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史试论明代法律制度是如何实现重点治吏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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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史试论明代法律制度是如何实现重点治吏的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在职研究生课程班

课程作业

题目：

试述明代的法律制度是如何实现重点治吏的

姓名：

凌云

学号：

100800318

专业：

民商经济法

科目：

法制史

任课老师：

马志冰

摘要：

明代是我国封建史上一个极其重要和影响深远的朝代，其法律制度大量借鉴引用了唐代法律制度的内容，同时自身法律制度又被清代所继承，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封建法律制度承前启后的作用。

明代法律制度尤其以其“重点治吏”“刑乱国用重典”和特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从梳理明代法律制度出发，从法律体系、立法思想、司法制度、监察制度和行政体制等方面，论述了明代法律制度是如何实现重点治吏思想的。

关键词：

明代法律制度重点治吏

一、立法概况及重典治国立法思想的确立

（一）重典治国立法思想的确立

以明太祖朱元璋为代表的明初通知者总结了历代统治的经验教训，尤其是针对元朝纲纪废弛，有法不依，造成官吏腐化，最后在农民起义冲击下不堪一击的教训，提出了“重典治国”的立法思想。

其中，又以强调“重点治吏”为整个法律体系的显著特征。

（二）《大明律》的制定与六部分篇的体例

作为明代的基本法典，《大明律》从起草到最后颁布，前后历经30年，表明了明太祖朱元璋在立法上的慎重态度。

《大明律》共30卷，460条。

它一改唐、宋旧律的传统体例，形成了以名例、吏、户、礼、兵、刑、工等七篇为构架的格局。

这一变化，是与明代取消宰相制度，强化六部职能的体制变革相适应的，表明了法律与政治制度戚戚相关的联系。

《大明律》其条文简于唐律，其精神严于宋律，是终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其体例直接为清律所承袭，故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明《大诰》的制定及其特点

为了贯彻“刑乱国用重典”的方针，防止“法外遗奸”，朱元璋特创大诰，作为明初的刑事特别法。

大诰实际有四篇，即《御制大诰》74条，《大诰续编》87条，《大诰三编》43条，《大诰武臣》32条，共236条，先后颁发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1385—1387年）。

大诰之名来自于西周周公东征殷遗民对臣民的训诫《尚书"大诰》。

朱元璋将其亲自审理的案例加以整理汇编，并加上因案而发的训导，作为训诫臣民的特别法令颁布天下。

《大诰》的效力在律之上，对于律中原有的罪名，大诰一般都加重处罚。

《大诰》滥用汉律以来久不载于法令的酷刑，甚至把数种刑罚结合起使用，诸如“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等等。

《大诰》的另一特点是将打击锋芒主要指向贪官污吏，以此强化统治效能。

《大诰》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

无者，每加一等”。

每户人家必有一本，科举考试中也列入《大诰》的内容。

《大诰》实际上以特别法的形式将《大明律》、《大明令》架空。

但在朱元璋死后，《大诰》便被废止。

二、残酷而严密的司法制度

（一）中央司法机关

明朝的中央司法机关的名称、职掌均与唐宋有所不同。

大理寺、刑部、都察院组成明中央司法机关，合称“三法司”。

“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

”刑部是中央审判机关，设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上诉案件，审核地方上的重案和审理中央百官及京师地区案件。

刑部有权判决流刑以下案件，但定罪以后须将人犯连同案卷送大理寺复核后，奏请皇帝批准。

大理寺是复核机关，“掌审谳平反刑狱之政令”。

对于认为判决不当则驳令改判，认为判决得当者才允准具奏行刑。

明朝把御史台改称都察院，扩大监察组织和职权，设立左右都御史等官，负责纠举弹劾全国上下官吏的违法犯罪，并且参与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工作，监督法律的执行。

都察院附设监狱，关押皇帝直接交办的重要案犯。

都察院的监察御史还定期巡按地方，对地方司法审判进行监督。

发现官吏违法犯罪，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为加强司法审判，重大疑难案件实行三法司共同会审，称“三司会审”。

（2）厂卫干预司法，强化极端君主专制

厂卫干预司法活动，是明朝司法制度的一大特点，也是有明一代的一大弊政。

“厂”是由太监组成、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包括东厂、西厂、内行厂。

“卫”是指皇帝亲军十二卫中的锦衣卫，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帝出入仪仗和警卫事宜。

