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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的流星追忆王筑生
闪亮的流星——追念王筑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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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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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作者:
林超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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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这是我们目前看到悼念同事和朋友的最好文章。
热笔人是林超民教授，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较早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杰。
他先跟方国瑜教授学历史学，后因方教授中途逝世转到江应梁先生门下完成学业，继而出任云南大学副校长，在扶持学术和开展对外交流方面活跃，有较好的学绩和政声。
林教授于海洋辈如同这里的王庆仁、庄孔韶、祁庆富、胡鸿保等教授，礼合老师谊属兄长。
他的这篇文章手笔不凡，用区区几千字状写出昆明当时的学术生态，让我们知道了云南作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重镇的根基和北京作为中国学术中心一些不很光彩的侧面。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网站转载这篇文章，一是请同学知道学术历史和地理；二是学习文人的手笔和情感；三是学着怎样讲故事才能达到古人期待慎终追远，使民德归厚的境界，从而使中国人在对待少数民族、生态环境和文化多样性的态度即在发展观上有一个根本改变。
当今中国少数民族跟整个中华民族一样，正在跟祖先和生态环境一起经历着市场化、城镇化、全球化和信息化这“新四化”的压力，经历着生计转型、资源易手、主客易位和个体与社区文化相互剥离的苦痛。
如果中国的文化生态经历过这样一场剥离，能够如同林超民教授对王筑生博士的住院后的期待一样转世重生，这场苦痛还有所值。
但国人应该知道，只要发展观不变，只要我们继续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们开设财富和权力欢宴闽剧继续地不闻不问，则中国的文化生态、民族关系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前景就大有可能在这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后，变成炼得神功之后的东方不败那样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万劫不复！
中国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发展观就是硬道理！
每个人被迫着思考发展观的问题！
——张海洋
闪亮的流星——追念王筑生教授
林超民
引子
王筑生教授离开我们已经六年多。
筑生与我同龄、同窗、同道。
他英年早逝，在云南大学最需要他的时候，也是他蓄势待发将有更大作为的时候匆匆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钟爱的人类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从跑马山殡仪馆返回学校的途中，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
多年来，作为分管人事工作的副校长，几乎每一个月我都要主持一两次遗体告别仪式或追悼会，但是送别与我情同手足的亲密学友是第一次。
在哀伤中我想到要写点文字悼念我人生事业中的一位难得的率直、真诚、敬业的挚友。
但是，俗务纷披一直静不下心来援笔书写我伤痛的心情。
这是多年来我一直放心不下的心病。
今年，云南大学的人类学学科，由教学为主转为以研究为主，一直压在心头的怀念突然催逼我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把久积心头的悲情书写下来，在清明节即将到来之际，奉献于王筑生的灵前，以表达我的怀念。
震动高校的考生
1980年9月，一个令人震惊的好消息在昆明几所大学中传扬：
报考云南民族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的一位考生获得了平均分80多的高分。
其中英语考试无一差错，阅卷的老师不能给他100分，千方百计找出一点“问题”扣了三分。
政治经济学的专业课也都在90以上。
这是近两年云南研究生入学考试从未有过的好成绩。
