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英第五册部分单元译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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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英第五册部分单元译文
高英第五册部分单元译文
Unit2挣扎着做一个地道的美国女孩
我和哥哥过去常常去的中文学校还在耶鲁街。
尽管新刷了油漆，并围了铁丝栅栏，我十年前就熟知的这所学校仍显眼地坐落在那里，坚忍地保持原样。
每天下午五点，我和哥哥不得不去中文学校，而不是和四，五年级的朋友们一起玩或是悄悄溜出到空地捉鬼寻骨。
无论我们如何乱踢、乱叫或请求都不能劝阻母亲坚决要我们学习我们的继承语——中文的决心。
妈妈强行把我们从家里带到学校，路程有七个街区，而且要爬坡。
我和哥哥面带挑衅，含着泪被妈妈带到严厉的校长面前。
我对他唯一记忆是他走路就像棕榈树一样摆动，总是将他那不耐烦的、颤抖的双手紧扣身后，我把他当成是一个抑郁疯狂的儿童杀手，并且知道如果我们看到他的手，就意味着会遇到大麻烦。
我们都坐在空阔的礼堂里的小椅子上。
这间礼堂闻起来有股从遥远的地方传进来的、带有霉味的中药味。
这个味道犹如用了很久的卫生球或脏衣橱的味道。
我讨厌这种味道。
我喜欢清新的香味，正如我的在公立学校里的美国老师所喷洒的那种柔和的法国香水。
尽管中文学校强调的是语言——说、读、写——我们的课总要以礼貌方面的练习开始。
老师一走进教室，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就会轻敲铃铛，接着每位同学起立，叩头，并且低声吟唱“Singsanho”，就是“Howareyou,teacher？
”的意思。
我只有十岁，还有比象形文字更好的东西要学，而不是用毛笔费力地一行行地从左往右抄写这些文字，那是一支真正的墨水笔,必须以一种别扭的方式拿着，以免弄出污点。
毕竟,我可以背乘法表,说出火星的卫星的名字,能写关于《小女人》和《黑美人》的读书报告。
NancyDrew是我最喜欢的女主角,她就从来不说汉语。
语言是令我尴尬的来源。
我经常试图让自己摆脱那唠叨嘈杂的声音,而这个声音，不管我在唐人街外附近的美国超市哪里闲逛，都会一直跟着我。
那声音就是我祖母的声音。
一个虚弱的七十多岁的妇女却能叫得比街头小贩的声音还响。
她的幽默低俗,她的汉语缺少韵律和句型。
她说话语速快,声音大,也不优美。
她的汉语不像那安静轻快的法语浪漫，也不像柔和精致的南方美语。
汉语听起来单调、俗气。
在唐人街，进进出出来来往往数以百计的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说着汉语，让唐人街听起来混乱而嘈杂，我不想被认为是像疯子一样在胡言乱语。
当我说英语的时候，人们会对我点头微笑，并且说一些鼓励的话。
甚至住在中国社区的人都会咂舌表扬我，说我以后肯定有所作为。
他们会说“天呢！
他的嘴唇动的好快啊”。
意思就是我能够融入唐人街外面的世界。
对于说英语这件事情，我的哥哥比我还要狂热，他对母亲尤其苛刻，经常批评母亲的洋泾浜口语——在她的口语中夹杂像炒杂碎一样的中文。
他会很生气地对妈妈说“不是whatitis,是whatisit,whatisit,whatisit！
”有的时候母亲偶尔会遗漏冠词the或者a，或者一个动词be，他就会在母亲说到一半的时候打断她，说“再说一次，妈妈，说正确的。
”每当哥哥出现口误，他就会将它归咎于母亲，“看吧，妈妈，都是你的错，是你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
最激怒我母亲的是我哥哥逼她念辅音，尤其是r这个音，我父亲已经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给她取了一个美国名字，而她又不会发这个音。
无论她如何努力，“Ruth”永远发成了“Luth”或“Roof”。
经过两年用毛笔练习写字及背记一词多义的汉语词汇后，我终于被允许与中国文化分离。
