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我绝对有用浙江工商大学文物与中国文化选修课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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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绝对有用浙江工商大学文物与中国文化选修课资料
第二讲河姆渡文化与中国早期的农业文明
一、神农、后稷以及嫘祖的传说与中国的早期农业文明
我们常说中国历史上是以农立国,那么中国的农业到底开始于什么时候呢?
我们先来看传说或者看文字记载,其次再来寻找历史实物。
汉代班固纂集的《白虎通》上说:
“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
至于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
《易·系辞》中说:
“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
”耒耜是当时最重要的农具,相传就是由神农发明。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神农,是我国传说中的“三皇”之—。
他作为“始耕田者”的“田祖”、“先农”,一直受到中华民族子孙的祟奉。
根据先秦文献的记载,传说中的神农氏又“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
这样神农氏便以“以火承木”,取代了伏羡氏,开始了用“火德”治理天下,即刀耕火种的农业启始阶段。
以姓氏的蕴义来看,可知神农时代已从高山地带的洞穴生活转入到丘陵地带的居落生活。
所谓列山即烈山,意思是放火烧山。
当时人们正是在火烧荒山之后,在草木灰上进行种植的。
这就是原始农业的最初发展阶段——“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的反映。
关于神农的身世,自古就有着众说纷云的议论。
其实神农很可能并不是一个个人的姓氏,而是一个绵延千百年的古老部落氏族的世系统称。
这个氏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发明并发展了原始农业。
这样,神农氏的众多的重大农业技术创造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神农氏对于农业生产的贡献在古文献中有着不少记载,归结起来跨越了两个农业技术阶段。
一是神农“尝草别谷”的启始阶段,如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新语》);二是神农“教民农作”的发展阶段,如“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
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
”(《逸周书》)。
前者应处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刀耕”农业;后者应处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耜耕”农业。
如以考古学的年代而论,两者的年代起码也有上千年之久。
神农氏艰苦卓绝的创业伟绩不仅为后世所赞颂,而且最迟到周代,神农已经成为一种正统的神灵而受到世人的膜拜。
《诗经·小雅》中存有“琴瑟击鼓,以彻田祖”(《诗经·小雅》)等祭神农的章句。
古代皇帝也要用“籍囚”的形式去拜这一伟大先祖的神灵。
正是在这样的年复一年的祈祷神农的过程中,“农为政本,食乃民天”的意识才深入人心,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今天的考古学发现也证实了:
我国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原始农业,并且形成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两大作物种植区域。
例如,在众多的新石器出土遗址中,以黄河流域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土的距今约7400年前的谷粟粉末,与长江流域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距今约7000年前的炭化稻谷,为迄今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农作物遗存。
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农业历史。
考古发掘也证实,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还发现了制作相当精致的石铲和骨耜,这说明这
一时期我国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原始农业。
我国古代为什么如此看重农业呢?
这是因为农业在经济、政治、军事、生活上都具有着决定性意义』农业的好坏]往往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
农业是国富民足之本。
《管子》一书说:
“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
”《管子》又说:
“田野充,则民财足。
”所以,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经济繁荣和国富民足之根本。
农业是政治安定之本。
《管子》说: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因此发展农业是国家政治安定之本。
农业是富国强兵之本。
《管子》说:
“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战胜则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
”所以,发展农业是使军力强大和能够战胜守固之本。
农业是衣食来源之本。
《淮南子》说:
“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
”解决衣食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农业生产。
因此,只有发展农业才是人们衣食的不尽源泉。
以下我们举一个例子。
五谷最早出现在二千四百多年前的一本古籍《论语》上,但没有说明五谷是什么?
到了汉代,人们才开始对五谷这个词作解释,意思是五种不同的粮食作物。
至于是哪五种不同的粮食作物,当时说法也不同。
有的说是黍、稷、麦、菽、稻,有的说是黍、稷、麦、菽、麻。
这二者的区别是一种有稻无麻,一种是有麻无稻;其所以有这一差别是因为不同的地区所产主要的粮食作物不同的缘故。
有人或许会说,麻是用来织布的,怎么是粮食呢?
