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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
我也想写，但又有种种顾虑，一直希望在别人的评论看到自己想说的话。
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空。
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
《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
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
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
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
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
至此为止，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
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
他又发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着作用。
这支力量就是流民。
当时北方有源源不断的流民南下，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帅控制的武装组织。
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
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
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
我们看作者的总结：
“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
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
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
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
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
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
”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
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倘若长久地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
寻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
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无形之中会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
关于门阀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讨论，不要说流民问题，就连皇权在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
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约，所以才为人们展现出一番新的天地。
抛开流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
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
要解释变化中的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时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
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
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篇幅？
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
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永嘉之际，晋室南渡。
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
一说是王导，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
对于这样的问题，谨慎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断，只是存疑。
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
但作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
他说：
“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
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
”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
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
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
“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
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
”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
老实说，究竟是谁提出了南渡的建议并不重要，如果我来研究，大概不会注意这个问题。
这里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说明作者在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智慧。
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
从古至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他不会永远顺利的，他也会陷入困境。
在阐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时，他提出的理由使人怀疑。
首先，作者采用了一种叙述的模式来说明问题。
他指出，东晋王导与司马睿的政治结合，实际是来源于西晋王衍与司马越的政治结合。
同样是王、马结合，但地位却不相同，在西晋，政治上是以司马越为主，王衍为辅，而在东晋，则是“王与马共天下。
”王、马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早在西晋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马睿与王导结合时，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
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
这种关系延伸到东晋，“便有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由此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样叙述历史事实是一点也不错的。
但是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
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
