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教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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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教案
绪论谈中国传统文化
一、“文化”的含义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1．“人文”精神
2．“自然”精神
3．“奇偶”精神
4．“会通”精神
三、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第一章炎黄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开端
一、赫赫始祖的业绩
1．发展了原始农业
2．发明了医药
3．发明了文字、衣冠和若干社会制度
4．华夏民族的形成
5．“天人合一”观念的萌芽，人文精神的发端
二、北粟南稻的农业
1．中国生产性经济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比较
同：
第一，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生产性经济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
第二，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把捕获的动手动物驯养成家畜进行繁殖便出现了畜牧业，把野生的植物培养成农作物进行种植便出现了农业。
第三，原始农业本身发展有阶段性。
异：
谷物种类、家畜品种、农耕工具、聚落形态
2．中国史前时期农畜业的发展状况
谷物种植
粟和稻是中国史前农耕文化的主要谷物品种。
那时没有小麦、高粱、玉米。
小麦原产地在西亚，商周时才传入中国；高粱在魏晋时才传入中国；玉米的原产地在中美洲，传入中国更晚。
秦岭、淮河以北，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主要谷物是粟，可称为种粟农业。
秦岭淮河以南，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南方地区，主要谷物品种是稻，包括籼稻和粳稻，可称为种稻农业。
农耕工具
主要农具种类：
耕作农具：
铲、耒和锄；收割农具：
刀和镰；谷物加工用具：
磨盘和磨棒。
家具质料有石、蚌、陶、木多种，最多的是石质。
家畜饲养
家畜有猪、狗、鸡、牛、羊。
新石器早期已经驯养了猪、狗、鸡，猪的驯养最多。
定居生活
居住相对稳定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前提，农业发展又促进大规模聚落的形成，所以聚落状况成了反映农业发展的重要方面。
聚落地点要靠近水源以便于生活，聚落附近要有适于耕种的土地以便于生产，又要交通方便以满足交往需要。
聚落规模有小——大——小的发展趋势。
三、古陶神玉的世界
1．陶器、玉器不同情况
就用途来说，虽然两者大致都有生活用品、礼器和生产工具几大类，但陶器中首要的是生活用品，玉器中首要的是礼器。
就地域分布来说，虽然两者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各文化的区域都有所发现，但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的彩陶最为突出，东北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器最为发达。
形成这种差别蝗重要原因是资源不同，黄河中上游地区有最便于制陶的、取之不尽的黄土，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是当时使用的玉材的主要产地。
陶器的造型原则主要是满足实用需要。
更有一些特殊的陶器造型直接取象于动植物，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2．陶器、玉器反映的主观世界
陶器和玉器是人为制作的物品，它们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然反映人的主观意识。
原始宗教作为新石器时代意识的主要形态，必然在陶器、玉器中反映出来。
丰富多彩的彩陶纹饰，并不是随意地描绘种种自然世界现象的，同一地区总有一种纹样在为数众多的彩陶上反复出现，并在发展中演化出多种同类的纹样。
“中国彩陶图案中，以动物为母题的图案，如果贯穿于一个文化类型的始终而发展的话，那么可以认为这类纹样大多是与图腾艺术有关。
”
由于玉器中礼器占居首要地位，玉器更加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原始宗教观念。
3．陶器、玉器体现的造型艺术
炎黄时代的陶器和玉器中涌现出大批珍贵的艺术品，开始形成中国造型艺术的特点，显示出中国艺术传统的发展方向。
例如，中国造型艺术注重写意的传统在彩陶、玉器艺术中已见端倪。
许多彩陶和玉器的造型不是照实摹绘自然现象，而是重表现人与事物的关系或事物与事物的关系。
再如，中国造型艺术善于表现动态的传统在陶器、玉器中已有生动的体现。
两河流域陶器的图案多用平直的笔画构成，给人以严整感而静止的感觉，中国陶器图案的图案多以弧线、弧形、圆点构成，给人以错落运动的感觉。
