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三十年之变迁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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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三十年之变迁资料
高平三十年之变迁（1919—1949）
学院: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专业:
历史学
班级:
1401班
学号:
1413010118
姓名：
魏俏
高平三十年之变迁（1919—1949）
高平市位于山西东南部，泽州盆地北端，太行山西南边缘。
沁辉公路东西横跨，太焦铁路、太洛公路并行南北纵穿境内。
地理坐标为北纬35°40″─36°0″，东经112°40″─113°10″。
海拔高度800─1391.1米之间。
东自铁佛岭与陵川县接壤，西至老马岭与沁水县相连，南至界牌岭与泽州县交界，西北至丹朱岭与长子县为邻，东北自金泉山与长治县相接。
东西广41公里，南北纵37公里，总面积946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万分之一。
平面轮廓近似方形。
总人口48万人（2004年）。
高平，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的故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的发生地，太行太岳革命老区和闻名全国的“煤铁之乡”、“黄梨之乡”、“生猪之乡”和“上党梆子戏剧之乡”。
高平春秋时称泫氏，战国时称长平，北魏至今称高平。
1993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
全市总面积960平方公里。
约占共和国版图的万分之一，辖16个乡（镇、街道办事处）、461个行政村（居委会）、48万人口。
社会在不断发展，高平也在不断发展，在1919―1949这段战争纷飞的年月里，高平这个小县城又以怎样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晋东南这片土地上。
走进高平，感受历史。
一、高平三十年间常见疾病名称，发病率，致死率，治疗状况，男女大体寿命
二、三十年间当地人居住屋舍的变化、男女受教育状况、家庭对接受教育的观念
民国时期，社会不断除旧改新，对于屋舍的变化，在农村甚至高平的变化都不太明显。
农村人大都还是茅草屋，土房子，并没有太大的改善，到了日军侵华时期有一些处于交通线上的村庄甚至时刻会受到日军的侵扰，人们甚至连个遮挡风雨之处都没有。
但是对于一些地主官僚来说，三进三出的大院子或许是他们身份的象征。
所以他们居住的环境要比普通百姓好的太多。
而那些西方建筑例如小洋楼什么的在那个年代只会出现在沿海发达城市或北京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19年，科举制早已废除，五四运动兴起，人们开始倡导新思想，但是在这个处于内陆的高平，仍存在私塾，男女受教育状况仍不均衡，农民的孩子大部分还是农民，在那个战争纷飞的年代，人们吃不饱穿不暖绝对不会享受精神食粮，男孩子尚且不能读书，女子就更不太可能了。
同样的，这一待遇也只有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享受的起。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中国传统社会，女子的家庭角色被定位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所谓“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
而《女诫》、《列女传》之类的书也将这一观念具体化、规范化、道德化。
长期以来，在“男子治外，女子治内”的观念影响下，中上阶层的女性多“困守闺中不自由”，中下层女子虽不可避免地要参加户外劳作，或者从事家庭手工业，但多是作为男性的辅助力量，她们的基本生活空间，绝大部分还是困守闺中。
明朝中后期，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批判男女间的不平等。
近代以来，男女平等问题日益引起关注，并且成为五四时期讨论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这‘男女平等’四字一时竟成为社会人士聚争的问题”。
五四时期人们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女性形象——“娜拉”，将男女平等放到个性解放的角度来论证，发出“女人是人”的呼声。
五四以后，“女人是人”的呼声更加响亮：
“要知男女同为人类，同是做一个人，各自有其各自存在的目的；男子不是为女子而存在，女子也不是为男子而存在。
