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习与研究方法漫谈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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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习与研究方法漫谈1
历史学习与研究方法漫谈
（1）
[摘要]本文是作者对如何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心得体会，谈了以下六个问题：
1、培养对专业的兴趣，2、善于发现问题，3、广泛捜集和利用各种材料——解决问题的基础，4、对材料的整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关键，5、更新知识，改善知识结构、6、治学“六到”。
[关键词]历史；研究方法；发现问题；知识更新
Therambleaboutthemethodsofhistory’sstudyandresearch
Abstract：
Thisarticleistheexperienceoftheauthorhowtostudyandresearchhistory,telledthesixpointsasfollows:
1.Fosterinterestforspeciality,2.Beadaptindiscoveringproblems,3.Collectwidelyandmakefulluseofthevariedmaterials—thebosistosolveproblems.4.Soreoutandanalysethedata—thekeytosolveproblems.5.Renewone’sknowledge,improvethestructureofknowledge.6.Thesixrespectsyouhavetodoforpursueyourstudies（thinking,looking,listening,talking,investigating,writing.）.
Keywords：
history;researchmothed;discoveringproblem;renewalofknowledge.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永葆青春的学问。
研究历史并非易事。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史德》篇中说：
“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
”如何学习和研究好历史,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史学工作者？
本文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经历，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培养对专业的兴趣
治学要下苦工夫，这方面的格言警句很多，例如“学海无涯苦作舟”、“梅花香自苦寒来”，等等。
马克思也说过：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这是被古往今来无数学者哲人的经验所证实的不易之论。
学习和研究历史，要阅读大量的典籍，作大量的调查研究，更需要“坐冷板凳”的精神。
一个中等资质以上的人研究历史，只要肯下工夫，都可以做出成绩，而成绩的大小，相当程度上看他能够挤出多少时间来。
一些老先生在他们的书房或会客室中贴出“闲谈不超过五分钟”的条幅。
他们之所以取得骄人的成果，原因之一往往是把平常人娱乐和休息的时间都用到做学问上来了。
不过，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培养兴趣。
因为只有对你所从事的专业和工作产生浓厚的兴趣，才能激发起你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才能变苦为乐，你下的“苦工夫”才能持久不衰。
就我的体会而言，做学问的确是很苦的，用“废寝忘食”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不过我也从中获得了乐趣。
不瞒诸位，我每写一篇文章，总是反反复复地看，一方面是检查有什么缺漏和不足，另一方面也是自我欣赏，对某些问题的新解释，自认为是精彩的论述，都令我兴奋不已，浸沉在发明和创造的欢乐之中。
这虽然有点敝帚自珍的味道，但这对我自己是一种支撑，一种动力，使我能够把艰苦的研究工作坚持下去。
前些日子，林甘泉先生的研究生杨振红对我说：
李先生，我最近状态特别好，能抓住问题，也能出活，感到发现的乐趣。
我说：
行，看来你已经进入角色了，有了这种状态，你一定能够做出成绩来。
最近，《南方周末》记者对不久前去世的施蜇存先生的着作整理者进行采访，写了一篇叫《施蜇存的“趣味”》的文章。
施蜇存在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创作、外国文学翻译及研究以及金石碑版研究等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被称为“世纪文学老人”。
文章指出施老治学的特点是对他所研究的对象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的治学态度与趣味这个词的联系极其密切。
看书——引起兴趣、提出问题——深入研究，这可以概括为他的治学三部曲。
他批评现在的研究生论文的研究写作方式，“他们几乎是被动的，不是他自己要研究一个课题，而是我分配他一个课题”，对以如此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他认为“未必能做独立的研究工作”。
强调趣味，并不是指修身养性，而指重在培育和激发创造力。
”学术研究需要有主动性和独立性，被动状态的研究是难以真正深入的。
而主动性和独立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兴趣。
人们常说：
“学习是愉快的劳动。
”要真正达到这种状态，就必须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否则，学习就会成为纯粹的苦差事。
一个人搞了几年历史研究，如果还提不起兴趣，进入不了角色，我看还是趁早改行的好。
不过，话说回来，兴趣并非天生，是可以培养的。
我出生在一个教师的家庭，小时候爷爷教我背背唐诗什么的，应该说对文史有一定的基础。
