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docx

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docx

《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

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是中国古典悲剧的杰作,王国维把它视为世界级的悲剧作品。

的确,整部剧作弥漫着浓郁的悲剧氛围,其悲剧精神感人至深,至今演示于舞台仍能催落善良观众同情的泪珠。

但面对剧作的第四折,论者们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普遍认为它严重损害了全剧的悲剧效果,是个多余的尾巴。

涉及到的具体问题就是:

窦娥鬼魂形象的出现是否多余?

“清官”窦天章出面平冤是不是让百姓对官府心存幻想与依赖而放弃抗争?

最后的善恶各有所报的“大团圆”结局是否大大损害了全剧悲剧的严肃性而具有麻醉百姓的负作用?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根据作品的实际来做具体分析。

鬼魂形象

首先,窦娥鬼魂形象的出现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窦娥生前反抗斗争精神性格的继续,也是情节发展的必然。

窦娥性格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先是安于不幸命运的安排,怪自己命不好:

“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

”后来突遭厄运,受到张驴儿的纠缠陷害时,带着一分天真与幻想去告官,不料昏官草菅人命。

对官府幻想的破灭,对官府的绝望,粉碎了她逆来顺受的信仰,激起了她的反叛意识。

她觉醒了,对象征公理与正义的天地提出了质问: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由相信命运发展到反抗命运,不屈服于命运。

窦娥的满腹冤屈是觉醒后的她不能不倾诉的,这“感天动地”的冤情也不是临刑前的三桩誓愿能抚平的,善良的观众也难以接受如此简单的了结方式,因此,第四折窦娥鬼魂形象的出现,完全是窦娥抗争性格的符合逻辑的发展。

鬼魂的斗争是其生前斗争的继续,也是观众的审美期待。

往往被看作杂剧的强弩之末的第四折,历来不受人重视,常为人所诟病,一般把它看作是追求团圆的俗趣的,因为事件发展的高潮在第三折就出现并结束了。

可是,《窦娥冤》的第四折并非多余而可有可无。

窦娥鬼魂为了正义的伸张,为了自己冤案的昭雪所展开的斗争,更加强了作品的悲剧性效果。

因为她的平冤昭雪的最终完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遇到了重重阻碍,其过程是曲折的。

清官形象

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的是窦天章这一形象。

他是第四折中的重要人物,是一个所谓的“清官”。

因“廉能清正,节操坚刚”被朝廷委以提刑肃政廉访使之职,“随处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

作者在剧中安排这一角色是有深意的。

作者安排窦娥的冤案正好由她的父亲办理,按人之常情,事情应相当顺利。

而事实上,平冤一事颇费周折,并不像观众所想的。

剧情交待窦天章正在重审楚州案件,看到头一宗文卷:

“一起犯人窦娥,将毒药致死公公。

”便说：

“这药死公公的罪名,犯在十恶不赦,俺同姓之人也有不畏法度的。

”没调查便主观而武断地认为是十恶不赦之罪,还认为“这是问结了的文书,不看他罢,我将这文卷压在底下,别看一宗咱”。

所谓“清官”顿时露馅,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就在于重新审核案卷。

本来,作为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的廉访使窦天章为自己女儿平冤,按理应易如反掌,但情况却出于观众意料之外。

这位自称“廉能”的朝廷命官,原来也是敷衍了事的庸官,认为“问结了的文书”就不看,把头宗关于窦娥的案宗撇之不顾。

这正好提醒百姓看穿皇帝、清官的本质,点破了百姓的一种幻想。

他草率的态度和做法会让窦娥永失平冤的机会。

照此看来,想依赖“清官”窦天章主动替窦娥伸冤恐怕难以行通,那么,欲要平冤昭雪就必须由受害者的冤魂来据理一争了。

窦娥鬼魂形象在这里的出现势在必行,是剧情发展的需要。

鬼魂的斗争过程充满曲折。

因门神的阻挡,冤魂不能进门向父亲申诉冤情,只好通过托梦的方式去提醒窦天章,不得不施展超现实力量,用魔力反复提醒父亲重查自己的案宗。

事先,窦天章看到自己一再放在下面的案宗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最上面,只道有鬼作祟。

后与鬼魂形象相见,不是询问其原由,而是残忍地威胁:

“兀那鬼魂你向前来,一剑挥之两段。

”窦娥鬼魂只好与父亲相认。

此时的窦天章首先问的不是父女多年的离别之情事,而首先质问“这药死公公是你不是?

