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四通打字机的故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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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四通打字机的故事
开发四通打字机的故事
在澳大利亚产的电脑上开发汉字系统
1983年，我还在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
我本来长期出差在上海参加宝钢工程建设，为此，曾在1979年底被派往日本学习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并将参加宝钢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
因为计划调整，宝钢的二期工程被推迟，于是就从日本撤回了上海，不久又撤回了北京，下一步做什么，领导还没有安排。
我在所里的计算机应用研究室，负责其中的一个组，以搞热轧过程控制为主。
当时我国刚开始进口微机，我们小组也在考虑购买一台微机。
了解到科学院天文台使用了一种澳大利亚产的微机，性能价格比很好。
经同事介绍，我认识了该机的设计者、澳籍华人邝振琨先生。
他们公司叫DATAMAX公司，他研制的机器就叫DATAMAX8000，CPU是Z80,操作系统是CP/M，DATAMAX机问世时，IBMPC还没出来。
该机所带的软件有字处理软件WordStar、试算表软件CalculStar和数据库软件dBASEII等。
当邝先生为我们演示WordStar时，我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可以这样运用自如的字处理软件，WordStar还有MailMerge（邮件合并）功能，真使我大开眼界。
那时候，一套微机系统包括三大件：
主机、显示终端和打印机。
终端是字符终端，主机和终端是通过RS232串口连接的。
邝先生说他只是微机的开发者，如果终端和打印机都通过他从澳洲进口，价格必然高。
所以他只卖主机，终端和打印机可由我们自选。
我有一位朋友王安时（后来成为四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四通集团董事，香港四通公司总经理），当时他正在科学院负责进口设备，对进口手续和价格等都很熟悉。
选择什么终端和打印机，我去找他咨询。
他向我推荐了美国的TeleVideo终端和日本的OKI打印机。
当时一台终端的市价约2000美元，而王安时介绍的TeleVideo只要900美元，OKI打印机是350美元，也比市价低。
说来也巧，我妹妹王缉惠的初中同学于成金是一位港商，正在做打印机的进口生意，他向我推荐日本伊藤忠的一种新型打印机，他说你先拿去试用，不合适可以随时退货，满意了再付款。
就这样，我选了邝先生的DATAMAX8000主机，王安时推荐的TeleVideo终端，拿了伊藤忠的打印机来试用，凑成了一套价格相对便宜的微机系统。
在该系统上，我很快熟悉了WordStar、CalculStar、dBASEII等软件的使用。
因为是自己攒的系统，有关的驱动软件要自己做，我认真地阅读了打印机的说明书，突然发现，这个打印机的打印头是由8根针组成的，用软件指令可以控制它每一根针的动作。
当时国内用的一般打印机都是字符打印机，只能打abcd这样的英文字母，而这台打印机是图形打印机，可以打由点阵组成的图形。
哈哈！
我灵机一动，连夜编了一小段程序，在打印纸上打出了“冶金部自动化所”七个汉字。
这一夜我兴奋得没有睡着，我想了很多很多，能打印七个汉字，就意味着原则上可以打印所有的汉字。
也就是说，让电脑处理汉字不再是遥远的事了，似乎触手可及了。
但是，能打印七个汉字，只是解决了原理问题，要让这套微机系统能用汉字处理各种应用，则要解决一系列的实际问题。
首先，要有汉字字库才能使打印机真正能打印汉字。
当时，到哪里去找汉字字库呢？
自己动手做吧！
于是，我从家里拿来了一副围棋，把塑料棋盘布往桌上一铺，我们全小组的人都动员起来，一个人用棋子摆放汉字点阵，另一个人把该字型用16进制数来编码，再有一个人把该数据录入到电脑中。
我们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终于做成了一套包括国标一级汉字的16x16点阵字库。
其次，有了汉字字库还不够，如何把汉字文章输入电脑呢？
需要有汉字输入法。
因为国标一级汉字是按汉语拼音的顺序排放的，从工作量来考虑，研制拼音输入法是最容易实现的，因此我又开始研制拼音输入法。
不久，一个简单但实用的拼音输入法也大功告成了。
拼音输入法有许多同音字，要想把汉字输入到电脑中，就要选字。
