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明代卫所军户的个案考察汇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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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明代卫所军户的个案考察汇总
三个明代卫所军户的个案考察
发布日期：
2012-08-21原文刊于
张金奎
卫所军户是与明代社会发展有着重要联系的一个特定的群体。
卫所军户的发展状态直接关系到对明代社会演进状况的总体评价。
本文试从族谱资料出发，结合相关史料，对分布在不同区域的三个军户家族做一个简单的个案分析。
一、西宁严氏家族
关于严氏的情况，集中反映在十一世孙严维宪续修之《湟中严氏族谱》[1]中。
据严维宪于康熙五年撰写的序言称，严氏族谱在明代曾三次修撰，初创于一世祖严渊，五世祖严肃和七世祖严威时两度续修，“为书炳炳烺烺，焕然可观”[2]。
但崇祯七年、十六年、十七年三度遭到战火摧残，致使旧谱最终“毁灭无存”。
现存之族谱为严维宪根据对旧谱内容的记忆以及对祖先的了解重新修撰而成。
所以虽然名义上是续修，实际上可以等同于初创。
也正因为如此，族谱对先世的记录有多处与其他史籍存在矛盾和龃龉，对此下文中会具体交待。
族谱卷一《世系总叙》载：
严氏始祖讳渊，南京凤阳府定远县人，世为元武臣，任江宁防御。
明太祖吴元年自建康归附，随军征讨，破严州，部功最多，赐姓为严。
鄱阳之战，先登陷阵，升千户。
洪武御极，西土未靖，随魏国公徐达、鄂国公常遇春削平秦地，所向有功，升指挥佥事，又升都指挥佥事、左参将，诏晋都督同知，挂平贼将军印。
……诰授世袭指挥佥事。
洪武某年卒。
[3]
另据族谱卷二《世系图引》载，“我严氏世居北方，随元入中国。
及有明而得姓”。
可见，严氏的祖先并不是汉人，而是随着蒙古军南下而进入中原的蒙古人或色目人。
在归顺朱元璋之后，因在攻克严州的战役中立有大功，才被赐汉姓为“严”。
严渊去世时，唯一的儿子严昊年仅十二，谱中称“明祖追录前功，特加宠恤，育之宫中。
及长，配宫人萧氏，袭指挥佥事爵”[4]。
将军官遗孤收养于宫中，与明初设立的“舍人卫”[5]有异曲同工之处，是朱元璋笼络人心的一个惯用手段。
严昊生有二子：
濠、清。
严清生子严英，此后“无考”。
严濠袭职，后奉命赴陕西绥德征战，并因功晋升指挥同知，填注于山东都司，不过并未实际赴任，而是“留守绥德”。
[6]
明初，为了缓解中央财政上的巨大压力，曾有意识的把京卫军士及其家属遣散到地方卫所或原籍安置[7]。
严昊在宫中长大，严濠征战绥德属于“调征”，推断父子二人最初都应该是在南京卫所服役。
严濠立功后被调离南京，填注于山东都司，应该也是受到了明廷减轻财政压力政策的影响。
严濠生子二：
镗、斌。
严镗因为身体残疾，未袭职。
严濠晋升并获得世袭的指挥同知一职直接由严镗之长子严肃继承。
严镗的弟弟严斌及其后人的事迹，“无考”。
严肃屡立战功，升任指挥使，历任“石硖口守备、宁远卫游击、固原参将、怀来协副将”等职。
石硖口在明代北部边境有两个，一个位于今甘肃张掖附近，一个在八达岭长城西侧。
宁远卫属辽东镇，固原在甘肃，明中叶单独成镇。
怀来卫属万全都司。
从这些职务可以发现，严肃的军旅生涯颇为复杂，足迹几乎遍及九边。
严肃长年在外征战，其家人势必无法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生活，进而影响到家族的成长。
族谱卷一《世系总叙》继续记载：
甘州番贼叛掠地方，调征甘州。
遂移驻甘州左卫，赐都指挥使俸、爵，子孙荫千户一员、指挥佥事一员。
西宁海贼亦卜剌破罕东二卫，调御海虏，遂留一子指挥佥事讳某者驻甘州，而自屯于西宁。