从太祖开始，锦衣卫以兵兼刑，掌有缉捕、刑狱之权。

所设南北镇抚司中，北镇抚司专管诏狱，又称锦衣卫狱。

厂卫并非国家正式的司法机关，但在皇帝的纵容之下，由宦官操纵，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被赋予种种司法特权，如侦察缉捕、监督审判、法外施刑之权等。

厂卫“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法外酷刑致死人命亦不负责任。

厂卫之制是皇权高度集中和恶性发展的产物，它对司法的干预严重地破坏了封建法制的正常秩序。

三、通过行政体制的变化实现重点治吏

（一）加强中央集权，改革中枢与地方行政机构

明朝极度强化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废除传统的丞相制度和三省制度，由皇帝直接控制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使六部尚书分别掌管所属行政事务，对皇帝直接负责。

将军事指挥权分由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掌握；将御史台扩大为都察院；特设通政使司统一收发各部门与皇帝之间的奏章文件。

六部尚书与通政使、左都御史、大理寺卿合称“九卿”。

洪武十五年（1382年），鉴于“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朱元璋从翰林院等机关中选调官员加给殿阁大学土衔，负责草拟诏谕，并充当皇帝的顾问，但是“不得平章国事”。

成祖时，命翰林院侍读、编修、检讨等文学侍从官员入值文渊阁，正式称为内阁，并参与机务。

内阁大学士官秩不过五品，职权也仅仅是遵命办事而已，不同于原来中枢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

后来，由于六部尚书入阁兼领殿阁大学士衔，内阁的职权渐重，尤其是首席大学士称为“首辅”，实际上掌握了丞相的权力。

但是明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权和政治腐败，限制了内阁权力的发展，使其始终只是处于“辅臣”的地位。

地方行政机构分为省、府、县三级。

各省设布政使司掌行政，按察使司掌司法和监察，指挥使司掌军事，合称“三司”，同为一省长官，均直属于中央，彼此地位平等，互不统属，又互相牵制。

府设知府，县设知县，统掌所辖地方行政和司法。

通过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明代嫉妒强化了中央集权，达到了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的目的，加强了官员、机构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监督，增强了中央和皇帝对地方官员的掌控力，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官僚体制对于官员的约束力和威慑力。

（2）完善官员选任，建立完整的科举制度

明朝建立了完整的科举选官制度。

只有官学的学生才可参加科举考试。

中央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学生称“监生”，由各地官学选送。

各府州县均设官学，学生称“生员”，俗称“秀才”。

士人考取生员就可享有免役特权，并可不受笞杖刑和刑讯，可礼见长官。

生员可参加每三年一次的省级考试乡试，考取即为“举人”，也可经考试推荐为监生。

举人经六年一次的“大挑”可直接任官，监生也可被选为官，但他们一般只能担任教官或辅助性官职。

举人可参加每三年一次的全国性会试，考中再经殿试合格，即为“进士”。

进士可以直接出任正七品的知县，前几名一般选人翰林院任职。

明朝科举考试内容的主要变化即八股取士制度的确立。

明太祖采纳刘基的意见，规定各级科举考试专用四书五经命题，考生只能按照程朱理学的注解答题，不得言及时事，自由发挥。

明宪宗时，更创立了“八股”的格式，要求文章在形式上逐段对偶，堆砌雕琢，完全脱离社会实际。

这种变化更适应了加强思想专制统治的需要。

除科举选官外，明朝还一度实行过荐举制。

代宗时还开捐纳之先，允许捐资纳粟取得官爵。

此外，吏员经若干年服役也可以选官，但一般只能担任辅助性的低级官职。

文官的铨选由吏部负责。

官职基本上都是每三年轮换一次，地方官严格实行“北人官南、南人官北”的籍贯回避制度。

为使官员转官公平，明中期开始，吏部采用抽签方式决定官员的任职地方。

官员年满六十岁致仕，回乡官员称为“乡宦”，仍享有免役和司法特权。

四、建立行政监察制度

明朝建立了空前庞大的监察机构。

中央的监察机关都察院由唐宋以来的御史台改名而来，长官为左都御史，右都御史辅之。

都察院号称“风宪衙门”，为天子之耳目，所有御史必须科举出身，职权颇重，对任何官员都可进行监督弹劾，并可对刑部的审判和大理寺的复核及地方审判进行监督。

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每年轮换出京至各省巡查，称为“巡按御史”，号称“代天子巡狩”，虽官阶不高，但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力。

