,而且在早期对彭本的著录中,从上面所引用过的著录原文可以看出,其著录较之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更为详细,虽然张氏曾经拥有《史记》彭寅翁本残卷。
然而,《经籍访古志》中详尽而有偏差的描绘,反而混淆了《史记》彭寅翁本的真面目。
《经籍访古志》突出的错误是对彭寅翁本的行格、字数著录有失误。
其文曰:
狩谷棭斋旧藏本（求古楼本）首有中统二年董浦补史记序、集解序、索隐序、论例谥法解、目录卷首体例与前本同,但注文间有删略,每半板十行,行十六至十七八字”[2]。
这里的著录明显有误，《经籍访古志》,接触过《史记》彭寅翁本的人都知道,彭本《史记》的正文是每半页10行,行21字,注双行同。
《经籍访古志》的作者涩江全善、森立之既然已经见过此本,为何还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呢?
笔者认为,问题出在《经籍访古志》的作者是用“求古楼本”的版本形态来说明彭寅翁本的版本形态上。
狩谷棭斋本的卷首是中统二年段子成本的董浦序,此序是二家注本《史记》元中统本的卷首页,半页10行,行16字,此序仅一页,其上没有钤“定房”鼎形印,表明此序被人误置于此本的卷首,实当在藤原定房①时代之后。
森立之等人或许认为此序也是彭本所有之物,于是就以此页的行格情况来著录彭本。
狩谷棭斋本在此序之后,是彭本原本的司马贞《补史记序》、裴骃《史记集解序》《史记索隐序》（《史记正义论例谥法解》10行21字除外）等,皆为每半页9行,行18字。
森立之等人大约是没有仔细翻阅彭本的正文,也没有见到枫山文库本,就综合此本卷首数页的情况,得出了上述的结论。
（刘按，以下未校）
为“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崇道精舍刊本”,又说:
“彭氏本流传亦稀,余平生所见常熟瞿氏有七十七卷本,即张氏爱日精庐旧藏。
沈子培曾植藏二十余卷,庐江刘惠之藏一部。
配入别本数的作者用由上述的著录,引起了后来学者的一系列推测。
赵澄先生在30年代发表的《史记板本考》一文中,根据《经籍访古志》的著录,认为,既然彭寅翁本半页10行,行17、18字,王延吉吉本、柯维熊本半页10行,行18字,则此数本当属一个版本系统,他进而理解《四库简明标注》中“安成郡彭寅翁本,昭文张氏谓验其板式似元刊本,殆王板、柯板及陕西板所自出欤”的话,还进一步推测说“柯、王、陕,出于彭寅翁崇道精舍本的话,决是不错的”[3]。
赵先生以书目著录作为版本研究的基点,来研究古籍的版本系统,本来立脚点就欠稳妥,加之引用错误的著录,就更加难以探究古籍版本的真正源流。
50年代贺次君先生著作《史记书录》,他根据《经籍访古志》中上述的记载而推测说:
日本所记彭本每行大字十六至“《经籍访古志》十七八字不等,与此本字数不同,或为日本仿刻,非原刊矣。
”[4]（P114）贺先生据此进一步误将本来是《史记》彭寅翁本原刊本的狩谷木夜斋本看作是日本翻刻的本子,可见《经籍访古志》的错误影响之深远。
二、傅增湘先生著录《史记》彭寅翁本的得失
傅增湘先生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在“《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马因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义正义卷一百一十七至一百二十二蒙古中统二年段子成刊本”条下指出:
此本卷。
”[5]（P171）这里的记载有四个本子:
即今日国图130卷本、国图存77卷本;另有一个存27卷本（作者按:
此本今在台湾,在以后将进行细致的说明）;有一种卷数不详（刘体乾藏本）。
在此书中,傅增湘指出:
这四个本子是“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崇道精舍刊本”,但他没有说其理由。