这里的麻,指的是大麻。
在古代,古人除了用大麻纤维织布以外,也用大麻籽作粮食。
可见,古代所说的五谷,实际上是指五种主要的粮食作物。
这是他们主要的耕作工具:
这些出土的文物反映他们家庭驯养的动物:
这是早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植物种子:
《诗经》中记载了很多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
请同学们从中查阅资料,重构当时人的农业生产大致状况。
特别是在《豳风·七月》更能全面反映先民的一年的劳作过程。
下面再简单介绍一下其它两位重要农业创始人。
首先讲嫘祖,她中国古代传说中黄帝轩辕氏之妻,西陵氏之女,被后人推崇为中国养蚕取丝的始祖。
据《隋书》记载,北朝北周时尊她为先蚕。
《路史》里称其劝养蚕,育蚕种,亲自采桑治丝,开创了丝织事业。
历代皇帝将其供奉为蚕神。
《通鉴外纪》记载:
“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
”《路史》称:
“伏羲化蚕,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
”这种说法在宋元以后开始盛行。
《史记》中说:
黄帝垂衣裳而天下大治,可见黄帝时代可能已经有衣裳之制了。
下面是一些出土的蚕饰品和丝织品。
《史记·周本纪》载:
“后稷,名弃,母姜原,出野,见巨人迹,践之而孕,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避不践,弃渠中冰上,飞鸟以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之,因名弃。
儿时好种树麻菽,及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者稼穑焉,民皆则之。
尧以为农师,天下得其利。
”可见后稷是有记载的第一个农官。
二、农业与中国人的二十四节气发明
二十四节气是在逐步摸索的基础上产生的,据《尚书》记载,西周时期就有“二分”、“二至”的概念。
“二至”指的是“夏至”和“冬至”;“二分”指的是“春分”和“秋分”。
当时用的是土圭测定日影来确定“夏至”和“冬至”的日期。
土圭是一根直立的杆子,太阳照在杆子上,杆的影子投射到地面,杆影的长度与太阳的高度有关,单就一年正午的太阳来说,夏至日正午太阳最高,杆影最短;以后杆影逐渐变长,到了冬至日,正午高度最低,杆影员长;过了冬至日,太阳高度又逐渐升高,于是杆影又逐渐减短;到了夏至日,正午的杆影又逐渐变短,年年如此。
人们就把杆影最长和杆影最短的那一天分别叫做“冬至”和“夏至”。
冬至日白天最短,夜晚最长。
夏至日白天最长,夜晚最短。
后来,人们又发现“夏至”到“冬至”之间和“冬至”到“夏至”之间有两天白天和夜晚的时间正好相等,并且正好处于这两个日期中间,分别把它们叫做“秋分”和“春分”。
有了二分和二至这几个节气以后,其它的节气随之产生。
战国时期四立已经出现,它最初记载于吕不韦组织编写的《吕氏春秋》之中,分别叫做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在《逸周书·时训第五十二》和《周髀算经》上,已有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内容的记载,只是与现在的顺序不同而已。
到了西汉初年,由淮安王刘安等人编写的《淮南子·天文训》上,二十四节气的顺序与现在完全一致,说明战国末期至秦汉这一期间,二十四节气已经形成。
从那时算起,二十四节气运用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人民进行农事活动的经验总结,因此它最能反映该地区的气候特点,在别的地区的运用就受到限制。
但是,我国人民在实践中肯定和运用
它时,并不生撤硬套,而是灵活运用,总结出适宜各地区各个节气的农谚和歌谣,使二十四节气得到广泛运用。
说到这里,大家一定急于知道国外是否也有二十四节气,西欧国家只有“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四个节气。
因此,二十四爷气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留下的一笔优秀文化遗产。
三、从耒耜到耕犁看中国的农业文明
在我国历史上原始社会,那时种庄稼只有一个尖头木棒破土和点穴播种,这种尖头木棒当时称为耒。
后来为了劳动的方便,便在尖头的一端加上一个小横木,以便脚踩,同时又将木棒改成曲形,以减
少破土时的用力。
所以在甲骨文的耒字被刻成“f”形,是一件既曲身又带有小横木的工具。
《易·系辞下》说:
“揉木为耒”,耒是将木棒熏弯制成的。
《说文》说得更明白:
“耒,手耕曲木也。
”这便是我国最早的耕地工具。
起初耒只有一个尖齿。
后来为了提高破土的能力,便将一个尖齿改成二个尖齿,古代称为双齿耒。
有的索性在耒的
一端安上一个石制的或骨制的平板,后人称它为耜冠,从而发展成了一种新工具——耜。
这时耒便演变成耜的柄了,这种古老的石耜冠和骨耜冠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已有不少发现。
用耒耜掘地,使手握耒柄,足踩耜冠,刺地而耕。
耕法是,刺一下土,翻一块土块,向后
退一步,依次而耕,而成一行,一行耕毕,再按原样,耕另一行。
正如《淮南子》说:
“耕者日以却”,却就是后退,说的就是这种耕法。
耒耜耕地,花力多、速度慢。
后来为了减低劳动强度,提高耕地效率,便开始在耒耜的柄上系一条绳,由人助拉,继而用一个固定的木杠代替绳索,形成了一种有犁把、拉杆、犁铲的新工具。
后来再进一步改革,将犁头变得与地面平行,变成了犁底,拉杆变长,由肩背代替手
