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在越南的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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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在越南的发展
（三）汉字在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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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和中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交往和渊远流长的传统友谊。
据史籍记载，秦代把五岭以南直至当今越南中部的地区称之为“南越”，这里的居民是“百越”的一部分，当时还处于比较原始、落后的状态。
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平定南越，在这里设置南海、桂林、象郡。
其中象郡包括今越南北部和中部。
939年越南自立为国、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止，越南语和汉语之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
1.汉字在越南的传播
越南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越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并用，并把汉语和汉字作为正式的官方语言和文字，由此产生了一种流传至今的“汉越字”;在汉字的基础上又创造了越南自己的民族文字——喃字。
现代越南语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并早已采用了称之谓“国语字”的拉丁化拼音文字，但是越南语吸收了汉语的许多成分，其中以借词最为突出，据统计汉语借词占越南语总词汇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汉字在越南流传使用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汉字初始传入时期
在中越两国的古籍中有许多关于神农、颛顼、尧、舜等南抚交趾或南至交趾的记载。
这些记载反映了我国战国、春秋、西周甚至更古的时候，中国中原地区已经和南方的交趾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考古发掘的遗迹及出土文物也证明中越两国的祖先早有来往。
陈修和著的《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中曾提到在越南发掘出的五千年前的旧石器中有“近似殷代的遗物”，“蜀、越有共同的文化”等等。
民族有交往，语言就会有接触，多民族共居的地区，如古代的中原地区和长江以南的“百越”地区，那里邻近诸民族的语言接触更是如此。
特别是秦汉开发南越地区以后，汉字随着中原的生产技术和礼仪文化开始传入现在的越南一带。
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徒民，与越杂处十三岁。
”秦末，南海郡尉赵陀乘天下大乱之机，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王。
《越鉴通考总论》评论赵陀：
“武功慑乎蚕丛，文教振乎象郡。
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在南越设九郡，直属中央政府。
九郡中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
据《后汉书》记载：
“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
……后颇徒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
”“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
”安南人黎崱的《安南志略》中也有相似的记载。
随着交趾、九真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联系的不断加强，随着中原移民的不断迁入和中原文化的传布，作为交际工具的汉语汉字也随之传入了这一地区。
现有资料表明，当时汉语汉字不仅已经传入当地，而且当地的越南语已经开始吸收汉语借词，现代越语中有些汉语借词仍然保留着上古汉语的读音就是证明。
但是，像这样的借词在越语中为数不多，而且也不成系统，这也证明当时汉语汉字传入尚属初期阶段，对越南社会的影响还是有限的，仅仅在民间零星地传布。
这一时期传入的汉语借词可称为上古汉语借词。
汉字系统传入时期
东汉后期，士燮任交趾太守，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记载，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书曰：
“交趾士府君（士燮）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
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
……官事小阕，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
吾数以咨问传中诸疑，皆有师说，意思甚密。
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
