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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围城》的讽刺艺术王涛平
谈《围城》的讽刺艺术
定祥初中王涛平
摘要：
讽刺、幽默、喜剧精神是钱钟书先生的最大特征。
在《围城》中，讽刺、幽默、喜剧的笑是同时存在的。
讽刺中渗透着幽默、幽默中蕴藏着讽刺。
所以，讽刺是《围城》中最大的艺术特色。
而语言讽刺则是其讽刺中的最大特色。
小说中没有离奇古怪的讽刺情节，也没有阿Q式的让人啼笑皆非的喜剧形象，其讽刺效果的产生，全靠一种语句的安排。
语言的运用，善于将不相干的事物巧妙地联系在一起，构成绝妙的讽刺语言。
同时，讽刺技法也多种多样、丰富多彩，比喻、议论、夸张等的运用，有时在极简短的片语或词语中显露机锋，有时却在大段的叙述或描写中深藏着，有时又是作者的画龙点睛般的议论或引发。
本文将从讽刺形象、语言特色、讽刺技法三个方面来论述《围城》的讽刺艺术。
关键词：
《围城》;讽刺;幽默;比喻;议论
一、《围城》的写作背景
1941年，珍珠港事件暴发，钱钟书困顿在上海，一时找不到工作，岳父杨荫杭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授课让给他，他同时还担任家庭教师，艰难度日。
在如此困苦的日子里，他开始对自身的力量产生了怀疑。
于是他怀着“忧世伤生”的情绪创作了长篇小说《围城》。
据郑朝宗的回忆：
“抗战末期他忽然发感慨，以为读了半辈子书，只能评头论足，却不会创作，连个毛姆都比不上。
于是发愤图强，先写短篇，后写长篇，那部举世闻名的《围城》就是在这样愤激情绪下产生的。
”[9]
《围城》是钱钟书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具有很深的悲剧意味的讽刺小说。
《围城》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
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1]具体来说，就是没有结婚的想结婚，结了婚的又想离婚，想寻求解脱，离婚以后又想结婚，于是便出现了结而离，离而结的现象。
《围城》描写的是抗战时期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坎坷境遇和不幸爱情，暗示现代文明背景下的人生困境。
该小说语言幽默、犀利、机智的讽刺锋芒无所不在，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独具特色的伟大著作。
[6]一位资深学者曾这样说过“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小说史的长河中，称得起具有时代典型意义和高度艺术水平的讽刺小说只有三部：
一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二是鲁迅的《阿Q正传》，三是钱钟书的《围城》。
”[3]而另一位学者也曾这样说“在现代幽默讽刺小说的崇山峻岭中，鲁迅、老舍、钱钟书无疑是三座高峰。
”笔者则完全认同前者的观点。
在这三部讽刺巨著中，现代讽刺小说就占了两部。
鲁迅曾对《儒林外史》给予高度评价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7]又说“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
”[5]而鲁迅的小说正是对《儒林外史》讽刺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钱钟书的《围城》则被誉为“新儒林外史”，[4]两者构成了现代讽刺艺术的两个高峰。
《围城》之所以能获如此大的赞誉，是以其高超的讽刺艺术为依托的。
何谓“讽刺”？
“讽者，涌也，从言、风声。
”《辞海》解释为“以含蓄的语言讥刺人”《文心雕龙·书记》：
“诗人讽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
[8]“讽刺”就是不用“正言”，而是用“婉言”把目标杀伤的一种艺术抨击手段。
它常常是拐弯抹角、旁敲侧击、隐约含蓄、话里有话地对某一事物、现象或人物进行讥评，所谓“婉而多讽”。
[5]《围城》讽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它的讽刺意味则是通过讽刺形象、讽刺语言、讽刺技法的运用上来体现出来。
下面就这三个方面对《围城》的讽刺艺术进行论述。
二、从讽刺形象上分析其讽刺艺术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特性。
”[1]看过《围城》的人都知道作者做到了。
他将40年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描绘得穷形尽象，淋漓尽致。
作者将他们的行为、活动、性格放在一个广阔的生活舞台上,让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表明自己的性格,昭示自己的命运.在《围城》中,辛辣机智的讽刺锋芒几乎无处不在，社会、人生、道德的病态都逃脱不了它的冷嘲热讽。
讽刺形象之一：
出国留学热
在封建时代，光宗耀祖意味着通过当地，省和国家的各种考试。
科举制度于1905年废除之后，取而代之的便是出国留学。
方鸿渐作了这样的比较：
“……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
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
”对留学的这种狂热一直持续到1949年共产党接管大陆以前。
当时的留学热弥漫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这位喜爱嘲弄的叙述者还进一步看到，不仅自然科学的学生要出国，就连专学中国文学的也要走：
“学国文的人留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