在以上的四个本子中,傅先生对其中三个本子,即国图130卷本、国图存77卷本和台北存27卷本,记述得很详细,但在三个本子中,都没有关于彭寅翁本刊刻时间的记载,具体而言,是这三个本子中没有反映彭寅翁本刊刻时间的二块木记,也就是在卷72卷末和卷130卷末的二块木记。
《藏园群书经眼录》中所列举的二块木记
即目录末的木记“安成郡彭寅翁于崇道精舍（国图130卷本所有）”、卷14卷末的木记“安成郡彭寅翁鼎新刊行（国图存77卷本所有）”都不能说明彭寅翁本的刊刻时间。
既然傅先生不能从当时他所见到的彭寅翁本中得出其刊刻时间,那么只有从历代书录中找答案。
但是从上面列举的清末和民国初的各种书录来看,没有一种指出彭寅翁本的刊刻时间。
笔者进而认为:
傅先生也没有看过日本学者的《经籍访古志》,因为傅先生如果看过《经籍访古志》,那么必然知道日本还藏有两个彭寅翁本,而在他的著作中并未提及日本的彭寅翁本。
所以笔者认为,傅先生就彭寅翁本的刊刻时间从没有得出过结论。
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的彭寅翁本条目下,傅先生有标注曰“己卯”“己卯”,为1939年,似乎或是傅先生看到了赵澄先生的《史记板本考》后,得出上述的结论,但其实不然。
在1989年编集出
①藤原定房（1274—1338）,日本后醍醐天皇的重臣
求古楼
本的原本各册中皆钤有
“定房”鼎形印。
兴吉案
:
这里所谓“求古
楼本”是指狩谷木夜斋时代的木夜斋本
;而不是指今日日本宫内厅书
陵部所藏木夜斋本
因为后者中有一些配补卷
不是狩谷木夜斋的旧
藏。
版的《藏园群书题记》中
汇集了原在民国时期分
散出版的《初集》《续集》《三集》“
、、。
在其
卷第二”
中有
“,其文曰
:
元彭寅翁本刊史记跋”
“此元大德
彭寅翁刊本
半页十行
每行二十一字
注双行同
黑口
左右双栏
中缝记大小字数
在上下方不定。
卷首标题小题在上
大题在下
注文《集解》、《索
隐》、皆具。
目录九行
大字
目录后有隶书
《正义》
木记二行。
文曰
‘:
安成郡彭寅翁于崇道精舍。
’
《十二诸侯年表》后有
‘安成郡彭寅翁鼎新刊行’木
记二行
镌工精丽。
板框微小
是亦建本之佳者。
半页十录》“
半页十行
列传二十四至二十九”。
傅先生
行二十一字
注双行同
黑口
双栏
版
钞写补入者为卷六《始皇本纪》
卷七《项羽本纪》
心上下记大小字数
左栏外记篇名。
存本纪卷四
凡二卷。
别刻补入者为列传五十七
《酷吏传》,凡六卷,系中统本,
《正义》。
..己卯九
《司马相如传》《藏园群书经眼
至卷六十二
还说
:
辛未三月初十
童廉之送阅
以一千四
四行
行二十五字。
此本无
月二十四日
藏园识。
”[
6]（P70—71）此题跋是傅先
生在今藏国图
130卷彭寅翁本之上所题
然而其
中失误甚多。
首先在此处
傅先生把彭寅翁本说
成是元大德年间刻本
就毫无根据
;其次此本
“十
二诸侯年表”卷末因为残破
没有木记
;再次
说此
本“钞写补入者为卷六《始皇本纪》
卷七《项羽本
纪》
凡二卷”
似乎是说此二卷皆为抄补
而实际
上卷
6、卷
7中只有若干页的抄补
所以在“钞写
补入”四字上加上
“有”字
才更为清楚。
而撇开上
述的问题不说
显然在这里
傅先生对于彭寅翁本
的刊刻时间不如《藏园群书经眼录》那样
说明得
那么明确。
所以笔者认为
:
所
《藏园群书经眼录》
言不太可信
此书为傅先生之孙傅熹年先生所整
理
当是他修改了傅先生原著的说法。
傅熹年先
生在《藏园群书经眼录整理说明》中
在介绍
“整理
工作”时说
:
五、
“整理时为划一体例
在力求保持
原文的原则下
酌量做必要的技术性调整
大体有
下面几种情况
:
1.（作者按
:
略）。
2.原稿有的书名
写得比较简略
有的卷数只记存卷
有的著者失记
或称字和别号
整理时都尽力为补足全名全卷”。
另外
笔者认为
国内学者对彭寅翁本的定名是利
用了日本《经籍访古志》的记载。
如
30年代赵澄
先生是用《经籍访古志》中的资料来定名彭寅翁
