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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起挖了一个坑外二篇

白起挖了一个坑（外二篇）

王玉青

公元前257年，战国四大名将之首的著名军事家白起引剑自刎，一代名将自此烟消云散。

人生固有一死，但死法却有不同。

想当年这个赫赫有名、杀人无数、被后世誉为“战神”的一代名将，没有死在千军万马、血流成河的对敌战场上，最终却死在了自己人手里，岂不可悲可叹？

太史公之《史记》对白起专门作了记载。

白起是典型的行伍出身，他从最低级的武官做起，因为屡立战功，升至国尉，最终做到了大良造这样的官职，还被授予了武安君的封号。

翻开白起的战绩，不能不令人惊叹！

大破楚军，攻入郢都，迫使楚国迁都，楚国从此一蹶不振。

攻韩、魏于伊阙斩首24万，攻楚于鄢决水灌城淹死数十万，攻魏于华阳斩首13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卒2万，攻韩于陉城斩首5万。

长平之战以佯败诱敌，使其脱离既设阵地，而后实施分割包围战术，歼敌45万，创造了先秦战史上最大的歼灭战战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围歼战。

此役不仅造就了白起的一世英名，同时也诞生了被后人贻笑大方的纸上谈兵的赵括。

白起一生经历大小战争70余次，竟然无一败绩，令人扼腕称奇。

他征战沙场30余载，六国军队只要听说是他带兵来战吓得望风而栗。

《史记·蔡泽列传》记载，所有的国家都不敢与秦战，后面加了一个注释，就是因为秦人有此将军！

一个将领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这在战争史上是很少见的。

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在刀头上舔血的战国时代，一个人能做到这一步，简直有些匪夷所思。

因此被后人赞誉为“战神”一点也不奇怪。

有人专门替白起做过一张杀人账单，杀韩魏联军24万，攻楚三次，共歼灭35万楚军。

攻赵先后歼灭赵军60万（含长平之战）。

攻韩魏歼灭30万。

白起所经历的战争，共歼灭六国军队165万。

在当时那个战争年代下，白起打的是歼灭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他一直奉行这一条，也是当时最有效的一条原则。

在战国人口不多、恢复缓慢的时期，人力资源要比国土资源更加宝贵。

城池是要靠人去守卫的，国土同样要靠人去守卫，把人杀了，再多的国土资源又有什么用？

可能白起在长平之战后犹豫过，但也许是从不再发生战争，彻底摧毁赵国有生力量的角度考虑，他决定挖一个大大的坑，一夜间杀人的坑，足以放进去赵国40万投降士兵身躯的坑。

于是一夜之间，  赵国40万士兵中只剩下240个未成年的孩子回去了，其他人从此尽成白骨一堆。

后世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做过考证，整个战国时期战死的人数，经白起亲自指挥的战斗，杀死的占据二分之一，不能不说白起的手上沾满了战国士兵的鲜血，用血流成河比喻也不夸张。

尤其是坑杀赵军40万，更让人不寒而栗。

因此有人又把他称为“人屠”“杀人魔”。

充盈着“战神”的美誉和“人屠”“杀人魔”的贬斥，集毁誉于一身的白起在长平之战后，功劳积累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也正是从此开始，挖了人生一个大坑之后的白起，开始了他人生的下坡路。