御史犯罪加重二等处罚。

除都察院外，中央还设六科监察机构。

朝廷六部每部设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各一人，负责监察六部日常政务活动，核查上奏之奏章和奉旨执行政务的情况。

六科给事中合称“六科”，与都察院并列，直接向皇帝负责。

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明朝廷还时常派出部尚书、侍郎一级的官员“巡抚”各省，明中期以后渐成惯例，由巡抚统管一省行政，如遇战事，则派出总督统掌军政。

后来巡抚和总督逐步发展成为地方长官。

此外，地方的提刑按察使也享有监察权，被称为“行在都察院”、“外台”。

五、刑法以打击反逆重罪、惩治官吏犯罪为重点

（一）严禁臣下结党和内外交接，增设“奸党”罪

鉴于历代臣下结党造成皇权削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导致国亡民乱的教训，明严禁臣下结党，在《大明律》中增设汉唐宋元刑法中所没有的“奸党”罪，罗列了该罪的种种表现。

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大小官员巧言进谏，请求宽免死罪之人，暗中邀买人心者；司法官不执行法律，而听从上级命令，出人人罪者；“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甚至“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均构成奸党罪，一律处以斩刑。

明朝对于奸党罪处罚严厉，决不宽贷。

仅太祖洪武年间，以奸党罪被诛杀的文武官吏就达几万人。

奸党罪人律，反映了皇权专制主义的极端发展。

（2）大量运用“充军”

“充军”刑创制于明代。

明代在全国遍设卫所，驻军防守。

初期罪犯，都发配边境卫所，以充军伍的不足，并以“屯种”为主。

明律对文武官犯私罪，均按地方远近发各卫充军。

罪犯充军伍，故名“充军”。

明代充军不以充军为本罪，其本罪有杖、徙、流等，先制本罪，再随宜编发。

明初充军无地方远近之别，地点仅分附近、边远二类。

《问刑条例》编纂后，又增加边卫、极边、沿海、口外各项，但仍未规定里数。

到明末崇祯年间才作出如下规定：

附近一千里；边卫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极边、烟瘴四千里外。

（3）实行“廷杖”，严惩违纪官吏

明代皇帝为强化君主专制，强迫臣民就范，经常使用非法之刑（非法典规定的刑罚），诸如：

枭首示众、剥皮实草、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等等，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廷杖。

廷杖即由皇帝下令，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责大臣的制度。

朱元璋在位期间曾将工部尚书薛祥杖杀于朝堂之上。

明太祖死后，“廷杖”之刑被愈益广泛地使用。

明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刘瑾秉承皇帝旨意，“始去衣”杖责大臣，使朝臣多有死者。

嘉靖年间因群臣谏争大礼案，被杖责的大臣多达134人，死者竟有16人。

至明亡前崇祯皇帝时也没有停止杖责大臣的制度。

皇帝非法用刑，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对法制实施造成恶劣影响。

（四）“重其所重，轻其所轻”

1．“重其所重”。

主要是针对明代法律制度是在大量借鉴援引大唐律的基础上编订，但又加重了对一些重点犯罪的镇压的情况。

清人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中说：

“贼盗及有关币帑钱粮等事，明律则又较唐律为重。

”反映出明律重刑主义的特点。

唐律对谋反大逆者处以斩刑，连坐处绞只限父与子（16岁以上），其他都可以没官为奴。

而明律对犯谋反大逆者，凌迟处死，连坐处斩扩大到祖父、父、子、孙及伯叔父等。

可见，明律明显加重了政治性犯罪的处罚。

2．“轻其所轻”。

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中说：

“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

”在“重其重罪”的同时明律实行“轻其所轻”的原则。

凡属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唐律列入不孝，判处徒刑三年，明律仅杖八十。

子孙违反教令，唐律判处徒刑二年，明律杖一百。

这体现出明律为突出“重其所重”，而对某些危害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