但我中学时代最醉心的是化学，搞来了不少瓶瓶罐罐，常常做个小试验，从化学变化中感受神奇和乐趣。
后来由于视力问题没有报考理工科，结果考到了中山大学历史系。
当时思想很简单，既然国家分配我到这所学校，我就要努力学习。
一来二去，也就产生了感情。
历史是一座宝库，蕴藏着无数世代积累的经验和智慧。
深入其中掘宝，探索其奥秘，与几百年几千年前的圣贤对话，是蛮有意思的。
最近我和一些先生交谈过这个问题，一致认为历史是一个好的专业，尽管可能并非一种好的职业。
浙江大学一个副教授写过一个帖子——《学历史的何以人才辈出？
》，谈到福布斯富豪榜上有名的浙江富豪和浙江的名作家中，不少是学历史的。
为什么这个被认为是最冷辟的系却能够人才辈出呢？
作者说：
“历史系看似‘古纸堆’系，实质上是个跨学科的‘全能’系，是个素质教育的‘先驱’系。
”其他系都是学一个方面的知识，很精专，但也容易片面，只有历史系接触各个门类的学科，并从中获得广博的知识。
这个看法是对的。
还可以补充一点，历史是讲发展的；而发展正是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普遍属性。
马克思曾经说过：
我们只知道唯一的一门科学——历史科学。
就是针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来说的。
学历史的人很容易明白这一点。
总之，历史科学所包含的这种联系观、发展观、整体观，对研究任何学问、对处理任何工作，都是十分有用的。
应该热爱我们的历史专业。
即使以后不能从事历史的教学或研究，现在的学习也应该倍加珍惜。
当然，热爱专业、热爱工作，不独历史为然。
任何专业、任何工作，只要全身心投入进去，都会发现一个五彩缤纷、引人入胜的大千世界，都会激发起兴趣和创造力，都可以做出成绩来。
二、善于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是深入学习的基础，也是研究的出发点。
世界上的学科千门万类，其学理和研究方法也千差万别。
是否也有共通的研究方法？
有的，所谓“隔行不隔理”。
这就是：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这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也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也是研究现实的方法；这是研究的方法，也是写作的方法。
在这个带有普遍性的研究方法中，“发现问题”是第一环节，是基础，是前提，是研究的前导和出发点。
李政道先生参观北京中国科学馆时对在场的中学生说了治学的“十二字真言”：
“求学问，先学问，先学答，非学问。
”学习不能满足于现成的答案，不能只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问为什么。
善于提出问题，学习才能深入，才能有长进。
前人介绍读书经验，有书要由薄读到厚，又由厚读到薄的说法。
由薄到厚，是发现问题的过程，由厚到薄，是解决问题的过程。
学习如此，研究也是如此。
上面谈到施蜇存先生的“治学三部曲”正是“看书—引起兴趣、提出问题—深入研究”。
严中平先生在经济史研究中提倡“四新”——新问题、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
我的理解，这“四新”都是围绕“问题”来的。
“新问题”不必说，其他三新或者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或者是解决问题的结果，其前提都是问题的提出。
在国外,年鉴学派倡导“问题史学”，认为不能提出和研究问题，就无所谓史学研究。
其实“问题”之于研究，有着更为普遍的意义。
科学研究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善于发现问题，抓着矛盾之所在，是独立钻研中首要的一环。
善于从平常的事物中发现问题，是研究者的一种本事，一种可贵的素质。
列宁说过：
商品这个东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千百次碰到它，习以为常，只有马克思认真研究了它，发现了其中的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写出了划时代的伟大着作——《资本论》。
这是社会科学的例子。
苹果落地，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却引起牛顿的思考：
为什么苹果会掉到地上，而不飞到天上去？
后来，他发现了地心吸力。
就是自然科学的例子。
历史研究也如是。
司马迁写《史记》，是带着问题的，而且时带着大问题，他生活的时代正在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之后，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他想研究其中缘由，“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是古代的例子。
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史，是从发现《清史列传》的“张国梁传”与《贵县志》“张嘉祥传”记述的矛盾，从而深入进行考证开始的。
这是现代的例子。
不少名家重视对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能力的培养。
如周谷城带研究生，要求他们每个星期提出5个问题。
英国学者科大卫，从中学时代开始，就不满足于被动接受老师讲课所传授的知识和结论，他总是从中寻找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并收集有关资料证实或证伪这种看法，终于成为一个颇有名气的学者。
南昌大学的黄志繁先生告诉我，当他第一次与导师发生争论的时候，科大卫打电话祝贺他。
因为这说明他已经动脑子想问题了，这正是进步的开始。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也就是选题的过程。
当然，这两者不是完全重合的。
后者既要考虑问题的科学价值，又要考虑主观的条件和知识的积累。
前者不但存在选题过程，而且延续到以后的研究中。
如何才能发现问题、抓住问题？
首先要独立思考，破除迷信，不迷信权威，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洋人。
破除迷信并不是摒弃科学理论的指导，不是摒弃前人的研究，不是靠拍脑瓜冥思苦想；而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分析。
