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七情配伍的理论探讨和现代研究154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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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七情配伍的理论探讨和现代研究1542

中药七情配伍的理论探讨与现代研究

中药七情系指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恶、相反七种配伍关系，除“单行”外，皆从双元配伍用药角度，论述中药配伍后的性效变化规律，是中药配伍理论的核心内容本课程对七情配伍的理论进行探讨，并对现代研究进行评述，希冀为七情配伍科学内涵的诠释和执业药师朋友扩宽知识提供参考。

1.中药七情配伍的理论探讨

（1）历史沿革

七情配伍理论源远流长。

汉代《神农本草经·序例》云：

“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茎花实，草石骨肉。

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

凡此七情，合和视之。

当用相须相使者良。

勿用相恶相反者。

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

不尔，勿合用也[2]。

”其中虽未对七情作具体解释，但其所述“当用”、“勿用”、“有毒宜制可用”、“不尔勿合用”等，实际已表明了七情的临床意义。

南北朝梁代，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例》中首先解释《神农本草经》“七情”。

以“各有所宜，共相宣发[3]”，论述相须、相使；以“取其所畏，以相制耳[3]”，论述相畏、相杀；以“性理不和，更以成患”，论述相恶、相反。

继而，陶氏又将七情药例抄出，组成七情表列于序例中，后世本草多有引载。

唐代，苏敬等在撰《新修本草》时，全文引述了《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经集注》的七情配伍内容。

药王孙思邈所撰的《备急千金要方》对药物配伍十分重视，保留了《神农本草经》序例中的七情理论，并在卷一序例用药第六列出“相使相畏七情”药例，对重现《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的“七情表”，具有重要价值[3]。

五代后蜀，韩保昇在修订《蜀本草》时，首次统计了七情药数，云：

“凡三百六十五种，有单行者七十一种，相须者十二种，相使者九十种，相畏者七十八种，相恶者六十种，相反者十八种，相杀者三十六种[3]。

”宋代，《证类本草》保存了大量宋以前药学史料。

《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蜀本草》等关于七情配伍的内容，多借《证类本草》得以流传。

《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讨论七情，均以相须、相使并提，相畏、相杀并提，相恶、相反并提，未作分别论述。

宋以前本草多因袭之，理论上没有太多变化。

金元以后诸家论述七情，一方面继承《神农本草经》七情的基本精神，加以阐述；另一方面，开始尝试对七情的每一“情”分别进行解释。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李杲所撰之《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和陈嘉谟所撰之《本草蒙筌》[4]。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对七情含义的阐述比较明确，后人多引用之。

他在书中对历代本草中七情配伍药例进行了总结，共列“相须相使相畏相恶诸药”285条，以及“相反诸药”7条。

此外，在“服药食忌”、“饮食禁忌”中，有部分内容也与七情有关。

故《本草纲目》所载七情理论与药例，可谓集大成者[5]。

（2）涵义演变

单行

《中药学》教材认为“单行就是在病情比较单纯的情况下，仅选用一种针对性强的药物进行治疗，如清金散单用一味黄芩治轻度的肺热咳血[6]。

”严格意义上说，单行并不是药物配伍，但为何又属于七情呢？

有学者认为[7-8]，单行是中药配伍运用的基础，药物的配伍以单味药的性能特点为依据，而单味药的功效又并非全部是单一运用后的总结，有些是经配伍运用之后，通过临床反应的概括和推理而总结出来的。

因此，单行与中药配伍具有紧密的联系。

相须与相使

《中药学》教材将相须定义为：

“相须，即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伍应用，可以增强其原有功效[6]。

”如石膏与知母配伍，能明显增强清热泻火的作用；大黄与芒硝配伍，能明显增强攻下泻热的治疗效果；全蝎与蜈蚣配伍，能明显增强止痉作用。

《中药学》教材将相使定义为：

“相使，即在性能功效方面有某种共性的药物配合应用，以一种药物为主，另一种药物为辅，辅药能提高主药的疗效。

”如补气利水的黄芪与利水健脾的茯苓配伍，茯苓能提高黄芪补气利水的作用。

相使与相须共同之处是通过药物配伍，产生协同作用，增强疗效。

不同之处是相须配伍中药物是等同并列关系，而相使配伍中药物是主辅关系，即一药为主，另一药为辅，但是这种主辅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