”窦娥回道:

“是你孩儿来。

”窦天章没再下问,便不问青红皂白地发表了一通“三从四德”的迂腐之论,随心所欲地下断语:

“我窦家三辈无犯法之男,五世无再婚之女；到今日被你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

你快与我细吐真情,不要虚言支对；若说的有半厘差错,牒发你城隍祠内,着你永世不得人身,罚在阴山永为饿鬼。

”看似公正,实乃无情。

蛮横而冷酷的态度使观众对窦娥能否依仗其父复仇伸冤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对窦娥之死充满更大的同情。

窦娥对父亲的态度相当不满,劝他“停嗔息怒,暂罢狼虎之威”,听自己道明事情的始末,并义正辞严地质问父亲:

“你看这文卷曾道不来不道来,则我这冤枉要忍耐如何耐?

”在听了女儿的哭诉后,窦天章才决定重查案情,重审凶犯。

在具体的审案过程中,“清官”窦天章暴露出他的昏庸无能。

面对狡猾的凶徒张驴儿,这位廉访使软弱无力,毫无办法,严重缺乏像包公一样清官的能耐。

当窦天章问张驴儿:

“张驴儿,那蔡婆婆是你的后母么?

”张回道:

“母亲好冒认的?

委实是。

”窦天章又问:

“这药死你父亲的毒药,卷上不见有合药的人,是哪个的毒药?

”张回道:

“是窦娥自合就的毒药。

”窦天章又说:

“这毒药必有一个卖药的医铺,想窦娥是个少年寡妇,哪里讨这药来?

张驴儿,敢是你合的毒药么?

”张反问道:

“若是小人合的毒药,不药别人,倒药死自家老子?

”问的有理,答的狡猾,让这位“廉能”的“清官”无法再审。

面对狡猾诡辩的凶手,窦天章束手无策,眼看屈死的窦娥就要冤沉大海了。

显然这样的结果作者与观众都难以接受,剧情要继续发展下去,就只有再让窦娥冤魂上场。

这再次证明冤魂出现乃必不可少。

于是,作者借窦天章之口给冤魂出场提供了一个机会:

“我那屈死的儿呀,这一节是紧要公案,你不自折辩,怎得一个明白?

你如今冤魂却在哪里?

”的确,审问到此关节时刻,张驴儿的狡辩天衣无缝,另一证人赛卢医潜逃在外,如没有推翻张驴儿诡辩的证据,那么凶手即会逍遥法外,本案也就到此结束。

窦天章和观众都不希望屈死的窦娥丧失这唯一的一次平冤机会,故而窦天章在无奈之下只好乞求女儿的亡魂前来对质,于是鬼魂形象合情合理地出现了。

面对受害人冤魂的上场斥问,张驴儿理穷,只好耍无赖,使出最后的杀手锏,要窦天章拿获卖毒药的人来与他对质,“死也无词”。

最后抓到赛卢医,驳倒了张驴儿。

人鬼同台演出,有浓烈的悲剧气氛。

屈死的冤魂仍无法清宁,还得为自己的命运奔波,最后靠自己的力量才让凶犯伏法。

窦娥鬼魂愤怒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虚伪性:

“你道是咱不该,这招状供写的明白,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

我只道官吏每还覆勘,怎将咱屈斩首在长街?