那时的终端是英文字符终端，根本显示不了汉字，只能显示80x24个英文字符。
怎么办呢？
好在我们已经有了汉字字库，我就把一个字符M当一个点来用，用屏幕上的16x16个M来组成一个汉字，这样一来，虽然一屏只能显示4个大大的汉字，但总算以一种最原始的落后方法解决了汉字录入问题。
当然，要处理汉字，还要修改操作系统的BIOS部分，这些工作我也完成了。
开发汉字系统的应用
于是，该系统就可以用西文软件来处理中文了。
我马上想到，何不用dBASEII做点什么呢？
我找到所里财务科的洪宝钧，表示愿为财务科搞一个可以打印中文财务报表的财务软件，我的建议得到了老洪的积极支持，于是我们和老洪一起把所里的财务数据录入到电脑中，用dBASEII处理并打印出整齐的中文财务报表。
实现了部分财务工作的电脑处理，提高了工作效率。
财务科的同志都非常满意，所里科研处的同志也十分称赞。
当时，我家的住房正想搬迁，想从城里换到中关村附近。
于是，我经常往西城区的换房站跑。
换房站有非常多的换房信息，但查询起来却很不方便，我自然又想起了dBASEII，我们小组和西城区换房站的工作人员一起，把所有的换房信息都输入到电脑里，在1983年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北京市首届换房大会上，西城区的换房站采用了我们的电脑查询系统为群众现场服务，只要把你的换房要求输入电脑，符合要求的查询结果就用汉字打印了出来，当时北京日报和计算机世界报都对此作了报导。
这年，在武汉要召开第2届中文信息处理国际研讨会，我就以中西文兼容的汉字处理方案为题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我交去审查的论文是用自己的汉字系统打印出来的，该论文被当时科学院计算所负责审稿的董韫美录用了。
于是，我于同年10月到武汉参加了研讨会，并宣读了论文。
当我在报告中举例说用dBASEII处理中文时，有很多与会者还不知道dBASEII。
到武汉开会，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旧地重游，因为从1976年到1979年，我曾在全国重点项目武钢一米七热轧工程计算机控制方面工作了三年，这三年是我计算机知识和技术提高最快的三年，尤其是对大型工厂的实时控制操作系统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后来我在上海宝钢二期工程的筹备阶段，又同各国的电脑专家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技术引进谈判，使我在大型工业过程控制系统设计方面学到了很多东西。
用dBASEII处理中文，算是凑合解决了，但我很欣赏的WordStar却对中文处理无能为力，首先是我的字符终端显示不了中文，其次还会有其他我暂时还无法预料的问题。
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
先要解决汉字显示的问题，然后要解决用WordStar处理中文的问题。
要显示汉字，就不能再用现成的西文终端，要研制中文终端。
于是我找到了科学院计算所6室，并认识了这方面的专家贾丕长和刘岁杪，我表示愿向他们学习并和他们一起研制中文终端，以最终完成我的汉字处理系统的夙愿。
他们二人是合作得很好的科研伙伴，我加入了之后，我们的研制工作既有效也很愉快。
我几乎每天都泡在他们的实验室，为解决汉字的显示问题而工作。
由于我用伊藤忠的打印机打出了中文，当时在华推销该打印机的田中先生，到处拿着我们打印的样张去宣传他们的打印机。
为何不能开发一种中文打印机呢，我很想找伊藤忠公司合作来做这件事，为此我找田中先生谈过多次，但都没有结果。
我想，在DATAMAX机上的汉字系统做得再完善，全中国也只有200个用户使用，应该寻找更有普遍意义的机种做开发。
那时候IBMPC刚开始进入中国，所以我决定选用PC机做开发的平台。
另一方面，从与邝先生的合作中我体会到，和国外公司合作，可以很快得到很新的信息。
我感到还应该找一家外国公司来合作，所以那时凡是来华做电脑展览的外国厂商，我都找过、谈过，但都没有什么进展。
这年，我家搬到了双榆树西里。
王安公司的办公室就在离双榆树很近的友谊宾馆，于是我就常常到王安公司去，了解王安电脑的各种性能。
当时王安驻京的代表是陈恒先生，他很热情，为我提供了很多资料，而且他说，王安公司演示所用的电脑，放在那里闲着也是闲着，只要你有空，就可以来玩玩。
我也不客气，晚上经常去用王安的个人电脑，对其英文办公软件（包括文字处理）玩得很熟。
常言道，见多识广，我对WordStar的熟练使用和我对王安电脑的钻研，为我日后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我和陈恒也成了好朋友，也常讨论各种问题，他是曾经建议和鼓励我开发中文电脑的少数人之一。