彩陶和玉器的观赏价值，与它们的形式有密切关系。
陶工、玉匠们没有美术论著，而一件件器物就成为没有文字的画论，术说着对形式美的理解。
他们运用对比的技巧突出主要花纹，使主题形象鲜明而和谐。
他们在统一的基调中穿插细微的变化，造成丰富而含蓄的效果。
连续性的反复构图造成呼应的效果，加深了人们的印象。
相邻图形共用部分纹样的表现手法，使一条曲线、一个圆点具有两种艺术功能，充满奇妙的情趣。
四、从刻划符号到文字发明
1．刻划符号到文字发明
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陶器发现的刻划符号最多。
仰韶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在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发现最多，北首岭遗址等处也有少量出土，在。
大多数刻划在圆底陶钵口沿的黑彩宽带纹上，少数在陶钵的底部，或在陶盆的外壁。
三处共发现270多件标本，计有50多种不同符号。
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都是单个出现，尚未连缀成书面语言，所以很难甚至不可能释读。
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器上发现的刻划符号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刻划符号风格不同，更接近实物的形象。
对大汶口晚期的以及类似的这些陶器、玉器刻划符号的性质，研究者有不同看法。
多数人认为它们是文字，并将它们作为比较原始的文字加以考释。
龙山文化发现了文字诞生的可靠的证据。
最可靠的证据是在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发现的龙山文字。
2．文字出现的意义
文字出现推动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
古文记载中国史前末期进行过两次宗教改革，一次在黄帝之孙颛顼时，一次在黄帝之五代孙尧时。
两次宗教改革的内容都是所谓“绝地天通”，就是剥夺一般人和被征服部族与神交通的权利，由特殊的社会阶层将神权垄断起来。
这特殊的社会阶层就是最初的宗教职业人员巫师，以后成为商、周历史上的巫史集团。
在商、周历史上，巫史是借助文字与上帝、祖先沟通的。
如果没有文字，经验知识的积累流传受到时间空间的极大限制，有了文字以后时间空间的限制就相对被打破了。
掌握了文字的巫师成为当时最有知识的人，加上宗教的力量，他们必然成为社会上的权威阶层，而这种权威又会与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
文权、神权、政权三位一体结合发展，这便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特点。
这种特点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产生了浣影响。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文字的发明，中国历代的文明才能通过文字的载体世代淬。
中国历史阶段从未中断过，中国的悠久文明连绵不断，这些都和文字的发明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龙——中国文化奋发精神的象征
1．中国文化中的龙
中国的山有龙岗、龙岭，水有龙江、龙泉，城镇、村庄、园林、寺观以龙命名的更不知多少。
岁时有舞龙的节日和称为龙年的年份，殿堂上有龙的壁、柱、几、案，居室中有龙的镜、匣、钗、钿、衣饰、帏帐。
造型艺术创作千姿百态的龙的身影；诗歌、戏剧发出龙的声音；哲人宣示龙的智慧；宗教制造关于龙的威慑。
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美好和威力的象征，代表兴盛和发达、吉祥和幸运。
2．龙文化诞生的物证
龙与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同时诞生，考古学已经提供了可靠的物证，史前考古发现了一批雕绘着龙的形象的文物，包括玉器、陶器和蚌壳摆砌的图案，距今已有约4000年到6000年了。
3．关于龙的起源的不同看法
依据红山文化玉龙和相关玉器作的研究认为：
猪是龙形象的来源之一。
猪是史前驯养最早、最普遍的家畜，养猪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占有重要地位，史前先民将其从日常生活和生产取来，创造龙的形象，这不是纯粹出于幻想。
龙的形象变化多端，但有一个始终不变的部分，就是身如蟒蛇，史前气候温暖湿润，草木丛生，蛇是常见又神秘可怕的动物，先民对蛇由恐惧而崇拜，以它作龙形象的一部分，表达了祈望避免危害和获得农业丰收的愿望。
依据濮阳西水坡蚌壳龙图案作的研究发现，西水坡45号墓中的“所有迹象都可以用天文学观点来加以解释”。
中国古代把天域分为东、西、南、北四宫，又将每宫的主要星宿想象成一种动物形象，以动物名给星宿命名，分别称为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北宫玄武，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合称“四神”。
蚌壳龙图案是东宫青龙的形象由45号墓地的形制得到证实。
