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明朝法律制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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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明朝法律制度
第九章 明朝法律制度
（公元1368年—1644年）
重点、难点：
一、《大明律》篇章体例结构的重大变化；
二、《大明律》、《大诰》、《问刑条例》等法律形式的关系；
三、明朝刑事立法原则及刑罚制度的变化；
四、明朝“重典治国”、“重典治吏”的主要表现；
五、明朝司法体制的重要变化。
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后迁都北京。
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重要王朝，也是高度发展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
它继承发展唐宋时期的立法成就，建立起一套更为完善的法制体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后世的清朝以及周边东南亚诸国的法制发展。
明朝取得的立法成就，是继唐朝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在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立法概况
（一）明初立法指导思想
1、肃正纲纪，重典治国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下层贫民，亲身经历了元末的残暴统治及农民起义，深知元朝无视法纪，官吏极端腐败，农民倍受困苦，是导致其败亡的主要原因。
因此，他注意总结历史教训，以元朝灭亡为鉴，决心效法唐制，肃正纲纪，以图明朝的长治久安，遂提出了重典治国的立法指导思想。
朱元璋重典治国立法指导思想的形成，是由于他认定当时面临着一个经济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内外矛盾交织的乱世。
因为明朝建立初期，起义农民和大量流民仍然存在，元朝残余势力还在不断反抗，而且连年战争造成了经济衰败，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争夺权力的斗争，这些都对明朝统治构成严重威胁。
要消除这些威胁，就必须实行重典治国。
重典治国首先表现在重典治吏方面。
朱元璋认为，元朝之所以灭亡，就是由于中央集权统治削弱，吏治腐败。
特别是随着宋元以来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地主豪绅、贪官污吏的盘剥和掠夺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也是激起农民起义的重要根源。
因此，朱元璋试图通过重典治吏达到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
他曾告诫群臣说：
昔日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心里非常愤怒。
如今务必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决不宽恕。
重典治吏是朱元璋对历代治国经验的总结，是强化君主专制皇权的重要措施。
重典治国的另一表现是重典治民。
明朝初年，由于土地和赋税等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一些参加反元起义的农民转而对抗新建立的明朝。
针对这一严重威胁，朱元璋主张用重刑严惩那些敢于反对明朝统治的“顽民”，以达到“欲民畏而不犯”，“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的目的。
为此，明初忠实执行朱元璋的重典治民思想，严厉镇压犯上作乱者的反抗活动，企图以此稳定统治秩序。
2、明礼导民，明刑弼教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推行重典治国思想，但同时也从历代经验教训中清醒地认识到，仅靠严刑峻法一味镇压，只能取得一时成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了保证明朝政权的长治久安，在采用重典治国思想的同时，他也坚持奉行礼刑并用政策，曾明确提出“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明刑所以弼教”等主张，强调将礼的预防犯罪职能与刑的镇压犯罪职能有机结合起来，以法律手段推行德礼教化。
这是对西汉以来形成的“德主刑辅”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3、法贵简当，使人易晓
