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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自传
第一章一颗红星的幼年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
我的父亲
（1）是一个贫农，当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
（2）。
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由于拼命地
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设法赎回了他的田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成为中农了。
在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获六十担谷。
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就是说，每人约七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
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聚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达到“富”农的状态。
这时，我们可以每年在田里收获八十四担谷。
当我十岁，我家只有十五亩田的时候，一家五口是：
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自己。
在我们增加了七亩田之后，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个小弟弟和两个妹妹。
不过我们每年仍有三十五担谷的剩余（3），因此，我家一步步兴旺起来了。
这时，父亲还是一个中农，他开始做贩卖粮食的生意，并赚了一点钱。
在他成为“富”农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多半花在这个生意上。
他雇了一个长工，并把自己的儿子们都放在田里做工。
我在六岁时便开始耕种的工作了。
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
他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
在冬天磨米的时候，他另雇一个短工在家里工作，所以在那时他要养活七口。
我家吃得很节省，但总是够饱的。
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
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
白天就读《四书》。
我的塾师管教甚严。
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
因此，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
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某处一个山谷里面的。
我飘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
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
但，回家之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
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
我这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
这是我第一次胜利的“罢工[罢课]"（4）。
我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要我记家账了。
他要我学习打算盘，因为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开始在晚间计算账目。
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
他最恨我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间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
他们一个钱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粝的东西。
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给雇工是吃鸡蛋和咸鱼片，但很少给过肉。
对于我，则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
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
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
他不赞成做好事。
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
我家有“两个党”。
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
“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
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
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
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
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但当我十三岁时，我找到了一种有力的理由和我的父亲辩论，我引经据典，站在父亲自己的立场上和他辩论。
父亲常（常）喜（欢）责（备）（5）我不孝和懒惰。
我则引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为上的应该慈爱。
至于说我懒惰，我的辩解是大人应较年轻的人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我大上三倍（6），他应该做更多的工作。
并且我说我到了他那样大的时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这个老人继续“积聚财物”，在那个小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
他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
他的资本增加了两三千元。
我的不满增加起来了。
辩证的斗争在我们的家庭中不断地发展着。
（在说话的时候毛很幽默地引用这些政治术语，他一面笑一面追述这些事件—斯诺（7））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
当我在十三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
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
父亲当众骂我。
说我懒惰无用。
这使我大发其火。
我愤恨他，离开了家。
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
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
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
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
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
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
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骂打得更厉害。
回想到这一点，我以为我父亲的苛刻，结果使他失败。
我渐渐地仇恨他了，我们成立了一个真正的“联合战线”来反对他。
这对于我也许很有益处，这使我尽力工作，使我小心地记账，让他没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的父亲读过两年书，能够记账。
我的母亲则完全不识字。
两人都出身农家。
我是家庭中的“学者”。
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
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
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戒，读了《岳飞传》[《精忠传》]、《水浒传》、《反唐》[《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8），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
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
我的同学大多也是如此。
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
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知道得多。
他们也欢喜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
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
最后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
然而我还继续求学，找到什么书便读，除了经书以外。
这使父亲十分生气，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当他有一次，因对方在中国旧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适当的经书而使他官司打败以后。
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光。
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很欢喜的书，叫做《醒世良言》[《盛世危言》]（9）。
该书的作者们都是主张革新的老学者，他们以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由于缺少西洋的工具：
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并想将它们介绍到中国来。
我的父亲认为这一类的书是浪费时间的。
他要我读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的如经书那类的实际东西!