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
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
于是，对方鸿渐拼命要得到一张外国文凭就很容易理解了。
在父母和‘岳父’的两面夹攻下，他想：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
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
”不久，他从纽约的一个爱尔兰人手里买了一份伪造的博士学位证书。
这种外国学位不论真假，都受到作者的无情嘲弄。
讽刺了那些崇洋媚外的，不学无术，只想通过出国来为自己“镀金”的伪知识分子。
所以，作者的讽刺对象自然而然地从出国留学热过渡到了知识阶层。
讽刺形象之二：
知识分子
也许，小说中最强烈的讽刺是直指知识阶层的。
小说一开始就对白拉日隆子爵号邮船上的中国留学生进行了一番幽默讽刺：
他们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船走得这样慢，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然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
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
妙得很，人数可凑成两桌而有余，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他们成天赌钱消谴。
早餐刚过，下面餐室里已忙着打第一圈牌。
最尖刻的描写是对着苏文纨圈子里的那些冒牌知识分子。
[2]首先是苏小姐自己。
她有里昂大学的博士学位，却全文抄袭一首德国民歌，却被方鸿渐给识破了。
她是个阴鸷的女人，但在爱情上却自视‘清高’。
身为女博士的她反觉得崇高的孤独，自感惆怅。
现在“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二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
”把爱情比作昙花一现的时髦衣服，寥寥数笔，不无讽刺地刻画了苏文纨一颗孤独的灵魂。
还有受过美国教育，用烟斗抽烟的赵辛楣是个只要有可能，随时都要演讲的做慢年轻人；受过法国教育的沈太太身上闻起来有着一股愠羝味，说话常有“Tiens”和“Olala”的声音，把自己身躯扭摆出媚态柔姿；剑桥出身的曹元朗是个新派诗人，写的却是些艰涩难懂，由很多中西典故杂凑而成的诗；褚慎明是留学欧洲的哲学家，他给诸如柏格森，罗素等世界知名哲学家写恭维信，把他们出于礼貌的回信当作自己是有成哲学家的证明；最后一位是旧体诗人董斜川，狂妄地贬斥中国著名诗人苏东坡及其诗。
他们对能想象得到的每一个话题所进行的滑稽可笑的讨论交谈，足以证明他们的无知和满怀偏见。
作者还善于把他们不同的心绪交织在同一场合，通过描写其心理冲突，揭露人物内心的灵魂来进行讽刺。
例如《围城》第三部分写到一次由赵辛楣作东，有苏文纨，褚慎明，董斜川，方鸿渐等青年知识分子参加的聚会便是一场不期而遇的心理战。
赵辛楣请方鸿渐参加的本意是为了把方鸿渐灌醉，好让他在苏文纨面前出丑，以发泄自己的妒忌之情。
结果让方鸿渐喝醉的目的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给予方鸿渐关心爱护，这使赵辛楣感到一种达到目的后的失望，“一肚皮的酒,几乎全成酸醋。
”褚慎明与方鸿渐在席间互相鄙视，唇枪舌战，各不相让；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遭到赵辛楣，褚慎明的嘲弄讥讽；更为有趣的是褚慎明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激动过分，把夹鼻眼镜都掉进牛奶杯子里去了。
他拾起眼镜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
”后来方鸿渐酒醉呕吐，褚慎明掩鼻表示鄙厌，“可是心上高兴，觉得自己泼的牛奶，给方鸿渐的呕吐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
”对褚慎明的这种阴暗心理的讽刺，触及了某些知识分子最敏感之处——面子。
这种把讽刺对象的丑陋心灵，由隐到显，由暗到明，通过心理战而昭然若揭，猛然外化的手法，显示出钱钟书心理讽刺的高超，犀利。
作者通过挖掘人物的隐秘心理来达到讽刺目的的还有对李梅亭的心理描写。
李梅亭在赶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的吝啬心理就很有讽刺意味：
启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目的是为了为自己省钱。
却偏要对其他人撒谎以博取他人的好感；路途中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伞，便借用孙柔嘉的用来遮太阳的绿绸小伞，结果弄得“绿绸给雨淋得脱色，李先生的脸也回黄转绿,胸口白衬衫上一摊绿渍”；他带了一大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大价钱却不愿给一些仁丹于身体不适的孙柔嘉服用，因为一包仁丹开封之后卖不到好价钱。
但不给药,又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记起自己前些天已先打开一瓶鱼肝油丸。
虽然鱼肝油丸比仁丹贵，但已开封的药却“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于是拿粒鱼肝油丸给孙柔嘉服下，弄得她又一次呕吐。
李梅亭这种吝啬式的怪诞心理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心理活动中充分显示出来，提示了李梅亭灵魂的丑陋，把他道貌岸然,温文尔雅的假面纱给一层层撕了下来。
通过李梅亭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看，作者主要是通过挖掘人物的隐秘心理等方式，揭示了他心灵的丑陋来进行讽刺的。