朱元璋认为，宋元法律比较繁杂，既不利于普通百姓知法守法，也容易导致司法官员徇私枉法。
因此，他主张“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要求立法简单明了，便于实施，反对法律“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以防止贪官污吏出入人罪。
他还进一步认为：
“网密则无大鱼，法密则无全民。
”强调法律条文不必面面俱到，而应突出立法重点，集中发挥法律的作用。
吴元年（1367年）律令颁布后，朱元璋担心百姓难以知晓，影响其实施效果，就曾命臣下编成《律令直解》，印发全国各地，要求百姓了解其内容。
这些措施对于宣传普及法律，重建封建法制，巩固统治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主要立法活动
明朝继承发展唐宋时期的立法成就，其法律体系更趋完善，法律内容更加丰富。
明朝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诰、例、典等，其中律是主要法律形式，其他形式是律的补充。
但在司法实践中，其他法律形式也分别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1、《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朝基本法典，它“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洪武二十二年，至洪武三十年始颁示于天下”，前后经过四个阶段，共历时三十年。
第一阶段是吴元年的草创阶段。
1367年，朱元璋称吴王后，令左丞相李善长等制定律令，当年十二月完成。
这次编定律285条，令145条，合称吴元年律令。
其中律承袭《元典章》体例，依六部顺序编排，引起刑律体例的变化。
吴元年律令颁布后，又编撰《律令直解》为其注释，以便于百姓周知通晓。
第二阶段是洪武六年的更定阶段。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后，命令儒臣四人会同刑部官员，每天给他讲解唐律20条，作为修订明律的参考。
洪武六年冬，下令刑部尚书刘惟谦等草拟《大明律》，至洪武七年二月成书，编目仍依唐律12篇，但将《名例律》放在最后，律文也增至606条。
这是《大明律》的正式制定。
第三阶段是洪武二十二年的整齐阶段。
洪武九年以后，《大明律》又经过数次修改。
至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命令大臣进行全面整理修订，将《大明律》改定为7篇，30卷，460条，又改《名例律》为首篇。
经过这次整理修订，《大明律》基本篇章体例内容基本定型。
第四阶段是洪武三十年的正式颁行阶段。
历经三十年的更定和修改，至洪武三十年，《大明律》最终完成并颁行全国。
作为明朝的一代大法，朱元璋曾下诏“令子孙守之。
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
因此，《大明律》经这次正式颁行以后，继任各代未再对律文内容进行修改。
《大明律》历经三十年的反复修改补充，扭转了元朝落后的立法习俗，重新确立了中华法系的立法传统，成为我国君主专制社会后期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成文法典。
其主要变化和特点，一是简明扼要。
《大明律》全律共7篇，30卷，460条，是此前历代法典中最简明扼要的一部。
二是变更体例。
《大明律》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国家机关分工编目，改变了以往法典分立篇目的原则和传统，是中国古代立法制度史上的一大变化，同时也体现了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利用立法手段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意图。
《大明律》的反复修订，反映出明初统治者非常重视立法，也代表了当时较高的立法水平。
因此，《大明律》直接影响了清朝和东南亚各国的封建立法。
2、明《大诰》
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在制定《大明律》的同时，为了整顿吏治，警戒臣民，扭转世风，朱元璋还亲自编纂并先后颁布了《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等四编《大诰》。
诰文共有236个条目，由严惩臣民犯罪的典型案例、高于《大明律》效力的峻令和朱元璋对臣民的训导等内容所组成，主要规定了人们的行为规则和相应的法律后果，其中多数峻令有具体量刑标准，具备了古代刑事特别法规的基本特征。
由于它是御制圣书，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明初的重要法律规范。
明《大诰》的主要内容是惩治贪赃官吏和害民豪强，最大的特点是法外用刑。
与《大明律》相比，明《大诰》有着明显的区别：