男子若要求女子做贤母良妻，就是不承认女子人格的独立。
因为女子并不是为要做男子的妻或母而存在，实有其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做一个人。
”
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开始积极探讨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和实现平等的途径。
有人将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归结为男女生理和心理特征的不同，也有人认为妇女解放的关键在于教育、法律等方面，而一些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学者则认为“女子在政治上、法律上、教育上、职业上和男子不平等”，真正的原因是“女子在经济上失了独立”。
这种观念在五四时期的思想界是相当普遍的，例如1923年12月26日，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作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其中推测娜拉的出路只有两条：
“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原因很简单，因为娜拉没有钱用以维生。
“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
”茅盾将家庭服务与经济独立直接对立起来，认为正是有了家庭服务，妇女才没有经济独立，而经济不独立，便是妇女地位、人格低落的原因，是妇女被压制的原因，“所以妇女运动的第一句Motto（座右铭）便是经济独立”。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女人是人”的呼声在五四时期已经响起，并且得到了一部分人的响应，但是并未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得以普及，它在向下传播的过程中，更是遇到了强大的思想抵抗。
在当时很多人的心目中，追求经济独立固然是妇女应有的权利，但是“贤妻良母”仍然是妇女不可推卸的天职。
很多青年谈及未来妻子的选择标准时，都要求她们既有相当的职业，能独立谋生，又能操持家务。
1927年《新女性》杂志曾根据“为妻为母与尽力社会及学问是否并行不悖”这个问题，以《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为题，向社会各界征稿。
编者表示：
“究竟女子应该抛弃了为妻为母的责任而专心攻究学问，改造社会？
还是不妨把学问和社会事业暂时置为缓图而注重良妻贤母的责任？
或者另有一种调和这冲突的办法？
这实在是目前最重大的问题。
”在22篇征文中，多数人的意见是这两种情形可以并行不悖。
1935年1月，《妇女旬刊》以“中国妇女应上哪儿跑”为主题，向全国知名之士，普遍寄发征求意见函。
在40余位回函者中，包括郁达夫、陈小蜨、罗家伦、易家钺等多数人也同样倾向于“家庭与职业应该同时顾到”的折中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不仅男性对女性抱有这样的期望，不少女子也以此自期，这从黄寄萍访问当时妇女界的先进人物所编纂的《新女性讲话》可见其端倪。
以张默君（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上海神州女校校长、中国妇女协会副委员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中国妇女参政运动领袖之一）为例，她认为所谓贤妻良母，“诚为古今中外社会中不可缺少之主张”。
正如有论者在1946年所指出的：
“治理家政的一件事，至今还是普遍被人承认着是女子唯一的责任。
因此，尽管你是如何的在交际场中和丈夫或朋友出双入对，然而等到回进家庭，你断不能抛弃自身应有的责任。
尽管你在社会上干着什么事业，你一踏进家门，儿女牵衣，家事纷繁，又在你脑海中盘据（踞）着。
的确，现阶段的妇女，无时无刻不在双重以上责任里过活。
”成功地扮演家庭主妇与职业女性的双重角色，成为许多近代中国知识女性的最大愿望。
但是要想过上完美的“双重责任的生活”，中产阶级以上的妇女在佣人的帮助下，尚有几分实现的可能。
而贫困的妇女家中没有佣仆，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还要回家承担家务，难度很大。
很多妇女不得不在职业与家庭生活之间作出痛苦的选择：
“家庭妇女们究竟是就业好？
还是在家育儿好？
这确是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时有不少女性或出于对职业的热爱，或出于对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失望，选择了过独身生活，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独身主义”的思潮。