例如，当以清热泻火为用药目的时，黄芩与大黄同用，清热泻火的黄芩为主药，攻下泻热的大黄为辅药。

若治疗目的在于攻下热结，大黄与厚朴配伍，则此时大黄为主药，厚朴理气，增强大黄攻下作用，为辅药。

由此可见，相使配伍的主辅关系是依据用药目的来确定的。

相畏与相杀

当代《中药学》教材把“相畏”与“相杀”并论，认为二者是同一类配伍关系的两种说法，并分别定义为：

“相畏即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减轻或消除，如生半夏、生南星的毒性能被生姜减轻或消除，即云半夏、南星畏生姜；相杀即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如生姜能减轻或消除生半夏的毒性，即云生姜杀半夏[6]。

”显然，就临床安全用药而言，相畏、相杀是颇具实用价值的配伍关系，其对降低药物毒性，减少不良反应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相恶与相反

《中药学》教材把相恶定义为：

“两药合用，一种药物能使另一种药物原有功效降低，甚至丧失。

如人参恶莱菔子，因莱菔子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6]。

”人们通常将相恶列为配伍禁忌。

但有时也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两药相恶是否，与所治证候密切相关。

如用人参治气虚无实之证时，配伍消积导滞的莱菔子，则人参补气效果被削弱。

但对脾虚食积气滞之虚实错杂证而言，人参与莱菔子配伍合用可达相制相成之效，故《本草新编》说：

“人参得莱菔子，其功更神。

”因此，相恶配伍原则上应当避免，但也有可利用的一面。

相反通常被定义为：

“两种药物合用，能增强或产生毒性、烈性。

”历代医家多将其列为配伍禁忌，但在古今临床实践中亦有应用者。

因此，对于这一配伍关系也应辩证地看待。

有学者认为应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相反[7-8]：

①非毒性药物配伍运用后，却产生了不利于疾病治疗的作用。

②毒性药物配伍后，其毒性或副作用增强。

③中药的运用有以毒攻毒的治疗原则，若以药物毒性或配伍后产生的毒性来治疗某些疾病，则相反有其应用的价值。

因此，相反在一般情况下属配合禁忌，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

2.中药七情配伍的现代研究

（1）相须与相使

在中药七情配伍中，相须与相使均是增强中药疗效的配伍关系。

其二者的区别是，相须配伍关系中两药的关系是平等的，如全蝎与蜈蚣配伍治疗肝风内动；而相使配伍中两药的关系有主辅之别，如黄芪和茯苓配伍治疗气虚水肿，黄芪为主，茯苓为辅。

近年来，国内学者利用现代药理手段对相须和相使配伍开展了多项研究。

如李伟霞等应用乙酰苯肼溶血法、环磷酰胺化学损伤法、乙酰苯肼与环磷酰胺复合法3种方法分别复制不同的血虚小鼠模型，并通过检测模型动物外周血常规、胸腺指数和脾脏指数、红细胞膜ATP酶活力变化，评价当归-川芎药对及其组成药味的补血作用变化[6]。

孙雪莲等采用弗氏完全佐剂局部注射法复制大鼠佐剂性关节炎模型，观察附子、桂枝及其不同配伍比例对佐剂性关节炎大鼠的痛阈、足跖厚度以及血清中NO、SOD、MDA含量的影响。

结果显示，单味附子、桂枝及其不同配伍比例均具有镇痛、抗炎、抗自由基损伤等方面的作用，但配伍应用后作用明显优于单味附子或桂枝[7]。

毛晓健等以血压为指标，对附子与肉桂、桃仁与红花配伍前后作用进行初步的比较研究，附子、肉桂、桃仁、红花及桂附合剂、桃红合剂均能对抗去甲肾上腺素引起的家兔血压升高的作用[8]。