辞职加入四通
这年，社会上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民营公司，中关村出现了陈春先教授办的华夏硅谷研究所，京海公司等也成立了并受到了改革者的注意。
我也蠢蠢欲动，想到某个公司去，或者自己出来办公司。
我和同事许教津在一起酝酿，想在冶金部自动化所之下，成立一个公司做体制改革的试点。
我们把这个想法对所长顾炎讲了，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说，所里可以出资金，你们先拿一个方案出来。
我和许教津等人讨论后，提出了一个计划，基本思路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不久，所党委的意见出来了，我们的方案被否决了，至于被否决的原因，顾炎并没有进一步说明。
既然所里的路走不通，我开始考虑是否出去自办公司。
但办公司需要资金，资金从那里来呢？
我母亲得知我的想法和困难之后，她也帮我出主意，她和荣毅仁的夫人是同班同学，荣毅仁的中信公司那时刚成立不久，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是否可以从他们公司得到资金上的支持呢？
我母亲给荣夫人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
不久，荣毅仁的女儿给我们家来了电话，叫我带着办公司的方案去中信公司找一位开发部经理谈谈。
那时，中信公司在建国门外的大厦还未竣工，他们公司暂时在天坛宾馆办公，我和许教津两人带着方案找到了那位开发部经理。
那位经理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他自我介绍说他刚从美国回来工作不久，确实，他说话时夹杂着不少英语词汇，显得很有学问。
我们说明来意之后就拿出了准备好的方案给他看。
他看了之后，笑着摇了摇头说，你们的方案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在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注定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
如果你们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我们公司有个计算中心，正缺技术人员，你们可以来我们公司工作。
从中信公司出来，我和许教津都很失望，太没想到了，连荣老板的公司也是这样，我们该上哪里去呢？
几天以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和我夫人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碰到了王安时和沈国钧（四通创始人之一，现任四通集团董事长），王安时问我近况如何，我说我想办公司，但没有资金，我就把如何去中信又如何没谈成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他说，你找他们没用，我们正在筹建一个公司，叫四通公司，机制比较灵活，总经理姓万，才39岁，很能干但又不是胡来的那种人，你不妨找他谈谈。
很快我就和万总经理见了面，见面地点在中关村丁字路口原四季青自选市场的门市部，看来四通刚搬进来不久，屋里空空荡荡，只放了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折叠椅，在空房的靠墙处有一个保险柜。
王安时向万介绍说，王缉志很聪明，在五七干校的时候，他能光凭电台录音就把交响乐沙家浜的总谱写出来……。
万总听了王安时的介绍之后说，老王是我的朋友，你又是他的朋友，你办公司的想法和我们都想到了一块，你就来吧。
就这样，我就算加入了初创的四通公司。
四通是1984年5月16日注册成立的，同年9月门市开始营业，我进入的时候大约在84年的六七月份。
这一段时间我一部分时间继续搞汉字终端的研究，另一部分时间就到四通工作，并在等待所里对我申请调动的答复。
在四通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是站柜台。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看来，按正常的人事调动手续是办不通的了，这时很多好心人劝我不要轻易离开原单位，否则人事关系就没有了，于是工龄就不能连续计算了，公费医疗就永远没有了……，这确实是需要我认真思考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个敢不敢丢掉铁饭碗的问题。
我也仔细想了一下，我思考的逻辑是：