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
”他在当地办学校，兴教育，以五经四书、百家诸子、政治、医学教授越人，这样汉语汉字成为传播文化、发展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不可缺少的手段，使汉语汉字应用愈广。
据《殊城周咨录》记载：
“旧志称：
……时有刺史仕变（士燮）乃初开学，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
然中夏则说喉声，本国话舌声，字与中华同而音不同。
”士燮只是东汉和吴的交趾太守，因为他政绩卓著，治学有方，被越南人民尊为“南交学祖”，被越南封建史家尊为帝王。
《越鉴通考总论》称赞士燮“士王习鲁国之风流，学问博合，谦虚下士，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治国逾四十年，境内无事。
”
东汉末年，中原大乱，而交州地区比较安定，因此，内地的汉族人民以及封建士大夫等纷纷到交州地区避难，其中不乏著名的士大夫及学者，如程秉、薛综、许靖、许慈、刘巴等人，不少人就在这里安家落户。
他们中有许多人在交趾兴办学校，招收门徒，传授经书，释译名物，著书立说，广泛传播中原文化，提倡中原礼仪风尚。
据《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记载：
“徒翻交州，虽处罪犯，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
至隋唐，中国封建王朝在交趾地区推行科举制度，为地方培养儒生官吏。
特别是唐王朝，在安南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广泛传播儒、道、释三教;唐承隋制，通过进士、明经等科举考试，广泛网罗人才。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明确规定，安南和岭南、桂府、福建等地一样，每年可选送进士和明经到长安来。
为此，朝廷还专门设置南选使，挑选安南人在当地或入朝做官。
据《新唐书》卷一五二《姜公辅传》记载，越人姜公辅应举中进士，在德宗朝官至宰相，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当地出现了一批精通汉字的儒生和士大夫，被称为“儒士”。
他们成为传播汉字的积极力量。
随着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原文化的广泛传播，随着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汉字不断地逐步深入到交趾地区，使用范围也从局限于士大夫阶层和官场逐步扩大到民间，这样汉字在交趾地区开始落地生根并逐步成为交趾地区的正式通用文字。
越南嗣德皇帝（1848—1883）曾经说：
“我越文明，自锡光以后，盖上自朝庭，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丧、祭、理数、医术，无一不用汉字。
”（冬松《汉文化与越南文化》，《远东日报》1971年3月4日）
这一时期在交趾地区使用的是两种语言即越南语和汉语、一种文字即汉字。
当时越南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
据统计，在越南语里的汉语借词大部分是在这一时期借入的。
它们不仅数量大，而且借词的范围和内容也比较全面、系统，例如，主、奴、税、纳贡、服役、租息、没收等表示封建剥削关系的词汇;祖先、叔、伯、姑、姨、舅舅、家谱、宗祠等表示家庭关系的词汇;君、臣、公、侯、官、民、忠、孝、节、义、等表示政治关系的词汇都是在这一时期借入越南语的。
其读音至今仍与隋朝的《切韵》音系有着系统而严格的对应关系。
汉字的巩固发展时期
公元939年吴权击败南汉军队，自立为王，是越南北部建立独立政权的开始。
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安南正式成为宋朝的藩属国，自此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封建王朝一直同统治中国的封建王朝保持着藩属与宗主的关系。
1075年李朝开科举，广选儒生中科者入朝为官。
以汉字汉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的实行，儒生们视汉字汉学为登科入侍、平步青云的阶梯而竞相学习，有力地推动了汉学汉字的传播，科举制度的一套名词全部搬用汉字，有许多名词一直沿用至今，例如越南当今时行的学衔制度的各种学位名称仍采用科举时代的一套科第名称，称高中毕业生为秀才，称大学毕业生为举人，称副博士为副进士，称博士为进士，仅此一点，可见一斑。
到了陈朝，封建统治阶级继续尊儒，推进和完善科举制度。
陈太宗建中二十八年（1253）立国学院，塑孔子、周公、亚圣，画七十二贤像奉事;诏天下儒士诣国学院，讲四书五经，并设科举，大比取士。
在陈顺宗光泰十年（1397）五月的诏书里谕示：
“今国学之制已备，而州县尚缺，其何以广化民之道哉。
其令山南、京北、海东诸路府州，各置学官，教授一员，赐田有差，大府州大十五亩，中十二亩，小十亩，以供本学之用，路官督学官教训生徒使成才艺。
每岁末则选秀者贡于朝，朕将亲试而擢之焉。
”（《越史通鉴纲目》卷十一）所以，到陈朝后期，儒生已形成一个相当有势力的社会阶层。
由于越南封建统治者对汉文化的重视，随着科举的制度化和正规化，汉语、汉字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和深入，越南封建王朝一直把汉语、汉字作为官方语言文字及民间从事宗教等活动的正式语言文字。
越南直到十三世纪还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汉字就很自然地成了颁布政令、传播思想和交流信息的唯一的工具和手段。