除了李梅亭采取心理分析的方法来塑造之外，还对主人公方鸿渐采取了这种方式。
方鸿渐出国留学并获得外国学位的事闹得满城风雨，这使他成了幽默嘲讽的对象,但作者对他采取的是一种“忧世伤生”的嘲讽。
作者既对人性中的弱点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嘲讽，又对其不合世俗，到处碰壁的不幸命运抱经深切的同情与感喟，使这个人物既可笑又十分可怜，读者读了忍不住发笑，但笑声之后内心是丝丝酸楚。
这便是鲁迅所说的“戚而能谐”。
[5]方鸿渐是一个性格善良，而内心充满矛盾的懦夫，也是一个坦诚生活而偏坎坷曲折的“多余人”。
方鸿渐作为一个留学欧美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接受了西文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但是,他所生活的社会和家庭都是一个被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所笼罩的特定环境，因而决定了他必然深深受传统道德观念的熏染，这两方面使得人物性格呈现出一种多元性，复杂性：
他有自己的追求，他追求爱情自由，追求符合自己理想的事业。
但是，在追求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一种怯懦和软弱，结果这种追求必然以失败而告终；他接受了道家的“无为”思想，追求一种顺乎自然，水到渠成的效果，因而他淡泊功利，游戏人生，这种超现实的思想与现实生活的距离相差甚远，使得他在人生的旅途上频频受挫；他追求具有自然之美的唐晓芙，因而得罪了满身俗气的苏文纨。
他力图超尘出俗，与世无争，结果却被老奸巨猾的高松年利用，成了派系斗争的牺牲品；他在经历了爱情，事业的多次失败后，也十分珍惜与孙柔嘉建立起来的家庭生活，但是，他那种根深蒂固的超现实的理想主义的个性使得世俗气或者说注重现实生活的孙柔嘉十分反感，从而引起了双方感情的日渐分离，终致出现家庭的危机。
从方鸿渐这一人物性格的塑造来看，作者较多地运用了心理独白，直接心理分析等方法，揭示了他卑琐怯懦的内心世界。
三、从语言特色分析其讽刺艺术
《围城》的讽刺艺术不仅体现在作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及对他们的讽刺上，还体现在作者所运用的幽默，机智，诙谐的语言上。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
作者独具才情的笔，造成了一连串幽默生动的语言，这语言中蕴含着机智，讽刺，精巧，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达到了很好的讽刺效果。
例如：
在调侃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底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时，说她是“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列陈；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
写出了鲍小姐的行为放荡，惹得“那些男学生满腔邪火，伤害及中国国体”。
小说中，经常看到作者用漫画式的笔法勾画出一个又一个神情毕肖的漫画形象，未见其人，先闻其性格形象。
例如第七部分开头对汪处厚的肖像描写：
“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
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象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能够飘然而袅。
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线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
”从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那漫画式的笔法，而且，作者在描写这位汪大人可笑的容貌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讽刺，就给人滑稽，迂腐的印象。
《围城》的讽刺语言巧妙，精致，几乎是涉笔成趣，浑然天成。
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幽默的警句格言，蕴含深意的象征，暗示，以及中外古今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给人以奇丽谐趣的美感享受。
例如高松年在三闾大学研究会上讲话时，劝人做“法国——罗素（声音又像‘噜苏’，意思是卢梭）”，在物理学迎新会上，“他那时候没有原子弹可讲，只可以呼唤几声相对论，害得隔了大海洋的爱因斯坦右耳朵发烧，连打喷嚏。
”这是谐音和戏谑的结合。
这里，便可以看出其讽刺语言是多么丰富多彩而又蕴含着多么深的讽刺意味，可以说是处处是幽默，处处是讽刺。
四、从讽刺技法的运用上分析其讽刺特色
《围城》的讽刺艺术除了体现在特色语言的运用上，还充分体现在讽刺技法的运用上。
在讽刺技法上，《围城》体现了多样性的艺术景观。
最足以代表《围城》讽刺技法的独特个性的，是那奇变无穷，幽默深刻的比喻，随机应变的穿插议论。
（一）、新奇、幽默、庄重、抽象和新疑别致的比喻运用
比喻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手法和修辞手段。
在《毛诗序》所说的“赋，比，兴”三大技巧中，就有比喻。
但是以比喻成特色，《围城》中比喻的运用则达到了极致。
二十三万字的《围城》,比喻竟多达几百个，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的比喻机智俏皮，富于哲理，他的比喻丰富多彩，出奇制胜。