我继续读中国文学中的古传奇和小说。
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
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
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我便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
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
在少年与中年时期，我的父亲是一个不信神佛的人，但母亲则笃信菩萨。
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施以宗教教育，所以我们都因父亲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感觉难过。
九岁的时候，我便认真地和母亲讨论父亲没有信心的问题了。
（10）自那个时候以及以后，我们都想了许多办法来改变他的心，但没有效果。
他只是责骂我们。
因为我们受不住他的进攻，我们退而想新的计划。
但他无论如何不与神佛发生关系。
不过，我的读书渐渐地对我发生影响：
我自己愈来愈怀疑神佛了。
我的母亲注意到这一点，责备我不该对神佛冷淡，但我父亲则不说什么。
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在途中碰见一只老虎。
老虎因不提防而立即惊逃，但我的父亲却格外地害怕，后来他对于这次奇迹的逃生，仔细想过。
他开始想他是不是开罪了菩萨。
自那时起，他对于菩萨比较恭敬起来，有时也偶尔烧香。
但是当我愈来愈不信神佛时，他老人家却并不管。
他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向神祷告。
《醒世良言》[《盛世危言》]（11）引动我继续求学的欲望。
我也已经厌恨田里的工作了。
这自然是父亲所反对的。
我们为了这事发生争执。
最后我从家庭中出走。
我到一个失业的法律[法科]（12）学生家里去，在那里读了半年书。
此后，我在一位老秀才面前攻读了更多的经书，并读了许多当代论著和几本书。
在这时候，湖南发生一桩影响我的一生的事件。
在我们读书的小小私塾的房屋外面，我们一班同学看见许多从长沙回来的米商[豆商]（13）。
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大家都离开长沙。
他们说是城中发生了大乱子，并把这件事告诉我们。
原来那年发生一个大饥荒，在长沙有好多万人没有东西吃。
嗷嗷待哺的老百姓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巡抚，请求救济，但他却傲慢地回答他们：
“你们为什么没有粮食?
城里多得很，我向来就没有缺少过。
"当他们听到巡抚的回答，大家都十分愤怒。
他们召集民众大会，举行一次示威运动。
他们攻进满清衙门，砍倒作为衙门象征的旗杆，并把巡抚赶走。
过后，布政使骑着马出来了。
他告诉老百姓，政府准备设法救济他们。
他这话显然是诚恳的。
但皇帝（或许是慈禧太后吧）不高兴他，责备他与"暴徒"发生密切关系，并将他撤职。
一位新巡抚来了，马上下令捉拿为首的乱党。
其中有许多人被砍却头颅，挂在柱子上示众。
这事件，我们在私塾里讨论了数日之久。
它给予我一个深刻的印象。
许多学生都同情“乱党”，但只是站在旁观的立场。
他们并不了解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有）（14）什么关系。
他们不过把这事当做一个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
然而我永不忘记它。
我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了。
此后不久，“哥老会”（全国闻名的一种秘密结社）的会员和当地的一个地主发生冲突。
他在法庭上控告那些会员，他是一个很有势力的地主，判决自然是有利于他的。
"哥老会"会员失败了。
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向这个地主和政府反抗，他们退到一个山（15）上去，在那里建筑了他们的山寨。
官兵派来打他们，同时那地主散布一个谣言，说他们揭竿造反的时候杀死了一个孩童来祭旗。
当时叛徒的领袖叫做"磨刀石彭"（16）。
叛徒最后战败，彭被迫逃亡。
结果他被捕砍头。
然而在我们这般学生的眼光中，他是一位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造反。
第二年，新谷还没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时候，我们一村发生食粮恐慌。
穷人向富户要求帮助，他们发动了一个“吃米不给钱”的运动。
我的父亲是一个米商，他不顾本村缺少粮食，将许多米由我们的乡村运到城里。
其中一船米被穷人劫去，他气得不得了。
但我对他不表同情。
同时，我以为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发生影响，即一个小学校中有一个“激烈”的教员。
他之所以被目为“激烈”，是因为他反对神佛，想把神佛取消。
他教人民把庙宇改为学校。
他成为一个被大家议论的人。
然而我钦慕他，并同意他的意见。
这些密切发生在一起的事件，给予我这已经有着反叛性的青年头脑以一个永久的印象。
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在我读了一个谈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
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
“呜呼，中国将亡矣!