本。
1959年贺次君先生出版的《史记书录》中
贺
次君先生把彭寅翁本定名为
“元至元二十五年彭
寅翁崇道精舍”的理由也是根据日本的《经籍访古
志》;可见
傅先生虽然著录多种彭寅翁本
但是他
如果没有见过《经籍访古志》的记载的话
他依然
无法定名彭寅翁本。
所以《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彭
寅翁本的定名应是傅增湘先生的后人改定的。
傅先生著录彭寅翁本中的一个问题至今依然
存在。
这就是他所收藏的宋荦旧藏百衲本的下落
问题。
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史记一百三十卷
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马因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
义正义诸本合配
存八十卷”条下
傅先生著录了
其收藏以宋元本合配的此书。
又在《藏园群书题
“,其文曰
:
记》卷二有
题百衲本史记”
“此帙集宋元
而成
其可板凡六种。
”计有淮南路转运司大字本
39卷、宋黄善夫刊本
4卷、中统本
4卷、元彭寅翁
本
7卷、元大德九路本
26卷
共
5种
80卷。
据傅
先生说
:
此合配本中
“其四曰彭寅翁崇道本
七卷。
百元收之。
”[
5]（P175-176）。
从傅先生的记述皆合
于彭寅翁本的特征来看
此处的七卷确属彭寅翁
本无疑。
这样傅先生实际上在《藏园群书经眼录》
中著录了五个彭寅翁本。
查辛未为
1931年
农历
三月当在公历
4月。
傅先生之所藏后皆归入国
图
以时下的调查
国图无此合配本
又傅氏藏书
之善本除了大部归入国图之外
有一部分流入四
川大学图书馆
还有一些善本辗转流入台湾
如傅
氏所藏北宋刊《史记》景本
;但《中国古籍善本书
目》、及台湾方面的有关
《四川大学古籍善本书目》
书目
找不到有关这
7卷的彭寅翁本的记载。
因
此
此
7卷的彭本下落不明。
笔者认为
既然《史
记》景本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46年
购入
而后转入台湾
;同样含有
7卷彭本的傅氏所
藏百衲本也有可能还保存在私人收藏家或傅氏后
人的手上。
三、贺次君先生著录《史记》彭寅翁本
的错误
据《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的《前言》
:
此书的
“第一项
‘版本’中的宋、元、明部分是贺次
君先生编写的”
[7]。
也就是说
实际上此书和《史
记书录》中有关彭寅翁本的内容都出自贺次君先
生之手
所以内容也就自然相同
都存在着一些错
误。
他引《经籍访古志》说
:
此本
“首有中统二年童
浦序、补史记序、正义论例谥法解、目录。
目录末
题‘安成郡彭寅翁刊于崇道精舍’
列传十二卷又
题‘时至元戊子菖节
吉州安福彭寅翁鼎新刊于崇
道精舍’木记”。
又说
“今存者无目录及穰侯列:
传
故不见此两题识
而十二诸侯年表后有‘安成
郡彭寅翁鼎新刊行’木记
与《经籍访古志》所记者
同
而为《经籍访古志》所未见者。
至元戊子
即元
世祖二十五年。
”[
4]（P113）由此可见
他的“史记集
—
111—
解索隐正义残卷元至元二十五年
（1288）安福彭寅
翁崇道精舍刊本”的结论来自对《经籍访古志》中
资料的分析。
但他引《经籍访古志》有明显的错
误
即列传十二卷的木记
“时至元戊子菖节
吉州
安福彭寅翁鼎新刊于崇道精舍”这句话有误
《,经
籍访古志》原文为
“时至元戊子安成彭寅翁新
”。
“时至元戊子菖节吉州安福彭寅翁新刊于崇道精
舍”的木记
实际上是《史记》彭寅翁本第
130卷末
的木记。
《经籍访古志》“
中说
:
枫山官库亦藏元椠
笔者认为,贺次君先生的观点是受了泷川资
《史记会注考证》和水泽利忠先生的《史
不仅把此木记放错了位置
鼎”字。