这位考生就是王筑生。
当时，对筑生得到英语高分并不以为奇，毕竟他是云南大学外语系的高材生。
对于一个外语系的学生，政治经济学的专业课考出如此优异的成绩实在令人敬佩。
后来，我才知道，筑生在云大外语系学的是俄语专业，英语是他在镇雄山区自学的。
这就更加令我折服。
在中学、大学我都是学俄语，考研究生时我的俄语得78分，为全校第一。
入学后，学校要求所有研究生都必须学英语。
俄语作为第二外语免修。
云大研究生班的英语课起点不算高。
从英国为外国人学英语编写的《EssentialEnglish》的第三册开始学。
学习两年后我顺利通过学位外语考试。
民族学院研究生的英语是被称为外语天才的李光照老师执鞭讲授。
他用许国璋编的英语教材，教授第四册。
当时我已经不必再上英语课，但是为了提高英语水平，李光照老师又是朋友。
我便去旁听。
民族学院第一届研究生的外语水平比云大高。
民族语言专业的研究生李晓亮是云南师范大学外语系的英语教师，中国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解炳坤是云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本科的毕业生。
欧美史专业的研究生黄桂荣与沈静芳的英语基础都是不错。
而筑生则是他们中英语最好的。
无论课堂上还是课间休息时，大家都操英语。
一开始我简直跟不上，多次萌生放弃的念头。
正是筑生的榜样使我坚持下来了。
在同窗学习英语过程中，我才逐渐对筑生有所了解。
筑生的父亲是安徽人，民国政府兵工厂的官员，抗战时内迁到贵州，他在贵阳出生，所以起名为“筑生”（贵阳简称“筑”）。
后来筑生的父亲到昆明海口兵工厂担任主任秘书（厂长之下全体员工之上的官员）。
他父亲参加了昆明起义，将兵工厂完好无损地交给人民解放军，应该是起义有功人员。
但是后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以致严重影响到筑生。
筑生在昆明第一中学学习期间，俄语老师是云南最杰出的俄语专家许克敏。
许克敏老师初中时就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
苏联海军舰队访问上海时，许克敏作为红领巾的代表，登上旗舰向舰队司令献花，并用俄语致词，令所有苏联官兵惊喜不已：
中国的少先队员居然能说如道地流利的俄语！
许克敏老师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分配到云南大学任教。
又以同样的缘由从云南大学下放到昆明第一中学。
有如此优秀的好老师，王筑生喜欢上俄语。
1963年他以第一志愿考入云南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
他说，到了云大外语系，第一感觉就是大学俄语教授的水平还没有中学老师许克敏的高。
（后来许克敏老师回到云大外语系，先后担任外语系主任、云大副校长。
现为云南省政协副主席。
）
1978年12月筑生大学毕业（当时云南大学为五年制本科）。
全班同学到弥勒小三家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
在农场“划线站队”（划清毛主席与刘少奇两条路线，站在毛主席革命队伍一边）的风暴中，筑生被当作“反动学生”揪出来“批判斗争”。
他的“罪名”是私下说过反对“江青同志”，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话。
还有一条“罪状”是，枪打毛主席著作。
“文革”武斗期间，同学们到云南军区“抢枪”，他们宿舍得到几支枪。
闲来无事。
筑生提议试一试枪的威力。
便拿了一摞书到校园僻静处，用枪打书玩。
看子弹能够穿透几本书。
子弹打光就回宿舍。
不料一位“有心人”发现这摞书中竟然有毛主席著作，且被打得稀烂。
“枪打毛主席著作”可谓弥天大罪!
1970年5月经过近两年“再教育”的脱胎换骨，大学生们又一次毕业，并分配工作。
筑生分到镇雄县的山区小学初中班当教师。
大多数毕业生对分配的工作不甚满意。
但筑生却不无高兴。
他说，尽管山区穷困、条件极差，但是他很满意，因为一个“反动学生”还有一份工作和一般人羡慕的大学生工资。
山区小学，有许多马列主义的著作，买回来多少年束之高阁没有人看。
在无书可读的时代，这些书成了筑生的精神粮食。
他认真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经典著作，激发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兴趣。
同时他开始自学英语。
筑生在县里看到上级发派而无人阅读的英文版《人民中国》、《中国建设》等杂志，便收集来靠字典学习。
他还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英语广播提高听力。
他说，每次进城往返三十多里。
他总是进城时一路走一路读英语；回校时一路走一路背诵来时读过的英语。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在镇雄山区教书的筑生，已经熟练掌握了英语。
马克思主的政治经济学“武装”了他的头脑。
他自信地说：
我是为数不多的党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毛主席在晚年批评四人帮时说：
我党懂得马列的人不多！
）
