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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汉书
A.《史记》和《汉书》比较《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凡属数千年的历史。
《汉书》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断代史，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汉高祖元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
《史记》、《汉书》作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纪传体史书，被后人并称为“史”、“汉”，自古以来对二者异同的研究就非常多，所以笔者在此不一一阐述。
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对比：
一、写作动机：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
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作为一名卓越的历史学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并把这个当作了自己神圣的使命。
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
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
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1］（《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说：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而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
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
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
此外，《太史公自序》云：
“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
……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2］可见史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
《汉书叙传》说：
“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
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
受李陵之祸的牵连，司马迁惨遭宫刑，整个人的形体精神受到很大的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
司马迁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3］司马迁之所以忍受着屈辱活下来，陷于粪土般的污浊环境中而不肯死的原因，是因为《史记》没有完成。
司马迁热情歌颂那些古代圣贤，他们虽然身处逆境，备受迫害，但并不因此而消沉，而是努力给后人留下有价值的东西。
作者以此作为对自己的激励，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是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心灵创伤，使司马迁比其他史官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才能创作出彪炳千秋的恢宏巨著！
二、二者体例的比较（见图1）
（一）本纪/纪（见图2）
（二）世家
史记：
司马贞《史记索引》：
“世家者，记诸侯之本纪也。
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
”《史记》中入选世家者，不在年代之久远或封地之大小、名分之有无，只在乎有功或有德于天下：
如陈胜、孔子，都是对历史发展进程有重要影响之人。
汉书：
没有世家，受大一统思想和统一政权之影响，毋须用此体例区分正统和其他政权。
（三）列传（见图3） （四）表（见图4） （五）书/志（见图5）
从二书体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
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异：
《史记》：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重通变思想、重历史现实、重社会各阶层、重表现历史发展之脉络、用通史（重人的精神）。
《汉书》：
重刘氏正统，用断代史、重上层社会、重正统、重体例之严谨（儒家道统）。
三、思想比较
《汉书.司马迁传》说《史记》：
“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班固指责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正是因为他自己恪守儒家正统观念，而与司马迁思想的主要分歧所在。
第一，《汉书》的儒家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厚。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
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
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
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