（1）用刑加重。
明《大诰》列举的案例，绝大多数是轻罪重刑。
有的犯罪在《大明律》中已有规定，但明《大诰》则加重处以非常之刑。
如滥设官吏，《大明律》仅杖一百、徒三年，明《大诰》则以其乱政而改处族诛；违限不纳夏粮，《大明律》仅杖一百，明《大诰》却改处凌迟；贪赃罪，《大明律》计赃论罪，明《大诰》一律处死。
（2）法外处刑。
明《大诰》的许多规定，是《大明律》所没有的。
如几位有气节的文人，因应征不到、拒绝做官、不食皇粮，明《大诰》即将其处死，并株连亲属。
（3）酷刑繁多。
明《大诰》推行重典治国原则，规定了许多《大明律》所没有的酷刑，如墨面纹身、挑筋去指或去膝盖、断手、刖足、阉割等等。
（4）重典治吏。
在明《大诰》236条中，治吏之条占80%以上，有关惩治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的案例尤多。
朱元璋试图通过打击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改善吏治状况，强化专制统治的整体效能，通过治吏达到治民的目的。
朱元璋对其四编《大诰》非常重视，曾采用各种手段强制推行。
然而，靠强权推行“御制圣书”，终究不能长久。
朱元璋死后，明《大诰》的地位渐渐下降，但其“重典治世”的内容精神却被沿袭下来。
3、《问刑条例》
明初在司法实践中，除律、诰之外，曾运用条例。
洪武二十二年更定《大明律》时，刑部奏言：
“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
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
”朱元璋遂命翰林院会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类附入”。
可见，条例在当时已经广泛使用，且为朱元璋所认可，被编类颁行。
二十五年，刑部还曾建议更定与条例不同的律条。
虽然遭到朱元璋的反对，但说明条例在司法活动中已有较高地位。
三十年，在颁行《大明律》的御制序中，虽然提到“尽行革去”一切“榜文禁例”，但对有些罪行仍准“依赎罪例论断”。
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曾下令“谳囚者一依正律，尽革所有条例”。
但到孝宗弘治（1488—1505年）年间，又命九卿议定《问刑条例》297条，颁行天下，与律并行。
世宗嘉靖（1522—1566年）年间，“以事例繁多，引拟失当”，“将新旧条例参订划一”，重修为249条。
神宗万历（1573—1619年）年间，又增至382条，并以“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将条例与《大明律》合编刻印，称为《大明律附例》。
综上所述，明朝中期以前，《问刑条例》一直与《大明律》并行；至万历以后，又以条例附于律后，采取律例合编形式。
这一做法也为后来的清律所沿用。
4、《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是仿照《唐六典》体例编纂的一部行政法律汇编。
英宗时期，为了统一典章制度，使各衙门办事有所依据，开始仿照《唐六典》体例编修《大明会典》。
至孝宗弘治十五年完成，名曰《大明会典》，共180卷，但未及颁行。
武宗正德（1506—1521年）、世宗嘉靖、神宗万历年间，又分别对《大明会典》进行修订，先后编纂了《正德会典》、《嘉靖续纂会典》、《万历重修会典》。
目前传世仅有武宗、神宗两朝《会典》。
《大明会典》取材于官藏档案史册，以各部、院、寺、监职官为纲，分别记述其衙门编制员额、职掌、隶属、历年事例及遵守的准则等典章制度和行政法规。
其内容广博，记述详备，是我们研究明朝典章制度及行政立法的的宝贵资料。
明朝会典的名称及体例，也为后来的清朝所沿用。
二、法律内容及其特点
明朝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发展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时代，其法律内容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也与以往各代有着明显差异，具有本朝的独立特点。
（一）刑事法律内容
1、刑罚制度的变化
（1）刑罚适用制度的变化
清朝律学家薛允升比较研究唐明两律后，在《唐明律合编》卷九中指出：
“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明律则又较唐律为重，亦可以观世变矣。
”在这里，他把明律刑罚适用制度的一大变化归结为“重其重罪，轻其轻罪”。
首先，为了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集权制度，凡谋反、谋大逆等直接危害其统治的重罪，明律都比唐律处刑更重。