士大夫和儒生阶层用汉字作诗、著书立说，在农村办私塾传授汉字汉学，特别是李朝出现木刻印刷，汉字著作得到广泛的印刷发行，使汉字的影响更加扩大和深入。
这样，汉字的使用范围从政府部门普及到地方的城镇、农村，从统治者和士大夫扩大到平民百姓也学习使用汉字。
以后汉字汉学又随着越南封建统治者向南扩张而遍及现今的越南全境。
自越南独立以后，汉字汉学的影响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越南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从而也促使越南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成长和成熟。
在这一时期里，越南的古典文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汉字著作及诗文大量涌现，为发展和丰富越南的民族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十一世纪起，在越南的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汉文名人、名篇和名著，例如李常杰（1019—1105）的《南国山河》，十三世纪陈世法的《岭南摭怪》，陈国峻（1228—1300）的《檄将士文》、《兵法要略》，李济川的《奥甸幽灵集》，阮廌（1380—1442）的《平吴大诰》、《兰山实录》、《军中词命集》和《抑斋遗集》，黎文休的《大越史记》等。
1495年黎圣宗成立骚坛会，自命为骚坛大元帅，把二十八位近臣封为骚坛二十八宿。
君臣诗文酬答，唱和往还，在此基础上编写了《琼苑九歌》、《春云诗集》、《珠玑胜赏诗集》等诗集。
黎圣宗在位期间还组织编写了《洪德法典》，命吴士连修编《大越史记全书》。
此后，阮秉谦（1491—1585）的《传奇漫录》，邓陈琨（1710—1745）的《征妇吟曲》，黎贵惇（1726—1783）的《见闻小录》，阮德达的《南山丛话》，十九世纪初吴姓作者的《皇黎一统志》（亦称《安南一统志》）等等，都在越南的文坛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总之，这一时期的汉学作品不仅数量大，内容也很广泛，包括古籍研究、史地纂修、经传释义、诗文创作等，可以说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宗教、兵事等无所不包，其中既有优秀的文学创作，也有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是越南民族文化的重要遗产和宝贵财富。
由此可见当时汉学汉字在越南的影响和地位。
所以，在历史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越南人一直把汉字看作是他们本民族的文字，称之谓“咱们自己的字”。
在这一时期里，喃字的创造和出现是越南语言文字史上的一件大事。
喃字是一种半表音半表意的越南民族文字，实质上它也是一种以汉字为基础的方块字。
古代汉字是越南正式通用的文字，但是作为交际工具的汉字往往不能满足表达越南民族语言的需要，于是人们就创造新字来满足这种表达上的需要。
据史料记载，约于十二世纪，越南统治者开始用喃字来登录地名、乡、村名，老百姓则在各种文契和碑文上用喃字书写或镌刻人名、地名。
由此，自李朝（1010—1225）起喃字日益盛行，其字形结构逐步成形和完善。
因为有些越南的地名和人名无法用汉字来表示，人们往往借用一些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来表示，或者采用创造新字的办法来解决。
这也许是早期创造喃字的起因之一。
据统计，在河内社会科学图书馆收藏的二万多块碑文拓本中有一千二百多块碑文拓本上刻有喃字，其中用喃字来记载人名或地名占了相当的比重。
例如在一些文献资料上提到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在越南宁平省发现的那块户城山（或称浴翠山）石碑（马伯乐《越南语历史语音研究》，BEFEO第12卷，但文中提到的石碑今未见），据称在石碑上约刻有二十个喃字，记载的内容都是各个村子的名称。
又如1210年李高宗年代，立于越南永富省安浪县塔庙寺的“报恩禅寺碑记”，据认为是越南目前保存喃字最多最完整的碑文之一，该碑文的拓本现收藏于越南社会科学图书馆内。
在碑文里总共查出混杂在汉字间的二十四个不同的喃字，其中有十七个喃字是用来表示人名和地名的。
从这十七个喃字的结构来看，有十三个采用假借法，例如：
幡（phuom）、翰（hap）、山（son）、豸（chay）、咸（ham）、皂（tao）、来（lai）、炎（viem）、越（viet）、稳（on）、抛（phao）等;有4个采用形声法，例如：
（boi）、䊷（chai）、（nhe）、滞（dai）。
从历史上再往前推，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丁先皇（丁部领）元年（968），帝即位，建国号大瞿越，徙京邑于华闾洞。
这是越南史料上能见到的第一次用喃字“大瞿越”封国号。
又据《钦定越史前编》记载，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四月，冯兴起兵攻占安南都护府;兴殁，立其子冯安为都府君，尊冯兴为布盖大王。
“布盖大王”是半喃半汉的尊号，“大王”是汉字，“布盖（B
Cái）”是两个喃字。
这可能是越南史料中目前见到的最早用来封尊号的喃字。
这些分散在越南历史文献资料中零星的、不系统的有关早期喃字使用的记载说明当时喃字尚处在初期创制阶段。
直到约十三世纪后期才在越南的史册上见到关于陈朝的阮诠用喃字写鳄鱼祭文的记载。
据《大越史前编》和《钦定越史通鉴》的记载，壬午年秋（绍宝四年，1282年），时有鳄鱼至滤江，帝命刑部尚书阮诠为文投入江中，鳄鱼自去，帝以其事类韩愈，赐姓韩，诠又能国语赋诗，国人赋诗多用国语，实自此始。
从那以后，喃字得到很大发展，并运用喃字进行大量的文学创作，如朱文安（亦称朱安，?