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到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已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并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
而班固则是所谓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四、文章风格的差异：
（一）二者的为文取材不同，《史记》是雅俗并收，而《汉书》则偏重于尔雅之文。
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曰：
“夫太史公纪事”，“或旁收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
比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佞幸列传》引谚语：
“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又比如，《游侠列传》记郭解之貌：
“其貌不及中人。
”乃根据目睹所书。
这些正如刘知几所云：
“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
”（《史通.采撰》）
而《汉书》的取材，据郑樵《通志.总序》曰：
“自高祖至武帝，多用《史记》文，尽窃迁书。
”清代赵翼亦认为，《汉书》“武帝以前传记，多用《史记》文。
”（《廿二史札记.过秦论三处引用》）此外，《汉书》中多载各种经术文章和辞赋。
比如《韦立成传》载宗庙议礼文，《杨雄传》载《反离骚》等等，多取诸现成文献。
这样，很明显使人感到，《史记》之文，更多带有生活气息，带有独创性；而《汉书》则更倾向于文献的保存。
（二）二者感情色彩不同。
《史记》和《汉书》都严格遵守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
但《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
比如《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在钜鹿之战时，破釜沉舟，气吞山河，在鸿门宴上，磊落洒脱；在垓下之战中四面楚歌，凄怆悲壮。
把一个项羽写得活龙活现，叱咤风云，呼啸而过，浑身是血肉，是精神！
而《汉书》常常是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
这主要是由于二人性情、遭遇以及著史环境不同所致。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辱，在忍辱负重著史中正义感极其强烈；班固境遇较司马迁安顺，是奉诏官撰，朝廷赏赐甚厚，所以文章文雅醇谨。
（三）叙事笔法方面。
《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
《史记》之行文，往往挥洒自若，笔墨酣畅，简洁处简洁，豪放处豪放。
比如《五帝本纪赞》，文简意多；《伯夷列传》，纵横变化；《屈原列传》婉雅凄怆；而《滑稽列传》则有调笑嬉戏，凡此等等，俱因文而异，变幻出之。
而《汉书》之行文，虽无《史记》富有变幻的特点，但以整严工练见长。
比如《苏武传》中记苏武在单于的胁迫面前，坚韧不屈，“引佩刀自刺”，以下“凿地为坎”一节及后面“幽武，置大窖中”一段，极其细腻地刻画出他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苦难。
《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人物生动传神、血肉丰满，因而其文学性亦不及《史记》。
（四）《史记》与《汉书》二者文字的大不相同。
《史记》语言感情浓烈、气势奔放、简练畅达、生动形象，行文多用散体，完全是文学家的语言；《汉书》简洁整饬、典雅规范、准确严密、韵味深长，崇尚藻饰，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
我们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体会作者的浪漫主义风格，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而《汉书》喜用古字古词，倾向排偶骈俪。
后汉范晔说“迁文直”，“固文瞻”（《后汉书.班固传》）正反映了这种差别。
总而言之，《史记》与《汉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两朵奇葩，各有千秋。
然而纵观二者的风格，《史记》因其语言平易质朴，浅显易懂，文史兼宜，其间好用对白，根据人物口吻直书，所以传神逼真，不避鄙俗，书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如见其人真实面貌，读起来就像在读一部引入入胜的小说，精彩处令人拍案叫绝。
而《汉书》艰深华赡，读起来趣味少了很多，虽然它也有写非常出彩的人物传记《李广苏建传》，但通篇来看，这样的文章还是比较少，《汉书》有精细的笔法，以谨严取胜。
五、二者产生的影响
（一）在史学上的影响：
1、二者的体例成为了以后中国数千年史学的固定模板。
从《史记》到《汉书》，人物列传式的历史记载方式成为了历代著史的固定范式。
《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
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
而且《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
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2、“正统思想”、“君权神授”思想逐步走向强化。
在《史记》、《汉书》中都有对汉高祖“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
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
