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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高中语文学习中一位极为重要的作家

鲁迅是高中语文学习中一位极为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很难懂的作家，很多同学在接触到鲁迅作品时，总不免为其半文半白的语言，晦涩难懂的字眼，模糊不清的含义而感头痛，由此一听到鲁迅大名就觉头痛，究其原因，不能不承认中学语文教学存在某些不足。

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鲁迅是一个全身披挂的“思想家”，语文老师带领学生向他顶礼膜拜，由此产生了学生与鲁迅的隔膜，但我始终认为鲁迅期待于我们的是“并排立着”的平视，而非谦卑的仰视心理。

所以我在教学中一直力求探索能够以某种方式拉近学生与伟人的心理距离，带领学生深入剖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走近鲁迅，解读鲁迅痛苦的精神世界，理解他深邃的思想。

每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总是有自己惯用的、几乎已经成为不自觉的心理习惯的、反复出现的观念（包括范畴）、意象；正是在这些观念、意象里，凝聚着作家对于生活独特的观察、感受与认识，表现着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它们打上了如此鲜明的作家个性的印记，以至于可以在其上直接冠以作家的名字，称之为“×××的意象”，“×××的观念”，从而构成了我们所要紧紧抓住的最能体现作家个体本质的“典型现象”。

鲁迅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家与艺术家，他的单位观念与单位意象无疑是十分丰富的，比如“希望”与“绝望”，“先觉者”与“群众”，“爱”与“憎”，“梦”与“现实”等单位观念，“寂寞”“孤独”“旷野”等意象，“示众（看/被看）”、“归乡（离去--归来--再离去）”等小说情节、结构模式等。

如果老师以一篇文章为例讲解鲁迅作品中的某种“典型现象”，那么显然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以此为切入点，理解其他具有相同“典型现象”的一系列鲁迅作品，可说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我反复研究高中教材中出现的鲁迅小说，结合学生认识水平、理解程度，选择了“示众”，“归乡”这两个“典型现象”为切入点，在鲁迅小说教学中作了如下一些尝试。

一、解读鲁迅小说的一把钥匙——《呐喊自序》

高中教材中的鲁迅小说除《祝福》选自《彷徨》外，其余《药》、《阿Q正传》、（包括初中教材中的《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社戏》）均出自于《呐喊》，那么作为谈论自己创作的一篇《呐喊自序》显然十分重要。

然而在现行教材中将该文编排在高二第二学期，我个人认为不是十分合适，所以我在教学实践中将它放在《药》之前教授。

《呐喊自序》开宗明义：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

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

这不正告诉我们：

构成鲁迅《呐喊》的“来由”，不仅是以往的外在生活积累、经验；而且还包含着鲁迅年轻时的“梦”——主观的精神发展、内心体验的历史。

正是这些“梦”的“隐意”构成了鲁迅小说内在的心理内容：

洋务救国——学医救国——文艺救国，展示了一条鲁迅精神发展的明晰线索。

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在异国感受到落后民族的屈辱，尤其是“幻灯事件”：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使鲁迅深感“绝望”：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这一麻木地“鉴赏”他人（同胞）痛苦的场面给鲁迅的心灵留下巨大的不可弥合的伤害，使他无以摆脱，以至于“示众”（看/被看）成为以后鲁迅小说的基本模式。

正是为了从这痛苦的记忆中挣脱出来，鲁迅弃医从文，做起以“文艺”“改变精神”的“文学启蒙梦”。

也许，《新生》的夭折，特别是社会对启蒙者的呐喊“既非赞同，也无反对”的“无反应”，对于鲁迅心灵的打击才是真正致命的，由此而产生的“绝望感”是及其深刻的，既是对启蒙对象——国民的绝望，更是对启蒙者自身的“反省”：

“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这双重绝望必然导致对“启蒙”本身的彻底绝望。

正是这对于“启蒙梦”的深刻怀疑与绝望，构成了鲁迅《呐喊》的深层意识与潜在心理。

正如文中鲁迅对钱玄同所言：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

毫无疑问，这“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绝望是属于鲁迅自己的。

钱玄同回答他：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因为“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鲁迅提起笔来，投入了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

“希望”与“绝望”这两个命题互相纠结、渗透、否定，这较多体现在鲁迅小说的“归乡模式”中，即“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

