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的写作目的看金翠莲命运的态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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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浒传的写作目的看金翠莲命运的态度
从施耐庵的写作目的看《水浒传》中女性角色命运的态度
张洪嘉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摘要］:
施耐庵以他大师的手法将“天下民为本”的道理融入了书中，给圭寸建社会的统治者敲响了一记有力的警钟！
同时对于世间的诸多不平等也予以抨击，当然也包括了对女性收到的不平等。
以金翠莲为例，我们可以发现，施耐庵对于人物命运的安排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我们会发现金翠莲的命运其实是那个时代整个女性命运的一个缩影。
本文将就此结合相关理论观点与实践现状，提出自己的设想。
［关键词］:
女性命运写作目的作者态度作者生平
《水浒传》由著名文学家施耐庵作于元末明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
版本众多，流传极广，脍炙人口。
有人说：
施耐庵笔下的女性全部是以悲剧结尾的。
比如108将中的三位巾帼英雄，绰号分别为母夜叉孙二娘、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的三位女子，最后都战死沙场。
再比如艳丽风情而惨死于武松手下的潘金莲。
这些各式各样的女人似乎都被施耐庵所嫉恨，所以无论你多么的凶神恶煞，又或者多么的沉鱼落雁，作者总是会让女人们在自己手上陨落。
但是凡事总有特例，施耐庵在《水浒》中安排了这么一位女性角色，她的结局仿佛并不凄惨，从一开始她落魄的携着父亲出场，偶遇了鲁智深；到鲁智深为了救她而错杀镇关西亡命天涯；而她嫁给了员外“养做外宅”最终帮助鲁智深逃脱牢狱之灾；她就是金翠莲。
笔者于本文的立意，也便是要探究施耐庵是否就是这样一个对女性有着变态仇恨的作家，以及金翠莲这位“幸运儿”为何得到了施耐庵的特殊照顾，最后有了一个不错的结局。
当然，想要了解一部作品中对于某一个人物的描写，就需要先去了解这部作品的作者。
笔者就对施耐庵的生平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也要基于此对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做一个分析。
施耐庵名子安（一说名耳），又名肇瑞，字彦端，号耐庵。
据说他的字是一位老秀才给他起的，彦端寓意行止端正。
施耐庵先祖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后裔，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
[1]由
此，我们可以判断出两件事：
1、施耐庵自幼必定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在元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当中难能可贵。
2、施耐庵至少是苏州一带之人，也就方便我们理解其为何后来出任了张士诚武装的军师，以
及其今后人生以及作品思想的归属。
由于施耐庵的史料有限，笔者很多时候必须依靠史料之外的合理推断，因此，本文的观点笔者本人也持保留态度，姑且作为一砖一石抛出，盼其可觅一璞玉。
我们知道施耐庵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据史料记载，施耐庵其人“博古通今，才气横溢，举凡群经诸子，词章诗歌，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等，一切技术无不精通。
”他35岁曾中进士，后弃官归里，闭门著书，并收下了弟子一名，也就是后来同样名声煊赫的罗贯中。
由此可见，施耐庵确为宋代灭亡之后汉族中为数不多的奇男子。
那么，就
是这样一个人，又为何违背纲常去参加张士诚造反的队伍，并写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歌颂造反的小说呢？
“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观点笔者是同意的，由于蒙古的崛起，整个地球当时3/4的文明都消失了，中华文化也是如此。
而蒙元在其97年的历史中开科取士的次数我们甚至可以简单地用手指数出来。