她们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数量相当可观，吕碧城、曾宝荪、张竹君、杨荫榆、林巧稚、冼玉清等人，为其中之佼佼者。
但是，更多的女性则被迫选择退回家庭，做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
在1928年对燕京大学42位已婚男生的调查中，妻子受过教育的有35人，占总数的83.33％；但是婚后妻子在外就业的只有4人，专职“理家”的却有34人，占总数的80.95％，受教育的人数与理家的人数几乎相等。
还有大批未婚女子，因为生活所迫，只好无奈地把“职业”和“结婚”对立起来，她们要想不失业，就只有不结婚，放弃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
尽管当时有人为了协调妇女职业与家事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兼顾二者的方案，如家务社会化、家事职业化、废除家庭、儿童公育等。
但是家庭的改革不能仅仅依靠家庭自身形式的变革，而应该把家庭发展放在社会发展的背景中去考察，否则就会脱离社会现实。
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这些主张根本没有全面实现的可能。
妇女职业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以社会的完全解放和传统男外女内的家庭分工模式的彻底瓦解为前提。
因此女性可以接受教育，自由的生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仍是不现实的。
三、三十年间当地人膳食结构变化、饮食状况、主食、粮食作物品种、产量
民以食为天。
在衣食住行这人类生活的四要素中，吃是第一位的。
但是那时候的高平人们不求营养搭配，饮食均衡，只希望勉强糊口 。
在北方，人们以种玉米为主，还有一些高产量的土豆，红薯等食物，挖野菜更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鱼肉只有那些富足人家才可能吃的到，平常人家绝不会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饥荒年代更是草根树皮都得吃下去。
对于农民来说，碰着个旱灾什么的意味着一年的饥荒，广大底层老百姓就这样苦苦的挣扎着坚强的生存。
五、三十年间土地占有的基本状况，地主是什么意义上的概念，当地人对地主的认识，土改是什么/有什么影响？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意义：
减轻了地主的封建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联合地主一致抗日。
第二次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大纲规定：
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在土地改革中，中共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意义：
这种土地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
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援前线。
农民的支持，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可靠保证。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地主就是吸血的，辛辛苦苦劳作了一年，熬过了天灾，熬过了人祸，最后向地主交租又将一年的血汗白费了。
所以人们对当时的地主还是不太感冒的。
六、三十年间当地人的婚姻状况，通婚半径，婚俗，婚龄，家庭构成，平均子女人数，分家产如何进行
包办婚姻盛行，童养媳，占长的媳妇（找一个小女孩为自己未出生的儿子作准媳妇，如果始终生不出儿子或与儿子年龄送别太大，可能会把媳妇当作女儿嫁出去或留在身边当佣人），全国可能都有。
有的人家甚至可能会实行换妻，你将你的妹妹嫁过来给我的哥哥，我嫁过去你们家当媳妇，谓之亲上加亲。
婚俗仍以中式婚姻为主。
而那是得家庭是一个大家庭，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都可能存在，
在那个时代劳动力就是人口，而且重男轻女思想严重也有一种养儿防老的心思在里面，所以偏向生男孩子，最少都得有一个，如果子女众多最后分家产的时候，本家有资历，有名望的族老都得见证以示公平。
七、三十年间当地对外界的感知，集贸市场的位置、职业、手工业状况、商业活动半径、经营品种。
20世纪三十年代人们的消息来源总是县里传镇里，镇里传村庄上，一级一级的传下来，有时最后得到的消息便不是那么准确了。