而“示众”与“归乡”这两种模式正是我们教学多篇鲁迅小说的钥匙。

二、示众（看/被看）模式——《孔乙己》、《药》、《祝福》

高中阶段学到的鲁迅第一部小说是《药》，我在教授这篇课文时，将初中教材中的《孔乙己》拿来，两篇小说放在一起讲。

《孔乙己》中酒客与《药》中的茶客何其相像，他们以孔乙己、华老栓的痛苦为鉴赏的对象，体现了庸众/庸众中的一员的二元对立。

而《孔乙己》中“被看/看”的模式，进一步发展为《药》中“被吃/吃”的模式。

在《药》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场面：

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去“看”杀夏瑜，“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

”何其惊心动魄，这第二类“看/被看”的二元对立发生在群众与先驱者之间。

因为在此之前已学习过《呐喊自序》，讲解过示众这一模式，故学生理解较为容易。

高二第一学期学到《祝福》时，学生就能自如地运用这一模式分析这篇小说了。

《祝福》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人们如何反应呢？

“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

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看（听）”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

这些乡村老女人们正是在“鉴赏”他人（祥林嫂）的痛苦过程中，得到满足，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遗忘。

这一模式塑造了华老栓、夏瑜、祥林嫂等人物形象，较多表现了中国农民的麻木、不觉悟，以及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之间的隔膜，先驱者不被民众理解的主题。

理解这一模式后，使学生在阅读《阿Q正传》、《狂人日记》、《明天》等故事时，能以次为切入点，更好理解阿Q、狂人、单四嫂子、蓝皮阿五等人物形象，有助于学生读懂这些小说。

三．“归乡”模式（即“离去--归来--再离去”）——《故乡》、《祝福》

《祝福》中有两个故事：

除了“我”讲述的祥林嫂的故事外，另有一个“我”回乡的故事，而初中选入的《故乡》也讲述了闰土的故事与“我”的回乡故事。

《故乡》中的“我”作为一名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挤压、抛弃、走投无路的知识分子，“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在异地谋食，但是，现代都市（特别是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却没有提供他们理想中的精神家园，“我”依然为生活“辛苦展转”，并有无以摆脱孤独、寂寞等精神痛苦。

于是，又开始做起“怀乡”梦来，但现实中，闰土一声“老爷”，使“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感到被“隔成孤身”的“非常气闷”与“非常的悲哀”。

这是一种因“希望”的破灭而格外加重的深刻的精神的痛苦。

“我”再度离去，从而完成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人生循环，但在小说的结尾，“我”的眼前再一次“展开一片海边的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这体现了希望，是绝望后新的奋取，新的探索行动，从而完成了“希望--绝望--希望”的心理循环。

而《祝福》中对知识分子的心灵开掘更深一步，当“我”面对祥林嫂的三个问题时，“我”却以“说不清”即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作答，让我发现自认为与“鲁镇”社会（传统）绝对对立的“我”与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最终只能选择“再度离去”。

这一模式较多体现鲁迅对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关注，揭示了他们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表现他们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所进行的孤独的抗争。

在讲解了这一模式后我让学生在阅读课上阅读了鲁迅其他《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同一系列的小说。

由对“示众”“归乡”这两大情节、结构模式的分析、理解，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到鲁迅小说主要以农民与知识分子为表现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的小说始终关注“病态社会”里人（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精神病苦，实质是对现代中国人（首先是农民与知识分子）的灵魂的伟大拷问。

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由此让学生理解鲁迅小说所要表现的“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

在鲁迅小说教学过程中，我就是这样从学生初中熟悉的鲁迅作品导入，利用已有的阅读经验，在此基础上加深、拓展，并带领学生以平视的态度去阅读鲁迅，极力拉近学生与鲁迅的距离，试图让学生尽量多角度全方位地理解这位伟人，和他的作品。

这种做法受到学生的欢迎与好评，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浅析“归乡”模式（2008-10-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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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现代文学杂谈分类：

昨日之歌

“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又称“归乡”模式，是鲁迅小说中常见的情节、结构模式，主要体现在《祝福》、《故乡》、《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等小说里。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

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相互渗透、影响，构成了一个复调。

①

但是，情节、结构模式并非孤立的写作手法，它与作家作品密切相关。

陆机《文赋》中说：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见一斑。

因此，“归乡”模式的产生和与运用，有着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心理基础。

１．归乡模式在情节、结构上的作用

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产物，它以表现真、善、美为最高鹄的，这种表现极富技巧性，因而，情节、结构模式在这儿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情节上看，归乡的主体“我”大都是接受过西方近代思想启蒙的新青年，但与乡土仍有着剪不断的联系，因此在归乡中，以科学民主为矛，透过乡民们习以为常的事实，发掘中国农村中依然存在的野蛮、愚昧和麻木的因子来，加深批判的力度。