严氏之来湟中自此始也。
景泰时卒。
明中叶，由于国防形势的变化，适合战时需要的镇戍兵制，即营兵制逐渐成为主导，原有的卫所武职逐渐由世官向世爵转化，成为世袭“特权”的代名词。
谱中反复称袭职为“袭爵”、“嗣爵”等，反映出在明末清初人眼中[8]，世袭武职已经与世爵完全划了等号。
从《世袭总叙》中可以看出，严肃因为立有战功，不仅本人晋升都指挥使，还先后获得两个世袭恩荫指标。
加上原有的指挥同知世职，严氏一族已经获得了三个中高级武官的职衔。
严氏家族也因此开始由单一官军户家庭向群体武官家族转化。
不过严肃膝下只有两个儿子，长子严敞将来要承袭指挥同知祖职，所以次子某接受了指挥佥事一职，并因为严肃调守西宁而独自留在了甘州。
至此，严肃一家开始分居两地。
加上此前谱中记载后人“失考”的三世严清、四世严斌，估计此时严氏一族已经分居在四个地方。
[9]不过谱中载西宁严氏十一世严维法曾在明末“探亲数月方归”[10]，湟中严氏和甘州严氏之间似乎还有一丝联系。
至于千户一职由何人承接，谱中没有记载。
不过，上引《世系总叙》虽然对严氏迁居西宁的缘由记录的比较清楚，但在时间上却出现了明显的错误。
所谓海虏，指明代中后期盘踞在青海一带的蒙古部众。
明中叶，蒙古族头领亦卜剌因为在内部斗争中败给小王子，逃奔到凉州一带。
凉州官方拒绝其进入，亦卜剌遂率部杀进青海，攻破西宁安定王等部，占有其地，即谱中所称“破罕东二卫”，并从此成为明朝西北边防的大患。
亦卜剌等进入青海的时间，有关史籍均记载是在正德四年[11]，谱中所记因为“调御海虏”前往西宁屯扎的严肃却在“景泰时卒”，距离亦卜剌等进入青海，时间相差近半个世纪，显然有问题。
我们先看一看严肃后人的情况。
严肃的长子，湟中严氏六世祖严敞，初“袭指挥使爵。
甘州达贼犯边，剿捕有功，重升指挥使、世爵，加升都指挥同知。
是时，西宁十三大族番贼抢掠地方，调遣西宁守御，严氏之家于西宁自此始”。
严肃的都指挥使一职属于流官系统，不能世袭。
按理，严敞只能袭指挥同知一职。
《世系总叙》中说严敞一开始就袭职指挥使，后面又说他“重升指挥使”，显然是不对的。
从谱中表述来看，严敞应该是先袭指挥同知一职，后来积功升指挥使，并获准世袭。
谱中记载他的儿子严威后来直接承袭指挥使，可为佐证。
严敞奉命调遣到西宁守御，谱中称“严氏之家于西宁自此始”，说明此前严肃“自屯于西宁”还只是临时性的差遣。
因为蒙古部众侵犯甘州，严敞还曾回到故地甘州防御，并积功升任都指挥同知。
后来因为西宁一带少数民族“抢掠地方”，才又调回西宁，并正式调卫，安插到西宁卫服役。
严敞有三个儿子，长子严威于嘉靖间袭职指挥使，谱载，嘉靖十一年，“委任碾伯所操守”。
严威是严氏在现存西宁地方志中唯一留下名字的人。
万历《西宁卫志》记载，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当地藏族的一支——昝咂族“掠弩木只沟，操守指挥严威击走之”。
四十年三月，“部人掠颜只沟，操守（指挥）严威击走之”[12]。
蒙古入据青海后，当地羌、藏等族纷纷躲避或臣服，唯有两支藏民令蒙古人忌惮，“海虏云：
红帽善箭，昝咂善刀，恒畏之”[13]。
蒙古铁骑尚且畏惧昝咂族，明朝守军自然更不敢懈怠。
《湟中严氏族谱》中对严威在防御昝咂族进犯过程中立下的功勋记载得颇为详细：
土贼掠弩木只沟，击走之。
是年（嘉靖十一年），复掠土官沟，击走之。
十三年正月，剌咂族掠黑松硖、于家寨、水磨沟等处，又击走之。
三月，简精悉锐剿番，贼于掠颜只沟，败之。
捣其巢穴……委掌西宁卫篆……兵备王公特疏保举，适巡抚檄下，复选军政。
前后三次持符，共一十八载。
升西宁守备。
剌咂族是昝咂族的一个分支。
按照万历《西宁卫志》的记载，剌咂部掠土官沟发生在嘉靖三十八年正月。
同月，又掠黑松硖、于家寨[14]。
卫志和族谱都记载严威立下的第一次战功是在弩木只沟。