以至于汉族的“臭老九”们只能依靠作曲谋生，由此也诞生了一代如关汉卿一类的“文人。
而中国历代以来对于文人的真正定义应该比照的是北宋张载在《张子全集？
近思录》所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2]
因此我们可以说诸如关汉卿这类“文人”已非中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
而家学渊源的施耐庵却并非这样的一个非传统文人，而是一个
志在报国的传统文人。
那么这就更加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他不把生平所学用于经世治国而是去写小说，而且是通俗，或者说是粗俗的白话文小说呢？
首先，我们不能否认施耐庵对经世治国的抱负。
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家庭成长出来的孩子，自然对仕途是有向往的。
在元成宗元贞九年（1305年），也就是施耐庵7岁开始，由于汉人普遍的没落，施家也家道贫苦，所以他只好通过自学学习。
我们需要认识到施家的确不愧是名门之后，否则那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家境如此清贫的时期，又何苦去读书呢？
4年后，13岁的施耐庵才开始了他真正的学习生涯一一在浒墅关的一家私塾念书。
佃岁时，通过自身不懈地努力，他考中了秀才。
并且同私塾教书先生的女儿季氏结婚。
这是施耐庵的第一任妻子，有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施耐庵的勤勉好学是获得了其恩师的肯定和褒奖的。
这对于我们从侧面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人品是有借鉴作用的。
等到后来，施耐庵25岁时被苏州官吏荐为“孝行信义”可见其为人品性是获得了整个社会一致的公认和好评。
这就彻底击碎了一些人对施耐庵是个违背纲常，崇尚杀人越货、歌颂造反、乃至心里变态的谬论。
到了他29岁的时候，施耐庵终于考中举人。
并且在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年仅36岁的施耐庵中辛未榜进士，为什么笔者要说年仅36岁呢？
因为古人云：
“三十老名经，五十少进士”这也是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施耐庵不愧为天才的称号而且也可以看出他的求学和功名的渴望。
更加巧合的是，在这是他结识了同榜的进士，也就是日后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一的刘伯温。
得中进士后，施耐庵被朝廷委以钱塘县尹之职。
那么为什么施耐庵不从此施展他的政治抱负，一心辅佐朝廷呢？
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造成的。
众所周知，民族国家这一概念是近代以来自西欧传入中国的，而在这之前，中国的国家观念就是“内中华，外夷狄”。
因此，蒙元事实上并非中华正统，作为一个传统文人，施耐庵委身其中必定抱怨和愤懑是少不了的。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由于作事情需要得到[3]元人担任的达鲁花赤批准，施耐庵十分不得志。
做了两年县尹，由于触怒元人，他便愤然辞官。
在苏州施家桥办学授徒。
正是在这里，他收下了一个商人的儿子罗贯中为徒。
其间施耐庵父亲和妻子相继逝世，随
后续娶了申氏，并诞下一子施让
有人认为，施耐庵其实已在这段时间开始着手准备撰写《水浒传》了。
这一点，笔者不完全赞同。
笔者认为，施耐庵在此时至多是发生了心态上的变化，为其今后写《水浒传》奠定了思想基础，而非此时就已经开始著书。
笔者认为，施耐庵正是通过这几年为夷狄为官的经历，让其看透了蒙元胡夷对汉族文人的态度其实是“重吏轻儒”。
套用钱穆先生对满清政治的依据概括来说，就是“有法术而无制度”。
笔者同时也有理由相信正是有了这几年的官场生活，让施耐庵对于官场失去了信仰。
人往往有一种思想，遇到强者，你会恨他，但是也会由衷地仰视他。
汉人对于蒙元统治者也自是如此。
蒙元统治者击溃了宋宗室，屠戮了汉人的民族自尊。
因此作为那个时代的人，难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顺带觉得宋朝也便低于元朝一等。
而官场一物，自古斗争不断，不论是汉人还是蒙古人，在官场上的尔虞我诈终归是不变的。
因此也就是因为这样，施耐庵也看透了官场，连带着对前朝的腐朽看了个清楚。
宋朝之所以能被这样腐朽的制度击败，说明其本身也很腐朽。
这种仕途和信仰上的消极还未结束，家庭上的不幸又来侵袭。
这对于施耐庵来说一定造成了他性格上的巨大转变。