无论文献还是考古材料都可以说明：
龙的诞生与原始农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它的奇特形象不是以一种动物为原型，而是取多种史前先民熟悉的动物特征糅合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
龙最初作为氏族部落的标志出现，反映出中华民族祖先对于生物、天文、气象等自然现象的认识，包含着中国文化重视自然的科学精神的萌芽。
龙作为史前先民崇拜的对象，又反映出中华民族祖先追求美好理想，驱除现实苦难的努力。
第二章传统文化的灵魂——中国哲学
一、天人之学
1．重人事轻天道的观点
西周末年由于政治上黑暗腐败，人们对神权政治发生了疑问，向皇天上帝提出种种问题。
这种“疑天”的传统沿至春秋时期，形成了一股重人事、轻天道的社会思潮。
重人事，轻天道，一方面要否定天道迷信，另一方面还要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利用天时地利等自然无条件，来实现人的预定的目的，借以把人的主体意识逐步从神化的自然力量中解放出来。
主要人物及思想：
孙武：
《孙子兵法》中第一次提出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概念。
范蠡：
认为国家的强弱、安危，军事上的成败、得失都与是否顺从天时、地利、人和有关。
孟子：
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可缺一，但人和最重要。
2．“天道自然”的观点
主要人物及思想：
孔子：
《论语》中关于“天”的对话，记述了孔子对“天”的自然属性的探索。
他说“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强调“天”是没有意志的，它的性质如同四时的流转运行，百物的生生不息一样，所以人们要“不怨天，不尤人”正面说就是要靠人自身的努力，孔子这些论断，是“天道自然”的理论萌芽。
老子：
最早提出“天道自然”，他认为天的性质是自然，“自然”就是对各种现象的理论概括，也叫“道”。
老子把天、地、人看作统一于“道”的自然物，“道”所代表的是自然，它是天、地、人这些自然之物的“混成”的总称。
在老子看来，天既然是自然之物，那就没有必要崇拜它；人也是自然之物，人与天是平等的。
这种“天道自然”观不仅为“吉凶由人”提供了本体论上的根据，而且把人作为独立的因素从“天”的束缚中分离出来，标志着中华民族是以一个哲学化的民族屹立于世界。
庄子：
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倾向，他把天地称之为“形之大者”，是有形的物体中最大的物体，并提出“通天下一气耳”，“天地之一气”，企图把“天”与“气”相联系，所以庄子讲的天几乎都是指自然或自然的境界。
他认为人的不自由是由于违反了自然的本性，因此，他主张顺应自然以行事。
但庄子强调自然而否认人为，把人的主观努力看作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破坏力量。
3．“天人相分”的观点
荀子：
在天人关系上总结了先秦各家各派的学说，吸取了它们的长处，摈弃了他们的的短处，在中国思想史学中第一次建立了“天人相分”的思想体系。
他所讲的“天人相分”并不是说“天”和“人”截然没有关系，而是要说明人除了具有自然物的一般属性以外，还有不同于“物”的属性。
他强调一味在人为，否认国家的治乱、兴衰是天意所决定，否认人的贫富、祸福是天命所安排。
4．“天人交相胜”的观点
唐代以前的思想家在论证天人关系的时候，往往局限于天人合一与天道自然、天人相分的争论，唐代思想家和文学家刘禹锡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能够从天与人的相互区别和相互联系方面来说天人关系，提出了“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新观点。
所谓“天人交相胜”就是天与人虽然都是物质存在，是“万物之尤者耳”，是万物中最优秀的部分，但是天与人各有所长，不能相互取代。
具体说，首先，“天之能”与“人之能”不同。
天与人的物质特性不同，天是指无限的物质和有限的物质相统一的自然界。
人则是最有智慧、最优秀的动物，又能在社会生活中创造出一种多于自然界的东西，叫做“法制”。
其次，“天之道”与“人之道”不同。
自然法没表现出为自然界的各种事物的发生、发展与演变，这个过程是通过强弱转化或弱肉强食实现的。
人类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创造性活动，表现出为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社会制度的作用是通过法制所规定的是非，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
所谓“还相用”指天人能够相互作用。
刘禹锡认为，人能够根据自然法则办事，利用自然变化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斩木穿山，冶制金属，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以满足人的需要；而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又会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人的任务就是尽力掌握自然界的“数”（内外联系）和“势”（发展趋势），“适当其数，乘其势耳”，以减少自然界对人类所造成的危害。
