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自然与社会发展的生态自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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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自然与社会发展的生态自觉

“现实的自然”与社会发展的“生态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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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发展观与自然观密切相关，如何理解和对待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定位。

近代以来，对自然的抽象理解从根本上造成了社会发展理念的错位，单纯地追求经济的“单向度”增长而忽视生态环境价值，导致了日益严峻的生态困境。

马克思的自然观立足于“现实的自然”，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只有超越“抽象自然”的狭隘视阈，从“现实的自然”出发，进行文明发展的价值重塑，从“生态缺位”走向“生态自觉”，才能切实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进程。

　　一、“抽象的自然”与社会发展的“生态缺位”

　　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古就是人们思考和探讨的主题。

古希腊时期，人们就从自然界显现出来的某些感性特征去说明和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单一的本原而生成。

近代自然观的突出特点则是离开人来谈论自然，主要体现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近代唯物主义思想中。

　　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自然界被当做绝对观念或抽象精神借以实现自己目的的一个外在环节。

“自然是作为他在形式中的理念产生出来的。

……外在性就是自然的规定，在这种规定中自然才作为自然而存在。

”显然，在黑格尔思想中，自然不是其本身、客观的东西，而是一种抽象、观念的存在，其所有现象、本质和规律的存在不过是绝对观念外化的某个阶段而已。

自然界的目的就是对抽象概念的确证，自然界本身只具有外在性意义，是绝对观念的产物，是精神的纯粹自我运动。

既然自然是精神和理念的外化，那么自然就是与人无关、完全脱离人的抽象的存在，自然仅仅是相对的、被设定的东西，只有“精神是自然的真理性和终极目的，是理念的真正现实”。

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从抽象的存在出发看待自然，认为“自然界是一切感性的力量、事物和存在物的总和，人把这些东西当作非人的东西和自己区别开来——或者具体地说——自然界对人来说就是作为人的生活的基础和对象而直接地感性地表现出来的”。

由此，费尔巴哈虽然正确地揭示了自然是人的存在之本，是一个由万事万物相互交织而成的有机板块，但是由于他仅仅将自然看做是纯粹自然事物的集合体，因而他所理解的自然仍然是抽象、僵死的自然。

　　可见，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在观察自然时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

把自然与人截然分开，看到的是没有人的自然界。

他们眼中的自然有着共同的特点：

自然是外在于人的存在，要么是纯粹精神的派生物，要么是纯粹客观事物的集合，均是在没有人参与状态下的绝对客观运动;自然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截然对立，其演变和进化与社会历史条件亦毫无关联。

这样的自然界实质上是一种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它只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而不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自然界”。

于是，原本与人息息相关、活生生的自然，被演绎成了抽象的概念或符号。

人成了唯一的主体，自然“在我们之外，我们与它是分离的。

它是塑胶的，因为它能够以人们认为适合的任何方式被塑造和使用”④。

在这种抽象自然观的影响下，人类借助于科技理性的强大力量，对自然界进行了毫无节制的“改造”和控制。

自然被人类以简单化、片面化的方式加以利用甚至破坏，沦落为仅仅被人类支配的对象和满足需要的工具，只不过是一个完全按照人类的目的被加以利用、改造、操纵和统治的对象。

　　这种对自然抽象、机械的理解，必然导致在社会发展理念上忽略或排斥生态价值，以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来追求发展，使经济行为和方式偏离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的轨道。

马克思就揭示了这种发展理念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所导致的环境恶化和人性危机。

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转化成一个用科学控制自然过程的工艺学过程，为了实现生产利润的最大化，资本主义创造出了“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

……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

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

资本家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自然和人自身的“贫困”必然无法避免。

当前，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等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远远超过了马克思身处的时代，为了保护自然环境，缓解人类生存和发展困境，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对自然的“抽象”理解，克服那种仅仅把自然当做人类利用和支配的对象的片面观念，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自然重回“现实”。

　　二、“现实的自然”：

人与自然对立统一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的人”与“现实的自然”的对立统一。

对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抽象的自然”，马克思指出，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是人的实践活动引起自然界的变化，自然界作用于人的历史发展，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

马克思的自然观以实践为出发点，重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既肯定自然界的客观性和对人类社会的优先性，又重视它的属人特性和历史性，强调人与自然在社会中的协调和统一，强调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对于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意义，将在费尔巴哈和黑格尔那里的“抽象自然”向“现实”还原。

　　第一，“现实的自然”是通过实践为中介的“人化自然”。

马克思指出，人是立足于实践、从事“感性的活动”、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不是抽象的概念形式的人。