贺次君先生对日本所藏《史记》
而且对此木记的记载
言先生的
记会注考证补》
《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中
“元刻彭寅翁本”“日本宫内厅书陵
《史记》条下说
:
部、庆应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皆有此本全
帙。
”[7]（P4）此后贺先生又作《史记书录》
在这个
条目下说
“:
日本宫内厅、庆应大学、大谷大学、天
理大学皆有此本全帙。
”几乎和上文相同
只是删
去了
“三个字。
他又说
:
其枫山、三条钞
书陵部”“
本与铜活字本三种
俱据彭本钞印。
”[
4]（P114）贺次
君先生的这两句话都是有些问题的
首先
撇开
“大谷大学”的记载
姑且不论
所谓其它三处有
“此本全帙”是不对的
庆应大学藏《史记》彭寅翁
本仅存
71卷
不是全本。
其次
三条钞
“其枫山、
本与铜活字本三种
俱据彭本钞印”的表述
也是
不对的
关于这一点
水泽利忠先生在《史记之文
献学的研究》中早已指出
他说
贺次君的错误是
把“庆长古活字本”认为是铜活字本
;又把枫山本
看作是与彭寅翁本不同的版本
[8]（P139注1）。
在上述两本书中
贺先生都没有说出这段话
引自何书
贺次君先生的结论对后人著录史记版
本影响极大
此后对《史记》版本的著录无不以此
为依托。
如
1976年台湾学海出版社出版的《史记
研究之资料与论文索引》在“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残
卷
元前至元二十五年吉州安福彭寅翁崇道精舍
刊本”条下
在介绍了国图所藏七十七卷本和台湾
中央图书馆所藏的二十七卷本之后
指出
:
日本
“
宫内厅书陵部、庆应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皆
有此本全帙。
”[9]（P6）照录了《史记研究资料和论
文索引》中贺次君先生的原文
也就延续了贺次君
先生的错误。
1987年易孟醇先生发表的《史记版
本考索》一文中
也照录了这句话
但没有指出是
引自何书
易孟醇先生进而推测说
:
“寅翁
字鼎
新
安成人。
”[
10]（P836）易先生把《史记》彭寅翁本
—
112—
足本
卷末有
‘至元戊子菖节吉州安福彭寅翁新刊
于崇道精舍’木记”。
两相比较
可以看出
贺先生
中若干记载的影响而产生的误解。
比原文多出个
“泷川资言先生在《史记会注考证》的卷末《史记总
彭寅翁本的记
载也有误
他在
中木记
“安成郡彭寅翁鼎新刊行”中“鼎新”二字
理解为彭寅翁的字
也显得没有根据
当属臆测。
同年安平秋先生的《史记版本述要》中引用了《史
记书录》
并注明是贺次君先生的观点
[11]。
1989
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
论文、专著提要》
（杨燕起、俞樟华编
）也照录了上
述的原文
但也没有指出是引自何书
[12]（P6）。
正
因为如此
所以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有必要作进
一步深入的讨论。
论》中的
“史记钞本刊本”中
引用了《经籍访古志》
对木夜斋本
（求古楼本
）和枫山文库本的著录
:
按
:
“
枫山文库亦藏足本
卷末有
‘戊子昌节吉州安福彭
寅翁新刊于崇道精舍’木记
即与此同种。
朝鲜国
刊本及今行之活字板
俱原此本。
”[
13]（P2120）水泽
利忠先生在《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各册卷首的
“史
记会注考证校补校雠资料一览”下“丙、史记板本
二、元板史记”“
中指出
:
1.静嘉堂文库藏中统二年
（1261）刊集解索隐本
..中统
;2.至元二十五年
（1298）彭寅翁刊三注合刻本
宫内厅书陵部、庆应
大学、天理大学、大谷大学各附属图书馆藏
..