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
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
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在本书结尾的时候，他又再次触及到这个问题。
他说：
“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
”他说得依然没有错，但依然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解释。
东晋出现门阀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曾当面征询田先生的意见。
他略作沉思，答道：
“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追求终极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
”的确，对于习惯了从细节出发的他来说，追求终极原因是太难了，终极原因不会在细节里。
无法在深层次上解释门阀政治的出现，这其实并不仅仅与他个人的研究习惯有关，而且也与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关。
极端地说，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
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
这就如同说我们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但却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
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
这里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势种种因素。
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对他的制约不仅表现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
在研究三国史时，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了。
在《孙吴的建国道路》、《李严兴废和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为我们揭示出了吴、蜀政治演变的清晰线索，关于曹魏，他也写过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到曹魏发展线索的时候，他沉默了。
这是为什么？
我想，这是因为吴蜀的历史较为单纯，都是有头有尾的，容易把握。
而曹魏则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东汉、后面的西晋联系起来，而汉晋时期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
一到这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即使不考虑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单纯思考政治发展线索，他面临的困难也同样不少，因为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时代剧烈的、多次的变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断。
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
当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
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说，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
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
曹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
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斗争终于有了结果。
这是一条清楚的线索。
为什么陈寅恪能找到线索呢？
很明白，他所凭借的是他自己的阶级分析学说，而他的阶级分析学说说穿了就是血统论。
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
这样，他用理论把断裂的政治碎片缝合了起来。
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田余庆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陈寅恪先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曹氏父子早已转化为皇权的代表，而不再与宦官有何关系。
我要补充的是，在转化为皇权以前的东汉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阵营内。
密谋诛杀宦官的计划制订时，曹操就已经参加了。
从他晚年的回忆中看，年轻时的曹操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合格的士大夫。
借用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说东汉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田的不同。
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
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
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
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
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
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了。
田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
公允地说，陈寅恪先生在他认为有用的若干历史细节、若干点上也有极精致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有较大的跨越。
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大。
我曾当过几年教师，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诫学生说：
“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
优点不用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缺点不被克服就会妨碍你的进步。
”这话看似合理，其实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经验告诉我们，人真正能克服的缺点都是小缺点，致命的缺点是无法克服的。
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
大师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大师也不是因为克服了缺点才成为大师的。
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学术要发展，我们一定会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会离旧的方法太远。
治乱分野
——《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电子工程系10102120136雷祥
