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从二元结构到四元结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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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从二元结构到四元结构
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
从二元结构到四元结构（1949—2009）
胡鞍钢马伟
2012-12-2616:
33:
37 来源：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内容摘要】中国的特殊国情使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演变道路，而是经历了一条独特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
一是1840—1948年从传统农业解体到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漫长演变阶段；二是1949—1977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分割和强化阶段；三是1978—1991年农村改革和农村工业化迅速发展所伴随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并逐步转向三元经济社会结构，即农业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城镇正规部门；四是1992年之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城市化迅速发展所伴随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
面对新的四元结构，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就是城乡一体化、城市内部一体化、农村内部一体化，即经济社会一体化、趋同化和现代化，这就要求不断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集聚化、农民工市民化、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关键词】城乡结构；乡镇企业；非正规部门；经济社会一体化
【作者简介】胡鞍钢，中国科学院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认识中国国情，特别是认识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矛盾，乃是认清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根本依据，也是确定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
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工业经济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结构矛盾，包括传统农业与工业化、农村与城市等矛盾。
这一矛盾决定了中国发展的关键就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也是认识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道路的基本线索。
一、问题的提出：
从二元结构到四元结构
现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是从哪里演变而来?
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
又是怎样形成今天的新格局?
今后几十年它又会向什么方向演进?
我们如何比较完整而清晰地描述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又如何选择适宜的量化指标进行定量分析以及深入的理论分析?
本文试图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
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将二元结构定义为边际产出等于或接近于零的农村农业部门与边际产出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的并存状态，即暗含假设农村等同于农业，城市等同于工业；并且经过不断发展，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至城市工业，最终消除经济社会的二元分割状况，形成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一元化市场，即二元结构仅仅是阶段性特征。
但根据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二维视角，经济社会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两个部门，而是存在四个部门（见图1）。
实际上，自1972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非正规就业以来，世界上主要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非正规就业人群，这已经突破了最初的二元经济理论。
由于非正规经济的特殊性，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引入非正规部门提出了三元结构理论和四元结构理论。
中国的经济历史和转型实践则进一步突破了二元结构理论，除了日益庞大的城镇非正规就业外，在中国农村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农村工业部门，即乡镇企业。
所以，当代中国实际上存在着四元经济社会结构。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近现代中国经济历史、更深刻地认识这一历史，本文从经济历史、经济统计和经济理论三个方面出发，实证分析和梳理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变迁和历史轨迹，认为中国的特殊国情使中国走出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经济社会结构演变的发展道路，它先后经历了几个不同的转型阶段：
一是1840—1948年从传统农业解体到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漫长演变阶段；二是1949—1977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分割和强化阶段；三是1978—1991年农村改革和农村工业化迅速发展所伴随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并逐步转向三元经济社会结构，即农业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城镇正规部门；【1】四是1992年之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城市化迅速发展所伴随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即农业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城镇正规部门与城镇非正规部门。
【2】这是一个不断实现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大转型历史过程和社会变迁，无论是从人口规模，还是从转变方式，都是世界现代历史所未有过的，即使是与印度相比，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也是独特的，这已经大大不同于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所描述的经济形态演变的假设，包括刘易斯、费景汉一拉尼斯等、哈里斯一托达罗等的二元经济理论、【3】菲尔兹三元经济理论、【4】拉尼斯与斯图尔特的四元结构等经济理论。
【5】我们只能做“事后诸葛亮”，力图从定量的角度刻画这一历史演变的轨迹，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其内在的历史动因，并试图说明未来发展的走向。
研究现代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最大难点是缺少一目了然的数据，因此必须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础数据重新定义和技术处理。
本文对四元结构进行了界定，从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两个方面计算或估算了1949—2009年期间的历史数据。
就业结构数据主要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城乡从业人数来估计不同时期的四元就业：