—1370年）的《国语诗集》，胡季犛用喃字译《书经》中的《无逸》篇，用国音为帝王和宫妃讲解《诗经》。
早期的喃字名著还有黎圣宗的《洪德国音诗集》、阮廌（1380—1442）的《国音诗集》、阮平谦（1491—1585）的《白云国语诗》，以及十七世纪末无名氏的第一部用喃字写的越南历史诗史《天南语录》、无名作者的《新编传奇漫录增补解音集注》等。
十八九世纪是喃字发展的黄金时代，喃字文学得到了迅猛发展，越南文学史上一批文学名著脱颖而出，如段氏点（1705—1748）的《征妇吟曲》、阮嘉韶（1741—1798）的《宫怨吟曲》、阮廷炤（1822—1888）的《蓼云仙》、十九世纪初女诗人胡春香的《春香诗集》和阮攸（1766—1820）的《金云翘传》等等。
据统计，除民间收藏者外，仅河内社会科学图书馆收藏的各类喃字书籍就达一千一百多本。
这些用喃字写成的文学作品和文献资料都是越南文化宝库中珍贵的财富。
这一时期在越南使用的是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字，即越南语和汉语，汉字与喃字。
但是，汉字始终作为越南国家正式通用的文字。
当时，喃字已日臻完善，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使用日益广泛，特别是在文学创作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不过由于越南统治阶级对喃字抱有某种偏见而使喃字颇受歧视，同时，也由于喃字本身固有的弱点，所以喃字一直没有被越南历代的统治阶级视为一种正统的文字而加以采用，有时甚至加以排斥、限制。
即使有些统治者也采用过喃字，但是往往被当作一种辅助、补充的手段来使用，如用来登录本国的人名、地名、物名，或者仅用来进行文学创作。
陈朝统治阶级曾采取过一种措施，朝廷下达的汉文诏旨公文用喃字加注说明，以晓喻广大百姓。
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
陈仁宗重兴四年（1288），“帝谕行遣司交好翰林院故事。
凡宣德音，则翰林预送诏藁于行遣、使先肆习，至宣读时，兼讲音义，令凡庶易晓者，……”。
历史上也曾有少数的越南统治者如十五世纪的胡季犛，以及西山王朝的光中帝（1788—1792）都直接用喃字写过敕、诏、旨等朝廷的正式公文，但是这些都未曾影响和动摇汉字的地位和作用。
其原因之一，可能喃字是在汉字基础上创造发展起来的，要学会和掌握喃字须以先学习掌握汉字为前提。
几乎所有的喃字文学的作者都既谙熟汉学，又精通汉字。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越南大文豪阮攸以其著名喃字诗作《金云翘传》而蜚声越南文坛，然而，他创作的《清轩诗集》、《南中杂吟》、《北行杂录》等汉字诗文不仅数量大而且在越南的古典作品里也是很有影响的。
下面是阮攸的一首汉字诗。
帝堯廟太虚一黠大觀之天地無功萬物資在日茅茨猶不剪后身香火更何爲一中心法開群帝千古崇祠對九疑曾向許由讓天下聖人名實有誰知
事实上，喃字的产生和运用不仅没有削弱和抵消汉字的影响，相反汉字在越南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所以，这一时期汉字继续扩大使用范围，不仅流传使用于统治阶层，也流传使用于民间，而且还深入到越南的口语中去。
与此同时，越南语不断地吸收和越化汉词，使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不断得到扩充、巩固和发展。
汉字在越南的衰落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殖民主义者入侵越南，使越南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在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进攻下，在殖民制度和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越南的封建制度和以汉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体系开始瓦解，曾作为越南封建统治思想支柱的汉学的正统地位一落千丈，最后衰落为仅有学术价值的古传学问和供人研究的历史遗产。