其他几次战斗虽然记载上有一定出入，但差异不大，唯有几次战斗发生的时间，卫志与族谱存在明显的差异。
据顺治《西宁志》的记载，从弘治到万历朝，明廷一共派出53任整饬西宁兵备道副使，其中王姓者四人，全部出现在嘉靖朝[15]。
可见，严威在嘉靖年间主持过西宁卫政，应该没有疑义。
万历《西宁卫志》的作者刘敏宽、龙膺，分别于万历二十三年、万历三十八年出任西宁兵备，距离嘉靖朝不远，他们对历史的记录应该比康熙年间凭借记忆修撰而成的《湟中严氏族谱》更为可信。
据此可以判断，严威任职西宁卫的时间应该在嘉靖朝后期。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严肃的去世时间。
假定他去世于景泰七年（1456），距离严威嘉靖三十七年（1558）首次立功的时间长达102年，而这期间严家只有两代人承袭祖职。
严威能被选入营兵体系，操备于碾伯，应该正当壮年。
即使他嘉靖元年（1522）就已经袭职[16]，那他的父亲严敞也要在军中服役66年之久，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严肃的去世时间应该在亦卜剌进入青海之后的正德末年或嘉靖初。
族谱的记载明显是错误的。
严肃有一弟，名严经，严肃进驻西宁时，严经随同前往，“遂家焉”。
在这之前，严氏一族都是以行伍著称，自严经起，严氏的门风开始发生变化。
“肃子孙承袭世职，自经以下皆读书力田，著声乡党。
膠塾间视当代名公巨卿宜若少逊，而席先人之旧业，敦儒素之家风，谅亦各有当也”[17]。
可见，在严氏后人看来，从第五代开始，严氏一族已经开始由单纯尚武转向文武双全。
其实，严氏最早致力于举业的不是严经，而是三世严清之子严英，谱中称其“以岁贡任河南嵩县县丞”[18]。
只是，湟中严氏与严经一系很早就失去了联系。
明中叶，武职的地位下降，逐渐沦为文官的附庸。
受大环境影响，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大批附庸风雅、雅好文辞的武官，如睢阳卫指挥佥事汤敬，本人是武进士，但其文采被文官公认为“当在文士之右”[19]；清远卫指挥使杨宪臣径自投入名士陈献章门下，等等。
大多数武职虽然达不到这样的高度，但对于让族属习文，投身科举事业却是非常热衷的。
西宁地处边境，汉族人口是少数群体。
在这里推广儒家学术，即是本地汉民自我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向边境地区推广主流意识形态，实现“外戎内华”[20]的重要手段，所以，早在宣德二年，受命镇守这里的都督佥事史昭就已奏准：
“西宁虽是边方，然官员军民之家亦有俊秀子弟向慕读书，缘未建学主师，无所受业。
又凡庆贺表笺无人撰述书写，请开设学校如内地。
”[21]严肃弟兄移居西宁，不可避免地要受当地汉民风气的影响，投身举业，也是必然。
严肃只有两个儿子，先后承袭武职，加之在一段时间内还在西宁和甘州两地流动，不具备投身学术的条件。
唯有严经具备向学的可能。
不过严经一系的发展也不是很顺利。
严经只有一个儿子，加上严肃的两个儿子，严氏一族到第六代也只有三个男丁。
人丁寥落，又缺乏学术积淀，在科举事业上显然不可能取得大的成绩。
不过，到第七代，严氏时来运转。
严敞育有三子，严经则一下子得到了12个孙子。
长孙严湖率先取得成功，进入国子监学习。
谱称“自吾祖始，以戎行起家，而诗书之业缺焉未闻。
延及我太学生湖公、高祖庠生明道，以将军之胄翔文章之府”[22]，喜悦之情，跃然纸面。
严湖生有四子，长子明道。
明道长子尔范在学业上取得的成就最为显著，“由前明选贡，授福建漳州府经历，洊擢蜀射洪令，署潼川州牧”[23]。
尔范有八子，除了贞庆、九宾投身行伍，二子早夭外，其他四子中贞泰是岁贡，以喜好藏书闻名；贞吉是廪膳生员；贞健、贞揆也是卫学生员。
诸孙亦以生员居多。