农业就业人数，不包括国营农垦（尽管他们从事农业，但是更具现代化因素，又属于正规就业），数据来自《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农村非农业就业人数，包括国营农垦、社队企业或乡镇企业、农村个体工商户或其他人员，数据来自农村就业人数与前项农业就业人数相减数；城镇非正规就业，包括私营企业、【6】个体工商户和未统计（自我就业、灵活就业、农民工等），其中，城镇个体、私营就业人数1952—1995年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6》，1996—2009年数据为《中国统计年鉴2010》“个体、私营”相加数，“未统计”就业人数1990—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之前系作者估计；城镇正规就业人数，包括城镇国营或国有单位职工、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新兴正规就业（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1952—1989年数据（为全国职工人数）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6》，1990—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非“城镇私营、个体、未统计”项相加数。
【7】经济结构数据系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GDP数据对不同时期的四元经济估算：
农业增加值数据来自《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农村非农产业增加值，1949—1977年数据系作者估计，1978—2009年数据按乡镇企业增加值计算，来自《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城镇非正规经济增加值，包括私营经济、个体经济、未统计经济，数据系作者估计；【8】城镇正规经济增加值，等于全国城镇增加值（GDP减去农村增加值）减去非正规经济增加值。
【9】计算结果见表1。
作者根据该计算，定量地描述了1949—2009年期间即60年中国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动态变化的历史轨迹（见图2、图3），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结构演变特点及原因。
二、从传统社会解体到城乡二元结构形成（1840—1948）
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形成绝非偶然，它是中国社会内部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与外部国际资本积累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10】历史上中国经济一直领先于世界，在1500年之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因素发展，中国开始落后；到18世纪下半叶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开始大大落伍；到1820年尽管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但中国人均GDP仅为西欧12国的二分之一。
【11】直到1840年，西方的入侵才打破了长期停滞的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社会格局，出现了某些现代资本主义因素，开始逐步形成二元经济社会。
正如毛泽东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促进了这种发展。
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利用特权，进行各类投资，在中国兴办了现代工商业，到1902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累计已达5亿美元，到1914年翻了一倍，达到10．67亿美元。
【12】外资企业一方面挤压中国本地企业成长，另一方面也成为中国企业学习的先驱。
清朝政府在严重失败之后，也开始了洋务运动，兴办工业。
不过，政府的无能在许多方面阻碍了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广，他们没有能力直接参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为私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
【13】1890年，中国现代产业部门（包括制造业、矿业、电力、现代运输和商业）占GDP比重上升至0．7％f（表2）。
【14】
从表2看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一定发展，尤其是在“一战”期间，一些轻工业部门取得较大发展，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与外国对手展开竞争。
【15】1913年现代制造业占GDP比重仅为0．6％，中国仍然以传统农业、手工业、传统运输和商业为主；1933年，中国现代产业部门（包括制造业、矿业、电力、现代运输和商业）占GDP比重上升至5．3％；后虽曾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负面影响，到1952年现代经济占GDP比重升至10．4％。
【16】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9．9％，城市人口比重为10．1％。
【17】1936年毛泽东就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
他指出，当时“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
【18】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工商业与传统农业、现代都市与传统农村同时并存的二元经济社会。
1949年，毛泽东同志再次对当时“一九开”基本国情的落后性与现代性做了精辟概述：
中国已经有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和古代不同；还有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
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的落后状态。
【19】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农业的发展，有进步，也有停滞，但进步是局部的，而停滞是整体的。
【20】中国经济发展在此期间出现了明显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复杂情形：
按照麦迪森的数据，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先是从1820年的600美元（1990年国际元）下降至1870年的530美元；后不断上升，到1936年达到高峰597美元；而后持续下降至1950年448美元，比1820年和1936年人均GDP水平下降了1／4，也低于同年印度619美元的水平。
【21】这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起点。
由此可见，近代以来，国际资本入侵促进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解体，一方面造成广大农村日益衰落，形成典型的农村贫穷经济；另一方面列强在少数沿海城市或“飞地”建立了现代化经济部门，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九开”的现代中国经济社会二元结构。
正是在这一历史起点下，中国开始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也开始进入现代经济社会二元结构转型时期。
可以预见，这一历史起点越低，二元结构差异越大，这一转型的任务就越艰难，实现这一转型的历史过程就越长，也意味着中国必须独辟蹊径，开拓独特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道路，才能根本实现这一历史转型。
三、计划经济体制下二元结构的演变（1949—1977）
一国工业化初始条件，是该国工业化发展最重要的制约条件。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初始条件不同，其发动因素、限制因素作用程度不同，因此（业化发展道路不同，二元经济社会的演变历史轨迹也不同。
如果比较同期中国和印度、明治维新的f：
t本、原苏联：
亡业化初期（1926—1928年），会发现当时的中国与1920年代的苏联相差甚远，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以及当时的印度比较接近，即制约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生产力因素依然存在，包括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工业化基础十分薄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水平低等。