不久，昭通的“云南天然气化工厂”公开招收英语翻译。
筑生前往应试。
无论笔试还是口试，筑生都荣登榜首。
可是，“文革”阴影未散，“反动学生”的黑帽子如影随形般在他头上晃动。
他没有被录用，不是因为业务水平，而是政治审查不合格。
这次失利归来，他集中精力为摘掉“反动学生”的帽子而四处奔走。
写了无数申诉信，拜访了大小官员。
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甩掉“反动学生”的帽子后，筑生就报考云南民族学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而一炮打红！
他以云南民族学院空前绝后的优秀入学考成绩震动了云南高校。
第一个“海归”人类学博士
筑生於1982年7月研究生毕业，同时受聘到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第二年即担任民族研究所民族经济研究室主任，同时参与《民族研究译丛》的编辑工作。
1985年筑生获得美国“温纳—格伦人类学研究基金会”“发展中国家奖学金”的资助，负笈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人类学系学习人类学。
1988年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1991年12月以《变迁之路——中缅边境上的一个村寨》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接着，他受聘到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做博士后研究。
在博士后研究期间，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景颇——云南高原上的克钦》（TheJingpo—KachinoftheYunnanPlateau）一书。
这部书受到西方人类学界的好评，被收入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东南亚研究丛书”，於1997年出版。
这是继田汝康等学者之后云南人类学家用英文在国外出版的学术著作。
1993年底，筑生应中央民族学院之聘携妻子和女儿从美国回到祖国。
他是1980年代以后第一个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人类学博士。
当时，筑生夫妇已经获得绿卡。
在美国出生的女儿具有美国国籍。
当时不少人推测，筑生一定会在美国定居。
但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乡土深情，想到祖国给了他从山乡小学初中班登上大学讲堂的珍贵机会，想到祖国急需人类学专业人才，看到幼嫩的人类学秧苗迫切要有人浇灌、培土、施肥，他怀抱满盏希望，下定吃苦决心，不畏路途泥泞，要把自己一腔热血无私地奉献给生他养他的故土。
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著名人类学家宋蜀华教授，热情接待他们，为了他们提供了研究与教学的条件。
对他们寄予殷切的期望。
林耀华等老一辈从国外回来的人类学家，对筑生夫妇寄予厚望，希望他们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贡献。
可能是自幼在昆明生活，筑生夫妇不适应北京的环境与人事关系。
1994年1月，筑生夫妇离开大雪纷飞的京城，返回温暖如春的昆明，到云南民族学院执教。
他从北京回到昆明时，云南民族学院的院长赵嘉文教授亲自驾车到机场迎接。
此时，美国福特基金会准备资助中国发展人类学。
他们特别派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著名人类学家武雅士（WolfArthur）到昆明来考察。
云南大学于1987年获准设置人类学专业，1988年9月正式招生。
作为系主任，人类学专业的负责人，我急切希望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诸方面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与支持。
积极向武雅士介绍云南大学人类学的优良传统和学术底蕴。
陪同武雅士来访的张海洋老师，多次说你们云大向武雅士展开了“猛烈进攻”，势头不错。
民族学院当然希望福特基金会优先资助他们。
两家大学、还有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都在暗中竞争。
在与武雅士几次交谈的过程中，深感自己的英语和人类学的专业知识都不够用。
当我看到筑生道地流利的英语与深厚扎实的人类学专业功底，自愧不如的同时，暗想如果把筑生“挖”到云南大学来主持人类学专业就好了。
我与研究生时的同窗好友顾士敏谈起想把王筑生“挖”到云大来主持靠挂在历史系的人类学专业的设想。
我说，我是学历史的。
对人类学是外行。
办人类学专业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
如果王筑生博士来云大，人类学专业有了领军人物，就可以从历史分离出来，独立建设中国第三家人类学系。
士敏兄一听就表示乐意前往“游说”。
很快，士敏给我带来好消息：
筑生愿意到云南大学来。
鞠躬尽瘁