考虑到谱中对严湖的11个兄弟以及明道的3个兄弟及其后人的情况缺载，严经一系在第七代之后，在学业上取得一定成就的子孙应该还有一些。
西宁地处极边，教育水平有限，要考中进士非常困难，能有多人被选为贡生，已经非常不易。
说严氏一族在西宁已经是书香门第，应不为过。
严氏向学的子孙并不局限于严经一系。
严肃一系中的修文者主要集中于八世严时一支。
严时，“嘉靖间岁贡，自国学旋里授徒”。
严时子汝魁是卫学廪生，汝魁子师正亦为岁贡，“三举德行，教授生徒，陶成后学四十余人”。
师正之子维宪，也就是族谱的编者则为卫学增广生员，明亡后隐居田园[24]。
作为世袭中高级武官，严氏一族的尚武之风并没有因为向学子孙增加而减退，相反，还有所发扬。
七世严威在嘉靖间的成就前面已经介绍，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后人。
严威有三子，除三子严时弃武修文外，长子严瞻袭职指挥使，继续在碾伯所领兵，“管巴暖操守”，后陆续升任甘州石硤口都司、延绥游击、通州参将等营职。
次子严曤“以军功升小旗一员，任正兵中军”。
严瞻长子尔恭有疾，直接由其孙师旅袭职，时在万历中。
师旅善骑射，后在万历《西宁卫志》的作者、兵备副使龙膺的提携下，调往甘州任正兵中军。
此后又回到西宁，曾任“屯捕，掌卫篆”及北川守备等营职。
天启中，师旅长子维藩袭职，先后三次掌管西宁卫巡捕、四次管屯管局，也曾出任奇兵营中军等营职，并“以功升总旗一员”。
不久，明朝灭亡，“凡西宁土司准其承袭，汉指挥四十八员悉行裁革”，严氏一家的世职就此中止，“遂为齐民焉”。
明代中后期，卫所世职逐渐世爵化，并成为赏功的重要手段。
前述严肃“子孙荫千户一员、指挥佥事一员”，严曤“以军功升小旗一员”，都是例证。
严氏户下另有多人曾在军中任职。
如严威二弟严洁之子严钦“署试百户”，严维藩的弟弟维翰“袭授百户职，任镇海、威远中军。
崇祯间，甘州插酋大举入寇，奉简领宁兵赴援，随镇兵堵御，追贼回巢。
部给守备札，任碾伯中军”。
严经一系也有人从军，如严尔范的两个儿子贞庆、九宾。
贞庆“由庠生授试百户，兵部札加衔守备，诰授昭勇将军”、九宾“授试百户，任防守千总，委修北门大桥，诰授忠信校尉”[25]。
严钦等人入伍时都不是普通士兵，试百户、百户等职应该都是族人立功后恩荫的产物，像严维翰，《世系总叙》明确称其为“袭授百户职”。
从众多从军族人的经历可以看出，严氏一族在明代始终秉承着尚武的家族传统。
加之有世袭武职作依托，从军者大多有一个较好的起点，因而取得的成就也比较高。
如十世贞庆，投笔从戎时不过是六品试百户，后历经晋升，官阶达到了正三品，已经可与家族世袭之指挥使比肩。
另外，从贞庆、九宾属于严经一系来看，严氏一族虽然从第五代开始，在职业选择上有了“分工”，但相互之间仍有交叉，说明到明代后期，西宁严氏一族已经成长为文武双全的世家大族。
唯一例外的是十一世维则，他虽然也是生员，但更精于医道，以行医为主要职业。
卫所军户由于人口繁衍，在职业选择上会日趋多样化。
士、农、工、商是卫所军户的基本选择，前文提到严氏“自经以下皆读书力田”[26]，说明务农也是严氏的一个基本职业。
传统观念鄙视商业，西宁地处极边，内地流行的“工商皆本”等新观念未必会传播到这里，但西宁严氏一族中未见从事商业者，会是单纯因为观念的影响吗？
西宁卫设置于洪武六年，后因当地非军籍人口众多，于宣德七年升格为军民指挥使司。
为了适应治下大批少数民族人口的需要，明廷有意识的安插了大批投诚土司出任西宁卫世袭武官，如指挥使李南哥（沙陀人李克用后裔）、祁贡哥星吉、指挥同知朵儿只失结[27]，等等。
他们的族属也因此自动成为卫所军士。
严氏一族被安置到西宁，估计和其祖先来自北方，并非汉人也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为了实现“用夏变夷”，使当地民族通过与汉籍卫所军民长期接触“渐染华风”，明廷也在当地卫所中安置了一批汉族武官和军士，如吴元年归附的江南山阳人陈子名被委任为西宁卫指挥使[28]，河州卫百户王猷是很早就追随朱元璋起兵的宜兴人[29]。