我被允许可以不上中文学校了。
我认为自己是个多元文化的人。
我喜欢吃墨西哥玉米卷，而不是中国蛋卷；我喜欢墨西哥的五月五日节胜过中国新年。
最终我自认为成了地道的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可悲的是，我仍然是中国人。
Unit4坐在第五排的那位女生
成为南加州大学教育助理教授的第一天，我十分紧张地走进教室。
我上课的班级很大。
学生们对我的尴尬的微笑及简短的问候报之一沉默。
一时间，我不停地拨弄着自己的备课笔记。
接着，我结结巴巴地开始讲课，似乎没有人在听。
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我注意到第五排一位身着夏裙、沉着平静、聚精会神的女生。
她皮肤黝黑，棕色的眼睛清澈明净，眼神机警，有着一头金发。
她表情活泼、笑容温暖，似乎在示意我继续讲下去。
我讲课时，她会点点头或者说：
“嗯，对！
”并动手记笔记。
她散发着一种令人宽慰的感觉，好像她很喜欢听我在费力地结结巴巴讲的课。
我开始对着她讲课，我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信心和激情。
过了一会儿，我鼓起勇气看了看四周，其他同学也已开始听课并做笔记了。
这位女生帮我度过了难关。
下课后，我浏览名册找到了她的名字：
莉安妮。
随后几周内我读遍了她的论文，这些论文写得富有创意、感性灵敏，而且充满了机敏的幽默感。
我曾经要求我所有的学生要在本学期内到我办公室来面谈，我特别期待莉安妮的到来。
我很想告诉莉安妮，她是如何帮助我度过当教育助理教授的第一天，我还想鼓励她发挥关爱和灵敏的特点。
莉安妮始终没有来。
开学大约五周后，她缺课两周。
我问了坐在她周围的同学是否知道她缺课的原因。
令我震惊的是他们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
这令我想到了艾伯特·史怀哲一句让人心酸的话：
“我们是这样经常在一起，却都孤独得要死。
”
我去找女生训导长。
一提到莉安妮的名字，她脸上有一丝难过的表情，“哦，莱昂，非常抱歉，我还以为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
莉安妮开车去了一个叫太平洋海崖的社区，那是一个可爱的社区，靠近洛杉矶城中心。
那里山崖陡峭，直落大海。
震惊的郊游者后来说就在那里莉安妮跳崖自杀了。
莉安妮才22岁！
她那上天给予的独一无二的天赋也随之永远消逝了。
我给莉安妮的父母打了电话。
从她母亲谈到她时表现出的那份柔情，我知道她的父母很爱她。
但是，显然莉安妮并没有感受到这份爱。
我问一位同事：
“我们都在做些什么啊？
我们成天忙于教授知识。
如果我们不教莉安妮真正需要知道的东西：
教她如何快乐的生活，如何感受个人的价值和尊严，那么教她阅读、写作和算术又有什么价值呢？
”
我决定要做一些事情去帮助那些需要感受到爱的人。
我打算开一门关于爱的课程。
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但发现没有什么有用的资料。
几乎所有关于爱的书只涉及性或者浪漫的爱情。
几乎没有真正关于广义的爱的书。
但是如果我以促进者的身份来帮助学生，也许学生和我可以一起相互学习。
我把这门课称为爱的课程。
开设这门没有学分的课程，只需要出个通知就可以了。
我给每个学生发一份书单，但并没有指定课文，没有出勤要求，也没有考试。
我们只是分享自己读到的东西、想法和体验。
我的假设是：
爱可以学会。
我们的“老师“是我们遇到的富有爱心的人。
如果我们找不到爱的榜样，那么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感到缺乏爱，而且不会去爱。
我告诉我的学生：
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并亲身实践，让人开心的可能性是：
我们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学会爱。
几乎没有人缺过一节爱的课程。