具体说来：
首先要认真读书。
读书有泛读，有精读。
泛读可以扩大知识面，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动态，这是很重要的，不能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孤立的一点上。
但光是泛读扎根不可能深。
要想建立学术研究的深厚根基，选择重要的书精读是十分必要的。
许多学者，尤其是搞古代文史的人，提倡有“看家的书”，把它搞深搞透。
要搞深搞透，就要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读。
陈垣先生说过，读书而不认真，也是发现不了问题的。
我上大学时，刘节先生给我们讲《左传》，从头到尾，一字一句的讲，讲完一段，大家讨论，提出问题，刘先生给予解答。
每周一个半天，这样讲了一年多。
虽然没有讲完，但已使我们受益匪浅。
听课前要预习，听课后要复习，思考听课中提出的问题，有时找其他材料对照看，还随手写下心得、笔记。
这样，不但积累了不少资料，而且对《左传》所反映的时代有一种真切的感受。
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写春秋时代社会变革中的郑子产，主要取材于《左传》及有关的史料，我还勉力做了一个春秋大事年表。
这些手稿可惜都在文革中丢失了。
但精读《左传》使我打下较好的文史基础，养成对重要的书籍、文章、史料认真阅读、反复推敲，写读书札记的习惯。
这样，读书的过程不但是积累资料的过程，也是形成思想观点的过程。
文革后期，我又系统把《左传》读了一遍。
文革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春秋赋税制度及其演变初探》，就是在《左传》读书札记基础上写成的。
以后，我转到原始农业、农业经济史、民族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与《左传》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读《左传》打下的基础实际上仍然在起作用，可以说是使我终身受益。
我并不认为每个人都要精读《左传》，读什么书，应该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学习研究方向去挑选，但不管哪个专业，都应该下工夫精读若干重点的书，包括理论着作、近人论着和重要原典，对于研究而言，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奠基工作。
有的研究生说，他们在阅读时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有理，看看另一篇不同观点的文章讲的也有理，无所适从。
这是初接触某个领域或某个问题时经常遇到的情况，究竟如何鉴别其是非？
我想最主要的是，阅读一篇文章时，不但要看它的结论，而且要检查其立论的依据，查看原始资料。
简单说，就是“刨根问底”。
着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历史时，曾经开过一门“史源学实习课”，就是教学生如何“刨根问底”的。
陈垣先生认为，“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出”，“史源不清，浊流靡己。
”也就是说，必须检查史着中立论所依据的史料来源，以考察其根据是否可靠，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是否正确。
这样做，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着论之轻心”。
一般选用近代史学名着，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顾炎武的《日知录》为研究的对象，要求学生从四个方面寻考史源：
“一看其根据是否正确：
版本异同，记载先后，征引繁简。
二看其引证是否充分。
三看其叙述有无错误：
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
四看其判断是否正确：
计算、比例、推理。
”正确的可“知其用功之密”，不正确的也“知其致误之原”。
这样做，不但锻炼了学生阅读史着、寻找史料的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破除迷信的精神。
因为即使是名家，也并非百分之百的正确，一旦发现名家在引证史料中的讹误，就会大大激发起学生治史的兴趣和信心。
这和李政道“求学问，先学问；先学答，非学问”的精神是一致的。
德国着名历史学家兰克也说过：
“人们在使用他的着作以前，必须先问问，他的材料是不是原始的；如果是抄来的，那就要问是用什么方式抄的，收集这些材料时用的是什么样的调查方法。
”这种刨根问底以做出基本判断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读书方法。
在二十世纪的史坛上，陈垣培养了一批功底扎实、学问高深的俊才，应该说，与运用这种培养方法有密切的关系。
余生也晚，没有在陈先生及其弟子的门下受教，但我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有时也使用类似的方法。
一篇文章，要判断其立论是否能够站得住脚，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检查其主要论据的来源，根据是否正确、充分，解释是否准确、合理。
这种方法有时也用到了阅读和研究其他人的文章上来，对我的研究工作很有好处。
大家可以看我写的《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不难发现其中类似“史源学”方法的影子。
其次是关注学术动态和学术史。
一个人的学术研究看似个人行为，实际上社会行为的一部分。
你搞某个领域或某个课题的研究，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你必须首先了解前人做了什么工作，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近人正在进行什么研究，取得或将要取得哪些进展，正在讨论和探索什么问题。
只有了解了这些，你确定研究选题和方向时才不会陷于盲目性，你的劳动才不至于是无效的或重复的，你才能把力量用到最有意义的地方上去。
我国着名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包括治学方法、学术观点、历史思想以及由此完成的着述，其自身就是历史的产物。