拉,现在山东文登县的扛犁就是这种形式。
这可以说是犁的原始形态,开始犁头是石制的,这种原始的石犁头。
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遗址中已有不少发现,说明我国使用犁,至今已有四千多年历史了。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冶铁业的发展,我国开始使用铁犁。
目前已知出土最早的是河南辉县的铁犁铧,铧呈“v”字形,边长17.9厘米,侧宽4厘米,两边夹角为120度。
但没有犁壁,没有犁壁的犁,只能松土破土,不能起翻土作垄的作用。
说明到战国时,我国犁的构造还是比较原始的。
尽管当时犁的构造还相当原始,但犁的出现,却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汉代,我国的犁有了更大的改进。
主要表现为出现了犁壁。
犁壁是安装在犁铧上的一种翻土装置:
古代亦称为犁耳或犁镜。
解放后,在陕西纳咸阳、西安、礼泉,河南的中牟,山东的安丘等地,都发现过汉代的犁壁。
犁壁分为菱形、瓦形、缺角方形、马鞍则等四种,这是我国耕犁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但汉代的犁,还是—种长辕直辕犁。
这种犁旋转很不方便,到唐代,为了适应小块田百拼作的需要,持别是南方水田耕作的需要,犁辕作了改进,由长变短,由直变曲,当时称之为曲辕犁,由于主要流行于长江下游,所以也称之为江东犁。
四、浙江的余姚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遗址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4米左右,迭压着4个文化层,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到3000年。
其中,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56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000年,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年。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是一个偶然,1973年夏天,余姚县罗江公社(现余姚市河姆渡镇)决定在姚江边上的渡头村兴建一项水利工程,以提高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
在施工挖土过程中,人们发现了大量的陶片和动物的骨骸,这些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被学术界命名为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遗址是我国东南沿海极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文化特征具有浓郁的江南水乡地域特色,在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农业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河姆渡遗址人工栽培稻谷的发现掀起了稻作农业研究新篇章。
在第四文化层较大面积内分布着稻谷堆积层,最厚处近1米。
伴随出土的是代表性农具—骨耜,出土170余件。
稻谷和骨耜的发现对于探讨中国栽培水稻的起源及其在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河姆渡遗址两期发掘中,第四文化层上部大多发现灰、黄、白三色黏性细砂土,分别与稻谷、谷壳、稻叶和木屑等相间组成多层次连续堆积,每层间距2——10厘米不等,总厚度一般20——50厘米,最厚处超过100厘米。
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有的连谷壳上的稃毛、隆脉及芒刺都清晰可见。
经鉴定属人工栽培水稻,并已有籼、粳之分,以籼型为主。
河姆渡遗址稻谷遗存之丰富,保存之完好,年代之久远,在其它遗址发掘中是绝无仅有的。
与大量稻谷伴随出土有:
翻土工具骨耜194件、木耜2件及中耕农具木铲3件、收割工具骨镰9件和脱壳工具木杵2件等;在遗址西北部的考古勘探中,发现第一和第二期文化分别有古水稻田遗迹。
这说明河姆渡的稻作农业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已进入“耜耕农业”阶段。
尽管后来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湖南道县玉蟾岩等遗址发现距今1万年左右的人工栽培稻谷,但都不及河姆渡遗址丰富多样。
虽然稻作农业在河姆渡已有重大发展,出土的陶釜底部经常能看到烧糊的锅巴。
但研究认为稻米仍不是先民的主食,自然数据对河姆渡文化仍起支撑作用,农业在它发生的初始阶段仍未轻易取代采集——渔猎经济。
河姆渡遗址背靠四明山麓,面向湖沼,当时气候温暖湿润,动植物资源丰富,“先民不会盲视更方便、更直接,攫取技术更为娴熟的取之不尽的野生资源”。
先民还家养猪、狗和水牛等动物,以供宰杀食用。
骨耜,1977年第二次发掘河姆渡遗址时在第四文化层出土,是用牛肩胛骨制作的翻土工具,耜长18厘米,刃宽9.8厘米,上部厚4.2厘米,宽5厘米。
出土时上部有藤条捆缚住一截断残的木柄。
五、农业文明起源的学说
农业文明最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由于什么原因起源的?