本打算乘胜追击再建功勋的白起遭遇了人生的一场暴风雨。

在他围攻邯郸之时，韩赵的离间计发挥了作用，秦相范雎开始嫉妒白起的功劳，担心白起成功之后位居白起之下，于是以秦兵疲惫、急待休养为由，请求允许韩、赵割地求和。

昭王应允。

韩割垣雍，赵割六城以求和，正月皆休兵。

白起闻知此事，从此与范雎结下仇怨。

其后，在秦王不断发动的战争中，因为意见不和，多次不听诏命，即便范雎去请，白起依然称病不应诏。

秦王恼怒之下，将其免去官职降为士兵，贬迁出咸阳。

白起自然心中郁闷，怏怏不服，颇有怨言。

得到消息的昭王在别人的蛊惑和自己的极度不满情绪中，决定让白起去黄泉之下。

于是派使者拿了宝剑，令白起自裁。

白起手抚长剑，自言自语：

“想我白起一生征战沙场，立下不世功勋，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

老天爷呀，我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

你为何这样对待我，让我落得如此下场？

”思索良久，白起终于幡然悔悟：

“我固当死。

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于是自杀。

白起把自己人生的结局确定为挖坑造成的，是耶非耶？

从白起个人的角度讲，也许是对的。

他悔悟自己由于挖坑杀了40万人，这是天谴;挖坑坑了别人，上天也用另一种坑——让你用杀别人的剑来杀死自己，这岂不是自坑？

翻阅战国历史，用计谋和策略甚至卑鄙下流的手段来对付所谓的敌人，哪一个不是在挖坑？

哪一个不是在设计好圈套让别人往套子里面钻？

只是表现得突出不突出，坑挖得大与小，显性或是隐性罢了。

白起只是看到了表面的现象。

真正的原因，却是白起只知道带兵打仗、建功立业，不知道谋身自保。

他不明白，他在前方浴血奋战，身后却射来了一支支冷箭。

功高让秦相范雎嫉妒，怕白起超越了自己免不了阴风冷雨;功高震主的古训也免不了让秦王坐立不安;再加上白起面对秦王动不动提不同意见，当历史证明自己的意见正确，还居功自傲、发泄牢骚和不滿，这怎么让秦王不恼？

在秦国连吃败仗需要白起出山时，白起仍负气屡屡拒诏，这时已把命赴黄泉的坑在逐步挖大了。

应该说，白起的死，这个坑也是他自己挖的，只是他至死都没有弄明白而已。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伍子胥、李牧不能免，白起自然也难免，也逃不过这个人生的劫数。

商鞅之死

记住商鞅，是因为中学历史教材中曾经为他大书特书了一番。

教材中所载其死因是没有了秦孝公的支持，得罪了贵族利益集团，导致守旧势力诬告所害。

近读《史记》，仔细研究了一番商鞅其人，也就有了些许想法，对商鞅之死的原因有了别样的思索。

商鞅本不姓商，原是卫国国君的远方后代，姓公孙，名鞅，年轻时曾在魏国丞相公叔座的手下当侍从官。

丞相公叔座曾经向魏惠王推荐卫鞅，要么重用卫鞅，要么杀之。

但魏惠王并不认可公叔座的建议，反而认为公叔座病糊涂了，既没有重用卫鞅，也没有杀掉卫鞅。

丞相公叔座死后，恰逢秦孝公举国招贤，卫鞅于是入秦并“走后门”，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觐见了秦孝公。

初次觐见秦孝公的卫鞅，并没有像后来的诸葛孔明与刘备会晤一样，一番《隆中对》便令刘备顿觉相见恨晚。

卫鞅的第一次面试以失败告终，他的高论让秦孝公昏昏欲睡，根本无法听进去只言片语。

秦孝公为此还斥责引见人景监：

“你介绍来的人是个说话不着边际的人，这种人怎么能用呢？

”卫鞅不甘心就此罢休，他请求景监帮忙五天后再次觐见。

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帝道、王道、霸道进言中，秦孝公的思想开始松动。

终于在第四次晤对中，秦孝公不仅听进去了，还不自觉地向卫鞅靠拢，生怕哪句话没有听清楚，不知不觉膝盖都到了座席的前段。

就这样，一连几天的强国之术论谈，说得秦孝公龙颜大悦，甚至有意犹未尽之感。

于是，秦孝公决定重用卫鞅，任命卫鞅为左庶长，确定了变法的命令。

为了取信于民，卫鞅使出了一记怪招，他让人在国都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杆子，以五十金的悬赏奖励给了把杆子扛到国都北门的人。