如唐律区分不同情节，对谋反及大逆罪，本人斩，父及十六岁以上子绞，十五岁以下子和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等没为官府奴婢，伯叔父、兄弟之子等旁支亲属流三千里；“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以率人者”，本人斩，父子、母女、妻妾等流三千里；“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本人仅流二千里。
明律则采取重罪加重的处罚原则，“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
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并且不分不同情节。
再如强盗罪，唐律既区别是否得财或赃数多少，又区别是否持械和有无杀伤人，给予不同刑罚：
不得财者徒二年，得财价值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持杖者，不得财流三千里，得财五匹绞，伤人者斩。
明律则规定，凡强盗已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
明律的量刑显然比唐律严厉得多。
其次，对于礼教风化方面的违法行为，明律都比唐律的处刑要轻。
如祖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唐律徒一年，明律仅杖一百；闻父母丧，匿不举哀，唐律流二千里，明律则杖六十，徒一年。
（2）刑罚体系的变化
明律仍规定五刑制度，但徒刑五等分别附加杖六十至一百，流刑三等分别附加杖一百。
此外，又增加凌迟、充军、枷号等律外酷刑。
凌迟刑是最重的死刑，也叫脔割、寸磔，俗称“千刀万剐”。
凌迟作为一种刑罚始于五代，宋元时期继续沿用。
明律五刑虽未列入这一刑名，但律文规定中却有13项罪名适用凌迟刑，它已是明朝广泛适用的一种酷刑。
充军刑源于宋朝刺配刑，明初只是把犯人送到边疆开荒种地，后来逐渐成为常刑。
充军刑发配地点远近不等，从四千里到一千里，各等均附加杖一百。
充军分为终身与永远两种，终身是指本人充军到死，人死刑罚执行完毕；永远是指子孙世代充军，直至“丁尽户绝”为止。
枷号是强制罪犯在监狱外或官衙前戴大枷示众，以对其进行羞辱折磨的一种刑罚。
它起始于唐末，宋元时广泛使用。
明朝枷号的刑期为一、二、三、六个月及永远五种，大枷重量有十几斤至几十斤不等。
该刑原本用来处罚轻微犯罪，但有些权宦如武宗时的太监刘谨，为了对付政敌，往往用重达150斤的大枷把人折磨致死，受害者多达数千人。
2、重典整饬吏治
（1）严禁奸党交结
朱元璋即位后，为巩固集权统治，防止大权旁落，曾立铁牌于宫中，严禁内臣干政，违者处斩。
洪武五年（1372年），又作《铁榜》九条，告诫功臣不得营私谋利，官军不得私自为公侯服务。
在《大明律·吏律一·职制》中，也专门增设了汉晋唐宋法典从来没有的“奸党”条目，严惩官吏交结朋党、营私乱政。
根据该条规定，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均属奸党，一律严惩：
“凡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斩。
若犯罪律该处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者，亦斩。
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
妻子为奴，财产入官。
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门官吏不执法律，听长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亦如之。
”与此相关，《大明律·吏律一·职制》还规定了“交结近侍官员”和“上言大臣德政”等专条：
“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凡诸衙门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鞫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
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
明朝统治者强化君主专制集权，严厉惩处奸党罪，不仅处刑极其苛重，而且不惜罗织罪名，株连虐杀无辜。
洪武年间，宰相胡惟庸与凉国公蓝玉两案，坐奸党罪被杀的文武官吏达四五万人之多。
朱元璋还利用胡惟庸案，罢除丞相官职，将其所属权力收归皇帝独揽。
明成祖也曾以奸党之名，大肆屠杀建文帝近臣。
后继各位君主以奸党诛杀大臣之事，史书多有记载。
（2）严治官吏赃罪
明朝严惩官吏赃罪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于《大明律》和明《大诰》中。
首先，《大明律》将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列为“六赃”，并绘制成图置于律首，作为仅次于十恶的重罪予以惩处。
其中监守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和坐赃四种罪名，均涉及官吏贪赃行为。