批判之余，鲁迅对于乡土，又怀有深深的眷恋，因而笔下常常透出一股悲凉惆怅的气息来。

归乡可以最大限度地表现这种矛盾状态，经由“我”，直接体现中西文明的交锋。

可以说，《祝福》《故乡》中的“我”是作者的化身，“我”的心灵因归乡而震撼，被乡土所牵动；《在酒楼上》《孤独者》中的“我”，则是作者思想的一面，他与吕维甫、魏连殳代表的另一面互相驳难，构成一个个难解的心结。

从结构上看，“我”的故事和其他人的故事所构成的复调，极大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加强了布局的灵活性，形成了现代思潮与鄙陋传统之间的奇特对峙。

又因为抛弃了古典小说的“万能视角”，使用第一人称限制性的视角，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萌芽期，确实别具一格。

（虽然浪漫抒情派小说家更喜欢使用第一人称，但多是以“我”写“我”，过于执著于自我表现，不同于鲁迅的现实主义手法）

以上只是形式技巧上的分析，而归乡模式的深层内蕴，不仅在于“器”，更在于作家心灵之“道”。

２．作家经历与归乡模式

作家的个人经历对创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考察一下鲁迅归乡的情况，主要有：

1906年6月，奉母亲之命，回绍兴与朱安结婚。

1910年5月，祖母病逝，回家主持葬礼，诸事都依照旧例办理。

7月，辞去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教席，回到绍兴。

1911年7月，辞去绍兴府中学堂职务，失业在家。

1919年12月1日，离京赴绍兴，于12月29日携母亲、朱安及周建人全家返抵北平，住进八道湾，开始了大家庭聚居的生活。

②

而小说中也多次出现这些主题：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十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故乡》）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象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讲到新年的气象来。

（《祝福》）

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

（《在酒楼上》）

小说中的故事都发生在深冬时节，加上《故乡》中提到的搬家，我们可以猜测，它们是以1919年12月的归省为背景的。

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

这城里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这里的学校当过一年的教员。

（《在酒楼上》）

“从北地向东南”指从北京回东南的家乡，Ｓ城当指绍兴无疑，“我曾在这里的学校当过一年的教员”更印证了这一点（1910年9月到1911年7月，鲁迅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的监学，兼教生物课）。

还有《孤独者》中魏连殳的相貌、行状（如归家主持祖母葬礼，一切照旧），甚至思想，与鲁迅本人的经历（特别是1910年5月的归省），何其相似。

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诸多的暗合之处，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归乡模式（甚至其内在细节）实际上是鲁迅个人经历的写照，而体现在小说中的“我”身上。

一方面，在日本留学多年的鲁迅，不但接受了西方科学思想，而且爱好伦理学、社会学，自然对于家乡的落后愚昧不能无动于衷，深感革新之必要。

“我”的进步思想言论，即来源于此。

另一方面，几次归省，鲁迅的心情都不是很好，一是留学期间的“幻灯片事件”和筹办《新生》的失败，尤其是后者，使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甚至于“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消沉至此。

再是婚姻问题，作为反封建的斗士，鲁迅在婚姻问题上终究还是接受了父母之命，这也成为他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

三是仕途不顺，只好呆在绍兴会馆里钞古碑，一直到1921年在钱玄同的鼓动下，为《新青年》撰稿，1925年8月14日，他又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企事职务，约一个月后创作了小说《孤独者》。

总的来看，鲁迅似乎刻意与时代主潮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尤其是“五四”之后），因而归乡小说中的“我”，不同于郁达夫笔下大声疾呼“祖国呀祖国”的“我”，多一些暮气，少一些豪气；多一份实际，少一份缥缈；多一点深沉，少一点浪漫。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事实细节上，还是在的精神气质上，归乡小说中的“我”，就是鲁迅生平际遇的缩影。

３．历史“中间物”与归乡模式

这一个联络官阶级具有杂交品种的天生不幸，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不属于他们父母的任何一个方面，他们不但是“在”而不“属于”一个社会，而且还“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

知识分子受他们本民族的憎厌，因为这一阶级的存在就是他们的耻辱，而另一方面他们千辛万苦学了那些国家的风俗习惯，哪些国家也给不了他们多大荣誉。

③

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它们共同构成了鲁迅生命中无法摆脱的两极。

“他既反传统，又在传统之中，他既倡导西方的价值，又对西方的野心保持警惕”④，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他处于一个“中间物”的地位上，犹如《野草•影的告别》里的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而“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正是这一“中间物”地位在小说中的注脚。