下面我们从考古学和现代科学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发源。
1、农业文明起源的几种学说
最早研究人类农业文明起源的主要是植物学家。
1882年,瑞士植物学家康多尔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结合作物的地理分布,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野生植物与栽培作物的关系,提出了世界上有三个最早的植物驯化中心——西南亚埃及、热带美洲和中国的理论。
1883年,康多尔《栽培作物的起源》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1923—1931年,苏联科学家瓦洛维夫带领考察队前往亚洲、非洲和美洲各地,广泛收集植物标本。
1935年,瓦洛维夫以大量实物和统计资料为基础,提出了新的作物起源中心的概念。
瓦洛维夫认为,作物起源有八个中心:
东亚、印度、中亚、近东、地中海、阿比西尼亚、中美洲和南美洲。
其中的“东亚”,主要是指中国,是作物的第一起源中心之一,这里栽培作物的种类最为丰富,约占全世界栽培作物总数的20%。
瓦洛维夫的理论影响很大。
1971年,西方学者哈兰提出了栽培作物的中心和非中心的理论,中心是指作物的起源地,非中心是作物早期传入的地方。
他认为中东、中国北部和中美洲是最早的三个农业中心。
另有三个非中心,即非洲、东南亚和东印度群岛、南美洲。
三个中心和三个非中心恰好成对称状态分布:
中心在北、非中心在南。
人类最初将野生植物变为栽培作物的动机是什么?
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柴尔德开始提出他的栽培作物起源的“干燥学说”。
柴尔德认为,大约在1万年之前,在最近的一次冰川时代消逝之后,中东地区的气候发生了剧烈变化,生态环境的转换,使得动物数量锐成,当地居民原本以渔猎为生,面临食物来源匮乏的困境。
迫于生计,他们开始驯化野生的禾本科种子植物,培育出了最早的小麦和大麦,形成了原始农业。
到50年代,柴尔德将他的理论进一步完善,并公开发表,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中国的早期农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中华文明崛起有过怎样的贡献?