由于他们带来了自己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丈夫、妻子——甚至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我不得不让学生们挤一挤。
课程本应该在晚上七点开始，十点结束，但课常常在午夜后还在继续。
我首先想让大家明白的是身体接触的重要性。
“过去的一周内，除了女友、男友或者配偶外，你们中有多少人拥抱过某个人？
”。
基本没有人举手。
一个学生说道：
“我一直担心别人会误解我的动机。
”从尴尬的笑声中可以看出，很多人与这位年轻的女士有同样的想法。
我说道：
“爱需要身体语言来表示。
让我感到很幸运的是我成长在一个富有激情、乐于拥抱的意大利家庭。
我把拥抱与更普遍的爱联系在一起。
”
“不过，如果你怕造成误会，就用语言向你所拥抱的人表达自己的情感。
而对于那些确实对被拥抱感到不自在的人，热情地用双手握手也能达到身体接触的需要。
”
下课后，我们便彼此拥抱。
最后，拥抱成为我们班学生在校园里常见的问候方式。
每次结束爱的课程同时，我们都有分享爱的计划。
一天晚上，我们决定我们应该去感谢我们的父母。
这样做让我们得到了无法忘怀的回应。
我班上的一个学生是大学足球运动员，对这项任务尤其感到不自在。
他能感觉到自己心中强烈的爱，但是却很难表达出来。
他花了很大的勇气和决定才走进客厅，从椅子上扶起了他的父亲，然后拥抱他说：
“我爱你，爸爸。
”然后亲吻他。
她的父亲眼里泛出了泪花，还喃喃的说道：
“我知道，我也爱你，儿子。
”第二天早上，他的父亲打电话告诉我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
在做这门课程的另一项作业时，我们一致同意去分享爱，而不求回报。
有些学生帮助残疾儿童，有些同学帮助贫民区的无家可归的穷人。
很多人志愿参加自杀热线工作，希望能够及时帮助“莉安妮”这样的人。
我和一个名叫Joel的学生去一家离南加州大学不远的养老院。
许多身穿旧的棉质长裙、上了年纪的人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发呆。
Joel四处张望问道,“我做什么呢？
”我说“你看到那边那个妇女了吗?
去说你好!
”
他走了过去，说：
“你好。
”
那个妇女怀疑地看了他一会儿，回道：
“你是我的亲戚吗？
”
“不是。
”
“那好，坐下吧！
年轻人。
”
哦！
看看这个妇女告诉乔尔的事情。
她知道这么多关于爱，关于痛，关于受苦的事情，甚至关于她必须平静面对的渐渐接近的死亡。
但是在乔尔出现前，并没有人愿意去倾听她讲这些。
乔尔开始每个星期去看她一次。
很快的，那一天被称为“乔的一天”。
乔尔会去那里，而所有的老人都会聚集在一起。
然后，老妇人让她女儿把漂亮的长裙拿来给她穿上。
乔尔去看她时，她坐在床上，穿着一袭漂亮的绸缎长裙，头发也扎的很时尚。
她的头发已经很久都没有好好梳理了，如果没有人来欣赏，为什么还要梳理发型呢？
不久以后，病房里的其他人都开始为了乔尔而打扮自己。
开设爱的课程这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激动的日子。
当我试着去为他人打开爱的大门时，我发现那些大门也在为我打开。
不久前，我在亚利桑那州一家低档餐馆里就餐。
当我点猪排时，有人说：
“你疯了吗？
没有人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吃猪排的。
”但是那些猪排确实很美味。
“我想要见见主厨,”我对服务员说。
我们走到厨房，一个高大魁梧，满身是汗的男人在那儿，那就是主厨。
主厨问道：
“怎么了？
”。
“没什么。
猪排太可口了。
”
主厨看着我，似乎我有毛病似的。
显然，他不习惯接受别人的赞美。
接着，他热情地问道：
“要再来一份吗？
”
这不是很美妙吗？
如果我没有学会如何去表达爱，我可能会想那位主厨所做的猪排很可口，但我大概不会亲口告诉他这点——就像我没能告诉莉安妮，在我第一天上课时她对我的帮助有多大一样。
那便是爱的一个方面：
与人分享快乐。
另一个爱的秘密是知道你是你特有的自己，全世界只有一个你。