”这纯粹是为了强调开国者天生异象的无稽之谈，从中反映了皇权神授的合理化。
这种描写到了后代的史学中大多类似，强调开国君王的出身不凡，即使是乞丐出身也幻化成神灵转世。
（二）在文学上的影响：
1、《史记》成为了后代传记文学的典范，后代文人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2、《史记》中的故事成了后代小说、戏曲的重要取材对象。
元曲选中有：
《楚昭王》、《赵氏孤儿》、《伍员吹箫》、《气英布》、《谇范叔》、《冻苏秦》、《赚蒯通》、《马陵道》等，现存132种元杂剧中就有16种取材自史记。
京剧中也有《霸王别姬》、《文君当炉》、《博浪椎》、《浣纱计》、《完璧归赵》等名剧取材于《史记》。
六、小结
综上所述，《史记》《汉书》这两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各有所长，各有特色。
如果细加比较，司马迁思想解放，观点新颖，批判性强；班固则谨守传统，奉行儒教，歌颂皇权。
由于出身的阶级限制及其写作动机的差别不同，封建道德说教的观念在《汉书》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因此《汉书》在叙述史事上比较缺乏同情人民的饱满感情，在描绘人物时，也不像《史记》那样栩栩如生。
尽管如此，《汉书》在综述汉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具体情况上，较之《史记》提供了更完整更丰富的直接史料。
在文章风格上，也能在司马迁雄浑质朴、天马行空的境界外，另辟散文中细密周严、典雅华丽的一派，加上辞赋家的美学色彩和字句结构，对后代骈文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汉书》来源于《史记》，但也从此开始转轨，更明确、更自觉地形成了中国封建“正史”的传统。
综观全书，《汉书》的缺点毕竟是小疵，瑕不掩瑜，堪称为与《史记》比肩的体大思精之作。
读《史记》，面对的是一侠客，作者年轻时走遍了天下名山大川，山水灵秀、天遥地阔是一辈子的财富，落笔之时神采飞扬。
而到《报任安书》时，侠客已经老了，一生的遭遇积郁胸中，从文字中迸发出来。
如同杜甫的诗，文字跌宕起伏，摇曳生姿、沉郁悲痛，千载之下犹有泪痕。
文字到一定熟练程度之后，取胜的不是文采，而是思想，许多人的婉约词，比李清照还要婉约，许多人的牢骚，比屈原还要激烈，然而不能流传千古，就是因为只有婉约而没有思想，从而使文字苍白、干瘪，没法千古流传。
读《汉书》，面对的是一君子，是个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学问通达的君子。
班固家族累世簪缨，其父班彪是史学家，弟弟班超威震西域几十年，妹妹班昭号称曹大家。
他自己更是九岁能诵诗书，十三岁就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
优越的环境中，培养出了高贵的气质，然后是优雅的文字。
无论是汉初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激昂，还是征服匈奴的豪壮，都可以透出安然之气。
B
.《古诗十九首》开文人五言诗歌之先，其诗歌主题中所体现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对诗歌创作进入自觉时代，具有重大意义；其创作手法实现了抒情达意与写景状物的和谐。
其美学风格达到了委婉含蓄和沉着痛快的统一；其“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整体风貌树立了文人诗歌的艺术典范。
C.
陶渊明的诗歌从题材上划分主要有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其次还有行役诗、赠答诗等。
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田园诗：
描写了自然恬静的田园风光和自然纯朴的田园生活。
这是被诗人理想化、艺术化了的一种境界。
反映了诗人的恬淡闲适的生活情趣和悠然自得的超脱心境，同时也是对当时黑暗现实和官场丑恶的一种否定。
如《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野外罕人事]、《饮酒》[结庐在人境]、《和郭主簿》等。
抒写了对躬耕生活的体验和对劳动的热爱，并体现了诗人对农民的深情厚谊。
如《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
描写自己生活的困顿和农村的凋敝，反映了诗人的理想化境界之外的现实世界。
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归园田居》[久去山泽游]、《乞食》等。
2．咏怀诗和咏史诗：
陶渊明的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相近，咏史亦是咏怀，它继承了阮籍《咏怀》和左思《咏史》的诗歌传统。
诗的主要内容是抒发个人思想、情怀和志节。
有的表现了理想与现实、入世与出世的思想矛盾；有的忧患生命价值的实现，抒发了壮志难酬的苦闷；有的反映了不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坚守个人志节的高尚品格；也有的以“金刚怒目式”的方式抒发着激愤的情怀。
如《饮酒》、《拟古》、《杂诗》、《咏贫士》、《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多属这一类。
3．其它：
陶渊明的行役诗是其宦游其间的作品，多是写行役之苦和厌倦仕宦思慕归隐的内容。
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等。
赠答诗多是写朋友之间的友情。
如《答庞参军》、《与殷晋安别》等。
此外陶渊明还有一些哲理诗。
如《形影神》等。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
1．恬淡自然、醇厚隽永的艺术风格。
陶渊明的诗歌题材和内容贴近平淡的日常生活，诗歌的形象也往往取自习见常闻的事物，而且是直写其事，不假雕琢，不尚辞采，陶渊明田园诗深厚的意蕴只以淡淡的白描和真情实感，托出诗的艺术形象和意境,然平淡之中见神奇，朴素之中见绮丽。
朱熹说：
“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