”人们的研究不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不能离开他所从事的学科既有的发展，因此，他认为治史必须兼治史学史。
这也成为吴先生治史的一大特色。
这是很有见地的。
也和我们上面所说的意思吻合。
前人的研究固然属于学术史的范畴，近人的研究则是活的学术史。
治史不但要研究既往的学术史，而且要关注正在上演的活的学术史。
我本人比较注意学术动态和学术史是与我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分不开的。
《中国经济史研究》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组织编写年度的经济史研究述评，从1993年开始每年组织不定期的“经济史论坛”，每次会前都印发围绕讨论问题的专题综述。
在这基础上，我还参加撰写改革开放以来和二十世纪经济史研究的综述。
这些述评和综述受到学术界的欢迎。
这虽然是一种服务性的工作，但对我的研究工作也很有好处，一是使我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学术史和学术动态有较多的了解，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在选题和研究时能够心里有数；二是锻炼了把握问题概括和提调材料的能力。
我并非主张每个人都去专门研究学术史或以主要力量去跟踪学术动态，但起码应该对学术史和学术动态有所了解，这对于正确发现和把握问题，确定研究方向和着力点，并非可有可无的。
如果你确定了某个研究课题，则对该问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的系统了解，更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是要关注现实。
研究历史为什么要关注现实？
历史和现实是不能割断的，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存在着许多历史的积淀、痕迹或残片。
分析这些积淀、痕迹或残片，对于认识历史是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
历史研究往往走着逆向发展的认识路线。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今证古”有其合理性。
同时，任何历史研究都不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不管自觉或不自觉，他都只能根据这个时代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和所提出的问题来重新审视历史。
我们应该自觉地关注现实，从中发现需要研究和值得研究的问题。
当然，关注现实不等于媚俗和跟风。
历史工作者应该通过自己独立的、诚实的研究为现实提供借鉴。
三、广泛搜集和利用各种材料——解决问题的基础
发现问题很重要，但它只是研究的前导和起步，解决问题才是研究的目的和完成。
历史问题的解决就是要获得对该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所以归根到底是要遵循从实践到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既往的历史过程不能像自然界物理化学过程那样在实验室里再现，认识历史主要依靠各种史料。
历史是一门实证的科学，要靠材料说话；历史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掌握充分的材料。
所以，收集材料是最基础的工作。
恩格斯讲过：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
因为很明显，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傅斯年曾经提出“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论断。
这个论断有片面性，但它强调史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仍然是治史应该遵循的准则。
对于一个学科发展，全面收集整理有关材料是最重要的基本建设。
当年万国鼎先生研究农史，就是从收集整理资料做起的。
在万先生的主持下，这一工作从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开始，解放后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终于完成了一整套庞大的农史资料的编纂，这套资料，为农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重要的条件，成为农业遗产研究室的“镇室之宝”。
这种重视资料收集整理的好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
关于收集材料，有的史学界前辈提出“竭泽而渔”，即要求把有关的材料尽可能没有遗漏地收集齐全。
这应当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但是，中国的典籍汗牛充栋，唐以前的书尚有可能读完，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以后的书是读不完的，何况还有大量其他的史料？
在信息爆炸的现代，即使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要把有关材料“竭泽而渔”，恐怕一辈子都得耗进去。
我们当然不能这样使用力量。
如何即能掌握研究问题所需要的充分的材料，而又不至于被史料的海洋所淹没？
我想可参照现实研究中典型调查解剖麻雀的方法，把研究的范围缩小，从具体问题入手，以小见大。
即使研究涉及范围较宽的问题，亦宜点面结合，既要有若干点全面具体的材料，又要有面上基本情况的材料。
有了这些材料，才有解决问题的基础，只靠浮光掠影地摭拾若干例证是无济于事的。
史学研究是在世代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必须提出和解决新的问题，或者对老问题作出新解释，而这些都离不开对史料的新发掘。
陈寅恪先生说过：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
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充分说明新材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