我相信我的能力属于中上水平，吃饭总应该是没问题的。
万一四通垮了怎么办？
我想，首先可以仍然搞我的电脑和过程控制，万一没有这样的机会，我还可以有两个出路：
一个是教钢琴或者手风琴，即做家庭音乐教师，因为我的业余爱好是弹钢琴和拉手风琴，在文革中先后教过十几个孩子；再不行的话，由于我曾经自己装过收音机和电视机，我还可以利用我的无线电知识开个修理部，替人修理收音机电视机什么的。
我想：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相信我不会养不活我这个家。
当然，我夫人也坚决支持我的选择。
于是，我决定辞职，我在1984年11月给所里写了一份辞职报告，我在报告里用词温和但态度坚定地表示：
不管批准还是不批准，我辞职了。
就这样，我毅然离开了冶金部自动化所。
过了不知多久，我听所里的人告诉我，所里开过全所大会，宣布将7个人除名，其中就有我一个，其他被除名的人，还包括有出去开餐馆的人。
我父亲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力，他是1900年生的，当年虚岁85，他能理解儿子的抱负，对我去四通的行为是支持的，当时他写了一首七律诗鼓励我：
不负当年属望殷精研周髀做畴人霜蹄未惮征途远电脑欣看技术新岂但谋生足衣食还应服务为人民愿儿更奋垂天翼胜似斑衣娱老亲
缉志儿存念王力时年八十有五
与日本三井合作
四通刚成立的时候，主要业务是销售日本Brother公司的2024打印机，那时电子部官方进口的能打印汉字的24针打印机是日本东芝3070，进口价近1000美元，售9000多人民币，而四通为Brother公司的24针打印机配了汉字驱动软件，每台仅售4000多元人民币，由于价格便宜，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当时中关村出现了科海等一批电脑公司，热衷于PC主机的销售，打印机是电脑系统必配的外部设备，四通则选择了以做打印机为主兼营电脑的策略，这一正确的决策为刚成立的四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公司第一年就取得了300万元的销售收入。
我没有参与Brother打印机驱动软件的开发，但参加了后来进口的1570打印机汉字驱动软件的开发。
1985年初，四通从日本伊藤忠公司引进了1570型彩色打印机，该打印机原来能打印日文的汉字，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使它能打印中文汉字。
当时，为了公司的生存，我把还没完成的汉字终端的开发暂时放在了一边，带领一个开发小组，为1570打印机做汉卡。
打印机汉卡的开发工作不算太难，1985年，四通以1570彩色汉字打印机为主要产品推向市场。
这一年，四通的销售收入超过了1000万元。
四通公司成立不久，我就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公司的领导人在一起酝酿开发自己的拳头产品。
当时我们发现，大多数购买电脑的单位，都是拿电脑配上一台打印机来打印合同和报告之类的公文，而一套这样的电脑系统要近五万元。
于是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的想法被提了出来，想开发一种价格在万元以下的能完成打字和编辑任务的机器。
当时在公司主管销售的王安时就是极力主张开发的领导人之一。
由于我原来就是搞汉字处理的，对搞文字处理机当然也很赞成，但最终决策者是公司的总经理。
四通的决策方式是：
“听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人商量，最后一个人说了算。
”总经理很快就做出了决断：
上马。
1985年3月，总经理和我两人到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与从东京来的该公司物资部部长石田邦夫先生讨论合作问题。
四通公司销售的Brother打印机就是通过三井物产物资部进口的，因此这次谈判是双方决策者的会谈。
在这次谈判中，我们提出了共同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的建议，希望三井公司投入开发费。
当时万总分析中国的市场，认为中文文字处理机将会有每年10万台的销量，他向日本人许诺说，一旦产品开发成功，我们将从三井进口文字处理机硬件。
万一开发失败，四通将以向三井物产采购其它产品的方式来弥补他们的损失。
石田先生听了我们对市场的分析之后，问大概要多少开发费用，万总说大约100万美元，石田闭上双眼思考了片刻，说好吧，我就出100万美元。
这次谈判进行了约两个小时，双方就合作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署了备忘录。