人们的日长生活很简单，但有时又会缺少一些必需品，这个时候集贸市场就会出现了。
通常集贸市场会设在大村庄里，吸引周围村民前来赶集。
镇上或县里通常会有固定的集贸市场，通常集贸市场上除了会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外还会有小孩子的玩具，一些布料，首饰之类的，当然会有必不可少的小吃。
八、抗战时期当地人对于日军、八路军、晋绥军各种武装的观感
晋绥军，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率领的地方武装部队，属于国民革命军，晋是山西，绥是绥远，阎锡山控制这两个地方，所以叫晋绥军。
晋绥军是中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较有影响的一支军事力量，而且其整体性，忠诚度等特点都比较显著。
作为晋绥军统帅的阎锡山，在其统治山西38年的时间内，以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勤奋的苦干精神，在治理山西、建设山西过程中都有不俗的表现，但终因阎锡山心胸狭窄，为人小气的个人品格，使他和他统帅下的晋绥军始终未能走出山西。
即使在抗战时期也只是偏居山西一隅，未能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
因此晋绥军保山西地区一方平安，除了个别欺压百姓的队伍，在山西还是很受人尊敬的。
现在，还有当地政府在过年过节期间去拜访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战士。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为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由原西北主力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而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
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把各“路军”改编为“集团军”），并下达命令：
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
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
9月14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
但此后仍习惯称为“八路军”。
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军，他们坚守八大政策，不扰民，不侵民。
深受百姓拥护和爱戴。
九、三十年间当地发生的各类战斗的口述记忆
1、李玉振，1933年3月出生，高平市寺庄镇伯方村人，1947年参加工作，1993年离休。
“小学读书1940年我8岁那年开春上学，三月初三日本鬼子侵占高平县城，兵荒马乱，逃荒躲反，连老师都跑了，我便失了学。
1942年10岁那年，学校又开学，老师是赵文兴、赵洪恩，我们村挨近白晋公路（今太洛路），鬼子经常到村里扫荡。
为应付鬼子，加了位武子文老师，他会日语，日本鬼子搞奴化教育发了些日文小学课本，叫10岁以上的学生读日文。
武老师说：
“日本鬼子发日文课本是为了奴化中国儿童，想长期占领中国，课本里宣传日本占中国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用‘支那’称中国是对我国的污辱。
现在咱们得应付，学些常用日本话，不吃亏，日本进村我们拿日文课本读，走了还读我们的国文本。
”就这样也是断断续续求学。
大饥荒人相食自从日军占领高平，百姓们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青壮年外逃了，只剩下老弱妇孺种庄稼。
又逢连续三年大旱，蝗虫满天飞，有时竟能遮住天空太阳，禾苗被吃了一茬又一茬。
初秋时节蚜虫满天飞，高粱株株遍身粉，白秃秃油黏手，蚂蚁上下跑，争相吃糖稀（分泌出的糖液）。
就在这种天灾人祸下，1943年高平发生了大灾荒。
秋雨连绵十五天，高粱无收成，谷子长在地里出了芽，烂的烂，落的落，剩下抢回些谷，连过冬都不够吃，还被日军抢走。
这还不算，更可恶的是，鬼子经常下乡扫荡，抢牲口、抢粮食，奸**女。
老百姓吃糠咽菜，枕头里的陈秕谷也吃光了，吃野菜，吃草根，吃树叶———杏叶、柳芽、杨树叶，特别是榆树，吃糠绝对离不了，没有榆皮面就会便秘。
因此，榆树叶吃光又剥榆树皮，棵棵榆树献白身，死了树，活了人。
那年月人人骨瘦如柴，风吹倒地就死，饿殍遍野无人埋，任凭狼狗吃。
这还不算完，后来竟发展到人相食的可怕地步。
城南崔庄李德肉才15岁，饿急了竟然吃死去亲娘的心，北沟村马东孩夫妇卖了两个女儿，又生下一女婴，无奶吃八天饿死，舍不得扔掉便煮煮吃了，不几天这对煮吃亲女的夫妇，也被饿死在荒山坡被狼吃了。