得知筑生愿意来云南大学执教的好消息，我立刻到他府上拜访。
筑生一口答应愿意到云南大学任教，只有一个要求：
将他从讲师聘任为副教授。
我也毫不含糊一口答应。
接着我们就讨论将云南大学人类学专业建设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重点学科的计划。
调动工作进行得不算十分顺利。
民族学院先是不同意筑生调离。
一再挽留筑生。
但筑生坚决要求到云大任教，民族学院也无法阻拦。
于是民族学院提出：
要走夫妇两个一起走。
刚分给他们的新房子要退出。
他们一家三人从美国回到北京，从北京到昆明的机票要云大“赔偿”。
民族学院提出的条件多少有些苛刻，但我们一一同意，并立即兑现。
我们不仅给筑生一套新房子，还给他两万元的安家费。
（十年前这是一笔不小的款子）
筑生初到云大，有人在介绍他的时候，特别强调筑生是“博士后”人类学家。
这时他总是说，不要说什么“博士后”。
在美国，“博士后”是一时找不工作的待业博士。
去帮教授们做研究，指导研究生，是教授的“打工仔”，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每当他向人们笑谈“博士后”是待业博士时，我由衷的敬佩他的诚恳、谦逊与求实。
这就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本色。
不像某些人，总拿不值钱的“牌子”招摇撞骗。
筑生调到云大以后，即刻装修我们分给他的新房子。
这套房子是我们留下来的“人才房”。
隔壁邻居都已经有了住户。
筑生装修房子难免惊动四邻。
我一一上门告罪，请他们原谅宽恕。
不料江岸小区的两位教授级的大笔杆子在他们主持的小区黑板报上登出一篇杂文：
《凤凰筑巢，麻雀遭殃》。
这篇文章惊动学校党委。
只好由我出面向江岸小区受影响的住户作自我检讨。
筑生的确是一只凤凰。
1995年夏，我推荐筑生参加北京大学主办的“国家教委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首届高级研讨班”的研讨。
在这次研讨班上，筑生作了《社会变迁与适应：
中国的景颇与利奇模式》的发言。
这篇发言引起参加研讨班的专家教授与学员的一致好评。
在研讨班结业的晚宴上，筑生代表学员作了精彩的致辞。
费孝通教授握着他的手说，云南社会人类学的重建与发展就靠你们了。
会后，筑生的文章与费孝通教授的文章同时刊登在香港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秋季卷。
1996年底，我参加云南省1994—1995年度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评审工作。
当时，云南大学党委书记主编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参评。
书记给所有评委都打了招呼，要求评为一等奖。
评委一致认为，《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26本，印刷和装帧精美，图文并茂。
但是，属于普及读物，学术含量不高。
而王筑生的《社会变迁与适应——中国的景颇与利奇模式》对英国人类学家E·利奇具有世界影响的经典模式提出质疑和批评，展示了中国人类学家在国际学术界的独立创新才能，无疑是具有世界学术水准的创造性成果。
理所当然应该评为一等奖。
筑生参加北京大学主办的“国家教委中国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时，北大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马戎等希望云南大学承办第二期高级研讨班。
他回来与我商量。
我认为这是云南大学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一个机遇。
表示无论有何困难，我们都要承办第二期研讨班。
我向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提出申请。
这是云南大学第一次向福特基金申请。
福特基金会十分重视。
很快就得到福特基金会的答复，同意资助我们2万美元。
筑生全身心地投入了“国家教委第二期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筹备组织工作。
在他的精心组织下，1997年1月6日至20日在昆明成功举办。
来自国内外的中青年学者74人参加了研讨班，还有60多位非正式的旁听学员。
林耀华、田汝康、宋蜀华、郑杭生、陈国强、黄淑娉、何耀华、李亦园、乔健、庄英章、来曼、何大伟、麦金农、魏杰兹等著名的国内外一流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应邀出席会议并作精彩演讲。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最大的一次盛会。
筑生为这次会议可谓呕心沥血。
他在会前作了认真细致的准备。
每个环节、事无巨细，他都一一过问。
一张通知、一份表格不小心印歪了他都坚持重来。
为了这次研讨班的开幕式，他特地新缝制一套高级西装。
开幕式那天，凌晨4点他就起床，为9点开始的开幕式做准备。
每一个细节他都想到了，每一个环节他都安排得很好。
会后，他主编了《人类学与西南民族》一书。