笔者因此认为施耐庵在这一遭遇大变的时期，他的心理和信仰乃至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一定在此时对于中国儒家政治道德观产生了偏差，认为官场和朝廷并非良善，就是因为官场腐朽，导致了亡国灭种。
而这种腐朽并没有因为外族对“汉族精英”的清洗而结束，而是变本加厉。
施耐庵自是不愿在这种环境中继续生存，而且他更希望改变这一局面。
但是一个书生，似乎能做到的最多也只是讽刺朝政罢了。
借古讽今一直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一大喜好，除了赵宋太祖皇帝祖训：
“不以言杀士大夫”之外，其他历朝天子对于文字狱总有特殊的嗜好。
其中又尤以蒙元和满清这两个外族羁縻汉族的朝代最为明显。
因此施耐庵其实并非对经世济民失去了兴趣，而是深感朝廷不可信，外族不可倚。
而这些想法有不可直接的表达出来，为了避祸那便只好写出一本小说来讽刺这一切了。
此时对官场失望了的施耐庵，自然会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寄托于民间力量之上。
笔者同时认为，施耐庵之所以使用白话文写出《水浒传》，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为了方便普通百姓的阅读。
以便将融入了他所思所想的一本著作被更多的人所理解。
而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发现，正是因为此，《水浒传》才得以在中华大地上长期存在，并衍生出无数的话本，让广大的群众自小听书之时就知道了官场的险恶，也树立起了很多孩子心中的个人英雄主义来和黑暗的社会进行斗争。
通过这些，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施耐庵在此之后做出的参加义军，包括写出《水浒传》这样离经叛道的小说有什么奇怪之处了。
因为施耐庵无非是想换一个平台是实现自己的儒家理念和政治抱负。
时间接着是到了元惠宗至正十三年（1353年），贩卖私盐的张士诚起兵反元，其属下卞元亨是施耐庵的表弟，于是在卞元亨的邀请下，施耐庵成为了张士诚的军师。
在施耐庵地帮助下，张士诚从兴化一路打到苏州。
我们不得不佩服施耐庵本人的才华。
我们需要清楚的认识
到，当时张士诚、朱元璋等人面对的是统治了全世界的当时最强民族――蒙古人，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能像中国这样对蒙古人做出如此程度的反抗。
当张士诚在施耐庵的帮助下取得了苏州（时称平江路，蒙元政治区划中数第三级），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据史料记载，自1279年开始，元廷下令汉人士兵平时在军中也进行武器管制。
过了五年，元朝下令汉人禁持弓箭，连各地庙宇神像手中的真刀真枪也被追缴入库。
不久，元朝又在昔日女真和南宋辖地收缴所有武器，除把质量好的刀剑归蒙古人使用及上缴兵库外，其余一律销毁。
元成宗时代，在元朝两都宿卫军中充值的汉人也不得持弓箭“上岗”，最后甚至规定汉人二十家（一甲）才能使用一把菜刀。
[4]这些都充分证实
了施耐庵的能力，同时也证明了他的真实人品和汉人本质。
我们也可以看到汉人能够驱逐走蒙古人是多么的不易。
而且毫不夸张的说，正
是由于张士诚、朱元璋这些帅才和施耐庵、刘伯温这些人才的努力，汉人不仅解放了自己，还解放了全人类。
俗话说得好，共苦易，同甘难。
最后，由于意见不合，施耐庵辞别张士诚，带着门人罗贯中四处游学。
开始施耐庵在常熟河阳山隐居，为当地一家姓徐的人家当教书先生。
三年后，刘伯温向朱元璋推举施耐庵，但是他坚辞不就，只好离开河阳山，回到苏州施家桥。
《水浒
传》大体也是在此时写成。
初读《水浒传》我们或许会觉得其中朝廷奸佞小人当道，君主昏庸。
而梁山却尽是好汉。
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对比了施耐庵的生平，我们会发现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施耐庵在官场不得意，你可以理解他
为什么对朝廷的描写那么崩坏。
但是他在义军中过的同样也不如意，
那么为什么就把梁山都写成了好汉呢？
这个问题，笔者是这么认为的，分析有二。
其一：
施耐庵是为了激发出普通百姓的“公民义务感”。
常言道：
起因善小而不为？
匹夫之流只要有心，同样可以成为大英雄。
其二：
施耐庵并非将梁山好汉塑造的完美无瑕，他作为一个曾经在义军效劳过的人，深知这群“乌合之众”的劣根性。
诸如林冲所立之
“投名状”再比如武松尽屠“狮子桥下大酒楼”。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一点，施耐庵并非一个妄为的作家，他有自己的是非观和价值观，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将这些互相矛盾的事物参和进自己的一部著作中。