如果我有一个魔棒和一个愿望，我会在每一个人面前挥舞魔棒并让每一个人说出，并且相信“此时此刻，我喜欢自己。
我就是我，我将成为未来的我。
我很棒。
”
对爱的追求创造了我生命中的一个奇迹。
但是，如果没有认识莉安妮，我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
我会不会仍然年复一年地结结巴巴地对学生讲授专业知识，而不去关心面具后脆弱的人？
谁知道呢？
莉安妮给我提出了这个挑战，我接受了这个挑战！
我多么希望莉安妮今天在这里。
我会拥抱她并告诉她：
“很多人帮助我学会爱，但是你却给了我了解爱的动力。
谢谢！
我爱你！
”不过，我相信我对莉安妮的爱已经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传达给了她。
自然的力量
巴巴拉•哥尔德史密斯
当我还是一个在纽约的新罗歇尔长大的十多岁的孩子的时候，我的公告板上有一张玛丽•居里的照片，她坐在一颗榆树下，双手环抱着她的两个女儿，2岁的夏娃和9岁的伊伦。
我并不知道其他太多关于居里的事情，除了最基本的信息：
她和她的丈夫发现了放射性。
她是第一个获得两个诺贝尔奖。
她是一个有才气，目标单一却坚定不移的人，她就是一个传说。
我只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女孩，比起公式和试验，我对一些虚构的故事和文字更感兴趣。
回首过去，我觉得我非常羡慕那张照片，不是因为玛丽•居里和她所代表的一切，而是因为她看起来是那么的光彩耀人——或者说因为她抱着自己女儿的姿势。
我的母亲躺在医院里，正在从一起交通事故后的严重损伤中恢复。
我希望她能够抱我，但是她却不能。
所以，相应的，我极度崇拜玛丽，在我的脑海中她是世界上最坚强也是最能干的女性。
就像其她女孩子的梦想一般，但我的多少有一丝现实意义。
虽然玛丽•居里早在孩子出生前就沉迷于她的科学研究，但她的女儿通过她们自己的努力最终成长为成功的女性。
居里是那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超级全能型的工作者：
她的成就革命性地改变了过去对原子和放射性的认识，而且她也是学生课本中出现的少有的可怜的女性科学家中的一个。
她还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女性，她一直与疾病抗争，现在的医生大概会把她的病诊断为严重抑郁症。
最终，她最出色的发明导致了她和她丈夫的死亡。
1878年，当居里有10岁的时候，她的母亲死于肺结核。
那个时候这个叫做曼娅•斯卡罗多斯卡的波兰女孩就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继续在学校里学习，但是几个月中她都在找地方把自己藏起来，那样她才能号啕大哭。
在18岁的时候，她找了一个工作，在华沙附近的一个富有人家里当家庭教师。
她疯狂的爱上了凯西米•佐罗斯基，一个优秀的和她一样热爱自然和科学的19岁的学生。
然而，当凯西米向家里宣布他要和曼娅结婚时，他的父亲威胁他要断绝父子关系。
她身份地位比他低，没有钱，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佣。
完全就不可能在一起。
前前后后纠缠了4年。
最终，曼娅对凯西米说“如果你无法决定的话，那我来替你决定”。
至今在我看来这仍然是一个勇敢而伟大的举动，之后，曼娅收拾了她的破铜烂铁，坐上一辆火车去了巴黎，在那里她换了名字，进入巴黎大学学习——从此步入了历史的殿堂。
1893年，她成为了第一个在巴黎大学获得学位的女性。
如果你看过1943年的电影《居里夫人》，你就知道对她早期探寻那个神秘隐藏的新元素过程粗略的描述。
那里面有一个镜头，饰演玛丽的女演员格里尔•贾森搅拌着一个沸腾的大桶，她的脸上闪烁着汗水。
那天深夜，玛丽和她的丈夫，皮埃尔，走进实验室看到一个细小的，发光的凝固的点。
“噢，皮埃尔！
是不是就是它？
”玛丽热泪盈眶地说着。
是的，就是它——镭！
现实是残酷的——而且不那么浪漫。
玛丽和皮埃尔，那个她1895年嫁的男人，肩并肩每天工作到深夜。
但是他们的实验室太破旧，阴暗而潮湿，以至于他们的女儿，伊伦在三岁的时候把那个屋子叫做“那个凄惨的、悲伤的地方”。