其次，明律关于官吏贪污、受贿、盗窃等罪的条文，也比唐律大为增多，规定更加细密全面。
明律中专列“受赃”一卷，规定官吏受财、坐赃致罪等内容，量刑明显重于唐宋元各律。
如监守盗，不分首从，并赃论罪，一贯以下杖八十，四十贯处斩；而唐宋律规定三十匹绞，元朝规定三百贯处死。
再如官员受财枉法，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绞；而唐律规定十五匹绞，元朝规定一百贯以上杖一百零七。
特别是对监察官利用职权受贿索财行为，明律还要比其他官吏加重二等惩罚。
官吏一旦犯有赃罪，立即除名，永不叙用。
明《大诰》惩治贪官污吏的规定更加严厉。
在《大诰》四编236条中，惩贪条文多达一半以上。
有的按律免死，《大诰》则规定凌迟，并且家财没官，家人迁往化外。
如明律规定：
官吏犯赃，计赃科罪，凡不枉法，均不处死刑；但《大诰》却有众多官吏因不枉法赃罪被凌迟或枭首。
朱元璋还要求，对官吏犯赃案件，必须顺藤摸瓜，层层追查。
如《大诰》初编载：
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等人贪污巨额官粮，牵连坐罪者极广，中央六部侍郎以下数百官员被处死，其他官吏及地主豪绅有数万人被下狱治罪。
朱元璋重惩贪官污吏，往往不只限于案犯本人，而是惩一儆百。
他曾创用“剥皮实草”之刑，将犯赃满六十两以上官吏，在本地衙门旁边专设的“皮场庙”剥皮装草，然后立于官府公堂，以警告继任官吏。
他还利用民众惩治贪赃官吏，允许各地百姓监督、陈告、扭送赃官，并可越级诉讼，直至进京。
如明律规定，官吏征收税粮和摊派差役作弊枉法，受害者可以捉拿该官吏，并自下而上陈告；若上司拒绝受理，也要依法论处。
《大诰》还规定，对于违旨下乡、动扰民众的贪赃官吏，百姓可将其捉拿赴京。
（3）严惩失职渎职
为了强化吏治，使官吏尽职尽责，明律规定了名目繁多的失职渎职罪。
在文官方面，如《大明律·吏律》规定：
贡举非其人，或应贡举而不贡举，一人杖八十，罪止杖一百；保举有过官吏，杖一百，罢职役不叙；官吏无故擅离职役，应值班、值宿而不值者，笞四十至二十；官员赴任过限期，无故不朝参、不办公，一日笞十，罪止杖八十。
此外，文卷失错、漏使印信、收粮违限等失职行为也要处罪。
在武官方面，如《大明律·兵律》规定，有人擅入太庙或宫殿门，警卫人员未觉察或故纵者，分别处杖刑直至绞刑；宿卫守卫人员私自代替，各杖一百；随从车驾人员违期不到或早退，依职务高低分别处绞刑或杖刑。
其他如失误军机、不操练、纵放军人歇役等都属于处刑的失职罪。
在《大明律·吏律二·公式》中，还有“讲读律令”条的规定，要求“百司官吏务要熟读”国家律令，并能“讲明律意，剖决事务”。
每年年终还要进行考核，初犯罚俸钱一个月，再犯笞四十，三犯降职叙用；若擅为更改，变乱成法，则要处斩。
《兵律》中的“激变良民”条也规定，牧民之官失于抚字，非法行事，因而激变农民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也要处斩。
（4）严设廷杖酷刑
为强化皇权，重治朝臣，明朝还设有廷杖制度。
所谓廷杖，就是按照皇帝指示，由司礼监太监监刑，锦衣卫行杖，在廷殿之上，当众责打违背皇帝旨意的朝文武臣的一种酷刑。
其杖数无限，轻者皮开肉绽，重者立毙杖下。
这种令臣僚羞辱冤屈的残忍杖责，实际已成为明朝施用的“常刑”。
明朝的廷杖是朱元璋创立的，他曾将永嘉侯朱亮祖父子杖死于朝堂，工部尚书薛祥也死于杖下。
朱元璋死后，其子孙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廷杖的实施愈演愈烈。
武宗正德年间，一批朝臣谏止皇帝南巡，结果竟有146人受廷杖，11人被杖死。
世宗嘉靖年间，群臣谏争大礼仪，又有134人被廷杖，16人死于杖下。
这种君王滥施淫威的结果，使得当时大臣上朝前必与妻子诀别，直至晚间平安返家，则全家相庆又多活一天。
伴君如伴虎，造成朝官大臣人人自危，不知何时何事就冒犯皇帝，招祸上身。
3、加强思想文化专制
明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除以严刑峻法重惩各种犯罪外，还施用高压手段，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禁锢百姓思想，并频兴文字狱。
朱元璋因出身卑微，存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处处疑心别人讥讽他。
他早年做过和尚，因而忌讳“僧”字；参加过红巾军，又怕人说“贼”字。
有人犯讳，就会受到极刑。
如一些官僚人士在迎奉阿谀的贺表中，有“作则垂宪”、“垂子孙而作则”、“圣德作则”、“睿性生知”等词句，即被认为是骂他“作贼”和当过“僧”人；“取法象魏”的“取法”，被他当作“去发”；“遥瞻帝扉”的“帝扉”，被他当作“帝非”；“体乾法坤”的“法坤”，被解成“发髡”；“藻饰太平”被解成“早失太平”；这些贺表的作者全都被处死。
又如：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览后大怒，也以其讥讽自己曾为“僧”、“作贼”，遂命斩之。
（二）民事法律内容
1、所有权
（1）土地所有权