这种对小说价值走向的把握能力是非凡的！
因此说施耐庵的小说是在歌颂农民起义，这其实是有一定的错误的。
施耐庵的小说的确是歌颂了农民起义，可是在那个特殊的时期。
因为汉民族已经亡国灭种了，但是依靠农民起义汉族又复国了。
因此施耐庵歌颂的其实是整个汉民族英勇复国的这一壮举。
这同时也是起一个警世作用。
不单单唤醒了民众的责任感，同时给朝廷了一个启示，治国无方终将被民众所唾弃。
这一点正体现出了儒家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的“民本”思想，而且从道理上也很类似于孟子所说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而且对于一个已经体会过中华第一次亡国灭种的人来说，经历过民族大起大落之后，体会到百姓可贵之处的觉悟自然比起三皇时期以来的任何中国人更强烈。
而能佐证笔者这一观点的史实也是存在的。
众所周知朱元璋是汉民族的英雄之外更是一个暴君。
他的暴行不光是体现在军事和政治上，在文化专制上也不比任何一个暴君差，甚至可以说专制的高明。
笔者举一个例子便可证明这一观点。
据史料记载，太祖皇帝在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偶览《孟子》，当他看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时，不禁勃然大怒，骂道：
“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
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殿外，不得配享。
无端端地将孟子逐出文庙显然是不得人心之举。
一年后，朱元璋下诏称：
“孟子辟邪说，辨异端，发明先圣之道，其复之。
”把孟子的牌位放回文庙，配享如故。
然而，朱元璋对孟子的犀利言论仍耿耿于怀，他怕《孟子》把天下读书人都教坏了，更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深入人心，对大明王朝不利，便想出了删书的办法。
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人对《孟子》进行删节。
刘三吾揣摸皇上的意思，共删掉《孟子》八十五条“有问题”的内容，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并将剩下的内容编为《孟子节文》一书。
刘三吾完成删孟任务后，朱元璋立即下诏书，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5]
有此可见，太祖皇帝对于孟子的厌恶是令人发指的。
而也正是太祖皇帝，对施耐庵的文章大为不满，对其大兴文字狱。
另据史料记载《水浒传》成书后，很快在民间传抄开来。
根据民间传说，刘伯温奉皇帝之命寻访施耐庵时，发现了施耐庵写的《水浒传》，并带给了皇帝。
朱元璋看过后，认为“此倡乱之书也，是人胸中定有逆谋，不除之必贻大患。
”密令当地官吏逮捕施耐庵。
最后还是逼得施耐庵在狱中写了后五十回的招安内容才将其释放。
有人说，这是朱元璋觉得农民起义大逆不道造成的。
笔者认为不
然，朱元璋自己就是农民起义的义军首领，且他对自己的军事生涯颇为满意和自负，又怎会认为农民起义大逆不道？
真正的原因在于太祖皇帝看透了施耐庵作《水浒传》的真正意图是在鼓吹“孔孟精神”而且尤其是亚圣的思想。
这才是激怒了太祖皇帝的真正原因。
而朱元璋对于事件的解决方式也延续了其对待孟子所传经典的做法一一删、改。
而事实上最终的结局也就是施耐庵按照要求续写后便获得释放了。
不
过《水浒传》一书还是被查禁了，并且一禁就禁到了嘉靖年间。
而笔者相信，最后被招安的桥段，施耐庵是抱着无比苍凉的心情写成的。
笔者认为，施耐庵曾经对民间势力重塑汉族抱着十分的信心，可以说他对宋廷陨落的失落感全部寄托到了义军事业中。
然而，张士
诚以及朱元璋对其的态度和他自己最终落狱的遭遇，使他在人生的晚年彻底的失去了一切的信念。
这也能够从他一出狱没多久就逝世的史实中也能得到佐证。
因此笔者相信水浒传最终的大悲剧结尾是施耐庵心死的象征。
施耐庵被关押一年多后被释放，但是身体已经不行。
虽然有罗贯中的帮助，但是返家途中又染病不起，只好在淮安养病。
第二年，也就是1372年客死于淮安。
一代英杰最后落得如此下场不禁令人唏嘘。
不过好在施耐庵此生也沒有什麽遺憾了，人生在世无非为了“三立”。
立德，他教书育人开成楷模；立功，他匡扶汉室驱除胡虏；立言，他著书立说谱《水浒》。
笔者相信这位老人在其人生的最后时刻一定是
含笑的
而在施耐庵死后，罗贯中将书稿整理后准备去当时刻书中心福建建阳刻印。