李春光等通过MTT法测定TFRD、ICA单独以及联合作用对hPDLCs增殖的影响，研究骨碎补总黄酮（TFRD）联合淫羊藿苷（ICA）对人牙周膜细胞（hPDLCs）增殖和碱性磷酸酶（ALP）活性的影响[9]。

杨宏博等以左金丸中黄连与吴茱萸不同比例配伍来研究这一药对的药理作用[10]。

张巧真等通过小鼠氨水引咳实验观察款冬花与紫菀配伍的止咳作用，并观察款冬花及其有效部位与紫菀不同部位配伍后对止咳作用的影响[11]。

王洋等采用亚硝酸钠中毒性缺氧等脑缺血缺氧模型，观察药物对脑缺血缺氧小鼠的存活时间的影响，考察麝香与冰片及其各配比对脑缺血缺氧小鼠模型的影响[12]。

班炳坤考察了麝香与冰片配伍对闭证模型动物的影响，阐释了其部分作用机制[13]。

石含秀通过研究细辛附子及其配伍的含药血清对心肌细胞Na+通道的影响，为中药“相须相使”配伍理论及二药配伍治疗缓慢型心律失常作用机制提供部分实验依据[14]。

段红妍等通过观察银花、连翘及其不同配伍比例对发热大鼠的体温以及血清中NO含量的影响，研究金银花与连翘配伍对发热大鼠的解热、抗自由基损伤的作用[15]。

李彦参照现代药理学研究方法，以肾病大鼠为模型做利尿实验，对防己黄芪汤进行拆方分析，探讨其组方配伍关系及特点[16]。

周宁娜等对大黄、巴豆进行了抗炎、凝血、泻下实验，结果表明不同比例的大黄、巴豆合用后，对小鼠蛋清性足跖肿胀有一定抑制作用，能缩短小鼠的凝血时间（玻片法），对泻下则未见明显影响[17]。

毛小平等观察了龟胶与鹿胶配伍前后对免疫功能低下小鼠部分药理变化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两药配伍后除少数指标外，对ＲＢＣ、Ｈｂ、ＷＢＣ、血小板数、脾脏指数等指标均优于单味组[18]。

（2）相恶

相恶是指两种药物合用，一种药物能够抑制另一种药物的功能，如人参恶莱菔子等。

笔者以小鼠为实验对象，选用补虚药物抗应激实验方法（耐缺氧、负重游泳、耐高温、耐低温），考虑人参与莱菔子（生、炒）配伍的煎煮方式（单煎之后混匀和共煎）和配伍比例（1∶1、1∶2、2∶1）两项因素作实验设计，对人参与莱菔子配伍后人参补虚作用所受影响进行观察、评估。

研究结果显示，耐缺氧实验中，对照组和莱菔子组与人参组比较P<0.01差异显著；各人参莱菔子配伍组中，1∶1和2∶1共煎组与人参组比较P<0.05差异较显著。

其余各组与人参组比较差异不明显。

游泳实验中，对照组和莱菔子组与人参组比较P<0.01差异显著；各人参莱菔子配伍组中，1∶1共煎组、1∶2共煎组、2∶1共煎组与人参单煎组比较P<0.01差异显著，1∶1单煎混合组与人参组比较P<0.05差异较显著。

耐高温实验中，对照组有2只小鼠存活；人参组有8只小鼠存活；莱菔子组有3只小鼠存活；各人参莱菔子配伍给药组中，1∶1单煎混合组有6只小鼠存活；1∶1共煎组有7只小鼠存活；1∶2共煎组有6只小鼠存活；2∶1共煎组有7只小鼠存活。

但人参莱菔子配伍组与人参单煎组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

耐低温实验中，对照组有1只小鼠存活；人参组有7只小鼠存活；莱菔子组有4只小鼠存活；各人参莱菔子配伍给药组中，1∶1单煎混合组有7只小鼠存活；1∶1共煎组有5只小鼠存活；1∶2共煎组有6只小鼠存活；2∶1共煎组有5组有5只小鼠存活；1∶2共煎组有6只小鼠存活；2∶1共煎组有5只小鼠存活。