“离去”意味着背叛，背叛中国的传统文明，鲁迅就是如此。

1898年到南京“学洋务”，在当时，“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奚落而且排斥的”，后来的赴日留学，在家乡的人们看来，其罪恐怕更甚。

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正是这样一批叛逆者的出现，如鲁迅、胡适、郭沫若等，才打破了“老大中国”万马齐喑的局面，让德、赛二先生在中国人脑中生根发芽。

尽管倡导者们高呼打倒孔家店，这批先驱者仍与中国传统有着割舍不了的联系。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郭沫若的古史研究，直到今天还是各自领域中的经典。

“归来”，或许在无意中表现了他们对于传统的那份眷恋吧。

另一方面，面对曾经顶礼膜拜的西方文明，先驱者们也有新的看法。

鲁迅对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做出这样的评价：

故民中之有独夫，昉于今日，以独制众者古，而众或反离，以众虐独者今，而不许其抵拒，众昌言自由，而自由之蕉萃孤虚实莫甚焉。

在他看来，众制比独制还要残酷，可见多疑的鲁迅在反叛传统中国的同时（虽然他不能真正离开传统），也与现代西方保持了距离。

生命中的两极，他没有偏执于任一极，这是他的深刻之处，也是他诸多矛盾的来源。

“中间物”也使他倍感孤独，他曾这样描写自己的心境：

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在酒楼上》）

于是，他决计“再离去”，但前途何在？

他只是告诉我们：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

综上所述，归乡模式既是写作技巧上斟酌的结果，又与作者个人经历密切相关，更是出于“中间物”地位的鲁迅心灵的折射。

“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循环，暗示着鲁迅在追求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思想轨迹，和在中西文明两极间的呐喊与彷徨。

论《祝福》中突出“我”在“归乡模式”

李鹏

【摘要】《祝福》是鲁迅先生小说集《彷徨》的首篇，其丰富的社会底蕴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屡为当代评论者提及，这里，本文试就《祝福》中“归乡模式”的呈现及其内蕴的深邃思想意义做进一步探讨，同时兼谈突出“我”在“归乡模式”教学中的意义。

【关键词】《祝福》归乡模式“走”“我”

读过小说《祝福》的人会发现：

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而自己的故事，即小说文本中的“我”则经历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过程，严家炎先生把鲁迅小说中采用这一过程构建小说情节或结构的模式称之为“归乡模式”。

一、乡模式及其在文本中的呈现

在由“归乡模式”建构的小说《祝福》中，存在着“我与鲁镇”、“我与祥林嫂”和“鲁镇与祥林嫂”三重关系。

在教学过程中作具体文本阐释时，我们普遍关注的是“祥林嫂与鲁镇”这重关系上表现出来的“看和被看关系”------即小说文本对“看客”模式的悲情揭示，戡破了世间的冷漠、人情的冷暖，深层次上展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主题，往往却忽略了“我与鲁镇”的关系，可以说这重关系正蕴涵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

该模式讲述的正是“我”的故事：

“我”回到故乡，眼见的是“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的一切没有、也注定不会有所改变的鲁镇。

就是本家鲁四老爷，亲情融逝不了思想上的阻隔，“我”与“我”的至亲也话不投机半句多，更别提生活在鲁镇上的其他朋友了，可以说“我”清醒地知道“我”已经不相容于鲁镇这个社会了，于是在回到鲁镇的第三天“决计要走”。

“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①，“我”注定是一个没有家的永远的漂泊者。

二、“归乡模式”的深层意蕴

（一）传统与现代矛盾的纠结

在由“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建构的小说文本中，“走”是一个贯穿文本始终的意象。

而“走”这一鲜明的意象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曾多次出现过：

“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祝福》）

“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爽快。

”（《在酒楼上》）

“我的心就轻松起来了，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孤独者》）

同样，在被视作鲁迅对生命哲学的诗意阐释之作《野草》中，有一篇散文是《过客》，主人公“过客”就是一个梦醒之后无路可走却不停奔走着的形象。

可以这样说，“走”为读者呈示出一条“归乡------离乡”的线索。

综观这次“归乡------离乡”，我们发现“走”有着这样两重涵义：

一是对一成不变的传统的失望。

故乡，是温情的家，理应是“我”灵魂的栖息地，如果说“我”的初次离开源于对文明与民主等新生的渴求，那么“我”的回归则印证对传统的精神守望，当“我”用时代之精神俯视民族之精魂时，发现的却是长久积习的一成不变。