于是，卫鞅的变法就此开始。

新法实施并不是一帆风顺。

新法实施的第一年，不但有上千人跑到国都上访，反映新法不好，而且连太子也犯了法。

卫鞅此时显示出了他强硬的一面，在不能处罚太子的情况下，他处罚了太子的老师，还给太子的老师脸上刺字。

对那些对新法说三道四的人，将他们全部迁到了边境和偏僻的地区。

深得秦孝公信任的卫鞅被封为大良造，还派他率兵包围了魏国的安邑，使魏国的安邑投降了秦国。

接着，秦国大修咸阳，建造了豪华的宫殿，秦国都城也因此搬迁到了咸阳。

卫鞅并没有因此罢手，他整顿风化，聚小邑为县，开阡陌封疆，平赋税，统一度量衡。

新法实施第五年，秦国就大大富强起来了，就连周天子都派人给秦孝公送来了祭祀用的肉食，表示承认他是天下的霸主，各国诸侯也都来向秦国朝拜称贺。

秦国称霸的第二年，卫鞅再次向秦孝公建议先伐魏，然后再东下控制诸侯国，进而成就帝王之业。

得到秦孝公认可的卫鞅开始了伐魏的征程。

卫鞅以会盟为名，骗取了魏国带兵将领公子卬的信任，在会盟酒席上，卫鞅抓获了公子卬并进攻魏军。

群龙无首的魏军自然一触即溃，魏国不得不割地求和，还将国都迁到了大梁。

此时的魏惠王如梦初醒，后悔当年没有听从丞相公叔座的话而杀了卫鞅，才导致了今天将要覆国的局面。

立下大功的卫鞅自然也受到了秦孝公的青眼有加，破魏凯旋的卫鞅被秦孝公封赏了於、商的十五邑之地，给他封号为商君。

商鞅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

商鞅在秦国为相变法十年，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

这十年，是商鞅意气风发、春风得意的十年，是他纵横捭阖、立下莫大功业的十年。

这十年，商鞅的人生事业达到了巅峰，权力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秦孝公对他的信任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是，也正是在这十年中，商鞅为自己埋下了车裂而死的种子和祸根。

商鞅之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商鞅变法触动了封建贵族的利益。

商鞅不死，他们的利益无法保证。

因此，诬告、打击报复是他们经常会使用的手段。

但是，商鞅之死是有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其一、秦孝公之死使商鞅失去了生存的基礎。

秦孝公不死，即便有贵族们的打击报复，但是由于秦孝公的信任，他们无可奈何。

秦孝公死，商鞅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后台支持，迅速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再加上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历史习惯，商鞅还能在相位上坐稳吗？

其二、过分招摇使商鞅成为攻讦的目标。

商鞅做丞相后，每次出门总要“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力士保镖跟随”，全副武装的兵士前呼后拥。

这样招摇过市，自然免不了被人攻讦。

而相比之下曾经帮助秦缪公强秦的百里奚为相六七年中，曾经为秦国也立下了大功，他“三置郑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身为秦国宰相，但他走路不坐车子，夏天不打伞，出入京城从没有车马跟随，更没有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

商鞅的过分张扬，也就无怪乎人们去攻讦他了。

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的拥护，当然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百里奚就是商鞅应该学习的好榜样。

其三、严刑峻法得罪了太多的人，失势之后就出现了墙倒众人推的局面。

商鞅变法之时，不但对一般人员严刑峻法，而且对将来要继位的太子也头上动土。

太子犯法固然不敢处罚，但他对太子的老师进行处罚，还在太子的老师脸上刺字以羞辱太子。

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后来犯法，他还割了公子虔的鼻子。

商鞅只知刑罚而不知赏赐，只知讨秦孝公的欢心大修咸阳的宫殿楼阙，却不知体恤百姓。

即便后人，也知道在依法办事的同时，也要讲人情，商鞅却一味地使用酷刑，得罪了太多的人。

不仅王公贵族不满意，就连老百姓在他逃难时也不予收留，连住宿的客店都不敢接纳，可见商鞅个人在老百姓心中也没有地位。

民心既失，何谈支持二字？

其四、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

商鞅在变法之初，对上访人员的反对意见自然难以接受，但他仗着秦孝公的支持，强力推行新法可以理解。

但是，当变法得以实施，百姓接受了新法，那些曾经反对新法的“上访户”转而说新法好时，他却说这些都是扰乱国家秩序的刁民，把这些人强行迁到边僻之地。

老百姓谁也不敢再议论新法了。

熟读史书的商鞅难道不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

一个不让老百姓说话的人，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吗？

赵良曾经为他献计献策，劝他要学聪明点，要谦卑有礼，要注意言行，要实施德政取得人心，要急流勇退让出权位和富贵，要为民办事为民谋利，要尊老爱幼，否则秦孝公一死，百姓和秦国中要出来收拾他的人实在太多了。