同样，自然也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演进的，在人的实践关系之外谈论自然的独立性、先在性、外在性等，只是一种观念的抽象。

“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

”脱离自然界的人，同脱离人的自然界，都是空洞的抽象。

人通过劳动生产实践进行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从自然界中获得自己的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

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自然界是作为人类客体并与人类主体相对、被人类本质力量中介了的自然界即人化的自然界，是在社会历史中不断生成、受社会发展制约的自然界。

离开人和人的活动，自然只是退回到原始状态，仅仅是抽象的自然界。

因此，马克思强调在历史的实践活动中的自然界是经过人的实践改造、与人的现实活动紧密相关的“现实的自然界”。

　　第二，“现实的自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环境条件，与人类一起构成了内在关联的生态系统。

不管是作为自然存在物还是社会存在物的人，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作为其“无机的身体”的自然界。

“人靠自然界生活。

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

”以劳动为基础，人的肉体和精神都无法脱离自然界而单独存在。

人通过劳动生产实践进行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从自然界中获得自己的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历史就是人的劳动实践创造的过程，人也是在劳动中诞生和延续发展的，人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人，是一个通过劳动而产生的历史过程。

人只有依靠现实、感性的自然界才能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人只有在劳动生产中以现实的自然事物为对象，才能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

所以，“脱离人的一切实践去对自然进行解释，这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对自然的漠视”。

　　第三，“现实自然”的发展演进展现了人与自然辩证互动的历史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就是“现实的人”与“现实的自然”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的动态过程。

人是对象性活动的人，人以劳动实践的方式构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的历史就是以自然界为对象进行活动的历史，也是自然界不断对象化或人化的历史。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无论是人还是自然界，都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人与自然界以劳动实践为中介的相互作用、共同生成的一个结果。

人的社会性的形成离不开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而且人的社会关系又反过来促进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实现。

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不但使自然界不断具有人类的“印记”，而且更重要的是，不断使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人从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束缚中获得解放。

所以，人与自然的辨证互动可以看做是一个不断消除异化、实现人类解放的动态历史过程。

人虽然通过劳动实践能够生产包括人自身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但是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自然界向人的生成过程会出现否定的结果，即自然的“异化”或“非人性化”。

人类必须不断地调整自身的认识和实践，才能不断地消除自然和人的“异化”。

　　可见，在马克思的自然观视阈下，自然界并非人们通常所理解单纯的人类面对的客观图景，不是与人截然对立的存在，而是与人一体化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是渗入人的因素、与人类活动密切联系的“现实的自然”，是与“现实的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价值统一的自然。

因此，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在于：

不仅要使外部自然界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同人发生积极的关系，还要使人以“真正的人”的方式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把对象性的自然视为人自身的一部分，而不是视为异己的力量加以征服和掠夺。

就此而言，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自然的完善并非冲突和对立，而是内在的统一。

这就决定了人类必须站在全局、整体和长远的高度正确看待并处理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三、以“现实的自然”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理念重塑

　　马克思以实践为出发点，阐释了“现实的自然”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

面对严峻的生态困境，生态文明的价值愿景使人类走出“抽象自然”的狭隘视阈，实现了以“现实的自然”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理念重塑。

第一，人与自然的“共生”。

抽象自然观仅仅将自然看做人类生产的质料、对象和工具，是无生命的外在于人的存在。

当前自然环境急剧恶化等生态难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价值理念在实践中推进的必然后果。

事实上，人类保护自然、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同维护人类的生存是一致的，即人与自然是“共生”的。

人与自然虽然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是在整体上却是共存共生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蕾切尔·卡逊也指出了“自然界之一部分”的人类，作为生态系的一员与“其他生命”“一同生活”的重要性。

当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并不意味着对人类自身利益的否定和放弃，而是在考虑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基础上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人类在分析生态危机根源和反思对待自然的现代态度时，不应放弃‘人类的尺度’，应以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价值尺度”。

因此，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从人类整体的利益出发去考虑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第二，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控制。

近代以来，在“抽象自然”的视野下，人类对大自然展开了强势“控制”，以损害自然以及生物种群为代价谋求物质繁荣，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全球性危机。

实际上，“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人只能部分地、暂时地控制自然，所以，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控制人本身来实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的过程。

”可见，马克思主张应通过劳动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物质代谢关系）进行控制。

“为了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光要控制自然，也要控制人类的活动。

”当然，“控制自然”本身并不必然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只要在理解自然法则和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地对自然进行“控制”，便能够对自然带来积极的影响。

当今的生态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人类“控制自然”的行为，确切地说，应该是缘于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的缺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于对人自身行为控制的缺失。