又如洪武十三年，拨河州48民户到“贵德开垦守城，自耕自食，不纳丁粮”，令王、周、刘三姓河州卫世袭百户“各携眷口赴贵德守御城池”[30]，等等。
这样混合配置虽然可以减少汉族军民大量涌入带来的军地矛盾，使当地社会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平稳向前发展，但也有一定的弊病。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难取得跨越式的发展。
西宁卫下辖之碾伯所人众，到清初仍“罕知贸迁”[31]。
河州卫贵德千户所甚至到乾隆年间所城依然没有集市，“不使银钱”，后经分巡西宁道按察佥事杨应琚等筹划，才于南关厢开设集市，“青蚨、白选始有识者”[32]。
曾经对西北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开中制度，也因尊重当地可以比较容易的买到青海盐池出产的土盐的现实而没有实行，直到雍正二年之后才有所改变[33]。
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估计才是严氏一族中缺少经商人士的主要原因。
官兵混合配置还产生了另一个令明廷不愿意看到的现象，那就是随着接触的增多，部分汉族人众没有“用夏变夷”，反而被对方同化。
嘉靖《贵州通志》的作者曾对此大发感慨：
贵州土著蛮夷族类实繁，风俗亦异，大抵标枝野□纯朴犹存。
各军卫徙自中原，因沿故习，用夏变夷，胥此焉。
恃彼至愚无知者或反见变于夷。
重以江右川湖贩商流徙罢役逋逃多为奸诈，诱群酋而长其机智，而纯朴浸以散矣[34]。
在西宁同样存在这一现象。
乾隆时按察佥事杨应琚曾统计西宁各族土司共计十六家，“皆自前明洪武时授以世职，安置于西、碾二属”。
其中绝大部分是“蒙古暨西域缠头，或以元时旧职投诚，或率领所部归命”，唯独陈子名“系南人，元淮南右丞归附”[35]。
按《湟中严氏族谱》记载，明朝灭亡后，“凡西宁土司准其承袭，汉指挥四十八员悉行裁革”。
陈子名的后裔作为汉人，却被清朝政府按土司接收下来，说明其家已经完全“夷”化。
相比之下，倒是出自异族的严氏恪守本分，没有辜负明廷。
二、腾冲李氏家族
云南腾冲李氏家族的资料主要保存在《腾冲青齐李氏宗谱》[36]中。
与西宁严氏的部分子孙尚能在地方志等史籍中有直接的记载不同，李氏的情况在明及清前期的史籍很难觅到踪影。
李氏世祖李德，原籍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北城。
洪武四年从军，次年调到南京威武卫，任总旗。
六年，随徐达征战陕西；十一年，调府军右卫前所，升百户；十四年，再次参与北征，晋升千户，回师不久即受命率部随西平侯沐英等南征云南，先后在普定、曲靖、东川等地征战，并奉命留守当地。
十六年十二月离开云南，进军广西，次年九月回师云南征进，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正式调卫，任云南前卫前所千户。
二十九年二月，奉璧字第854号敕命，准以世袭[37]。
明初战事不断，军士长距离调动频繁，李德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
傅友德等南征云南进展比较顺利，朱元璋随即于洪武十五年增设贵州都司、云南都司，新立卫所“暂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38]，计划等云南彻底平定后再征发当地旧元军户顶补。
但征集旧元军士的工作进展很不顺利，同年三月，傅友德奏报云南“屡经兵燹，图籍不存，兵数无从稽考”[39]，无兵可用，四都司兵只好长期留戍。