2、磁山一裴李岗遗址:
粟起源于黄河流域
从文献记载看,我国黄河流域种植粟的历史非常悠久。
《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克商后,为了赈济贫弱,曾经“发矩桥之粟”,可见当时已有规模相当的粟仓。
栗的野生种俗称“狗尾草”,先秦文献称为“莠”。
曾有学者提出黄河流域是粟的驯化中心的说法,可惜没有出土实物作为左证。
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窖穴和陶罐中发现了粟的朽壳,人们才确信中国史前时期确实已经有了栽培粟。
1976—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武安县的磁山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据碳十四测年,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6050—前5490年,距今约8000年。
磁山一、二两期遗址中,共发现灰坑476个,其中88个是窖穴,形状为长方形,内有大量已经腐朽的粮食,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用灰像法鉴定,以及对残存外壳的观察,确认是粟的遗迹。
这是中国粟出土年代最早的实物。
据统计,窖穴中粟的厚度为0.5—0.6米的有40多个,约占60%;厚度在1米以上的有20个,占25%;2米以上的有10余个,约占l5%。
粮食在窖穴内埋藏了8000多年之后,体积已经大大紧缩。
有学者推测,当初粮食的体积当有109立方米,约重69100公斤粟的大量储存,表明磁山人的农业已有了相当大的规模。
在磁山遗址中,发现了石斧、石铲、石刀、石镰等农具,其中的石磨盘、石磨棒,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形制规整,十分引人注目,成为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1977年磁山遗址出土的一件石磨盘与磨棒,用砂岩制作,盘面呈长椭圆形,前端较尖,后端平缓,下底有四个扁校棱形矮足,磨盘高8.8厘米,长57.2厘米,宽20.9厘米,磨棒长14厘米,径5厘米。
密集的粮食窖穴,可能是氏族组织的公共窖穴区。
成系列的农具伴随出土,表明此时已经不是农业起源的初始阶段,其栽培粟发生的年代应当更为遥远。
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狩猎和采集经济也占有一定比重,家畜饲养业也比较兴盛,猪、狗等家畜的骨骸都有出土。
与磁山文化年代和性质相当的是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遗址位于河南新郑县城西北约8公里的裴李岗村西,面积约2万平方米。
从1977年到1979年,先后进行了4次发掘,揭露面积达2700多平方米。
发掘墓葬114座、陶窑1座、灰坑l0多个,以及几处穴居房基。
出土器物400多件,其中石器有石铲、石斧、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陶器有壶、钵、罐、碗、勺、鼎等;骨器有骨针、骨锥;还有陶纺轮、陶塑猪头、羊头等,以及弹丸、酸枣核、核桃等。
裴李岗遗址的年代,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测定,距今约8000年,比仰韶文化要早1000多年。
1978年,裴李岗遗址出土一套石磨盘、石磨棒,盘长68厘米,前宽37.5厘米,高6厘米,棒长58厘米,用整块砂岩琢制而成。
磨盘呈鞋底形,正面坦平,底部凿有四个矮柱足。
磨棒原本为圆柱体,因长期碾磨中部已经磨损内凹。
1991年,河南扶沟县西店村北的黄土岗上发现一件石磨盘,长100厘米、宽32.5至44厘米,厚3.5厘米,通高8.5厘米,平面呈长椭圆形,也是用整块黄砂岩磨制而成,但没行使用痕迹。
在目前已发表的139件裴李岗文化石磨盘中,是最大的一件。
该遗址的器物有独特的文化面貌,石器以磨光为主,其中舌状刃石铲、锯齿刃石镰和石磨盘、磨棒都有显著特点。
考古学界命名为“裴李岗文化”。
目前在河南省范围内共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址约五十余处,主要集中在淮河上游各支流之间。
石磨盘与磨棒在磁山——裴李岗遗址普遍发现,往往是在墓葬中成套出土,二者配合使用,是脱去谷粒皮壳的工具。
云南的独龙族和怒族的妇女至今还用石磨盘加工粮食。
石磨盘的底部为什么要琢出柱状的足呢?