钱钟书先生在学术著作中说，比喻“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
古罗马修辞学早就指出，相比的事物距离愈大，比喻的效果就愈新奇创辟”。
他还授引唐文和宋诗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7]“是雨亦无奇，如雨乃可乐”，认为这“十八个字把比喻的构成和诱力综括无遗了”通常的比喻往往追求“是”，因而，比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距离很近，相同处很多，这种比喻只能形象化地说明问题，使复杂的道理简单明了，但却不容易给读者造成新奇感，也不一定耐人寻味。
《围城》中的不少比喻，本体和喻体之间不同处很大，分得很远，同时又善于感知彼此之间的相同之处，因此，一旦构成比喻，必然使得人感到新颖别致。
比如小说第十七页写方鸿渐和鲍小姐在西菜馆吃饭，但却没有一样东西可口，“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间伏在水里……”这里的比喻，本体和喻体之间距离如此之大，鱼怎么能像海军陆战队，肉怎么能像潜水艇士兵呢？
有点摸不着北的感觉。
但从“已登陆了好几天”和“会长时间伏在水里”又确实写出了鱼肉的不新鲜，讽刺意味可见一斑了。
平常，比喻都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深奥的道理浅显化，陌生的事物熟悉化，形象的东西再通俗化。
但钱钟书的比喻有时却与之相反，他常用庄重，抽象的观念作喻。
比如，将鲍小姐赤身露体的打扮比喻为“局部的真理”，说褚慎明害馋痨地看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
写唐晓芙“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大眼睛只像政治家的大话，大而无当”。
这些抽象的观念，并不使人感到陌生，难解，反使人感到新奇，深刻。
同时，《围城》的文笔风趣幽默。
幽默是《围城》的整体气氛。
如《围城》中勾画“买办”的脸谱：
“张先生跟外国人来往惯了，说话有个特征——喜欢中国话里夹无谓的英文字。
他并非中文难达的新意，而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的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
”这段文字深刻而又精致，透露出一种机智而又冷隽的幽默，通俗风趣的嘲讽了张吉民以讲几句英语为荣的奴才相。
嘲讽的重点不在社会而在灵魂，是绝妙的讽刺。
（二）、随机应变的穿插议论
《围城》中，作者善于利用一切机会，采用各种手段进行议论，或嘲弄人物，或阐发哲理，或说明事理，能够把议论溶化在叙述描写和人物刻画之中，而不是游离之外，其议论的方式也是灵活多样的。
在叙述写人时抓住机会，引出一串串精辟的议论。
三闾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汪处厚原本也是不学无术，但却有好运气，他那原配的糟糠之妻也凑趣地死了，使他能够娶美丽的续弦夫人。
这时作者借此之机议论道：
“死掉老婆还是最经济的事，虽然丧葬要一笔费用，可是离婚不要赡养费么？
重婚不要两处开销吗？
好多有该死的太太，就不像汪处厚有及时悼亡的运气。
并且悼亡至少会有人送礼，离婚和重婚连这点点礼金都没有收的，还要出诉讼费。
何况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在题目做哀悼的文章。
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先发。
”“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是好题目。
由汪处厚的死老婆，引申出由文人议论到文人喜欢有人死，作死人文章的文章，既不拘泥于就事论事，又不离题万里，其议论的内容又是何等的深刻，令人叫绝。
有时在写人叙事之后附带一句精彩的议论、深刻的嘲弄，由此及彼，由具体到形象，由个别到一般，画龙点睛，简直是神来之笔。
比如在写顾尔谦的巴结奉承的表现之后，作者加一名议论：
“这时候，上帝会懊悔没在人身上添一条能摇的狗尾巴，因此，减低了不知多少表情的效果。
”上帝没给顾尔谦添一条尾巴，钱钟书用语言给他添了条尾巴，一句议论增添了多少讽刺的效果。
又如，方鸿渐杀了最低价，不仅从爱尔兰人手中买回了假文凭，而且还训斥了对方一顿，气得爱尔兰人咒骂个不停。
作者议论说：
“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级约以来唯一的胜利。
”由方鸿渐的“胜利”，讽刺了近代以来外交的失败，揭露深刻又自然得体，不着痕迹。
《围城》的议论灵活自由，多样丰富，发人深省。
此外，比喻还与夸张结合并用。
比如写“候营长有个橘皮大鼻子，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脸上应有尽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鼻尖生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
”这既是比喻，又是夸张。
用多种修辞手法结合并用，取得的讽刺效果，远比只用一种修辞手法要强烈得多。
总之，奇形多变，幽默深刻的比喻运用，随机应变的穿插议论，多种修辞手法的结合并用，给全文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使得语言更加丰富形象，讽刺更加生动有力。
五、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
《围城》更以语言讽刺为其精魂，妙语连珠，能言巧辩，俏皮挖苦，借题发挥，充分体现了钱钟书先生广博的知识、高超的反技巧，对社会、人生、道德的虚伪、丑陋的深刻剖析和冷嘲热讽，也充分体现了《围城》的讽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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