"它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
（17）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
我的父亲要我在一个与他有关系的米店做学徒。
最初我并不反对，以为这也许是很有趣的。
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新学校。
于是不顾我父亲的反对，立志进那个学校。
这学校在我外祖母的县城里（18）。
我的一个姨表在那里当一个教员（19），他将这个学校告诉我，并将"新法"学校的变迁情形讲给我听。
那里是不大注重经书的，西方的"新知识"教授得较多。
教育方法又是很"激进"的。
于是我与我的另一个表弟进了那个学校，注了册（20）。
我自称为湘乡人，因为我知道那学校只收湘乡籍学生。
但后来我发现各地人都可以进去，我才把我的真籍贯说出来，我付了十四吊铜板，做我五个月的膳宿费及购买各种文具用品之用。
我的父亲终于让我入学了，因为朋友劝他，说这种"高等"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离家有五十里。
这时我是十六岁。
在这个新学校中，我读到了自然科学和西洋学术的新课程。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教员中有一位日本留学生，他戴了一个假辫子。
假辫子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每个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未看见过那么多的儿童聚在一起。
他们大多是地主的子弟，穿着华丽的衣服；很少有农民能将他们的子弟送到那样一个学校去读书。
我穿得比旁的学生都蹩脚。
我只有一套像样的袄裤。
一般学生是不穿长袍的，只是教员穿，至于洋装，只有“洋鬼子”才穿。
许多有钱的学生都轻视我，因为我常穿破烂的袄裤。
但是，在这些人之中我也有几个朋友，而且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
其中有一个现在成了作家，住在苏联。
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又不为人所喜。
做一个湘乡人非常重要，而且是湘乡的某一区人也很重要。
湘乡分为上区、中区，与下区，上区的学生与下区的学生不断地打架，完全是因为乡土观念。
双方好像要拼个你死我活似的。
在这“战争”中，我总是采取中立地位，因为我不是那一区的人。
结果三区的人都看不起我。
我精神上感觉十分苦痛。
我在这学校里有很大的进步。
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教经书的，因为我古文作得不错。
然而我的志趣并不在经书。
我正在读我表兄送给我的两本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书。
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
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直到我能够背诵出来。
我很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并十分感激我的表兄——当时我以为他是非常前进（进步）（21）的，但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变成一个劣绅，并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间的大革命时代参加反动工作。
许多学生不欢喜“假洋鬼子”，因为他的辫子是假的，但我很欢喜听他谈日本的情形。
他教音乐和英文。
他教过一个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
我记得当中几句很美的句子：
麻雀唱歌，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何等可爱。
石榴花红，杨柳叶青，
正是一幅新鲜的图画。
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日本的美，我又从这歌曲中感觉到它对于战胜俄国的光荣和武功的发扬。
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日所知道的野蛮的日本。
这一切，都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
我又记得在这个时候，在新皇宣统[溥仪]已统治了两年的时候，我才最初听到皇帝[光绪]与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
那时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反君主的人。
老实说，我认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诚实、良好，和聪明的人。
他们只需要康有为的变法就行了。
我心醉于中国古代的著名君主--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史实，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籍。
同时，我还读了一点外国的历史和地理。
在一篇论美洲革命的文章里，我初次听到美国，记得文中有这样一句：
"八年之苦战后，华盛顿胜利而造成其国家。
"在一本《世界大英雄传》的书中，我又读到，拿破仑，俄国喀德琳[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登[惠灵顿]，葛拉德斯吞[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及林肯。
（22）
我开始渴想到长沙去，那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的省会，离我家有一百四十里，我听说这城市是非常大的，有许许多多居民，许多学校和一个巡抚的衙门。
这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地方!