闲暇之余，本着对于中国历史的崇敬的感情，怀着忐忑的心情读完了田余庆先生所著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我并非历史专业的学生，水平有限，读书之后，难以从书中提炼出什么深刻隐晦的历史线索，更难以得出什么新颖的历史观点，但我仍然认为，阅读这本历史学专著使我对东晋这一历史时期有了全新的了解，对于我的历史观更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现将我对这本书的一些不成熟的感想发表如下。
我认为，对任何历史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它所处的大时代,而这种大时代即指当时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纠葛，也指它与前后历史发展的联系。
东晋是西晋被北方少数民族灭亡后，皇室南渡江左建立的，凭长江天险自守偏安一隅的王朝。
从横向来看，在它百余年的历史中，既要面对北方军事集团的强大压力，同时还要无时无刻对内部集团的势力进行整合，尤其是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让东晋王朝的历史大环境十分严峻。
从纵向来看，东晋以及其他与它并称的王朝，即魏晋南北朝，可以说夹在两组大一统的王朝之间，上承秦汉，下启隋唐。
中国的历史如以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并六国，辛亥革命为节点，可以分为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和共和国时代，而帝国时代又可以以统治阶级的不同，可分为贵族地主阶级，士族地主阶级和庶族地主阶级，而这三者是一个不断过渡的过程，前者见于秦汉，后者在隋唐因科举制度而确立，在中间的士族地主阶级的统治便在魏晋南北朝，尤其是东晋以门阀政治的形式出现在历史舞台。
在我看来，门阀政治是中国历史必须经历的阶段，而当它处于东晋是特殊的环境时，便增添了更多的儒雅风流。
东汉末年，贵族政治崩溃，但由于三国的出现，尤其是曹操所倡导的唯才是举让贵族政治不能自然的向士族政治过渡，直到曹丕向士族阶级妥协，用九品中正制将踏入官场的特权交予士族，最后士族代表司马氏代魏兴晋，历史是才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而九品中正制便是门阀政治的根源（更早可以追溯到汉朝的察举制）。
田余庆先生在书中说：
“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而这个特定条件指“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这三个条件可以说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
东晋帝王大都幼年继位而中道崩殂，在位时间不长，政治建树极微，这既是皇权丧失的集中体现也是皇权丧失的内因，更是士族势力做大的外因，势力庞大的士族客观上也阻碍了皇权的重整，乔迁江左的东晋王朝需要士族的支持来稳定自身政权，士族也迫切希望通过保全司马氏的统治而得到东晋王朝的庇护，双方均不愿意看到原先的本地士族另立新朝，皇权与士族不断发生摩擦，在摩擦中，皇权与士族的势力不断整合，士族的特殊利益不容侵犯，皇权也不可能让一姓门阀独大，就这样，东晋由门阀与皇室共治天下的局面百年不变，而当政门阀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这种皇权与士族的妥协与平衡既是在北方少数民族压力的产物，也有助于东晋王朝抗衡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淝水之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中国北方长期陷于战乱，这是中国历史上汉族的一次大灾难，而凭险自守的东晋王朝客观上拯救了汉民族，原先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使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完成了中国重心第一次南渡，实现了中华文化的连续，而这才是东晋王朝伟大的历史功绩。
江南的开发和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并行，成为日后隋唐大一统的基础与契机（隋代北周胡人政权而立，李氏家族本身便有胡人血统），正如田先生在书结尾所说的那样，“只有当沙石澄清，尘埃落定的隋唐时期到来，我们放眼南北，后顾前瞻，才能把握这一历史进程的脉络”。
田先生书中一再提及儒学与玄学以及由儒入玄。
东晋的门阀政治正是世族集团按照玄学理论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封建政治格局，各姓门阀的中坚人物大都是当时的玄学名士。
门阀政治的形成标志着玄学走到了它的顶峰，而各姓门阀同时也借助玄学名噪于当时的士人社会以换取政治资本。
门阀政治形成后,几个大的士族轮流操政，皇权旁落,士族在政治上的地位得到最后的巩固。
因而昔日那种在皇权政治下惶恐不安的情形不见了,士人有了寄情山水的时间与精力，玄学进一步发展，而王羲之为批评名士之虚无的思想观念而作的《兰亭序》，
以“死生亦大矣”的观点来警醒“后之览者”却又是后话了。
门阀政治的出现，保证了士族地主阶级的特权，但毫无疑问这对寒族布衣出生的知识分子式极为不公平的，这直到隋朝科举制度的创立才得到改变，但我认为隋炀帝创立科举制度是鉴于前朝门阀做大架空皇权以期凭此巩固皇权和破坏门阀制，而不是单纯的为庶族提供公平的入仕机会。
但科举制度的确立是我国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庶族地主阶级统治的官僚政治的帝国的出现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与《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并无直接的联系，这只是我读后联系我另一门选修课——中国教育传统与变革的有关内容的一些思考。
门阀政治虽然阻碍了寒门布衣的入仕道路，但在当时是绝对合理的，田先生在书中已经给出了精辟独到的见解，在这里我无需赘言。
我认为，门阀子弟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私学尚不发达的东晋时代，他们极易得到优质教育，首先，他们的父辈本身便是名噪一时、出将入相的人中龙凤，这种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积极且巨大的，其次，出入门阀幕府的均是名士，这对他们学习十分有利。
同时，出生于门阀这种累世公卿的家族，他们能够从父辈处学到书本上看不到的为官之道与安邦济世的学说。
还有，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与人之间智商间的差别是不大的。
皇权不可能让一姓门阀独大，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士族只能选择将自己后世的当家人培养的更加优秀以维持自己本姓门阀的权柄，当然，有些事情并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权柄仍然在各姓门阀中更迭，但严格的精英教育仍然帮助一些士族历经百年而不衰。
我还认为，这些侨居江左的门阀士族在经历了国破家亡之痛和胡人对汉人的大屠杀之后，他们身上的民族责任感和民族自觉性是普通寒族和江左本地的吴姓士族所不能比拟的，无论他们北伐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们到底还是伐了，他们到底还是积极应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为汉族在思想文化上完成对胡人的绝对征服赢得了时间。
“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
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最终历史循着自己的发展轨道，以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新局面重装上阵，大乱后必有大治，中华民族在历经300余年的动乱后，终于又在隋唐从新站在世界之巅。
作为一个理工科学生，自从高中分科后，历史学在我学业中所在的比例是很小的，阅读像《东晋门阀政治》这样的历史专著更是第一次。
田先生的这部著作改变了我对历史书的印象，在以前我眼中的历史书就跟中学历史教材和小时候读过的历史普及书一样，每一篇都不过是将往事叙述一遍然后在片尾加上一些分析，我们把往事记一记、分析背一背就可以参加考试了，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像这部书一样，将一个历史问题分析的如此透彻。