李德所部属京卫，并不在上述四都司范围内，他的调卫，说明留戍云南的军士来源并不仅仅限于湖广等四都司。
由于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对军士家属流向没有严格限制的明初，很多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军士家属开始有意地向驻扎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卫所军士靠拢，以规避原籍赋役，致使流入地区卫所军户的数量迅速膨胀，带来很多管理上的麻烦。
《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年闰六月，“上以京卫将士多山东、河南人，一人在官则阖门皆从，乡里田园遂致荒废。
因诏五军都督府核遣其疏属还乡，惟留其父母妻子于京师”[40]。
同年八月，明廷又下令“诏在京军士戍守云南者，其家属俱遣诣戍所。
户赐白金十两，钞十锭，令所过军卫相继护送”[41]。
李德原籍山东，隶属京卫，且正是在当年的四月被调卫到云南前卫任职，估计与明廷在本年度有意识的遣返在京军士疏属有关。
不过，由于云贵地区生活艰苦，相当多的军士家属依旧滞留在京，明廷发遣军士家属离京赴卫的政策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我们在4年后又一次见到遣送云贵军士家属离京的记载：
洪武二十四年秋七月己丑，赐云南大理六凉诸卫士卒妻子之在京者，白金十人两，钞十锭，仍给以官船送往戍所[42]。
李德被后人尊为入滇始祖，其家属迁居云南应该在洪武二十到二十四年之间。
洪武二十九年八月，李德去世。
李德有二子：
长子李贵于洪武三十年赴京引见，并按规定于当年六月十四日与镇南卫中所百户李思忠在校场比试，“得中双收”[43]，获准袭职。
次年八月，调任洱海卫中所。
永乐元年复调回云南前卫前所。
永乐十年“在任卒”。
次子李莘，谱中称其后人“待考。
据先辈传言，其裔居昆明”。
李贵有三个儿子。
长子李全，永乐十五年袭职。
因麓川思氏再次叛乱，明廷于腾冲地区设腾冲军民指挥使司。
正统十三年，李全被调任为该卫前所前户，次年正月到任，“吾家迁腾越，世为腾人，始于此”。
二弟李和随同前往，也定居于腾冲。
三弟李吉，“所出待考”，估计是留在了昆明，和腾冲一支失去了联系。
谱中关于李全调任的记载与地方志的记述有一定的差异。
明初，腾冲仅设一守御所，隶属金齿卫。
宣德五年，副千户张铭上言“其地远在极边，麓川思任法不时侵扰，乞设州治”，明廷批准，并直接以张铭为腾冲知州[44]。
但增设知州，并不能阻止思氏叛乱，明廷遂于正统十年增设腾冲军民指挥使司。
腾冲卫下辖六个千户所。
按乾隆《腾冲州志》的记载：
左所自广南卫所调，官军多江南山陕湖广籍。
右所自金齿中左所调，多江南河南湖广籍。
中所自大理卫调，多江南浙江山西籍。
前所自洱海卫调，多江南山东湖广籍。
后所自楚雄卫调，多福建江南湖广籍。
腾冲所系守御千户所改设，多土人，亦间有江南山陕湖川等处籍[45]。
腾冲卫在滇西，不可能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昆明调兵。
李贵如果确实曾从洱海卫调回云南前卫，应该不会再调往腾冲卫才对。
州志记载腾冲卫前所的军士来自洱海卫，且多山东籍，李贵曾任职于洱海卫中所，又祖籍山东，李全似乎从洱海卫调任腾冲卫更为合理。
不过，在找到直接的证据之前，是谱是否记载有误，只能存疑。
李全长子李通，天顺三年袭职，成化二十二年去世。
其长子早夭，次子李伦于弘治元年赴京引见，不料于次年病逝。
云南都司奉命重新“保袭”。
李伦的儿子李翰也已夭折，李通一支绝后，继承权因此转入李全的次子李达一系。