当他发现已经付印的书有一些错别字等瑕疵时，不惜要求出版社返工重做。
每一想到他的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我就会禁不住一阵阵鼻酸。
回想起来，这次会议也有些遗憾。
研讨班一开始就是我们与北京大学合作。
不知为什么，筑生与北大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马戎教授为邀请海外学者等问题发生争执。
耿直刚强的筑生始终不让步，导致北京大学抵制在昆明举办的研讨班。
原来决定要到昆明参加研讨班的费孝通教授等拒绝出席昆明研讨班的活动。
一直到现在，北大的马戎教授等还为此耿耿于怀。
1994年我申请到云南南省教委国外研究基金项目：
“边境外云南人研究”。
项目由我带头。
有沈海梅、方铁等参加。
后来沈海梅生孩子无法出国，方铁外语有点困难。
这个项目几乎搁浅。
筑生到云大后，他积极协助我开展这个课题的研究，我们与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清迈大学联系后，确定研究“泰国北部金三角的云南人”。
万永林参加教委出国人员外语培训班通过考试后也参加到这个项目中来。
1997年3月筑生、万永林我们三人到泰国北部金三角地区做田野研究。
我受台湾中研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邀请，到台湾讲学。
提前离开泰国。
筑生和永林坚持在泰国金三角做了近三个月的田野研究。
当时，筑胜的身体不算好。
他因鼻腔流血住院治疗。
住院期间，医生告诉他，已经患高血压症，要终生服药。
他不顾病体未完全康复，坚持到泰国做研究。
一到泰国，他就感冒了。
但他还是坚持到泰国北部山区考察。
一到“田野”他就极度兴奋，表现出一个人类学家对“田野”特有的真诚情感。
筑生多次说，没有田野就没有人类学家。
不能做“图书馆的人类学家”，也不能做“旅馆的人类家”。
一定要参与到你研究对象的生活中，成为他们中的朋友，甚至亲人，你才可能写出真实的民族志。
当我们到达田野点时，筑生精神焕发，完全不像是刚走出医院的还在服药的高血压病人。
我从筑生身上感受到“田野就是人类学家生命的源泉”。
值得一提的是，筑生在泰国北部山区做田野研究时，他们与当地云南人结下深厚友情。
筑生看到，当地的小学校条件较差。
他和万永林把不多的生活费节约下来，给小学捐了两万泰铢（但是约合人民币5千多元）。
当他们离开田野点时，当地民众主动用车把他们送到清迈市。
田野研究告一段落后，筑生应邀到朱拉隆功大学移民研究中心做了一场题为《适应与生存——泰国北部的云南人》的学术报告，受到泰国学者的称誉。
朱拉隆功大学移民研究中心，曾与我们讨论过合作研究泰国北部山区的移民问题。
不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到泰国大学的发展，双方合作的事也就长期搁置了。
1998年6月我请他一起到广西民族学院主持李远龙同学的学位答辩。
李远龙是我与广西民族学院联合培养民族学硕士研究生，是广西民族学院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
到了广西民族学院后，我才知道他身体不适，肝区疼痛，以致夜不能寐。
但是。
筑生还是认真地审读李远龙的硕士论文，给以肯定赞扬的同时，又真诚、率直、中肯地指出存在问题和修改意见。
从广西回来，我催促他尽快到医院看病治疗。
不久，接到医学院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赵旭东博士的电话：
筑生的胆囊上长癌，而且扩散到肝脏。
这个不幸的消息，令我震惊与伤痛。
相反，筑生却相当平静地面对突如其来的不治之症。
我多次到医院和院领导及主治医生商讨为筑生治病的方案。
医院提出可以到北京、上海或广州作肝胆移植手术。
我将此事提交校长办公会讨论。
校长办公会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为筑生治病。
我期待着奇迹出现。
希望他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
当我把学校决定告诉筑生时，他十分坦然地说：
“不必了，不会有奇迹的。
因为云大愿意提供高昂的医疗费用。
有了经费保障，医学院就可以把我当作‘试验品’。
”无论我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
他自己则抓紧时间做计划中的课题。
为改善他的工作条件，我请白志红老师，买了最好的一张真皮办公软椅送到他家中，让他写作时稍微舒服一点。
我能够为他做的仅只如此而已。
1995年，筑生、顾士敏我们三人与历史系的老师一起申请民族学硕士学位授予点，获得通过。
1997年他开始招收民族学的硕士研究生。
接着，他又领导人类学专业的老师们一起申报民族学博士学位授予点。
同样获得通过。
民族学博士点有三位老师申报博士研究生导师。
结果，只有筑生一人获得博士研究生指导教授的资格。
当我满怀喜悦地将云南省学位委员会批准他为博士研究生指导教授的“红头文件”送到工人医院给他的时候。
他已经处于昏迷中。
我静静地坐在重症监护病房他的床边。
他从昏迷中醒过来时，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把“红头文件”读给他听。
他把“红头文件”看了一遍，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有气无力地握着我的手。