我东院的邻居李全有一家四口人，全饿死了。
我前院的武三内的妹妹和未婚妻都饿死了。
人相食案例达10多起，这是多么可怕的年景啊！
多数人逃荒走了，村中许多院落成了空无一人的荒草院。
日军火烧冯家庄1945年，深更半夜冯家庄百姓们正熟睡的时候，日本鬼子悄悄地包围了这个30多户农家小村。
砸开各家的门，将男女老幼都赶到庙坡场地。
幸好，青壮年男子每夜都不敢在家过夜，而是卷被子到山上睡。
鬼子见抓的人没有壮年男子，追问哪里去了，老百姓说：
“去外面逃荒走了。
”鬼子要百姓们交出八路，“情报员说，割电线的八路在村里。
”大家说：
“没有见。
”鬼子开始打人，用机枪围起来，威胁说：
“不交了八路，统统的死拉死拉的！
”大家靠得紧紧的，一位叫李花果的妇女说：
“八路不在村里，割了电线就走了，杀了我们也找不到八路。
”这是我姐姐的声音，她是缠脚女人，连鞋也没穿，就被拉到场里。
鬼子估计从这些人口里找不到八路，就下命令：
“房子的统统烧掉！
”果然，鬼子分两路，冯家庄上下一齐放火，火焰腾空，火光冲天。
我姐姐像疯了一样，带头和乡亲们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家里奔去。
因为她家里还睡着儿子呢。
这次鬼子拉走了冯生财等3个未满18岁的青年。
火焰夹着西北风，越烧越旺，那些衣被烧成火灰随风飘扬，竟然落到了二里之外的伯方村。
焦臭味熏醒了伯方村人，在这黎明前黑暗的天空，火光分外的亮。
父亲已是近六十的人，醒得早，闻到气味，起床走到院里看到北面一片火红的天景，便叫醒我：
“孩子快起床，了不得！
出事了！
你快到街上看看哪里失了火？
”我爬起来，衣服尚未穿好就跑出院，到街上听人大喊：
“日本鬼子烧了冯家庄。
”我返回告知父亲，遵父命向冯家庄跑，村北土岗上站了很多人没人敢进冯家庄。
我担心姐姐，没有多虑一股劲冲进冯家庄，那时天已大亮，鬼子走了，我见姐姐光着脚在地上坐着哭，问她有没有伤到人，姐姐说幸亏她进屋早救出了儿子冯满堂，不然就烧死了。
这时，我才看见外甥在院内角落发抖。
姐姐抢出的一罐谷子已烧成炭块。
房顶上土块不时倒下，火灰飞上天空，几只羊也被鬼子拉走了。
家产成灰，一无所有。
我拉姐姐和外甥回伯方村，我姐的小脚鞋也在家被烧了，她哭得死去活来。
幸好外甥从院外垃圾堆上捡回姐姐早已扔掉的一双破鞋，又穿起来跟我回娘家住。
添人不如减口，在穷困的荒年里，如同雪上加霜。
父亲大骂：
“万恶的日本鬼子，中国人终有一天要报仇！
”
2、敌汽艇在荆河脑碰水雷炸沉一艘”“清华西吴敌面犯未逞，新绛敌侵入三泉张村与我有激战，吴城敌以三路进犯被我夹击将溃”“此次上海战役毙敌达万人”……
高平市河西镇下庄村村民在村内玉皇庙的墙上，发现数份《抗战导报》《抗战画报》，距今分别已有77年、76年的历史。
报纸上刊登着多篇直接反映当年中国人民抗战的新闻。
贴在庙内墙上的《抗战导报》
A 玉皇庙内墙上发现70多年前的抗战报纸
“村里的玉皇庙内，墙上张贴着几张70多年前的《抗战导报》。
”6月11日上午，在高平市河西镇下庄村的玉皇庙，66岁的村民郭东旺对记者说：
“我看庙收拾卫生时，发现了墙上的报纸，就是不知道是否有价值。
”
今年70岁的一村民说：
“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玉皇庙的二楼就一直锁着，后来成了村里的仓库。
”
十几年前，设在玉皇庙的仓库腾空后，郭东旺就自愿开始守护起玉皇庙。
最近，他在庙内地藏王殿的二楼打扫卫生时，将堆放在墙边的杂物收拾一空，发现了张贴墙上的报纸。
B 真实再现晋察冀边区军民抗战的悲壮历史
从现存的四张《抗战导报》的版面看，一版为“国内外要闻”；二版为“本县新闻”，还设有“法令专刊”“街头黑板”等栏目，中缝是“遗失声明”“寻人启事”等实用信息。
“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九日第四二号”《抗战导报》一版刊登的国内外要闻是：
“清华西吴敌面犯未逞新绛敌侵入三泉张村与我有激战吴城敌以三路进犯被我夹击将溃”，所用讯头为“潼冈五日电”。
新闻“此次上海战役毙敌达万人”，讯头是“香港六日电”；而“英援华运动协会设圣诞节并发宣言恳请各界慷慨认捐”一文，讯头则是“伦敦七日路透电”。
从这些讯头似乎可以看出，在当时通讯并不发达的情况下，一张地方小报能与外界保持信息畅通，实属不易。
“鄂北我军大有进展，我生力军克服随县”“商城固始罗山汉川经我军收复秩序甚好，皖江两岸我炮兵阵地近仍不断发挥盛力”“宁夏三芝敌被我军击溃”“晋北敌后临汾增援，河津敌有援龙门企图”“五台战事转趋沉寂”……由于版面有限，而印刷字体较大，许多新闻几乎都是言简意赅的“一句话新闻”。
即使是现在阅读，仍可从中了解到当年抗战前线的最新战况。
“第四五期”的报纸上，国内外新闻头条为“王英伪军潜逃多多”。
由于字迹模糊不清，很难知晓新闻所涉及的“王英伪军”为哪支伪军。
经查阅史料得知，从1933年到1937年，为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日本帝国主义指使汉奸大搞“华北自治运动”。
1936年，在日本人的导演下，蒙奸德王成立伪蒙自治政府。