”“这的是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

”这代表了百姓难剪难断的忧恨,也是作者的心声。

窦天章替窦娥平冤,惩罚了凶犯,从而平了愤,解了恨,复了仇。

有人觉得仰仗清官断狱平冤的结局是“大团圆”的“欢乐的尾巴”,冲淡了悲剧气氛,但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清官”在平冤的过程中起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真正得以昭雪冤案还是由受害人超现实力量努力的结果。

“清官”窦天章面对狡猾异常的凶手已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案情很难以继续审下去,如果不是窦娥冤魂的面对面的斗争,其冤案哪有昭雪之日?

通过超现实的鬼魂对簿公堂的情节安排,达到平反冤案的目的,不但揭露了元代吏治的昏暗,而且也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

尤其还是在其父的主持下辩冤,尚显得如此艰难。

作品的批判意义和讽刺意味是明显的、强烈的。

窦天章不是百姓心目中的为民主持正义的“清官”,而是与剧中“屈打成招,一审定案”、草菅人命的桃杌太守相似的昏官,同样的昏庸无能而冷酷无情。

如他大骂女儿犯有十恶不赦之罪,表面上看是不循私情、公正执法,实际上是昏聩无情。

还是屈死的窦娥善良而富有真情,在“生命”的最后还是先为他人着想:

“嘱咐你爹爹,收养我奶奶,可怜他无妇无儿,谁管顾年衰迈。

”然后才想到自己生前死后的不屈斗争所要得到的极简单的结果:

“爹爹也,把我窦娥名下,屈死的招状罪名儿改。

”多么善良的行为,多么可怜的要求,怎能不令观众为之一倾同情的热泪?

怎能不为她的无辜受难而深深悲伤?

无论如何“圆满”的结局,都无法冲散观众心中那浓浓的悲雾。

《窦娥冤》大部分篇幅都在极力铺写窦娥的善良无辜、含冤而死,写人性美的毁灭,以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大悲,但在第四折中却以鬼魂形象的出现,达到昭雪冤恨,父女始离终合的虚幻性胜利结局,因而有人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不仅降低悲剧性,而且还有调和矛盾、麻醉百姓的负作用。

再议团圆

《窦娥冤》是不是“大团圆”结局,这本身就值得思考。

所谓大团圆结局,至少应符合三个方面的要求:

人物先离后合、情节上始困终亨、情感上先悲后欢。

《窦》剧却是以主要人物的死亡作为基本剧情和悲剧收束的,故而它不能用“大团圆”结局来规范,但不否认它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圆满性,这也是中西方古典悲剧的差异性所在。

西方古典悲剧往往在悲剧主人公遭到厄运与不幸时,以大悲结局,最终的归宿是死亡或毁灭。

而我国古典悲剧几乎没有一悲到底的纯粹悲剧,多是以悲为主调,悲喜混杂,追求的是“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王国维语）的“大团圆”式结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

基于这种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善良的窦娥遭到不幸与厄运,观众希望她有个好结局,虽被屈斩于长街,作者仍塑造一个鬼魂形象,来实现窦娥、观众的期望:

平冤昭雪,严惩凶手。

让悲剧主人公在遭受实际上的毁灭之后,又以虚幻的形式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借虚幻的形式给观众以抚慰,这是中国悲剧中常见的一种“补恨”方式。

悲剧酿成之后,情节并不会戛然而止,总会让造恶的受惩罚,蒙冤受害者由代表正义的力量予以申雪,一般由复仇的冤魂、公正的神灵或清官来完成最后部分。

戏曲中大量出现的复仇的冤魂、公正的神灵实际上是被压迫群众反抗精神的化身,清官形象也是封建时代劳苦大众有冤不得申、有理不得明的产物。

窦娥鬼魂的出现,并不是为了最终完成“圆满”的结局,而是为了完善窦娥的形象,突出其性格,并且也是为了推动情节的开展。

鬼魂的主动申冤、当堂对质,是案情大白、报仇雪恨的内驱力和主导力量,体现了正义必胜邪恶的坚定信念。

窦娥作为完全觉醒了的女性,当然不会满足于三桩誓愿的实现,作为鬼魂的她不仅是为了个人,而且也是为了广大百姓不再发生类似自己的悲剧而呐喊、抗争。

她并不满足于个人的胜利,

而且还要求父亲“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

这样,窦娥形象就借助鬼魂塑造而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她的复仇理想由为个人扩展到尽平冤狱、为民除害的普遍呼声,希望社会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体现出一个觉醒后的人的崇高的精神境界。