但对“新材料”的理解不宜过于狭窄，它既包括原来不知的新发现的地下和地上的材料，也包括原来就有但没有受到重视的材料，甚至还包括从旧的材料中发掘出新的意蕴，做出新的解释。
二十世纪史学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史观的进步，另一条是史料的开拓，每一次重要的史料开拓，都伴随着史学的巨大进步，并往往导致新的学术风格或新的学术流派的形成。
例如陈寅恪的诗文证史，王国维的二重证据傅衣凌利用民俗乡规、碑刻实物、民间文书证史，把对社会历史的细部的考察和宏观把握结合起来，形成了“社会经济史学派”。
从农史学科的发展看，文革以前农史研究主要利用农书的材料、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以后考古资料和民族学的资料被广泛用于研究，大大推动了农史学科的发展。
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人们可以发现，历史学的资料来源大大开拓了，历史学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了。
可供历史研究的史料非常之多，可以有不同的分类。
例如，按时效性原则划分为原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按载体的不同划分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和非物质性史料等。
也可以按材料的来源分为三类：
1、传世文献。
我国传世文献之丰富是世所罕见的，“汗牛充栋”不足以喻其多。
2、考古材料。
这类材料实际上古已有之，二十世纪近代考古学的引入和发展，导致大量文物出土，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
3、保存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史料。
这类材料，其内容既包括知情人对近现代历史的回忆、追述及有关记录，也包括保存于现代社会中的古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残余；其载体则既有实物形式、文字形式，也有口碑形式、非物质形式。
现在文博界把历史文化遗产区分为“有形”的和“无形”两部分，提出不但要重视“有形文化遗产”，而且要加强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
上列的后两类，就是属于“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
上世纪九十年代，农史界的前辈之一，长期从事农谚收集整理工作的吕平先生提出建立“考现学”的意见。
“考现学”对象、范围、理论、方法是什么，作为一个学科当前能否成立，这是可以讨论的，但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许多可供研究历史利用的“活”材料，这是绝对不应忽视的。
其实，在历史研究中对这类材料的使用是古已有之的，例如，太史公就很重视“考现”。
当代史学大家范文澜曾把民族学的材料喻为“山野妙龄女郎”，盛赞刘尧汉先生利用民族学材料治史的成果。
为了与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相区别，不妨借用吕平先生的概念，把这类材料称之为“考现”材料。
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发掘传统文献、考古材料和“考现”材料，并把它们结合起来，我们就会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我们的研究就会更加得心应手。
我本人受到梁钊韬老师的影响，曾与黄崇岳、卢勋等人合作，把文献材料、考古材料和民族学材料起来结合，用以研究中国的原始农业和原始经济。
我们在实践中深深感到，这三种材料相结合，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可以解决单靠一种材料所难以解决的问题，颇有“左右逢源”之乐。
但我们这种研究方法似乎与传统的方法不大一样，涉猎若干领域，拉拉杂杂，很不专一。
八十年代初，有人问认识我的一位先生：
李根蟠怎么样？
这位先生说：
李根蟠嘛，有点本事，但他是一个杂家。
意思是算不上专家。
我心里很不服气，怎么这样研究就上不了台盘呢？
所以我曾对人说：
我呀，是“师法百家，以我为主，东拉西扯，不离其宗”。
当时未免有点年少气盛，不过至今我还不认为我们走的这一条是算不上治学正途的邪路！
收集材料要充分利用各种书目、索引和其他工具书。
老一辈学者都把目录学作为治史的主要门径之一。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电脑和网络为我们查找和检索史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例如，四库全书由于卷帙浩繁，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通读，对它的利用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
现在有了全文检索的电子版四库全书，只要把主题词敲进去，就可以快捷无遗地把分散在全书中的所有有关材料找到，四库全书的利用价值也因而大大提高了。
把这种工具好好地利用起来，是史学研究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
但是，不管电脑检索如何方便，它代替不了读书。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曾经收到题为《地主探源》的稿件，说“地主”一词先秦即已出现，主要指土地神，晋代开始有了“土地所有者”的含义，等等，文章罗列了许多材料，一看就知道是从电脑上检索二十四史的有关材料编排而成的。
但作者不知道，作为一种阶级成分的地主，或土地所有者意义上的地主，原来并不叫地主，而是叫“田主”，“田主”一词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了；而秦汉时代，地主一般称为“豪民”、“豪强”。
所以尽管作者对古代文献中“地主”一词的材料收集比较全面，但却说不清楚现代意义的“地主”概念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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