为配合伪蒙军的攻势，日本资助大量金钱、武器，指使内蒙古地区巨匪王英收罗土匪武装，成立“大汉义军”。
这条新闻所报道的就是“王英伪军”应该就是这段历史。
“增加抗敌力量，好赌的同胞们赶紧醒悟吧——公安局凤玲严禁赌博”。
在“本县新闻”中，这条新闻尤为引人注目。
原来，为了全身心投入抗击日军的侵略战争中，高平县政府规劝有赌博恶习者戒赌，积极投身抗日。
张贴《抗战导报》的同面墙的右上方，还张贴着十张四开四版的《抗战画报》。
其中两期《抗战画报》字迹非常清晰，日期分别为“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二月二十六日”“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
在“三月十二日”的“本期目录”中，特别注明四版内容为“总理逝世纪念”。
《抗战画报》是由高平县抗战导报社出版，与《抗战导报》类似，报头下方横排有“经中华邮政冀记认为第一类新闻纸类”字样非常清晰。
《抗战画报》上有“高平县军政民联欢大会”“敌军能动员的海陆空”“土肥原三诱吴玉帅”以及日军逼近我军阵地、我军战士跃起准备与敌军拼刺刀的一瞬间的画面，从中即可领略当年抗战的风云变幻，也能体会到敌我双方近在咫尺时，我抗日战士的勇敢顽强，真实地再现了晋察冀边区军民抗战的悲壮历史，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
C “牺盟县长”参与创办
记者在《抗战导报》报头的左边，意外发现“怀奇”二字。
经晋城当地专家指点，“怀奇”很可能与当时的高平县县长、共产党员薄怀奇有关。
经查阅史料得知，薄怀奇生于1912年，山西五台县东冶镇人。
1933年，入读北京大学历史系；1934年参加革命工作，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薄怀奇毕业后回到山西，当时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牺盟会”“决死队”等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群众组织和人民武装。
薄怀奇先后任“牺盟会”曲沃中心区委抗先总队委员、决死三纵队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兼民族革命大学教官。
1938年4月，高平县的顽固县长刘涵森破坏统一战线，制造“高平事件”，于是当地引发“驱刘斗争”。
当年7月，薄怀奇任高平县县长。
在任期间，薄怀奇积极宣传抗日，号召全县百姓拥军参军、捐粮捐款，支援抗日前线，人们称他为“牺盟县长”。
薄怀奇的抗日热情，从他支持创办的《抗战导报》上得以体现。
在“民国十二月十三日，第四四期”《抗战导报》第二版上的“街头黑板”栏目中写道：
“老百姓是抗战中的主力军，所以我们老百姓想过安稳日子，只有一起团结起来和鬼子拼命才行。
”这一观点，与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力量抗击日寇是完全一致的。
1939年年底，反动军阀企图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薄怀奇带领牺盟会骨干撤出太南，转战敌后。
1981年10月至1988年6月，薄怀奇任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85年起兼任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并任《广州市志·人物志》指导小组组长。
1990年12月，他离休后仍任《广州市志》主审。
2000年，薄怀奇病逝。
从薄怀奇履历不难看出，《抗战导报》出版期间，正是他出任高平县县长之时。
由于他积极抗日，亲笔为《抗战导报》题写了报头。
而从薄怀奇为报纸题写报头及目前发现的《抗战导报》出版的期数来推测，这张报纸就是他上任高平县长后，当年的9月份创刊的。
虽然发现了珍贵的史料，但下庄村村民也发了愁：
这些《抗战导报》《抗战画报》对研究70多年前的抗战历史有很大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报纸张贴在墙壁上，如何完整地将其内容保存下来传给后人，无疑是道难题。
十、三十年间周边地域名称的变化（地名、村庄名、街道名称）厘清变化原因
民国初年，高平属山西省冀宁道，民国23年，高平县属山西省直辖，民国26年后，高平属山西省第五行政区。
民国30年，高平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归太岳区管辖。
民国32年高平东南部划归为陵高县，其余部分仍为高平县。
1945年6月，高平解放，同年10月撤销陵高县，原划归陵高县的区域仍划归高平县，属太岳四专区。
1948年又改属太岳三专区。
1949年后，高平地区属新化第四区，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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