窦娥以生前死后的连续斗争,为善良的人们示警,向邪恶的势力示威,是元代黑暗岁月里放射出的一丝理想之光。

中国古典悲剧的悲喜混杂的审美形态,具体表现为善恶各有所报的圆满性结局。

这种结局常遭人非议,说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说是人们不敢正视现实苦难和缺陷,自我麻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盲目乐观,让人民误以为现实一切圆满,只能起瞒和骗的消极作用。

这种看法未免绝对化。

这种团圆性的结局,只是一种表现方式而已,是好是坏,关键看借这种方式传达出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观。

确实有些剧作生硬地制造“团圆”,有调和矛盾,颠倒善恶,毒害人民的作用,如元代杂剧作家杨显之的剧作《潇湘夜雨》,但《窦娥冤》给人的感受却不是消极性的。

窦娥的顽强抗争精神催人奋进,警醒人们放弃对官府的幻想,要依靠自己的奋斗去战胜邪恶,有一种强大的鼓舞人斗志的精神力量。

我们承认平反昭雪的结局多少带有某种“圆满性”,给观众以一定程度上的抚慰,但决不会造成“瞒”和“欺骗”。

这带有虚幻性的小喜和抚慰的悲剧,也不会让观众误以为他们生活的现实是“一切圆满”而放弃斗争,只去消极等待清官的出现,因为剧作的大量篇幅在描写主人公的不幸遭际和现实的颠倒残酷。

就《窦娥冤》而言,在观众看完全剧后,肯定没有谁会以为窦娥所生活的那个社会是“一切圆满”的。

因为剧中大量展示的、给观众深刻印象的是“覆盆不照太阳晖”的社会黑暗,是“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的国家政治职能的颠倒混乱。

笼罩在观众心头的悲云惨雾是难以驱散的,抚慰性的虚幻的“胜利”,实在难消真实现实中的悲愤。

我们不能仅只注重最终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关注获得“结果”的具体“过程”,衡定人情感天平的是对其过程的把握与感受。

悲剧性的强与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整个斗争过程的总体印象,而不在那个“终极结果”。

如窦娥获得奋斗的“终极结果”平冤昭雪,是“圆满”的,但给人的情感刺激却是悲剧性的,因为她的最终“获胜”,是充满曲折和阻碍的,是来之不易的。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总结:

鬼魂形象的出现不是那种生前绝望而寄希望于死后的宗教迷信思想的反映,而是通过一个不屈冤魂的复仇并取得胜利的窦娥鬼魂形象的塑造,来鼓励被压迫人民前仆后继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鬼魂形象不仅是其性格发展的自然延续,也是当时社会中人民的共同呼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鬼魂形象的出现,也加强了剧作的悲剧气氛。

“清官”窦天章是个昏庸、冷酷、无能的官员,并不是百姓心目中的理想偶像。

这一形象的塑造有助于人们看清封建统治机构的反动腐朽本质,彻底打破人民对皇帝、清官的依赖与幻想,警示人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其“大团圆”结局,实际上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团圆”,因为主人公最终是实体上的死亡,其“胜利”是虚幻的,人们的情感反应也不是由悲到喜,而总是处于悲愤之中。

《窦娥冤》的结局给后人留下乐观的启示:

正义必会战胜邪恶,希望常在,这实质上是悲剧精神的一种升华,是人类对自身抱有信心和期望的表现。

悲剧是以否定性的方式来肯定人的意志生命力,不是让人消沉,而是使人昂扬向上。

[参考文献]

①张友鸾、顾肇仓选注：

《关汉卿杂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肖群忠：

《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邓绍基：

《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郭英德等著：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⑤钱勤来,姚承宪：

《美学新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版

⑥叶德钧：

《宋元明讲唱文学》，上海杂剧出版社，1953年校本[/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