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理论观点，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人与自然、社会状况与自然法则的相互关系，探讨了人在认识自然与改选自然中的主导地位，特别是探讨了有神论和无神论的认识论根源，在中国天人之际的哲学问题上作出了很大贡献。
二、变易之学（“有对”之学）
1．变易之学的思想来源
事物变化的思想大约产生于商、周之际，至春秋战国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形态，成为后代变易之学的重要思想来源。
可从当时几种文献说明
第一，《尚书·周书》。
第二，《周易》。
2．变易之学的主要内容
第一，关于事物运动变化的观点
老子：
看到不少“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社会现象，也看到不少“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自然现象，由此认识到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
《易传》：
日月星辰，四时寒暑，古今上下，思想观念都在运动变化，礼仪刑法也是如此。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关于运动与静止的关系
魏晋玄学家：
夸大静止的作用，认为“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
”
佛教：
夸大运动的作用。
提出“动时正静，静时正动”的命题，否认运动与静止的界限，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看作是处于变动不居和生灭无常之中。
宋明思想家：
提出了比较全面的动静观。
周敦颐提出了动静相互贯通的学说，张载提出“静亦有动”，“静是动中之静”，肯定静止的相对性；“动则不穷”，肯定运动的绝对性。
王夫之主张“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动静互涵，以为万变之宗”。
又说“静是动中之静”把运动与静止看作是事物运动变化的两种存在状态。
第二，关于“有对“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源泉的观点
最早提出有对观点的可能是《周易》，它通过事物有对，即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
不过这种思想是以卜筮的形式表现的。
真正从哲学意义上讲事物有对的，是《老子》、《易传》、《孙子兵法》等书。
老子：
比较系统地揭示出事物对立面的相互依存。
提出美丑、难易、长短、高下、有无、损益、轻重、荣辱、动静等对立的范畴。
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
《孙子兵法》：
指出了转化的条件。
没有一定的条件，弱还是弱，弱不能胜强，而在所有的条件中，人是最重要的条件，因此它极重视指挥者主观能动性的发和被指挥者士兵的纪律与勇敢。
《易传》：
“有对”之所以能使事物相互作用，推动事物的转化与发展，就是因为对立面的性质相反，是相反势力的“相推”、“相摩”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宋明思想家：
吸取并改造了佛学的辩证思维。
对“有对”之学作出了新的理论贡献。
“有对”用为哲学范畴是北宋王安石、南宋朱熹最先提出来的，是他们对历史上各种对立范畴所作的新概括。
宋明思想家对事物运转变化的内因，也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
如，张载等人利用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提出了“动非自外”、“动必有机”。
第三，关于对立双方必有一方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老子一派强调柔弱的作用，认为柔弱是对立双方的主要方面，它决定了整个事物的性质及其转化趋势，提出了一套以贵柔、守雌为特点的辩证思想。
以《易传》为代表的一派与老子相反，它强调刚强的作用，认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提出了一套以自强不息为特点的辩证思想。
3．变易之学的运用
变易之学的主要特点是注重运用，而非纯哲学的理论。
一是用在思想方法上，反对片面性，主张全面性。
如孔子所说的“叩其两端”，就是这个意思。
再如其他一些思想家提出的关于安与危、乐与忧、微与渐、情与理、知与行等方面的辩证方法论，成为变易之学的主要内容。
另一个是运用于社会实际生活领域，即运用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
于是在历史的长期演变中，逐渐形成这样的看法，要使事业成功，必段学习和运用中国的变易之学，甚至外国的学者和军事家对此也有认识和体会。
三、会通之学
三个表现
1．它善于相互辩论又相互吸收，既能看到其学派的短处，又能看到其他学派的长处，既能坚持自己的理论原则，又能克服自己理论上的缺点。