一个著名的科学家说要不是他看到工作台，他会觉得自己在一个马厩里。
在那时，居里夫妇变得世界闻名了，尤其是在他们因为发现放射性在190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之后。
他们是欧洲科学界的骄傲，出席各类宴请，远在新西兰的追随者们也来巴黎访问他们以表示敬意。
对于居里夫妇来说，他们的成功却种下了悲剧的种子。
要记得，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充满放射性的环境中工作。
甚至在赢得诺贝尔奖之前，正是由于这种猛烈的物质，皮埃尔处于疾病当中。
在他的手和指头上有开裂的伤口，而且走路也日益艰难。
在1906年，他被一辆由两匹狂奔的高马驾驶的四轮马车撞倒，一个轮子从他的头上碾过。
他当场死亡。
许多年以后，当她父亲过世时还不到一岁的夏娃•居里透露皮埃尔的死亡在她母亲的生活中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她写道“玛丽•居里并没有从一个快乐妻子变成极度伤心的寡妇。
那种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却是很严重的。
她之后几乎过着一种离群寡居的生活。
”玛丽那时只有38岁。
在葬礼后的那个周末，她没有陪朋友和亲人，反而回到了实验室。
在她的日记中她对皮埃尔说“我想在这寂寞的实验室里和你说话，在这里我并不觉得可以离开你而生活下去。
”
在皮埃尔去世后，他和玛丽的实验仍然继续着。
最终由于成功分离出镭和钋，玛丽一个人获得了第二个诺贝尔化学奖。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的爆发，她意识到X光汽车可以在战地医院中拯救生命，所以她建立了一支这样的车队，被人们称为“小居里”。
她和伊伦自己开着一辆。
之后她回到了她建立的镭学研究院，在那里教书、旅行、做讲座，直到1934年7月4日，她66岁的时候在那里去世。
死因是再生障碍性恶性贫血，主要源自她长时期的在裸露的镭和放射性物质的环境中工作。
我所认识的玛丽•居里并不是一个肖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
她战胜了许多专业上的困难但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我现在知道她的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充满荣耀和悲伤。
Unit7美国人是如何生活的
JamesA.Michener
美国人仍然延续着许多过去的生活方式。
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期，我们有必要记住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多是从过去继承而来的。
年轻人仍然结婚（比起1960年的152万，去年有241万夫妇结婚）。
当然，许多的人离婚了，但是他们再婚的比例也是非常惊人的。
他们有孩子，但是生孩子的比率比以前少了。
他们信教，纵使他们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去教堂，但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接受宗教的熏陶。
他们乐意为教育上税，而且他们很慷慨的支持像医院、博物馆和图书馆这样的公共机构。
事实上，当你拿1950年的美国和今天作比较，相似性比差异性更显著。
美国人似乎显得保守一些。
对于参议院和众议院来说，1980年的选举标志右倾势力的强化，这是由选民的政治和社会观念所决定的。
似乎我们这个国家在60和70年代非常小心翼翼地从过去的约束、克制中逃脱出来，而现在又想结束这种状况，就像一个谨小甚慎的人在过渡放纵后所做的事情一样。
我们期望并坚信能看到传统家庭生活观得到重申，色情文学受到严厉限制，那些放弃了宗教的人能够回来，拒绝某些社会立法。
约会和结婚的方式呈现出根本性的变化。