彭”
。
这里水泽利忠先生的表述有误
即至元二
十五年不是公元
1298年
而是公元
1288年
;而且
说大谷大学也藏有《史记》彭寅翁本
却没有指出
具体的资料出处
;用上述所引用的泷川资言、水泽
利忠先生的话
和贺次君先生的话相比较
可以明
显看出
贺次君先生的结论来自于对上述的两部
著作中资料的概括。
泷川资言先生的《史记会注
考证》
10册于昭和
7年至昭和
9年
（1932—1934）
陆续出版
1955年北京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了
《史记会注考证》
;水泽利忠先生《史记会注考证校
补》的第一册在昭和
32年
（1957年）3月
30日发
行
（第二册后无出版页
当与第一册同时发行
;第
三册在昭和
34年
3月
30日发行
）。
《史记研究资
料和论文索引》
1957年
4月出版
贺次君先生的
《史记书录》在
1958年
10月初版发行。
如从上述
的时间上来看
贺次君先生写作《史记书录》时
完
全能看到上述两人的著作。
但在实际上
似乎他
只看到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
而没有看到
《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的原书。
理由是
:
他在《史记
书录》中对《史记会注考证》有详细的介绍
而对
《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的介绍只是在《史记会注考》
一百三十卷”条下有“日本昭和三十一年
（1956）日本藏《史记》的版本。
笔者推测
贺先生在参与
水泽利忠有《考证校补》
合原刊共为十五册
与编写《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时
看到了其
原本文字之错脱刊正甚多
现已出二册”
这一极中有
“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汇报创刊号
”一条
有“日
为简短的说明
[4]（P231）。
在上述的说明中
贺先生本东京文理科大学汉文学教室内史记会注考证校
也没有说明其资料的出处。
这段文字不长
错误补刊行会。
1956年”的介绍
[7]（P8）。
或许其中的
却有两处
其一为《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的第一、二有关《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的一些介绍
谈到了《史
册发行于
1957年
而非
1956年
;其二为《史记会记会注考证校补》的出版时间和日本各大学藏《史
注考证校补》是单行本
各卷合计
8册
1970年又记》彭寅翁本的情况
由此导致了贺次君先生的一
出版了第
9册
并没有和《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合系列的错误。
为一书
;所谓
“合原刊共为
史记会注考证校补
史记古本三、元板彭寅翁本史
15册”者
完全是贺次
校雠资
上面所指出的前辈学者在《史记》彭寅翁本著
君先生的误解。
另外
在《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的录中所存在的问题
只反映了古籍善本著录中经
第一册的正文之前的
“常出现错误的一个侧面。
笔者认为
通过对类似
料一览”中,在乙、“
问题的深入理论化研究
可以提高古籍书目的编
记校记”条下
水泽利忠先生已经明确地开列了六撰水平和学术价值。
另外
笔者认为
古籍善本的
种日本所藏史记彭寅翁本
即四种刻本
两部手写著录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应是亲身接触古籍善本的
本
;如果贺先生见到了《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的原原本
而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只能作为辅助性的
书
那么在他的《史记书录》中
不会不提到这六个手段。
参考文献
[1] 长泽规矩也
.わが における 籍の翻刻につぃ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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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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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lyonEarlierScholars’GainandLossinPengYinweng’sEdition
ofShiJioftheYuanDynasty
ZHANGXing-ji
（PoliticsandLawDepartment,HainanNormalUniversity,Haikou,Hainan,China571158）
Abstract:
There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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