李达斯时也已经去世，其子李宗被“保送赴京”。
按本谱卷三《碑传集一》的记载，李宗于弘治四年“六月八日批准袭授。
九月，与定兴卫中所千户王冈比试，中收。
六年八月领凭到任”。
明中叶，世袭武官承袭时的比试制度已经沦为虚文，李宗先于六月获准袭授，九月才比试，纯属走过场，可为比试制度沦落的一个例证。
至于两年后才拿到批文，则是明廷施政效率低下的一个注脚。
李宗弘治十七年卒于任上，长子李璋正德五年赴京袭职。
嘉靖五年，“武定土酋凤朝文作乱，全滇震动。
奉调各卫所兵赴剿。
公率众四百名隶尚书武文定军，讨平之。
录功，年增卫俸银一百五十两”。
明中后期，卫所军士流失严重，为补充兵力，大批舍余被征召入伍。
在平定凤朝文叛乱的战斗中，李璋的族叔李荣、李保都参战并先后阵亡。
李荣兄弟作为武官家属，有很多机会避开征调，这次参战应该主动成分更大一些。
这也是卫所军户把参军作为个人职业的一个选择项的例证。
嘉靖二十年，李璋“在任卒”。
嫡子应元五年后袭职。
在李应元这一辈（七世），家族中开始出现有一定成绩的文士。
李文春，“万历间岁贡生，官姚安府学教授”。
李应元隆庆四年“卒于官”，长子国臣于万历四年“赴京引见”，次年获准承袭，万历十年才拿到凭证文书。
到任次年就出征陇川。
三十一年，因征战中旧伤复发，“不能任事”，主动退役。
李国臣这一辈，族人在学业上建树不多，只有国辉、国秀得入州学。
腾冲地处滇西，民族关系复杂，从三世李全到八世国臣，除四世李通外，其他人的传记中都不乏征战记录，说明这里很难长时间保持安定和平，这对文教的开展无疑是不利的。
腾冲司学到成化年间才设立[46]，就是一个反映。
另外，由于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内地高水平的教官大多不愿到边地任职，致使边地师资严重匮乏，开展教育主要依靠流寓到本地的谪充文官或留用本地培养出来的俊秀子弟充任教官。
前者缺乏系统和稳定性，后者不免有矮子里拔将军的嫌疑。
这些都影响了边地的教育水平[47]。
李氏子孙从万历年间开始能不断有人在学业上取得成绩，已属不易[48]。
明初，由于云贵地区元代户籍文件的损毁，大批内地军士被迫长期留戍，进而被明廷赋予了“用夏变夷”的“职责”，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经过三百余年的经营，在清代人眼中，滇西、滇南地区的风俗已经“与中土不异。
明初开滇，江南从戎者多驻牧其地，故金、滕人多金陵软语。
宜其风俗有吴下风也”[49]。
不过在明代，这一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以腾冲南甸地区为例，从宣德时就有随王骥征麓川的军人留住、安插，但“历年既久，军人子孙，变而为夷”[50]。
汉军被少数民族同化的原因很多，除了人口比重等方面的原因外，明朝政府的一些不当措置是重要原因。
滇西南地区原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汉军进入后，势必触动当地土司的利益，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冲突乃至战争。
但统治阶层的一些“有识之士”，错误地把云南部分地区长期不稳定的原因归结为内地客商的主动涌入，提出要“禁中国客商不许擅入其地，则彼不知中国虚实，不为人所煽惑引诱”[51]，要防止“汉奸每入而扰之”[52]。
类似主张的提出者，既有当朝名士，如邱濬；也有土生土长的俊秀，如吴宗尧，等。
更有极端言论，如曾备兵澜沧的王士性，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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