以上便是我的《东晋门阀政治》的读后感，以“治乱分野”为名，只是有感于东晋王朝夹在强汉与盛唐之间，夹在纷乱的三国与南北朝之间，而并非论述“治”与“乱”。
虽说是《东晋门阀政治》的读后感，但夹杂着我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思考与想法，但毕竟是读田先生的这本书所产生的联想，姑且也算在读后感里面吧。
在读完《东晋门阀政治》这本书后，的确受益匪浅。
田老师从非常专业的角度，解读东晋门阀政治的起源、发展到瓦解，鞭辟入里，书中通过五个家族的介绍，加上郗鉴平衡士族权力作用的介绍，同时通过仔细的历史考证，再现了东晋门阀的权力角逐史。
每个细节，都体现了田老师对东晋历史的详细解读。
虽然只是摘取了五个家族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的片段与典型，但这些细节足以窥见整个东晋历史的全貌。
“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一朝，其政治演变如何？
门阀政治的详细定义如何？
东晋一朝历史怎么维持皇权与门阀的平衡？
门阀政治最后又是如何走向灭亡的？
田先生在这本书里详细解答了这些问题。
读完这本书后我才对东晋这段历史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所谓门阀政治，田余庆先生认为，即士族与皇权共治天下。
实际上就是门阀士族在谋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又在维持东晋于不坠的政治。
东晋司马氏皇权力量薄弱，但东晋确维持百年，全赖士族势力的维系。
士族支撑起朝廷，而这些士族中最重要的就是王氏家族，即王导王敦兄弟。
司马氏与王氏固有历史结交渊源，但个人之间的情谊在家族利益面前又显得次要了。
正是由于皇室和士族之间利益的相互影响，才有了两者的合作共存，从而推动了门阀政治的发展。
门阀政治的存在，是由于多方面原因综合而成的。
首先东晋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其次有一个成熟，有力量，有影响力的士族存在，同样不可或缺的是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就不会有百年的门阀政治局面。
试想在东晋这样一个皇权不振，士族专权的情况下，王氏家族和司马氏之间的结合，显然是一种各取所需的政治目的。
其后，当王氏盛衰转折急下时，别的家族在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取而代之，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基于各自图谋的利益出发。
司马氏为士族提供官位权势，士族本身网罗人才巩固皇室。
司马氏依靠士族的军事力量统治天下，而士族中的领袖人物正是因为手里的强大武装得以成为权臣。
在这些一人之下的强臣中，甚至有流民帅出身的，郗鉴就是其代表人物。
所谓流民，就是当时北方源源不断南下的流民，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些由流民帅控制着的武装组织。
起初，他们在热闹的政治史中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并延续更长的时间。
南渡的东晋本有恢复中原的希望，但是东晋没有北伐的决心。
尽管曾有四次攻取洛阳，但这几次北伐的机会却因在门阀政治的巢幕之下没有更理想的结果。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谁怀抱过收复中原的理想。
皇室有心无力，况且晋得天下，本来就不是光明正大，已失天下人的拥戴。
反而是北方的苻氏，到苻坚一代，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又有一个空前成就，便有了南移的愿望。
于是有了淝水之战，淝水之战以苻坚战败结束，而东晋胜利最大的功臣是江左谢氏，谢氏利用重建的北府兵抗拒苻坚，因此成为东晋最高门第之一，而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要数谢安这位东晋名士了，他是东晋的代表人物之一，正是这些名门望族支撑起了摇摇欲坠的东晋王朝，延续了这历史中罕见的门阀政治。
我们不妨来来看看书中的总结：
“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
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
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
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
席次。
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
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
”由此可见，门阀政治是在皇室，士族和流民这三者的统一中形成的。
说到东晋的社会矛盾，书中也有了清晰的阐述：
东晋的变乱与冲突，在国家体制上是地方与中枢之争，在地理位置上是上游下游之争，在出场人物上则是士族门户之争。
自王氏与司马氏共天下后，又有瘐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局面。
尽管时局纷争，但司马氏的天下靠士族统治的情况并无多少变化，都有天子之名而无天子之实。
这样特殊的政治模式维持了一个世纪，之所以称之为特殊，是因为几乎整个东晋，各大家族竟然几乎没有废立自代。
从王氏与司马氏以来，每当一个士族权势鼎盛，必有另一门户兴起，制约它然后取代它。
同时，皇帝也没有能力把权力收紧独立，振兴皇权。
然而这正是门阀政治曲折复杂的一面，门阀政治的兴衰与东晋的稳定是紧密相连的。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的论证之严密，功力之深厚令人赞叹不已。
观点阐发往往一针血，耐人寻味。
读完此书，读者的收获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我们这些非历史专业的历史爱好者来说，通过政治演变不失为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一种绝佳的方式。
史书展现给我的只是表面的事实，而《东晋门阀政治》这本书才揭示了事实背后真正的动因。
之所以对门阀政治感兴趣，是因为每个朝代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的影响，门阀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甚至重大事件的决策，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这一制度的鼎盛时期。
由于东汉以来士族豪强的势力的发展，和魏晋政权的基础不得不依靠世家大族，形成了皇权与世家大族共天下的特有局面。
从开始的“王与马，共天下”即以王导和王敦为首的琅琊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而士族显然不是一家独大，所以在这之后又出现了颍川庾氏，高平郗氏，譙郡谢氏，太原王氏相继兴起，彼此争夺，皇权政治演变为士族间纷争与博弈，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
直至刘裕建立南朝政权，才重新拉回了皇权独尊的状态，隋唐的兴起则将皇权推向了一个新的时期。
1.门阀制度形成的原因：
究其形成的原因，不得不说九品中正制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察举制和举孝廉制不可避免的使任人唯亲大行其道，从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类似于垄断的局面，直至科举制的开创。
而司马越、司马颖之争，从而促使的司马睿与王导到江左，他们之间产生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奠定了共天下局面，也即门阀与皇权的关系的一个基调。
另一个原因是东汉以来地主豪强势力的大发展，在东汉中期和后期，外戚和宦官专权的现象十分严重，甚至威胁到了皇帝的统治。
朝中一人位居高官，势必使家族势力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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