【22】可见，新中国的建立并不会自动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一问题。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传统农村与现代都市并存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如果细分的话，当时已经具有四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子：
在城市同时存在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两类不同经济和就业，大体一半对一半，1949年全国城镇就业总数为1533万人，其中正规就业比重为52．8％，非正规就业即个体、私营经济部门就业者比重47．2％；在农村同时存在农业与非农业就业，但是农业占绝大部分，1949年全国农村就业总数为15589万人，其中农业劳动力人数占农村就业总数的94．2％，非农业劳动力人数占5．8％。
1950年代初，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之后，毛泽东就开始考虑如何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他提出了“一化三改”路线。
【23】在农村，开展合作化运动。
到1956年底，农业就业人数占乡村总就业比重达到95．1％，农业生产总值占农村生产总值的96．46％。
【24】在城镇，开展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经过改造后，我国城镇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城镇公有经济就业比重由1952年64．68％提高至1956年99．47％，城镇非公有经济就业比重由35．52％降至0．53％，而后大体在5％以内。
城镇非公有经济占GDP比重由1953年13．34％降至1956年0．20％，而后大体在3％以下。
从1956年到1977年，除了1961—1969年外，城镇正规就业比重一直维持在98％以上；非正规就业比重到1977年达到历史最低点0．16％。
城镇的基本经济结构转变为单一的公有制正规经济，非正规经济基本消失。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是当时世界人均收入最低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也是在所有城镇既消灭了私人经济、个体经济等非正规经济，也消灭了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中国家，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基本国情。
【25】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58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将整个社会切分成城乡对立的两大部分，严格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和农民向市民的转化。
这一时期（1949—1977年），一方面农村总人口和劳动力总量持续高增长，分别从1949年的4．84亿人和1．70亿人增加至1977年的7．83亿人和3．03亿人，分别增长了61．8％和78．2％，进一步强化了城镇与乡村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占全国比重不断下降，分别从89．4％和90％下降至82．4％和76．8％（见图2）。
【26】
农村的一元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府曾正式发动了两次农村工业化“小高潮”。
第一次遭到失败，第二次比较成功，为改革开放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是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
他要求各地方的工业总产值，争取在5年，或者7年内，或者10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
【27】在政治动员的作用下，全国各地社队企业“遍地开花”，农村一度出现了工业的迅速发展，到1959年达到高峰，有社办工业企业70万个，总产值100亿元，比上年增加值60％，约占农村工农生产总值的16．75％；而后迅速回落，1960年降至50亿元，占农村工农总产值的9．86％；与此相适应，农村非农业就业也出现高潮，其所占农村就业比重在1958年达到27．74％。
但是很快遭遇失败。
由于受到3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中共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停止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农村非农就业比重迅速下降，到1963年达到最低值1．39％，社队企业生产总值占农村生产总值也降至5．89％。
【28】第二次是发动农村工业化。
1970年全国社队企业工业产值为67．6亿元，到1977年达到332亿元；【29】农村非农业劳动力比重逐步上升，到1977年达到4．67％；农村非农业生产总值比重升至20．95％。
【30】从国际比较来看，农村出现较大规模的工业化是中国所独特具有的，这是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所未出现过的现象。
这时期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为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崛起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农村出现的两次工业化“小高潮”并没有在整体上改变农业部门仍然是农村经济，尤其是农村就业仍然是农业绝对主导的格局。
农村劳动力流动在这个期间由于政策的变化出现了强制性的波动变化，但总体上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城镇仍然表现为国有正规部门经济形态，非正规经济规模极小。
虽然我国经济社会仍然主要由城市正规部门与农村农业部门组成，但这已经不是典型意义上市场自发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而是受到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制度影响不断人为强化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四、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1978—1991）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以中国农民的创新与实践精神为基础，改革首先从农村地区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拉开序幕。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再次下发一号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31】农村改革政策迅速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实现了平稳较快增长，城乡差距在1980年代初曾一度缩小，但很快随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差距再一次拉大。
由于我国人口基础大、人口增长快的影响，虽然一部分劳动力流动到城市或者乡镇企业工作，农村农业劳动力人数在这一时期仍然继续增加，从1978年的2．78亿人增加到1991年的3．86亿人；农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1028亿元上升至1991年5342亿元；不过，农业劳动力人数占农村就业比重、农业增加值占农村增加值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从1978年的90．75％下降到80．29％，后者从1978年的83．1％下降至1991年的64．24％。
与此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社队企业，提高社队企业经济比重。
1982年，国家制定“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方针，实行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政策。