这难道就是“我”的故乡吗，“我”内心依附的家吗？

不，绝对不是，于是“我”只有在失望中选择离开，继续前行的“路”，继续寻找灵魂的栖息地。

二是对深存灵魂深处的传统精神的逃避。

让我们一起翻看祥林嫂与“我”的精彩对白。

在这次会面和对白中，作者把祥林嫂这一行将灯枯油尽步入死亡坟墓的乞丐搁置在灵魂审判者这一角色上，而作为进过城、又上过洋学堂、识过字的知识分子的“我”却俨然成为一犯人。

祥林嫂一再的逼问，问“我”“人死后到底有没有魂灵”，这本该是知识分子坦然回答的问题，但“我”却回答不了，只能用“说不清”来逃避责任。

于是，在祥林嫂面前，“我”，上演了一幕传统知识分子灵魂深处固有的浅薄和软弱（或许，有的人要说“我”的延宕、犹豫不正说明“我”对祥林嫂在心灵深处的善意关照。

然而，在这里，褪去善意伪饰的外衣，我坚持如是说）。

或许“我”的最终离去，正暗合对自我精神内核里传统精神的逃避。

这两点中的任何一点，都可以看出“我”与自己的“过去”有着割不断的历史联系，有着与之“反戈一击”制之于死命的“旧营垒”的“过去”②。

“我”的回归与叛逃之路恰恰是鲁迅“精神骨骼”中传统与现代矛盾与痛楚的外现。

《祝福》

一教学目的：

通过学习《祝福》掌握鲁迅小说的思想艺术内涵。

二教学重点：

《祝福》的思想内容。

三教学难点：

《祝福》的看/被看的结构。

四教学方法：

讲授

五教学步骤：

1、简介基本情况。

2、详细分析作品的看/被看的结构。

（格式的特别）

3、详细分析祥林嫂的形象。

（表现的深切）

4、总结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第一、基本情况：

1、发表情况：

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的上海《东方杂志》上，后收入《彷徨》集中，为第一篇。

2、故事内容：

①简单地说，小说讲了一个寡妇因为再嫁而生发的故事。

②按照文本来看，小说是以叙述者“我”回到家乡鲁镇的见闻和回忆，展现了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

第二、作品分析：

（一）通常的分析：

小说以隔行的形式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以“我”回到鲁镇所见所闻的描写，展现祥林嫂生活的典型环境：

封建礼教和神权统治的世界。

“祥林嫂”和“我”的不期而遇及对话，对神权世界的恐惧。

“惨死”把叙述者带入回忆之中。

第二部分：

祥林嫂做稳了奴隶的生活。

第三部分：

做不稳奴隶的生活。

祥林嫂受到封建礼教的压制。

第四部分：

祥林嫂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双重压力下，最终走向死亡。

第五部分：

祥林嫂死后的鲁镇环境：

祝福依旧的鲁镇。

（二）看与被看的结构分析：

《祝福》是鲁迅创造的主体活动的时间空间结构，我们切不可平面化地看待文本。

在舞台的中心，是祥林嫂的故事及祥林嫂对自己的审视。

坚强-满足-顺从-悲戚。

外围第一层，在祥林嫂的外围，我们可以看到婆家对祥林嫂的态度。

夫家，卫家、贺家。

第二层，是鲁四老爷和四婶对祥林嫂的态度。

鲁四老爷并不凶恶，他的特点表现在精神压迫上（礼教思想）。

第三层，是鲁镇的平民，包括柳妈（迷信思想、神权）、镇里人。

第四层，是叙述者“我”。

现在，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作品的完整形态（完形）：

从内向外看，祥林嫂是舞台的中心，被层层包围。

“我”处在舞台的最外层。

反过来，从外向内看，“我”是舞台的最外层，层层深入，抽丝剥茧，祥林嫂就处在被看的最内层。

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看/被看的结构。

第三、人物形象：

1、祥林嫂：

祥林嫂是一个勤劳善良、备受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摧残的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

①勤劳善良。

②备受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摧残的。

③祥林嫂的死因？

凶手是具体的人还是思想？

杀害祥林嫂的是鲁四老爷、四婶及鲁镇人吗？

不是。

是他们的封建思想。

杀害祥林嫂的是她的婆家人吗？

不是。

是他们的族权思想及他们对女性权力的漠视。

杀害祥林嫂的是柳妈吗？

不是。

是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