由此，汉字也日益衰微，直到中止使用。
阮朝（1802—1945）是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最后一个以汉学为“国学”的政治思想体制。
由于十七八世纪越南内乱，政局动荡，使汉学有所削弱。
阮初曾致力于振兴汉学，大力提高汉学的地位，巩固和完善各种有关汉学的文化建制，曾出现过一段兴汉学的高潮。
这时期编写出版了一批具有学术价值的汉字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有大型历史著作《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带有百科性的历史工具书《历朝宪章类志》、《大南会典史例》;大型地理著述《大南一统志》等等。
在阮朝时期的汉学殿堂里也是人才辈出，名著荟萃。
阮朝统治阶级十分重视教育、科举制度。
阮朝开国王帝嘉隆（1802—1819）登基不久，即着手恢复因多年内乱而中止的科举考试，次年就恢复了乡试，并颁布了一系列政令来恢复和巩固科举制度。
继后的阮朝各代王帝也很注重加强和完善科举组织机构，加快开科取士。
1822年明命王帝重开会试和殿试，还把原定每六年举行一次改为每三年举行一次，其中还不包括遇有国家庆典，临时增加的“恩科”，同时在全国各地增设科场，使考生及中榜的人数大增。
阮朝第四代王帝嗣德时代（1848—1833）正是法国殖民主义者对越南发动侵略的时期，但却是越南的科举考试达到盛况空前的时期。
以汉学为基础的民族精神，与法国的入侵针锋相对，与殖民文化格格不入。
当时一位有影响的爱国志士吴德继公开宣称：
“我越南国，千年以来，学汉学，遵孔道，汉文即为国文，孔学即为国学，虽江山朝代几经变易，危险变乱多次，而正学不衰;人心、风俗、道德、政治皆由此而出;国家种族，亦由此而固。
”（《越南诗文合选》第四集，560页）法国殖民主义者在征服越南的过程中受到了这种精神的顽强抵抗。
他们深感要想彻底征服越南就必须使越南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法国占领越南以后，在巩固和加强其在越南的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基本方针之一，就是从限制汉学着手，直到彻底根除汉学在越南的影响。
为此，曾拟定过一些重大的对策，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条：
（1）迫使越南摆脱中国的影响。
（2）孤立进而排除汉学出身的士大夫阶层。
在这批人中有一大部分人曾经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武装抗法斗争中的核心人物。
（3）废除传统的科举、教育制度，把教育的职权交由殖民政权掌管，培养造就接受西方教育并效忠法国的本地官员。
（4）把大部分传统文化铲除掉，按照法国的模式建立奴化文化系统。
法国殖民统治者要集中力量把汉学从正统的地位上铲除掉，具体的做法是首先从文字、教育、科举和意识形态上开刀。
到二十世纪初，汉学完全失去了原先的正统地位，并从越南的政治、文化、教育、语言以及行政等领域里被排挤了出去，最后终于被扼杀了。
然而，汉学毕竟已经在越南存在达千年之久，已经渗透到越南社会生活中去，影响着越南的文化习俗、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以至民族精神，这些都是法国殖民者根本无法消除掉的。
这一时期在越南使用的是三种语言即越语、汉语、法语和四种文字即汉字、喃字、国语字、法文字。
法国殖民统治者规定机关和学校要学习和使用法语，法文被规定作为殖民地各行政机构的正式的行政用文字。
越南语也吸收了不少法语借词，大部分是科技、医药、武器、乐器等方面的词语，此外还包括一部分衣食生活方面的词语。
国语原指越南本国的语言，以区别于外来的汉语。
当创造了书面文字喃字之后，国语就用来指喃字。
十六世纪末，欧洲传教士到越南传教，一些传教士试用拉丁字母拼读当地的语言，以便于在越南平民中传教。
到十七世纪，教会为越南语创造了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后，国语（或国语字）被用来指称这种基于拉丁字母的文字。
只限于在越南教民中使用。