但人参莱菔子配伍组与人参单煎组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

综上，在耐缺氧和负重游泳实验中，莱菔子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小鼠抗应激能力，特别是在游泳实验中，影响十分显著。

人参与莱菔子单煎混合组相对影响较小，各人参与莱菔子共煎组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在耐高温和耐低温实验中，人参莱菔子配伍组与人参单煎组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19-30]。

（3）相畏与相杀

相畏与相杀是七情配伍中关于减低药物毒性的两种配伍关系，多数学者认为，相畏与相杀的配伍是同一配伍关系的两种表述方式。

当然，中药十九畏中的相畏是否与七情配伍相畏涵义相同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十九畏相畏是功能制约或毒性增强，但未有定论。

李德全等对人参畏五灵脂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应用薄层色谱法、紫外分光光度法、高效液相法对人参和五灵脂配伍后成分变化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二者合用后使人参的皂苷类活性成分降低，而且不同的配伍比例活性成分降低程度有区别。

同时采用果蝇寿命法、小鼠行为学研究法及相关生化指标，对人参与五灵脂配伍后抗衰老和益智作用的变化进行了探讨，并采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两种不同的统计学方法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合用后人参的延寿，抗氧化自由基及益智等作用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合用后五灵脂能使人参对超氧化物歧化酶和乙酰胆碱酯酶等酶的作用减弱。

综上，实验研究表明，人参与五灵脂配伍，能使人参部分活性成分的含量下降，抗衰老作用减弱[31]。

又如，张广平等研究相杀、相畏药对附子毒性的影响。

平行比较了附子配伍不同比例防风、黄芪、远志前后的急性毒性[32]。

姜超等采用HPLC测定了肉桂单煎液和肉桂与赤石脂不同比例配伍合煎液的水提液和挥发油中肉桂酸和肉桂醛的含量，从药效物质基础变化研究赤石脂与肉桂的相畏关系[33]。

杨明等通过毒理和血清药代动力学实验，明确了附子的毒性成分为脂溶性生物碱，甘草的主要减毒成分为甘草皂苷。

从组分和合的角度研究了附子甘草配伍实现减毒增效作用，并对附子甘草配伍进行了薄层色谱法的定性研究和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含量研究，从组分层次探讨了附子甘草的配伍减毒机理[34]。

（4）相反

相反是指两药合用，产生或者增强毒性，如十八反。

韩菁以丹参和藜芦这一对相反药物为研究对象，过大鼠毒理学实验，并且结合电化学的手段，模拟生物体内的的氧化还原反应，研究了丹参与藜芦配伍的剂量与毒性关系[35]。

龚雪开展实验研究，探索了西洋参与藜芦配伍是否存在相反关系。

研究显示，西洋参与藜芦配伍并未增毒，即未呈现相反关系[36]。

杨志军等将84只健康小白鼠随机分为NS组、甘遂组、甘草甘遂4∶1组、甘草甘遂2∶1组、甘草甘遂1∶1组、甘草甘遂1∶2组、甘草甘遂1∶4组,共7组。

各组小鼠连续灌胃22d后处死，取出肝脏组织，制备成10%的肝脏组织匀浆，检测MDA含量、GSH-PX活性，探讨甘遂与甘草以不同比例配伍后对小鼠肝脏组织的损伤及其作用机制[37]。

3小结

综上所述，七情配伍理论源远流长，其临床内涵可概括为以下四点：

①产生协同作用而增进疗效，临床用药时当充分利用，如相须、相使；②相拮抗而抵消、削弱原有功效，用药时应加以注意，如相恶；③由于相互作用，而能减轻或消除原有的毒性或副作用，在应用毒性药或烈性药时须考虑选用，如相畏、相杀；④相互作用而产生或增强毒副作用，属于配伍禁忌，原则上应避免配用，如相反。

总之，掌握七情配伍理论对于执业药师更好地指导临床安全有效用药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