至于说到性，我是在一种猜忌、压抑和清教徒式的环境中长大的，虽然年轻强壮的孩子们可以在任何环境中生存，我这一代的许多人却有着害怕的经历。
毫无疑问，我赞同今天这种更自由的形式，虽然我认为对于一些家庭来说，处理这种变化的确不容易。
美国的妇女正在改变社会规则。
30年前，我从不敢想像一群女性雇员会诉讼一个大型公司赔付几百万美元的薪水，因为她们宣称由于被歧视而被少发了这些薪水。
我也不能想象大学里的女性会要求像男人一样参加田径运动会，而且要求在体育教育方面享有平等的财政支持。
但是，在认为她们的诉求有道理的许多男性的支持下，她们这样做了。
在工作、在娱乐、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女性在建立新的规则。
美国人在担心他们的学校教育。
如果我现在有孩子的话，我会把他送到私立学校，因为那里更安全，有严格的纪律和更高的学业要求。
但我怀疑现在的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是否好于我当时所就学的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
问题在于好的公立学校现在少得可怜，而我也不想冒险把孩子送到一个质量不达标的学校去。
一些美国人必须靠救济金生活。
显然，由于我们国家靠一部分人工作就可以创造所需要的一切财富，因此必须给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发放社会救济金。
当提到一个典型的救济金领受人，我就想起隔壁一个年轻的妇女，她的丈夫在一起惨案身亡，留下了她和三个年幼的孩子。
如果生活在过去的日子里，她一定知道贫穷的滋味，但是有了家庭救助，她可以养活三个孩子并培养他们成为很好的纳税公民。
我喜欢这样的社会救助机制，我也愿意为其贡献自己的力量。
美国一个真正富于同情心的社会。
年轻的美国夫妇无法拥有自己的房子。
我觉得这是美国家庭生活需要面对的最大的威胁，而我很震惊这种恐怖的状态仍然会存在而且愈演愈烈。
十多年来，像我这样常旅游的人已经意识到像瑞典、丹麦、俄罗斯和印度那样的国家，年轻人几乎不可能拥有房子。
在瑞典，通常结婚的夫妇要等11年才能拥有他们自己的房子。
我们经常问：
“为什么这样？
”在我们看来，似乎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首要的责任就是为年轻一代提供其成家所需的房子。
看来，因为相同的原因，美国也染上了这种可怕的社会疾病。
我们社会的建筑商认为盖那种以220000美元出售、19%的按揭、带有三个卫生间的房子利润很大，却不愿意为年轻夫妇建造小面积房子。
一个大国不能为自己的年轻人提供住房就是在承认一个需要被纠正的错误。
我们的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我觉得我们和其他所有的民族一样充满机遇，甚至更好。
我们国土完整，拥有世界最强的农业、丰富的矿产资源、非常好的河流灌溉系统以及无可比拟的道路交通系统。
我们同样拥有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不同文化和国家的人们，他们在这里和谐共存，一同创造着社会财富。
然而最重要的在于我们的政府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稳定的系统。
我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古老的政府的国家，因为自从1789年我们开始现在民主管理以来，每一个国家一直在承受和经历过议会改变或者其它的革命性变化。
只有我们的政府存活了下来，而且也应该存活，因为我们的政府能够给最大范围的人们提供着追求幸福的最多的机会。
猜测的艺术
许多年前，在工作面试中，我渐渐疲倦于问“你有什么工作经历？
”这样的问题。
因此，我决定采用一种一个问题的测试方式，从中找出应聘者的思考能力。
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你在一个游艇上在太平洋上航行。