但是当地无人敢印这本书。
罗贯中无奈，只好留在当地等待时机，并且又对《水浒传》重新进行了整理。
因此也有人说《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合著的。
不过笔者对此不赞同。
罗贯中此人对恩师一生都不离不弃，没有因为师父遭遇不测而离弃，这体现了他对尊师的无限尊敬。
因此笔者认为，罗贯中对《水浒传》所做的并非修改，而是将恩师被朱元璋所逼改的地方，尽可能的按照先师的愿意给修缮回来。
在这一切之后不久，罗贯中也染病去世。
明初两大文学家就落得这个结局，我们也不难看到明朝整个朝代的文化专制有多厉害，这也
提前宣告了明朝的建立作为一次复国运动却无法重塑汉族昔日辉煌的事实。
直到嘉靖年间，由朝廷派去攻打倭寇的宗臣得到罗贯中后人进呈，付诸刻印。
而笔者根据史料获知，宗臣抗击倭寇已经起码是嘉靖三十七年，也就是1558年了[6],此时距离《水浒传》成书已经过去了近两个世纪。
而正是在这两个世纪里，西方人摆脱了文化专制，爆发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最终完成了引领全球。
重新回顾《水浒传》我们会发现，其实施耐庵写的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部第三人称的自传。
书中许多的景物描述，多取材自他隐居地周围的自然景色，其中梁山泊的描写被认为是以张士诚起义地的得胜湖、小阳山为背景。
而书中的好汉的人物原型则许多来自张士诚的部
下。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施耐庵能够将梁山那么多的好汉描写的栩栩如生。
而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上，为什么施耐庵对金翠莲会网开一面的问题上。
我们通过了解了施耐庵的生平和创作《水浒传》的动机中便不难理解。
施耐庵往往越是将某一事物描写的不好，就越是对其充满期望。
施耐庵写作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发泄不满，而是为了劝解和改变。
也就是为了立而破。
施耐庵笔下的女子之所以悲剧。
正是施耐庵为女性发出的呐喊。
自宋朝鹅湖之会后，程朱理学逐渐成为了儒家正统。
也就是从此开始，女性的地位在中国也变得微妙起来。
缠足便是从此时出现的。
其实在这之前，中国女性的地位低下往往是体现在经济层面上而非社会层面上。
而程朱理学的普及却渐渐将女性的地位无形降低了，在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中，女性作为男性传统附属品的价值也便无法得到体现，这造成的就是女性地位的进一步丧失。
而事实上我们通过今天的世界也可以发现，越是思想上开放的社会，女性的地位也就越高。
而到了蒙元时期，女性更是受到蒙古人的残酷迫害。
据徐大焯《烬余录》记载，蒙古保甲连辖下人户女孩的“初夜权”也归其所有，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不少良家妇女不堪淫辱，羞愤自尽。
而当时汉人往往更是将自家的第一胎杀死也不愿意要这个蒙古种。
特别令人浩
叹的是，有不少美貌女子的人家为避免遭受淫污，竟出下策让女儿充当“舟妓”供娱乐弹唱的船上卖唱女），“以舟妓不设甲主，舟妓得不辱身”[7]正是自古以来的女性地位低下，以及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上的禁锢，更主要的是蒙古人对汉人，尤其是女性的迫害下，中国女性的地位和处境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正是如此，施耐庵才对女性产生了无比的同情。
他之所以将《水浒传》中的女性安排出悲剧的结局，完全是源于同情。
施耐庵笔下的女性悲剧只是当时那个社会上女性悲惨地位的一个缩影。
施耐庵本身对待女性的态度我们是可以从他对待夫人的态度中所得之的，施耐庵并非一个淫乱之人。
他除了娶了先师的女儿原配季氏之后之续弦了一次，也就是申氏。
有次可见施耐庵对于女性的确是尊重的。
毕竟在中国古代，文人风流是雅好。
才子狎妓是作为美谈的，而施耐庵如此，除了其本身生活不好奢华之外，就是对女性的尊重。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金翠莲，会发现其实施耐庵对于金翠莲的描写在水浒传千百个“路人”角色中算得上是精心的，甚至这种精心是有些奇特的。
一般的“路人”往往出场过一次就不再出现，而金翠莲却出现了两次，并两次成为了鲁智深今后命运转折的导火索。
笔者认为其实这是有原因，而原因就是施耐庵将金翠莲安排成为了当时穷苦人家女性的一个缩影，被恶霸欺凌之境况与蒙古人对汉族女性的欺辱何其相似。
施耐庵在原著中对于金翠莲的描写是这样的：