因为四通是民办公司，按当时的规定，民办公司不能直接与外国公司签约，所以我们的备忘录不是正式合同，只能是君子协议。
这次与三井的谈判，对四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石田先生的魄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回忆我过去曾经同很多外国公司谈判合作，为什么总谈不成呢？
因为我没有订货量拿在手里。
如果四通在一成立时就谈合作开发，也可能谈不成。
人家凭什么相信你呢？
而这次谈判，首先是因为四通通过三井已经进口了相当数量的打印机，使得日本人相信了我们的市场开拓能力，其次又有每年10万台的市场前景，使他们不能不心动。
当然，我们总经理的口才和石田先生敢于冒风险的精神，也是合作得以开始的重要原因。
总之，和三井物产的谈判取得了成功。
由于日本也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在日本的市场上，已经有各种品牌的文字处理机在销售。
我们总经理开始的想法是，从日本现有的文字处理机中，选择一种性能价格比好的产品，把它的日文汉字字库换成中文的字库，把日文输入法换成中文输入法，而文字编辑功能不变，这样就可以很快地推出我们的产品。
这年5月，我们公司的主要领导人去日本进行开发方案的讨论，万总、王安时和我都去了。
三井物产物资部是投资者，自己并没有开发力量，他们要选择一家日本公司做具体的产品开发工作。
三井公司具体负责该项目的是土屋哲雄先生，他向我们解释说，我们可以选择的开发者有三类：
一类是Sony这样的大公司，他们技术实力强，名气大，但开发费用也高；一类是小公司，他们费用低，但技术差；还有一类是被称为OEM（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r）的公司，他们为别人开发产品，不打自己公司的商标，技术力量介于前两者之间，费用也介于前两者之间。
三井物产选择的日本ALPS公司，就是是一家这样的OEM公司。
我们在三井的安排下到ALPS公司去参观访问。
在中国，我们从未听说过这家公司，到了该公司后，看到公司规模很大，在日本很多地方设有工厂。
它开发和生产很多电子产品，但都是受人之托做的。
如我们看到它开发和生产的激光唱机就是SONY牌的，它生产的电脑键盘产量是世界第一，占了当时世界总产量的16%，都是打别人的商标，他们还为SANYO等公司开发日文文字处理机。
我们和ALPS的领导人坐下来讨论文字处理机的开发方案，日本人拿出几种现成的文字处理机给我们做演示。
经过讨论比较，日本人的方案都被我们否定了。
原因是：
日本的文字处理机都是热转印式的，对纸张和室温的要求高，色带价格很贵，不能打蜡纸。
于是，我们决定重新开发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机器，打印机芯采用击打式的打印头，以便可以打印蜡纸。
此外，由于我对操作系统比较熟悉，我情愿自己从头搞起，这样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可以不必长期依赖日本。
最后我们双方商定的合作开发方式是，四通方面负责总体方案的设计，ALPS负责选择打印机芯和液晶显示屏，进行硬件设计并提供BIOS接口，我们则进行软件设计，最后由他们进行生产。
为降低开发的投入，机壳采用铁壳，免去了昂贵的模具费。
与ALPS公司合作研制四通打字机
ALPS公司负责该机开发工作的是岛津邦文先生，据说当时ALPS在挑选这个负责人时，很多人听说是与中国人合作，都不愿意参加，而岛津先生是自告奋勇来做这件事的。
经过准备之后，我们的开发工作从1985年的8月份开始，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为我们双方联络提供了通信上的方便，那时候还没有传真机，我和岛津先生就通过电传机交换开发文件，一些重要的图纸文件通过三井的文件传递系统来往于北京和横滨之间。
为了使我能够更好地设计，日本方面拿来了一台那时日本最好的东芝牌文字处理机供我参考，并提供了一些文字处理机的说明书。
当时，国内市场已经有了几种中文文字处理机问世，如上海的奥林匹亚、深圳的桑达、香港的运科、杭州自动化所等。
四通并不是第一家做中文文字处理机的单位。
奥林匹亚的价格在两万元左右，采用喷墨打印机，编辑能力较差。
其他几种机器也都各有缺点，我觉得我应该能做得更好。
也有的产品，如我在展览会上看到过香港运科公司开发的中文文字处理机样机，以当时的水平来衡量，相当不错，只是不知为何后来不见了踪影。
尽管有这些做参考，其实我心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样板，就是WordStar，我想，它在英文能实现的编辑功能，我一定要在中文上面也实现。