2．中国古代哲学善于融会，吸收各门具体学科的思想成果，并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反过来影响各门具体学科的发展。
3．中国古代哲学善于融会外来文化。
第三章中国道德与人文文化
一、传统美德
1．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提出系统的伦理道德理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子重视研究社会的人际关系。
提出了用“仁”的学说。
仁即是做人的道理，具体地说，就是做一个有道德修养、有学问的“君子”应当遵守的准则。
孔子和儒家都把做人的道德品格摆在重要的地位，认为一个人处理事情不能违背道义的原则。
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君子去仁，恶科成名？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他认为，对人来说，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道义，尤其是颠沛流离之际更不可以弃道义于不顾。
追求富贵是人之共性，但是这必需要有限制，此限制就是道义。
符合道义的富贵可以取，不合道义的富贵决不可取。
人为道义而活，非为富贵而生，这样才有人生价值。
2．敬老、养老美德
周代有“养老之礼”，考虑到年长者体弱气衰，要注意他们的营养。
当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以后，理应受到社会的照顾和尊敬。
3．移风易俗
4．对未来美好理想
儒家：
大同思想
二、中国史学的特色
1．史学发展
传说在五千年前的黄帝时期，就设立了专门的史官。
西周时，史官分工更加细密，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侍史、御史、女史之称。
他们有的掌管国家的典章，有的负责起草政治命令，有的负责保存各侯国的政治文件。
春秋时期，孔子把鲁国史官所作的《春秋》删削而成为有独立思想体系的历史著作，标志中国古代史学的正式开端。
2．中国史学演变的三个阶段
（1）战国至两汉——中国古代史学的定型期
战国时期，史学著作日益繁富，有《左传》、《公羊》、《谷梁》等传注《春秋》的作品，也有《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富有个性特色的集政治与史学为一体的作品，还有《世本》等对历史的统系、氏姓的流变、器物发明的先后、居住环境的变换等进行综合记述的作品。
在上述基础上西汉大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创造了史学的纪传体例，创作了不朽的史学著作史记》。
东汉班固把司马迁的纪传体例，作了一些调整，以纪、表、志、传的体例撰写了《汉书》。
《史记》和《汉书》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成型。
（2）魏晋南北朝至明末——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史学成为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独立学术门类。
国家开始组织学者力量，官修史书。
这一时期史学著作门类更多，有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人物传纪。
（3）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前期——中国古代史学的总结和嬗变时期
这一时期史学家和思想家们对于现实政治的批评以及对于理学传统的反思，使古代史学关于历史演变的认识有所深化，并在其中包含有民主思想的萌芽。
清朝初年大思想家、学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还有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著作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例如顾炎武的《日知录》、黄宗羲的《宋儒学案》和《明儒学案》，对中国史学和学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3．中国古代史学内容
（1）反映了人文道德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所描写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容非常丰富。
自帝王将相到一般平民，举凡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都包括在内。
中国史学特别善长于描述历史人物的特点和个性。
司马迁的《史记》，描述了帝王、贵族、官僚、士大夫、商人、游侠，以至社会下层的种种人物。
《史记》赞扬那些与自然界恶劣环境和那些与社会丑恶势力斗争的人物。
《史记》还探讨了政治道德。
认为，政治必须遵循政治的内在原则，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
搞好政治的关键是：
君主要以身作则，以德化民。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有对道德人文精神的探求。