这时我很想到那里去，进那个为湘乡人办的中学。
是年冬，我请求我在高小时的一位教员介绍我前去。
他答应了，于是我步行到长沙，心中极端地兴奋，一半生怕被摒，几乎不敢希望真入那个伟大的学校做一学生。
而使我惊异的，我很容易地就录取了。
但是政局变动得很厉害，我在那里只读了半年。
附注：
（1）据据《西行漫记》载，毛泽东的父亲叫毛顺生，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
（2）据《西行漫记》载：
"他当了好多年的兵。
"
（3）据《西行漫记》载：
"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
"
（4）括号内文字为新版责任编辑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5）括号内文字为新版责任编辑所加。
（6）据《西行漫记》载：
"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
"
（7）史诺即埃德加-斯诺。
括号内文字是斯诺笔录时附注的。
（8）括号内文字为新版责任编辑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9）字为新版责任编辑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10）《西行漫记》载：
"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
"
（11）括号内文字为新版责任编辑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12）括号内文字为新版责任编辑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13）括号内文字为新版责任编辑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14）括号内文字为新版责任编辑加。
（15）据《西行漫记》载，这个山叫"浏山"。
（16）据《西行漫记》载：
"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彭铁匠的人?
quot;
（17）据《西行漫记》载：
"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
"
（18）即湘乡县。
编者注。
（19）据《西行漫记》载：
"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
"
（20）据《西行漫记》载：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
"
（21）括号内文字为新版责任编辑校订。
（22）此段括号内文字均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第二章在动乱中成长起来
当我在长沙的中学读书时，我第一次读到报纸，报名《民力》，是民族主义派的革命的报纸，里面有反抗满清的广州起义及在一个湖南人（23）领导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难的情形。
我读了以后，极为感动，并发现《民力》里面充满了有刺激性的材料，同时我也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和同盟会的会纲。
这时，长沙正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
我激动异常，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
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有点糊里糊涂。
我还没有放弃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我不很明了他们和新领袖的区别。
所以在我的文章中，我主张应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并以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其时“反对外资”建筑川汉铁路的运动开始，成立议会制度的要求也普遍地展开，但结果皇帝只是下诏组织“咨议会”。
于是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了。
他们以反对留辫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反满的情绪。
我和一个朋友毅然剪去发辫，但约好相继剪去的一般人却不履行他们的诺言。
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击他们并强力剪去他们的发辫，结果有十个人做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者”。
这样，在短期内，我已经从嘲笑“假洋鬼子”的假发辫进步到要求普遍地剪发了。
政治观念是如何地可以转变一个人的观点啊!
关于蓄辫我和一个法律学校的朋友发生争论，各人执持了相反的理论。
这法科学生引用经书上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等话来辩论。
可是我和反对蓄辫的人们在反满的政治基础上造成了相反的理论，使他开口不得。
武汉起义（一九一一年十月）之后，湖南宣布戒严。
政局在急遽地变动。
一天，有个革命党得了校长允许，到一个中学里面作煽动的演讲。
当场有六七个学生起来声援他，痛斥满清并号召大家起来建立民国。
每一个人都专心一意地听着。
听过这个演讲四五天之后，我决心加入革命军，决定和几个朋友到汉口去，同时我们向同学募一些钱。
听说汉口非常潮湿，必须穿雨鞋，我就向驻扎城外的一个军队朋友那里去借。
我被卫兵拦住，这个地方已经变成十分活跃了，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大批地在开到街中去。
当时，叛军正在沿着粤汉路进窥长沙，战事已经开始。
在城外发生一次大战。
同时城内也起了叛乱。
城门被中国的劳工们攻了下来。
我靠了其中一个劳工的帮助，重新回进城中。
然后站在一块高地上观战，直等到最后看到衙门上飘起了写着“汉”字的白旗。
我回到自己的学校，那里已在军队的看守下了。
第二天，一个都督政府成立，但新都督和副都督并未做得长（24），一般地主和商人不满意他们。
不到几天后，我去访问一个朋友时，看见他们的尸首横陈街上。