根据民族学的数据,石磨盘使用时都不是放在地上,而是放在竹器内,有了柱足,石磨盘就不易滑动,而且使磨盘与竹器之间有一定空隙,不易被碾磨好的粮食埋没。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西起甘肃,东至辽宁的整个华北地区,普通发现了公元前7000一前5000年的粟的遗存,有些遗址虽然没有发现谷物遗存,但出土了相应的农具。
中国是粟的栽培中心,已经为国际学术界公认。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不仅是最早的栽培粟的国家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惟一的、最早从粟开始发展起来的农业国家。
3、石破天惊河姆渡
水稻是人类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水稻的种属,可以分为非洲稻系和亚洲稻系两大类。
非洲稻系起源于尼日利亚,学术界没有太大的分歧。
而亚洲稻系最早发源于何地,学术界的分歧非常大。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印度、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普遍发现了史前时代的栽培稻遗存,有关稻作起源地的争论日趋热烈,意见纷坛,有印度阿萨姆邦起源说、阿萨姆·云南起源说、喜马拉雅山麓“带状”起源说、泰国或东南亚起源说、锡金·大吉岭起源说等,不一而足。
在河姆渡遗址上,有学者推测,堆积层的厚度原先当在1米以上;假定当时的平均厚度为1米,而其中的四分之一为粮谷和谷壳,则换算成稻谷的重量当在120吨以上。
尽管这可能不是一年的产量,而是多年的堆积,但可以肯定,当时稻米的产量不仅可以满足河姆渡人的食用,而且有较多的剩余。
有趣的是,在一件陶器上刻看一大束向两侧弯垂的稻穗,给人以稻实累累的丰收印象。
此外,在一件陶釜内还发现了残留的锅巴。
由于河姆渡出土稻谷的年代距今近7000年,是当时亚洲所见最古老的稻作遗存,因而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4、澧县彭头山文化稻谷:
刷新河姆渡记录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7000年前的稻作文化,使得不少学者都认为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稻作文化。
人们不敢想象还会出现比河姆渡年代更早的稻作文化。
可是,河姆渡的记录很快就被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遗址——彭头山刷新了。
彭头山遗址位于湖南醴县的大坪乡,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
1988年发掘时,发现了夹杂在红烧土块中的稻谷壳和稻草痕迹,在陶片中也发现了夹杂的稻壳碎屑,其中有4粒稻壳的形状比较完整。
经日本学者测量,分别长5.43、5.88、5.89、6.24毫米,与短粒形的粳稻比较接近。
经常规碳十四和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定,彭头山稻作遗存的年代为公元前7000年—前5500年之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存。
其后,在彭头山遗址附近的李家岗、曹家湾、下刘家湾、黄麻岗等地也发现了性质类似的稻谷遗存。
1992年冬,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彭头山文化的漓县八十铛遗址。
八十挡与彭头山遗址相隔25公里,遗址保存较好,堆积时代单纯,属彭头山文化晚期,距今约8000年。
从次年起到1997年,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6次发掘,揭露面积达1200平方米,发现墓葬百余座,出土了木耒、木铲、木锥、木柞、木钻等工具,以及芦席、芦笛、麻绳、藤索等编织物。
木耒长90厘米,刃宽约10厘米,末端有利用树权加工成的斜柄。
木铲刃宽约10厘米,长约30厘米,上部有便于捆缚木柄的纵槽。
木钻数量最多,一般长20一40厘米,尖端呈圆锥形,略经火烤,以增其强度。
芦席的编织方法及精细程度,可以与当今农村的同类物品媲美。
发掘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在黑色淤土中收集到的稻谷、稻米有将近1.5万粒,数量惊人,超过国内同时期各地出土古稻数量的总和。
保存情况非常完好,有的出土时还可见l厘米长的芒,经水稻专家研究和鉴定,定名为“八十铛古稻”。
遗址的中心区域,整体为长方形,近南北向,四周有围墙和围壕并行环绕。
北部边缘已被晚期河道破坏,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一80米,环绕面积将近8000平方米。
遗址比周围高出1—2米,围墙以内文化堆积厚达l米,有若干成排布置的房基.是我国目前年代最早的高台建筑,比已见最早的古城还要早将近3000年。
1996年至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漓县车溪乡南岳村城头山古城址内发掘,在东城墙下发现一块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汤家岗文化水稻田,水稻田的一侧有3个人工挖成的水坑,以及早呈西南——东北走向、通过水坑的几条小水沟,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原始灌溉设施。
田土呈灰绿色,厚约40厘米,内夹杂大量碳化稻谷、稻叶、稻茎、稻的根须等。
第一期水稻田的年代距今约6500年,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此外,还发现骨耜、骨耒、骨钻、骨凿、木刀等农具和工具,以及玉器、陶器等。
城头山水稻田的面世,轰动了学术界,评为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5、玉蟾岩稻谷:
一万年从前的古栽培稻
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湖道县白石寨村玉蟾岩发现一处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全新世早期遗址。
洞穴高于现代地面约5米,洞厅宽约12—15米,进深6—8米。
遗址堆积物主要在洞厅内,厚1.2—1.8米,自然堆积层次近40层。
洞内没有明显的灶坑,只有地面烧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