原来厚实有力的大手，已经变得虚弱，但依然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冲动和奋力拼搏的渴望。
高举遗像的学生
告别筑生的仪式上，自始至终高举筑生遗像的是一位20岁左右的大学生。
这幅遗像是按照筑生的意愿，用他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的典礼上拍的照片。
国家对追悼会悬挂遗像的尺寸大小有明文规定。
但是，这位学生在制作筑生遗像时，没有顾及有关规定，为筑生制作了一幅特大的彩色遗像。
在筑生弥留之际，这位学生几乎天天到工人医院重症监护室去，默默地守候在筑生的病榻旁。
这位学生的名字叫段颖。
他是昆明市第一中学的高材生。
这位学生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经人介绍，慕名拜访王筑生博士，请教自己该选择什么专业。
王筑生给他介绍人类学的专业特点，力主他报考云南大学人类学专业。
这位学生以高分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因为当时人类学专业附属于历史系。
历史系主任唐敏教授在录取时，特别喜欢这位极富天分的优秀学生，就把他录取在国家文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的历史学基地班。
到报到注册时，王筑生领着段颖来找我，要求把段颖从历史学专业转到人类学专业。
当时，学校的规定比较严格。
录取后，学生不可能转专业。
我想，全国主要的综合大学都有历史学专业，国家历史学人才培养基地就有17个。
可是人类学专业全国仅有两所大学设置。
要紧的不是历史学专业少一个优秀学生，而是人类学有一个优秀的学生。
为正在起步发展的人类学专业招收一位乐意献身人类学专业、努力学习、积极向上的优秀学生，会比历史专业更有价值。
历史系毕竟是我们国家的优长专业。
建设一个富有特色的人类学专业，不仅对于云南大学办出特色、发挥优势极为重要，而且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建设亦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在穿越复杂的关系、办理繁琐的手续之后，这位学生终于从历史学专业转到了人类学专业。
筑生匆匆离去，没能把这位优秀的学生带到大学毕业，也未及指导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但是，段颖一直把筑生对他的希望珍藏于心。
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奖学金，到该校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我们毫不怀疑，这位把筑生遗像高举过头的青年学生，一定会继承筑生的遗志，完成筑生未竟的事业，有这样优秀的学生，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学科一定有辉煌的未来。
而且这样的学生不止段颖一个人。
有这样优秀的学生，筑生在天之灵应该深感欣慰。
闪亮的流星
云南大学的人类学专业在1997年获得国家教委的批准，正式建立。
1988年正式招生。
从那时到今天，中国就只有厦门大学与云南大学经国家教委批准设立过人类学专业。
中山大学是1980年代以后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人类学系，但是其本科专业是民族学。
1991年，我们建立中国第一家影视人类学研究所。
1997年10月，人类学专业与社会工作专业从历史系分离出来，建立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系。
筑生担任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系的第一任主任。
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家把人类学与社会学合在一起的系。
我接触到的同行，对我们的做法有人赞赏，有人讥笑。
不论赞赏还是讥笑，筑生始终兢兢业业、认认真真、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把这个系、两个专业办好。
我们俩计划在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套“来自田野的报告”丛书，并选定了第一批书目和作者。
我们还计划举办旅游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我们还有很多的设想与追求。
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后来获得了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国家重点学科、建立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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