我的总体功能设计多少受了WordStar的影响，例如WordStar中有“blockmove”功能，在我的设计里想不出好词，就用了“块移动”的说法，等等。
总的说来，我把该机的使用者考虑为初中文化程度，在屏幕提示、编辑和打印命令上的说明文字以及使用说明书都要尽可能通俗易懂，绝不使用电脑术语。
四通打字机日后在市场上的成功，与我的这些设计思想和目标用户定位不无关系。
产品的名称定为四通MS-2400，M代表三井（Mitsui），S代表四通（Stone），24是打印头的针数，00表示第一代。
由于国内绝大多数人还不习惯什么文字处理，既然我们开发这个产品是为了取代传统的机械打字机，为了市场宣传方便，消除多数人对电脑的天生恐惧心理，我给该产品起名叫中文电子打字机。
在设计外壳时，公司有些人主张在机壳上标外文，我坚持在机壳上的所有文字都用简体中文。
也有人主张给机器设计一个洋商标，但万总和我都主张用四通商标。
我们的开发小组由四个人组成，除了我之外，还有王玉钤、孙强和张月明。
王玉钤负责打印驱动软件，孙强负责显示驱动软件，张月明作为大家的助手，做些辅助工作。
我是总体设计，并负责文字处理软件的开发和拼音输入法的开发。
作为文字处理机，只有拼音输入法是不够的，我认为起码还要有一种笔形码的输入法。
我在开中文信息处理会议时认识了不少研制输入法的人，当时这些人里面笔形码输入法做得比较好的有李金凯，我就去找他商量把他的输入法放在四通打字机里，他要求我们给他先支付一笔入门费，开价10万元，从当时角度看我认为高了，我们谈判了几次都没能达成协议。
于是我又找其他的输入法作者，我在分析了各种输入法之后，决定去找王永民，他当时在中央统战部招待所的地下室租了个房子在搞输入法的开发，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张道政。
当时王永民的五笔字型输入法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去找他商量，他比较痛快就答应了，条件我比较容易接受。
他并不要求我们支付入门费，只是提出每销售一台打字机给他一个提成。
于是我就同他签了一个合作协议，就这样，四通第一代打字机选用了五笔字型作为笔形码输入法。
后来的事实表明，王永民其实是很聪明的，四通打字机在全国范围的销售，为五笔字型的推广带来了显著效益。
当然，在众多的输入法作者中，王永民比较善于做推广工作，反过来也促进了四通打字机的销售。
其实，在同日本合作之前，我在PC机上已经开发了一个简单的文字处理软件，同时配了我开发的拼音输入法，我把该软件复制了一份给了岛津先生。
后来，岛津先生来北京谈判的时候，向我们打招呼说，他已经以他的名义在日本就我的拼音输入法申请了专利，我和万总听后都没有表示异议，那时，我们都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
岛津先生解释说，在日本，如果不申请专利，就不能保障我们产品的利益。
至于后来，他有没有因该专利而得益，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想起来，该专利的专利权人应该是我。
为了加快开发进度，在同岛津先生确定了BIOS接口标准之后，我们在PC机上做了一个模拟的BIOS，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日本的硬件开发出来之前就同时在北京开发软件。
因为分工明确，我们三人的软件开发工作基本上是在各自的家里进行的，必要时在一起开会，半年之后，即1986年的3月份，双方各自的工作已告完成，我们开发小组到日本横滨ALPS公司去进行最后调试工作，同去的还有三井物产北京事物所的雇员郗建民。
按计划我们应工作3周，但是我们不是8小时工作制，而是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16个小时，几乎每晚都是12点以后才睡觉，第二天仍然准时上班，星期天也不休息。
除了我以前去过日本以外，其他3人都是初次到日本，但是我们从未上街逛过商店。
即使这样，3周还是很快过去了，机器仍未调好。
于是我们决定延期回国，因为签证的原因，延期也顶多是一周，回国的日期定在了4月14日星期一。
安排大家4月13日星期日到富士山游览，但是我做出决定，如果到星期六还未调好的话，星期天的游览活动也将取消。
不幸的是，国内来了长途电话，万总十分严肃地告诉我说，我的父亲因病住院了，而且生命垂危。
他说，如果需要的话，公司同意我立即回国见我父亲一面。
日本方面立刻安排我和我母亲通了一个长途电话，我通过电话向母亲了解了父亲的病情，知道他是因感冒发烧而住院，不想竟发现是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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