明朝的土地所有权包括国有与私有两种形式，其中以各级官僚贵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为主要形式。
明朝与唐朝的不同之处在于，明朝不实行均田制，从法律上废除了“占田过限”之类的规定。
为了发展农业，确保土地的使用，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规定，凡逃弃荒田，一律归先占开垦者所有，旧主即使回归也丧失土地所有权，只可请求返还房屋坟墓。
洪武年间曾多次下诏，确认垦荒者拥有土地所有权，国家给予一定期限的免税奖励。
这些规定虽然使一部分农民获得了一些土地所有权，但也为贵族官僚地主无限制地侵占农民的土地，提供了法律依据。
据明孝宗弘治年间的统计，当时皇帝直接占有的土地和皇族、贵戚、宦官占有的庄田，占全国土地七分之一以上。
这是明朝高度发展的君主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
为了保护土地所有权人全面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明朝统治者从法律上确认各种土地所有权，并排除各种不法侵害。
凡盗卖、盗种、换易、冒认及侵占他人土地与房屋者，田一亩、屋一间以下笞五十；田五亩、屋三间加一等，最高至徒三年；若系强占，则杖一百、流三千里。
（2）财产所有权
在土地以外的其他财产所有权方面，明朝也强调先占原则，主要表现在遗失物与埋藏物的归属方面。
唐宋以来，法律否认拾得人对所拾遗失物的所有权。
明朝却作出相反的规定，明确了拾得人的权利。
《大明律·户律六·钱债》“得遗失物”条规定：
“凡得遗失之物，限五日内送官。
官物还官，私物召人识认，于内一半给予得物人充赏，一半给还失物人。
如三十日内无人识认者，全给。
”拾得人负有送官的义务，但失主认领原物后，要将其一半付给拾得人。
三十日内无人认领，拾得人就可获得该物的全部所有权。
在埋藏物的归属问题上，《大明律·户律六·钱债》“得遗失物”条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
“若于官私地内掘得埋藏之物者，并听收用。
”埋藏物完全归发现人所有，只是“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必须送官。
在财产所有权上强调先占原则，保护先占人的所有权，反映了明朝社会财产私有权观念的深化。
2、契约制度
（1）借贷契约
明朝规定，借贷必须订立契约，写明借贷双方姓名、籍贯，借款原因、数量、日期和利率，并附保证条款，并由借贷双方及中人签字画押。
《大明律·户律六·钱债》“违禁取利”条规定，借贷利息不得超过月利百分之三，累计利息总额与本金相等即停止计息，利息最高不得超过本金的百分之一百，违者处笞刑四十；债务人欠债不还，五贯以上，满三个月者，也要追究刑事责任，最高杖六十。
在债务担保方面，禁止债权人强夺债务人的财产抵债，违者杖八十；并禁止债权人“虚钱实契”，夺取债务人的土地房屋，违者由笞五十至杖八十、徒二年。
（2）租佃契约
明朝规定，土地租佃必须订立租佃契约，明确租佃标的物、地租、交租期限与方式、承佃人其他义务、违约责任、保人连带责任等等。
租佃标的物包括归属权、数量、位置等都要在契约上载明，它是租佃关系成立的前提。
地租包括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三种形式，必须明确租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劳役地租，承租人要为出租人承担各种劳役；实物地租，承租人要定期向出租人交纳一定实物，不得少欠、拖欠；货币地租，承租人向出租人交纳规定的租银。
交租有“秋收交还”、“到冬交纳”、“按季理还”，有一次性交清，也有分期交纳等形式。
交租方式有承租人送租到家，也有送至祠堂交纳等。
承佃人其他义务主要规定“不许转佃、不许荒废”；如有损坏，须“照旧修补成田”。
违约责任是出现少欠、拖欠、转佃、荒田等，出佃人可即时召佃、罚款，或由地主任意理论。
保人连带责任是承佃人久缺租金时，由保人代付。
（3）典卖制度
明朝典卖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明律规定，典卖田宅必须订立书面契约，缴纳“契税”，由州县官府加盖官印；否则，“笞五十，仍追田宅价钱一半入官”。
契税税率为契价的百分之二。
过割赋税即转换土地登记及纳税人，也是法定手续；否则，“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
明律在典卖制度方面的基本精神，在于保护典权人的利益。
如规定一物不得两典，违者处刑；典期届满，典卖人无力回赎者，可另立绝卖契纸，或听其别卖，归还原典价。
但另一方面，明律也规定，典期届满后，典卖人“备价取赎，若典主托故不肯放赎者，笞四十”，以保护典卖人的利益。
3、婚姻制度
明朝关于婚姻方面的法律规定，基本沿用唐宋旧律。
但在婚姻关系和违法婚姻适用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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