1984年，国家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明确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向，开辟了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198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不发展农村工业，多余劳动力无出路”，乡镇企业“为我国农村克服耕地有限、劳力过多、资金短缺的困难，为建立新的城乡关系，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32】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要“继续合理调整城乡经济布局和农村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
政策的支持成为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有力推手，1978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为2826．56万人，到1991年则达到961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0．21％，1978—1991年平均每年增加就业621．7万人。
1978年，乡镇企业增加值为209．39亿元，到1991年达到2972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达26％，占农村增加值的比重也达到35．74％。
【33】农业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转化为产业劳动力，引发了农村社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力。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逐步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和完善，对城镇就业及农民工进城的限制也逐渐宽松。
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提出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政策。
1984年，允许务工、经商等从事服务业的农民自带口粮在城镇落户。
1985年，公安部颁布《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
在这个阶段，农民开始较大规模进入城市就业，但是由于民工潮涌带来许多管理和社会问题，不久，国务院开始针对一些地方自行放宽“农转非”标准的做法，进行了纠正。
1989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知》，要求各地区要把“农转非”人数严格控制在计划指标之内，不得突破。
一些大城市也对外来人口进行了清理，大批农民工重新还乡。
因此，城镇农民工进城务工人数在1980年代虽有所增加，但其占城镇总就业比重保持在5％以下。
直到进入1990年代后，才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
受此影响，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到1990年达到2984万人，1991年稍有回落降为2959万人，占城镇总就业的16．94％。
城镇正规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比重从99．84％下降至83．06％。
这说明，在该阶段，城乡分割的政策虽有所松动，但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仍然采取较为严格控制的政策，导致农民进城务工的数量较为有限，城镇仍然是以国有、集体及新兴正规企业等正规经济为主。
如果说，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大发明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话，那么第二大发明则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34】如前所述，1950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定位为“国家工业化”，首先是国家发动、国家主导、国家投资、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工业化，基本排斥了民间参与、非国有经济参与；其次也是城市工业化，即以城市为主导、为主体，又排斥了农村工业化、农民参与。
改革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使中国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的现实途径，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模式；【35】在城乡分割条件下，在农村地区发动工业化、推动工业化，提高了农村经济的分工水平，加速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在改造传统农业、提高非农经济收入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乡镇企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组成了中国农村社会唯一具有的独特二元经济结构；加上城镇正规经济部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则由二元结构转向为三元结构（见图3）。
五、从三元结构到四元结构（1992—2009）
进入19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是从三元结构逐渐转变到四元结构，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出现了高速增长的非正规经济，超大规模的非正规就业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正规经济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这包括在国家统计局的就业统计范围内；二是农民工等流动人口，但未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范围内，只是作为差额项估计的。
从农村地区来看，农业与非农业就业结构、经济结构的关系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农业劳动力绝对数1991年达到高峰3．9亿，而后呈下降趋势，到1996年，降至3．482亿；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9609万人上升至1995年最高峰1．35亿。
其次，1990年代下半期至21世纪初，由于国内市场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影响，出现了与上半期相反的情况，农业劳动力开始上升，到2002年达到高峰3．687亿；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直到2003年才超过了1996年的总数。
再有，从21世纪初开始，农业劳动力大幅度下降，到2009年已降至3亿以下，比2002年的小高峰减少了7162万人；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开始持续增长，到2009年达到1．559亿人，比1996年增加了2080万人。
从经济结构来看，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从1991年的24．5％，降至2009年10．6％，下降了近14个百分点；乡镇企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提高，于1993年超过农业增加值，到2008年，这一比重达到最高峰，接近28％，这既反映了农村工业化产出规模已经超过了农业产出规模，农村经济已经以非农业为主的新的特征。
从国际视角比较看，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各国农村工业化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已经大大不同于传统的农村经济社会类型。
从政策背景来看，国家对于私营经济及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逐渐发生变化。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了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36】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将非公有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37】这成为城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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