他认为，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精神和理性精神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2）探求历史演变规律
从历史横的方面看，中国古代史学力求从整体上去认识历史。
从历史纵深来看，中国史学注意到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以及政治生活的复杂关系。
（3）探讨天人关系
4．中国史学的体例和方法
最有影响的体例：
纪传体和编年体。
方法：
（1）确定史实。
（2）制订体例。
（3）具体叙事方法。
三、古典文学的人文精神与艺术魅力
1．古典诗歌的人文精神
古诗探讨诗心、诗眼、诗情和诗才，这些正是人文道德精神的反映。
诗心：
诗人接触自然界和社会中诸多现象后，一定有使他激动的，他才会为此写诗。
诗眼：
诗人独具的慧眼。
诗人虽也和学者、科学家一样，需要一对有穿透力，从现象透视本质的眼睛，而且这对眼睛还要求准确地掌握该事物的一切特征和细节。
此外，诗人的眼睛还需要有选择过滤的作用。
凡是与他的美学理想有共鸣点，能被他的情感融铸成意象的，才被诗人摄入诗的视野之内。
故此，诗的所谓别材，其内容无论属于说理、叙事、抒情，甚至议论，都与一般作品有所不同。
诗材的特殊性不在题材的特殊性，诗才的特点，除了它本身可挖掘的内容质量外，还在于它可供单纯的逻辑思维。
诗情：
诗人感情的特点，可以概括为：
它是强烈的，真诚的，有典型性的，是个性化的。
诗才：
诗才的内容首先是丰富的想象力，除了想象力外还包括诗语的才能。
2．中国戏曲的人文精神
中国戏曲的产生：
一般专家都认为，中国戏曲到13世纪初的南宋时期才形成完整的形态，但它的孕育期却非常长。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至1世纪的汉初，就有了角抵戏；3世纪的南北朝，又有了参军戏；6世纪的唐代，又有关于《踏摇娘》、《兰陵王》等小演唱的记载。
但是，直到用扑打、对白、歌舞、演唱等艺术因素等综合地表演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时（以南宋的温州杂剧为代表），才标志着戏曲艺术的正式诞生。
剧种的发展：
戏曲形成以后，各时期都有流行范围广、艺术上更臻精致，因而为当时更多的观众所喜膑代表剧种，如元代的北杂剧、明代的南戏。
大约从16世纪60年代开始，南戏的一去昆山腔，经过民间艺术家在音乐方面的创新，以及文人们在剧本上的精心制作，得到了广泛的流传，成为直到18世纪60年代清中叶以前二百余年间占主导地位的剧种——昆曲。
当然各时期与其主导剧种并存的，是大量的民间剧种。
那些民间剧由于受到限制，大都只在小范围内流行。
但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民间地方戏兴盛起来了，很多剧种还陆续到北京演出。
1790年开始，安徽省的四个地方剧团——四喜、三庆、和春、春台相继在北京演出。
此后的十余年间，他们又同来自湖北的汉剧艺人合作，并接受昆曲秦腔的曲调、表演方法以及一些民间曲调的成分，逐渐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艺术风格和表演体系，这就是近二百年来取代昆曲，成为中国戏曲主流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戏剧文化传统的剧种——京剧。
戏曲语言：
包括唱曲和说白。
关于戏曲语言有三个问题：
本色问题、文采问题和当行问题。
本色的语言就是简明易懂的语言。
文采不是与本色的语言对立起来，堆砌词藻。
当行指适合舞台演出的需要。
第四章中国古代宗教的主体——佛教与道教
一、佛教传入与中外文化的融合
1．中国古代宗教
既有远古时期的鬼神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又有秦汉以来自产的和外来的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袄教、伊斯兰教等，还有在少数民族中淬的萨满教、本教、东巴教等，以及宋、元、明、清时期在民间流传的明教、魔教、白莲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圆顿教、八卦教、清水教等。
其中流传时间最长、地域最广、最具有思想文化意义的古代宗教，就是佛教与道教。
2．佛教的传入
佛教是在西汉末年经中亚从印度传入的。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曾向博士弟子秦景宪（一说景卢）口授《浮屠经》（即佛经），这是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比较可靠的记载。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明帝夜梦金人（即佛），于是派遣郎中蔡等人到天竺寻访佛法；至永平十年（公元67年）邀请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并携带佛像和《四十二章经》等用白马驮来洛阳。
随后在洛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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