你的导航员告诉你已经过了最深点，马里亚纳海沟。
正在那个时候，一个笨拙的客人突然向海里丢了一个12磅的炮弹。
这个炮弹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到海底？
在继续读之前，请先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请自己考虑你的解决方式。
你是否尝试做胡乱猜测因为“所提供的消息太少了”？
你是否为了得到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而陷入对细节的探讨？
或者你只是注目于两个最重要的问题——究竟马里亚纳海沟有多深以及一个炮弹在海里下降速度又多快——然后冒险瞎猜？
考虑到不可能100%的正确，我大部分的应聘人只是简单的作一个疯狂的猜测。
很少有人愿意冒险给一个近似值。
到底这和商业或者创造力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太大了！
在现实生活中，当消息不够充足时，我们经常需要做出决定。
从我们吃什么东西到我们如何喂养孩子，创造力强的人必须要自己思考出答案。
也许根本没有时间或者钱来保证你做的决定是正确的。
做一个好的猜测通常是你唯一可以做好的事情。
比如说，假设你被要求为电话设备写一个市场规划，这种设备需要把你的姓名、工作单位、地址以及电话号码发送到一个与别人电话连接的可视设备或者打印机上。
除了传统的商店比如说超级市场和电子设备商店，你还想知道美国有多少家“电话商店”。
很不幸，无论从市场调查公司或者美国政府，你根本得不到这个数字。
那你怎么办呢？
一种解决方式就是到当地的图书馆，找出一些全国的电话地址目录，翻到黄页，然后开始数。
之后你会瞎猜你所数的城市中，每10万个人有多少个商店。
顺便提一下，这种方式正是我所知道的市场咨询公司为一个大型电讯用户所做的调查方式。
这个关于电话商店数量的问题就是科学家所说的费尔密问题的例子。
这是以诺贝尔获奖者恩瑞克•费尔密的名字命名的，他经常用这类的问题来教他的学生如何解决问题。
费尔密问题就是那种你需要解决但却没有足够资料的问题。
据说，费尔密曾经有一次问他的大学生芝加哥有多少个钢琴调琴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建议把这个问题拆分成更小、更容易解决的问题，然后做一些猜测和估计。
有多少人住在芝加哥？
3百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猜测。
一个家庭有多少个人？
假设平均有4个。
有多少个家庭有钢琴？
比如说3个家庭中有1个。
那么在芝加哥就大约有2.5百万架钢琴。
每台钢琴多长时间要调一次？
或许5年1次。
那么就是一年需要5万次。
一个调琴师一天可一调多少钢琴？
或许四家？
那么一年又有多少天在工作？
估计有250个工作日，一个调琴师一年就可以调1000架钢琴。
因此，在芝加哥大约有50个钢琴调琴师在工作——而事实证明，这个数字和在黄页上查到的实际数字差不多。
为什么一个猜测却那么准确呢？
平均值的法则是很重要的。
无论任何情况，你的猜测都或许过高或者过低。
但是在平均值法则的作用下，你的错误就被抵消了。
这里有另外一个难题。
你或许已经知道黑色吸收最大的热量，而白色反射最多的热量。
但是中间的其它颜色呢？
你如何找到答案？
提示就是：
在冬天，但是不能太冷。
本•弗兰克林的解决方法是独特的。
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上午，他简单地把不同颜色的细毛织品的样品放在雪上。
“几个小时后”，他说“黑色，被太阳照得非常暖和，就像被阳光一击一样陷下去，处于很低的位置；深蓝，几乎一样低；浅蓝，不像深蓝那么低；其他的颜色，越浅陷下去的越少；而白色还在雪面上，一点都没有往下陷。
”
我最喜欢的“猜测家”之一是在韦斯顿，康涅狄格州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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