作为地主和军阀们的代表，谭延恺打倒了他们。
现在有许多学生参加军队了。
学生军已经组成，不过我不喜欢学生军，认为他们的基础太复杂。
决定还是参加正规军队来帮助完成革命。
清帝尚未逊位，这正是奋斗的时候。
我的饷银是七元一月——不过，已经多于目下我在红军的饷银了——其中我每月要用去两元吃饭。
我还要买水，因为士兵都要从城外挑水进来，而我是学生，不屑做挑水的工作。
此外多余的饷银都用在报纸上，我变成它们的热心读者了，在当时与革命有关的报纸就是《湘江日报》。
其中讨论到社会主义，我从这上面初次知道这个名词。
我也和其他学生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
我读了几本关于社会主义和它的原理的小册子，并热心地写信和同班的同学讨论这个问题，但只有一个人的回答表示同意。
我同队中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极欢喜他们。
其余的人都是平庸之辈，而且有一个是流氓。
我又劝了两个学生参加军队，我和队长及一般弟兄都合得来。
我能写，读过一点书，他们很佩服我的“博学”。
我能够帮助他们做写写家信之类的事情。
革命的结局还没有决定。
满清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国民党内部又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在湖南听说战事是不可避免的了。
当时有许多军队都组织起来反对满清和袁世凯。
湘军就是其中之一。
可是，正当湘人准备起事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成立了协定，预计的战事停止，南北“统一”，而南京政府解散。
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决定继续求学。
这时，我已经做过半年兵士了。
我开始留心报纸上的广告——彼时有许多学校开办，而且都用广告来吸收新生；我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来判断学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一个警官学校的广告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就去报名。
但是，在受试以前，我看到一个制皂“学校”的广告。
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而且还可以有一点津贴。
这个广告是动人的。
它指出制造肥皂有巨大的社会利益，可以富国富民。
于是我变换了进警官学校的念头，决定做一个制皂工程师。
我又在这里交纳一元报名费。
这时，我有一个朋友做了法科学生，他怂恿我进他的学校。
我又读了这法律学校的动人广告，里面保证了许多了不得的事情。
它答应在三年之内教完一切关于法律的学科，保证学成可以立即做官。
我的朋友不断地对我称赞这个学校，直到我最后写信回家，详述广告上的保证并请家人寄学费给我。
我将自己的前途画成一幅光明的灿烂的图画给家人看，将自己画成一个法律学家和大官。
于是我付去一元向法律学校报名，同时等待父母的回音。
但其中忽然又有了变动。
这回是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
另一个朋友劝我，以为国家正在作经济战争，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
他的理论得胜了，我再花一元到商业中学报名。
我真的去注册而且录取了。
不过，这时我还继续留心广告，有一天看到广告，描写一个高等商业公立学校的优美。
它是政府开办的，课程繁多，听说里面教员都是极能干的人。
我断定还是到那里学成商业专家比较好，出了一块钱去报名，随后将我的意思写信告诉父亲。
他很高兴。
父亲很知道有了商业智慧的好处。
我进了这个学校而且留在那里——有一个月。
我发现在这新学校中的困难就是一大半课程都是用英文教的，而我和一般同学一样，英文程度很坏，简直只认识字母。
此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校中没有英文教员。
我讨厌这种情形，就在月底退学，并继续阅读广告。
我在学业上的第二次冒险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应了入学考试，以第一名被录取。
这是一个大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的也很多。
校中有一个国文教员十分地帮我，因为我有文学的倾向。
这位先生借了一本《御批通鉴辑览》给我，其中有乾隆的诏谕和批评。
这时，一个政府办的刊物在长沙出版。
这是一个巨大的烽火，我们学生觉得它非常有意味。
不久，谭延被袁世凯赶走了。
现在袁执掌着民国的政务，同时准备他的登基。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
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
并且，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
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
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
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贵的。
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
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
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
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25）。
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
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
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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