在越南的教徒中有些人懂得和精通喃字，开始时他们认为这种拉丁化文字是一种西方形式的越南书面语，所以把它叫做西国语，以区别于喃字。
在法国征服越南以后，他们认为这种拉丁化的越南书面语与法文字比较接近，于是要求学习推广这种文字，以便为在越南普及法语和法文字铺平道路。
这样越南教徒自然而然地称它为国语了。
“国语字”这个术语就慢慢地为越南人所接受了。
在法属时期，法国殖民者曾大力加以推广，但是，国语字始终处于陪衬和辅助的地位拉丁化的国语字易学易读易写，所以越南抗法战争时期，成了宣传革命，宣传抗法斗争的有力工具。
1945年八月革命胜利后，国语字日趋成熟，正式成为越国全国统一的通用文字。
喃字一直受到阮朝廷的贬斥和法国殖民统治者的压制和排挤，所以仅在民间流传。
到十九世纪末，喃字日益为国语字替代而被弃而不用了。
汉字一直是阮王朝全国通用的文字。
法国征服越南以后，一直试图排挤替代汉字，但是，因为当时国语字还不成熟，法语和法文字长期受到爱国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抵制，所以一直未能替代汉字的功用和地位。
即使汉学在越南日益衰落，法国殖民统治者又强行规定用法文字替代汉字以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汉字仍被越南的知识分子和民众视为正统的文字，并用汉字创作了许多爱国诗文，把汉字作为传播爱国思想、鼓舞抗法斗争的工具。
直到越南抗法斗争胜利以后，汉字的地位才被国语字所替代。
2.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
在越南的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汉语汉字一直处于正统的地位，并被大规模地用于教学、科举制度、行政公文、外交公务，以至文学创作等，所以，汉语对越语产生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最为突出的是越语中容纳了大量的汉语借词，不仅数量大，而且范围广，几乎遍及越南的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宗教、文学、文化、医学等所有领域，是越南语词汇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越南语吸收汉语借词的时代不同，途径不同。
大量的资料证明，在现有的汉语借词中，绝大部分是从汉语直接借入越语的，只有少量的是通过其它途径借入的。
例如有些是通过汉语的方言借入的，譬如“角”字在越语中存在着一字两读的现象，一个读作giac，是汉越语的读法;另一个读作cac，原是广东话，是通过华侨口语传入越语的。
又例如，有些词则是借道汉语传入越语的，如弩原是南亚地区的一种武器，本地区同属南亚语系的语言对它的指称都十分类似，芒语叫na，高豪语叫sa-na，高棉语叫s-na。
而越语却有两种叫法，一种称na，显然是本地的叫法，另一种称no，这是个汉越词。
因为，汉语中的“弩”也是个借词，是从南亚语传入的，然后再由汉语传入越语的。
何谓古汉越语、汉越语、汉语越化
现代越语的汉语借词主要包括古汉越语、汉越语以及汉语越化。
它们以传入的时期不同而得名。
汉越语是唐代传入越南的汉语借词。
它是越南科举时代的文言，传入口语的不多，在文章里却占优势，尤其在一些正式场合，用汉越语显得更加严肃、庄重。
特别是汉越词具有很强的造词机能。
古汉越语是唐代以前传入越南的更古老的汉语借词。
汉语越化亦称越化汉越语，它由汉越语向前发展了一步，按越语的发音习惯进行了改造，所以，汉语越化与古汉越语是完全不相同的。
两者的共同之处是越南人已经不把它们视为汉越语，而被认为是纯粹的越语了，具有与纯越南语汇相同的效用。
然而，汉语越化和古汉越语比较难以分辨，是最难研究的部分。
主要难题之一是读音问题。
由于传入的时代不同，流传的地域不同，读音往往就不同。
汉字根据越南的读法，按汉越语、古汉越语和越化汉语的读音的特点，分为汉越音、古汉越音以及越化汉越音。
所以，一个汉字有时可能有一两种、甚至三种不同的读法。
以“味”字为例，最早传入时读作“mùi”，第二次传入时读作“vi”，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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