”（《朱子语类》）苏轼说他的诗：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与苏辙书》）又说：
“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
”（《东坡题跋》上卷《评韩柳诗》）元好问说他的诗：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论诗绝句三十首》）陶诗除了这种基本风格外，还有一些被鲁迅称为“金刚怒目式”（《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的诗歌。
朱熹也曾谈到他豪放的一面：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
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朱子语类》）
2．高远拔俗、天然浑成的艺术境界。
陶渊明的诗歌意象看似平淡无奇，然却创造了高远拔俗的艺术境界。
其诗的主旨在于写意，在于表达自己的心志、情趣和人生体悟，而写景、叙事只是为意造境。
陶诗的许多作品达到了物我合—、主客融合的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做到情、景、理的交融统一。
3．天然本色、精练传神的语言。
陶渊明的诗歌不尚藻饰，不事雕琢，而是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疏淡的笔法精练地勾勒出生动的形象，传达出深厚的意蕴，达到了写意传神的艺术效果。
他善于提炼日常生活口语入诗，沾染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也常用比喻、象征、寄托等手法，即使使用典故也是俗语化。
陶渊明诗歌的风格，苏轼认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貌似“枯淡”，而中实膏美（《东坡题跋·评韩柳诗》：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
退之豪放奇险过之，而温丽精深不及也。
所贵乎枯澹者，谓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
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
”惠洪《冷斋夜话》：
“东坡尝曰：
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
”）秦观亦云“陶潜之诗长于冲淡”（《韩愈论》：
“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
”）杨时《龟山先生语录》：
“陶渊明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
”曾纮曰：
“余尝评陶公诗造语平淡而寓意深远，外若枯槁，中实敷腴，真诗人之冠冕也。
”（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四引）葛立方《韵语阳秋》：
“陶潜、谢朓诗，皆平淡有思致，非后来诗人怵心刿目雕琢者所为也。
”吴澄《送袁用和赴彭泽教谕诗序》：
“其为诗也冲澹，华而不炫，如絅里之锦，读者莫知其藏绚丽之美也。
”（《吴文正集》卷二十一）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渊明托旨冲淡，其造语有极工者，乃大入思来，琢之使无痕迹耳。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
“元亮得步兵之澹。
”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
“阮、陶二公，抗迹尘寰，神致冲淡，妙寄笔墨之外。
”
陶渊明诗文风格多端，题材丰富，但只有田园诗才能前逾古贤、后难继武，因此，谈论陶渊明作品，就应该立足于田园诗，其它题材的作品，如咏史、读书、行旅、赠答等，虽能丰富陶诗的内涵，却并不能代表陶诗的卓越品质。
陶渊明田园诗感情流露舒缓自如，抒情方式平淡自然，其“素淡”的风味，乃剥落繁华所致，发源于真，归乎自然，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非有意为之所能及。
之所以会形成此种风貌，应当和他深切膺服老庄美学思想有密切的关联。
老子从其道论出发，强调无为而无不为，推崇“淡乎其无味”（《老子》第三十五章）的美学境界，所以会说: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老子》第十二章）认为浮华绚丽的事物往往使人心智迷乱，被蒙蔽而看不到大道之美。
所以老子提倡“朴”: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老子》第十九章）“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老子》第二十八章）庄子承续老子的哲学思考，也崇尚自然质朴的审美趣味。
比如写道: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庄子·刻意》）庄子推崇自然朴素之美，反对一切人为的束缚、刻意的雕琢、虚伪的华饰。
未经雕饰的原木是朴，没有染色的白帛为素。
朴素是事物的天然本色、原始状态。
庄子以朴素为美，正是取它的这种含义、“朴素”即未经雕琢饰染的自然之美。
《天运》说:
“夫鹊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天鹅自来白，不是因为日日洗澡，乌鸦天生黑，也不是天天日晒的结果，两者都是出于本然，这就是朴，这才是美。
因此庄子反对“饰羽而画”（《列御寇》），在天然美丽的羽毛上再涂以华彩，只会破坏朴素的美。
“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
”（《刻意》）素是不受外界熏陶濡染，保持天然本色，犹如没有染色的白帛。
其实“朴”的观念在《老子》《庄子》内涵非常丰富，涉及到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文艺观等诸多方面，在此单纯从美学观上加以考察。