“蓬松云髻，插一枝青玉簪儿；袅娜纤腰，系六幅红罗裙子。
素白旧衫笼雪体，淡黄软袜衬弓鞋。
娥眉紧蹙，汪汪泪眼落珍珠；粉面低垂，细细香肌消玉雪。
若非雨病云愁，定是怀忧积恨。
大体还他肌骨好，不搽脂粉也风流。
”[8]可见金翠莲是个长相不出众，但是也在中上等的女子，如此一个弱质女流被镇关西这种恶霸欺凌实在是令人叹息。
因此施耐庵想要有这么一场戏，让这么一个代表了千千万万被压迫的女性的金翠莲被一个好汉所拯救。
于是便有了“鲁提辖拳打郑关西”的场景。
而最后金翠莲的结局与其说是为了能够让鲁智深顺理成章的成为和尚，不如说是施耐庵为了成全金翠莲而顺带造福了鲁智深。
鲁智
深想要入佛门完全有各种其他的方式，施耐庵为什么一定要安排成是金翠莲父女二人为他解围。
笔者认为施耐庵除了保证故事延续性和宣扬善恶有报之外，最主要的是施耐庵其实也希望给金翠莲这样一个可怜的女性一个善终。
毕竟嫁给赵员外这样一个男人在中国古代是万千女性的梦想，尤其是一个孤苦可怜的小女子。
施耐庵借金翠莲完成了对弱势女子的一次救赎，也是他在心中为中国千万妇女的一次心理救赎。
我们联系上文可以清楚的认识到一点，施耐庵的《水浒传》其实更类似一部自传，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那么金翠莲是否是他身边确实存在的一个女性？
笔者认为很有可能，而且这个女子可能就是施耐庵的第二任妻子一一申氏。
笔者认为，申氏或许就是金翠莲的原型。
当然，并没有史料可以考证，毕竟与施耐庵有关的史料少之又少，切诸如《施耐庵墓志》等仅有的资料又被史学界所质疑真伪。
所以这一切都只是笔者的个人猜测。
不过笔者还是妄自将这个大胆的猜测写出来。
首先我们看看金翠莲与申氏的相似点：
一、金翠莲出身贫苦；而申氏嫁给施耐庵的时候，施耐庵也是一个落魄书生。
二、金翠莲柔弱而又主见；而申氏愿意嫁给施耐庵这个落魄文人和他甘苦与共一生也绝非普通女子。
三、金翠莲的结局是给那赵姓员外“养做外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做了小三（古人只以是否合法休妻作为男子在两性道德中的批判对象，而拥有女性的多寡不仅不作为道德评判，更作为地位象征）；而申氏也是以续弦的身份跟随了施耐庵的。
因此笔者做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施耐庵的身边有这样一位朋友，他落难江湖，朝不保夕，想找一个靠山，因此想加入张士诚的武装而又苦于没有门路。
恰巧这位仁兄碰到了施耐庵，而巧合的是此人对其妻申氏有恩，所以施耐庵对这位仁兄施以援手，并最终成为了友人。
而这个友人正是鲁智深的原型。
假如这个猜测是真是的，那么笔者认为也许施耐庵如此写作金翠莲，也有他的私心于其中。
但是即使不是这样的，那么作者或许就是要表达当时的女子命运悲惨，最终只能沦为有权有势的男性的附属品这一悲惨的处境而对金翠莲这一可有可无的人物如此精心刻画，精心安排的。
而更加令人叹息的不是赵员外的“养做外宅”，而是金翠莲父亲金二。
金二对于女儿的幸福似乎并不关心，笔者甚至认为他将女儿作为了一件商品转卖给了赵员外。
由此更加凸显出了当时女子的命运，也让人对施耐庵对于笔下人物命运的描写能力感到肺腑不已。
分析到此，笔者可以解释清楚文章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施耐庵安排了金翠莲一个好结局。
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结局，甚至比起那些惨死的女性来说更加凄凉。
俗话说，杀头不过碗大的疤。
而金翠莲从此背负上的是对命运的无法掌握。
没有人能够知道，当10年后的金翠莲不再美貌，当金二老去最终死亡的时候，赵员外还是否会对金翠莲关心呵护。
笔者相信，如果金翠莲的故事能够延续下去，那么必定是一个大悲剧结尾。
事实上，这不是施耐庵对女性的仇恨，其实是对女性的深深同情！
综上所述，施耐庵不愧被称之为一代旷世奇才，我们不仅可以发现他善于写作，而且善于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融入到作品当中。
笔者认为，施耐庵其实是将《水浒传》当做一部自传体史学小说来写作的。
其中包含了他的心路历程也包括了他对世事的看法。
施耐庵在
《水浒传》中表现出的对事实的抨击和对以往历史的否定态度。
钱穆
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将史学界分为了三类，笔者相信施耐庵便是其中的“革新派。
施耐庵身处的社会时期，汉族没落、受外强凌辱，和晚清十分类似，在这种情况下涌现出了一大批对本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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