而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其根本价值目标正是马克思的社会自然观所指向的合理“控制自然”、合理控制人类自身行为、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和谐。

　　第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抽象的自然”在发展问题上表现为追求重物轻人的“唯经济主义”，对应的只能是人的抽象、片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在丰富、复杂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超越自然和历史的必然性，不断向自由和解放迈进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人以其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不仅实现对自然的改造，实现“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以其能动创造性改造主观世界，从而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和提升，最终获得全面解放。

可见，人与自然辩证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但包含着如何使自然界成为人类的“创造性基础”，而且包含着如何使人类自身成为“合乎人类性的存在”，两者的辩证统一使人类社会统一于“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因此，所谓发展终究是人之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也正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根据。

合理的文明发展形态必须是立足于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体现价值理性上的终极关怀，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诉诸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全面进步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关系协调统一的具体实践过程中。

　　四、“现实的自然”视野下社会发展的“生态自觉”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当人类发展与自然发生价值冲突和对立，应理性反思和审视传统发展理念及其引导下的工业文明实践的片面性和盲目性，以科学、合理的发展观匡正和引导人类的实践活动。

基于对“现实的自然”的理性认识及生态文明的价值指引，必须从生产方式、技术选择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刻变革，以生态文明的“实践觉悟”促进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发展，力求实现发展与环境的双赢。

第一，构建环境保护型生产体系。

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由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下人的活动引起，其中，对自然环境产生极为重要影响的是人的生产活动。

在“抽象自然”及其价值理念引导下，企业专注于利润的追逐和资本积累，轻视甚至忽视生产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基本上是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消费—废弃”的线性生产体系下进行生产活动，不但导致资源浪费、能源极度消耗，而且排放的废弃物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和破坏。

马克思曾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以及对人的健康和生命的危害：

“资本主义生产在使它汇集在大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的同时，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代谢。

”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方式，在适量生产、适量消费的前提下构建“生产—消费—生产”的环境保护型生产体系，充分考虑自然资源能源和自然承载力、净化能力的有限性，在不扰乱自然界物质循环的基础上，尽可能实现资源的循环再利用。

这种生产体系的建构和运行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入提高现实效力，例如可以将企业的环保支出纳入市场机制，使保护环境的生产行为能够在经济上获利。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现实的环保实践中，建立一个保护环境会获利的经济体系比酿成保护环境的规范意识更有效”。

　　第二，进行生态化技术的选择和创新。

技术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中介，为了实现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进，技术选择必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废物”和“副产品”的利用时说：

“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

”可见，我们要进行像废物回收再利用这样的环境保护活动，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发展为前提。

“过去的技术只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成了与自然破坏直接相关的‘硬途径’（hardpath）技术。

如今，有必要把这种技术转换成最低限度地对环境产生负荷的‘软途径’（softpath）技术。

”而这种“软途径”技术实质上就是一种生态化技术，它是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遵循生态学的原理和生态经济的规律，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有效手段和方法。

对生态技术的选择和创新，实质上是将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力图实现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的有机统一，追求自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下的经济持续增长，从而改变以“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为特征的传统技术的不可持续性。

为此，应通过文化观念及制度建设等途径使生态利益成为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内在动力，将企业培育成既重视经济效益又重视生态效益的共同体，建立“资源——产品——工艺”生态创新子系统，大力引进和开发生态产品，进行无公害生产，实现企业生产活动全过程的生态化控制。

　　第三，建立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

除了进行生产体系的重构和技术创新的理性选择，通过生活方式的转变进一步促进对自然的保护亦是现实之亟须。

生活方式对生产行为以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生活方式被生活手段和体系规定，同时，体系也是通过生活方式得以形成、维持、固定下来的”。

马克思曾批判造成“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出现断裂的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社会财富的不公平积累和自然的异化：

资本逻辑下资产阶级通过控制生产与控制消费（强迫性消费）达到对人的控制，扭曲本真的人性，引起消费的不合理膨胀，刺激对自然的控制和掠夺，导致资源消耗量剧增，加速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

近年来，消费主义价值观逐渐在国内盛行，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过度消费，导致异化消费的泛滥。

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摆脱生态困境，就需要实现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彻底重构，以科学发展观为价值引导建立低碳环保的新型生活方式，使公众认识到自己的衣食住行与环境资源保护息息相关，从而养成生态消费意识，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引导合理的消费行为，倡导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观念和模式，将环境的视点贯彻于日常消费活动中，注重环保节能，选择购买和消费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商品和生态产品，实现可持续消费，力求做贤明的“绿色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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