“朴”的美学要求就是平淡自然，简单真切，罢黜一切不必要的铺陈、藻饰、雕琢，因此老、庄都对矫情做作的语言进行了批评。
《老子》第八十一章有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王弼注曰:
“实在质也”，“本在朴也”。
可知老子重视的是质实的内容而不是华美的形式。
张松如说老子指明的是:
“信实之言多尚朴直，故不美;甘美之言多尚华饰，故不信。
”（《老子校读》）质朴的语言往往可传达简洁而准确的内容，“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第四十一章），越简单的形式往往有越丰富的内容，所以老子提倡“朴”，与他尚真、尚自然的思想相一致。
庄子也认为:
“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
”（《庄子·齐物论》）华丽繁缛的语言只会遮蔽言说的真面目，无足取法。
基于这种重内容而轻形式的思想，《庄子》一书进而形成了“忘言”的观点: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庄子·外物》）言只是达意的一种工具，故“得意”才是目的，而不必在为达到目的而借助的工具上大作文章。
语言都可以完全忘却，摒弃不用，因而对语言进行藻饰、雕琢更是毫无必要。
综上所述，老、庄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文艺观念：
至高的美就是天地自然的本原，质朴无华，不烦绳削。
语言所要表达的是大道之美，是真意，因此语言也要有真实朴素的风格，如果可以领悟到大道的意味的话，甚至言说也成为累赘。
陶渊明无疑认可接受了老庄所阐发的美学趣味，所以古今论陶均不离“素淡”，安盘言陶诗“冲澹深粹，出于自然”（《颐山诗话》）；徐骏说它“淡泊渊永，复出流俗，盖其情性然也。
”（《诗文轨范》）宋叶梦得《玉涧杂书》写道:
“陶渊明真是倾倒所有，借书于手，初不自知为语言文字也，此其所以不可及。
”他是把自己内心所体验到的事象或感受，倾其所有，尽性发露，而无意于玩弄语言文字的技巧，这就使得他所描述和表达的事物，获得了如同生活本身那样的色泽和味道。
例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等。
所有这些描述都带有着生活、自然的原生形态，没有任何艺术雕琢的痕迹，本色本香，却能够给读者带来美好独特的阅读体验。
又如：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荫。
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
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
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
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和郭主簿》其一）诗人描写的是平常的田园景物和村居生活，前四句生动地描写了田园夏日的景物，表达了诗人畅适的心境。
中间十二句写平静的田园生活，读书、弹琴、饮酒、劳作，与幼子玩耍，这些平常的小事却给诗人带来了极大乐趣，它使诗人从仕与隐的困惑和焦虑中彻底摆脱出来，寻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和真正意义上的解脱。
陶渊明所追求的解脱不是功名富贵，而是在日常的、看来是凡庸的农村田园生活中保持自己的理想、节操，获得心灵的自由、平静和安乐。
所以，陶诗中所描写的田园生活不只是写实，其中蕴含了诗人所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襟怀气度，这也是陶诗虽然素淡却韵味悠长的奥秘所在。
诗的最后两句把读者的思绪引向了风俗淳美的古代社会，使诗的内涵大大增加，整首诗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的不凡意境，百读不厌。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宗白华说:
“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向，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
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彩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
”《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在艺术创造过程中，陶渊明或许并不排斥审美的加工，而只是加工得舟过水无痕，雁过空无迹。
葛洪《冷斋夜话》这样解释陶渊明诗作平淡朴素的风格：
“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则说:
“渊明托旨冲淡，其造语有极工者，乃大入思来，琢之使无痕迹耳。
”
再次需要强调的是，陶诗在平淡自然绝不是人们常说的单调乏味的平淡，只是寡淡无趣，面目可憎，其妙处高处在于寄至味于平淡，有象外之象，境外之境，平却平得有趣，淡却淡得有味。
例如《移居诗》其一: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
敝庐何必广，取足敝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这首诗只是描述了移居南村及其与邻里交往的寻常情景，但其中汩汩流淌着至深至浓的人情。
正因为陶诗意味淡而实厚，因此历代诗论家认为，读懂陶诗需有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要有一定的人生况味和生活阅历。
黄庭坚《跋渊明诗卷》说:
“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
及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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