他的灭亡就像一翘脚就看得见的事情那么简单。

但这些逆耳忠言商鞅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依然我行我素。

于是，商鞅在秦孝公死后被抓捕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其五、不知进退，是加速其死亡的另一原因。

自古以来，狡兔死、走狗烹，功高震主的事例太多了。

商鞅位极人臣，功劳不可谓不大，如果商鞅能够学聪明点，及早退出权力的巅峰，把封赏之地还利于民，可能会有个好的下场。

但他既做不到像百里奚那样的谦虚克己，也没有急流勇退的权力观，对于权势和权力的留恋，也导致了他死亡加速。

论功劳，商鞅是伟大的，他为秦国富强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一个立下汗马功劳、建立了不世功勋的人，却没有得到人们的颂扬和称赞，没有人感激他，就连逃命之时小店主也因为商鞅曾经确定的规矩不敢收留他。

商鞅死后，举朝文武无人怜悯，百姓甚至争食其肉。

一个人做人做到了这个地步，实在可悲。

诸葛亮的另一面

在我老家南阳，诸葛亮是和张仲景、张衡、范蠡齐名的，分别被称为“智圣”“医圣”“科圣”“商圣”。

人一旦被称为圣，那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试想，中国历史上能称得上“圣人”的有几位？

孔夫子可以称为圣人，杜甫可以称为圣人，李白则被誉为仙人，张仲景被称为圣人，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独领风骚，有着非同常人的成就，用当下的话说，就是相当的不一般。

而我以为，和那些大家都认同和尊敬的圣人们来比，如果称诸葛亮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大概更符合其身份和威望吧。

我无意否认诸葛先生杰出的成就，但如果仔细推敲，去掉一切神化的光环，认真研读《三国演义》，把诸葛先生请下神坛，也会在他光环下面找出一点点的“小”来。

先说其用人。

应该说诸葛先生是一个高手，会量才而用，并且驾驭得顺风顺水。

但若要找出一点瑕疵来，也不能说没有。

比如在马谡、魏延、关羽等人的使用上。

先说马谡。

马谡系诸葛亮的好友马良的兄弟，马良死后，委托诸葛亮予以照顾。

马谡本身也有才名，懂得一些兵法，再加上和马良的关系，后来和诸葛亮相谈甚欢并引为知己。

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专门和诸葛亮交代“此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然而诸葛亮在北伐时忘了刘备的临终遗言，以至在关键的街亭之战中，用了像赵括这样喜欢纸上谈兵的马谡，导致了北伐失败。

窃以为，这是古人和现代人在用人上的一种通病：

用人喜欢用自己的人，喜欢某人就用某人，不喜欢的人则要么不用，要么只使用而不重用。

在魏延的使用上，诸葛亮则犯了先入为主、第一印象定终身的错误。

魏延在蜀国的连年征战中，功劳不可谓不大，智谋不可谓不高，但就是因为在长沙之战后留给诸葛亮的第一印象，诸葛亮便认定魏延脑后有反骨，当场就要杀了魏延。

虽然在劝阻下没有杀，但这第一印象已经决定了魏延的悲剧。

不管魏延在以后的战争中如何殊死搏杀，如何屡献奇谋，如何屡立战功，始终改变不了诸葛亮的看法。

在以后诸葛亮对魏延的使用中，始终是只使用不重用，稍有小错，轻则予以训斥，重则动辄要杀头。

这第一印象，不仅铸就了魏延的命运，而且对蜀国的发展而言至少是损失了一员很有能力的大将，要不到了最后，也不会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局面。

再说关羽，能力不可谓不强，而这个能力太强的关羽有着桀骜不驯的一面。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能力却不听话。

关羽因为有了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等光荣历史，所以养成了目空一切、视天下英雄如草芥的骄傲自大的性情;再加上和刘备同生共死、桃园结义的特殊关系，即便是有超强军事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的诸葛亮，也觉得难以驾驭。

更何况关羽动不动在背后对诸葛亮的指挥发牢骚说怪话，甚至当面也敢顶撞，这样的人才对于作为领导的诸葛亮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碍于刘备的面子又不能不用，但放在身边有这样一个刺儿头，你说烦不烦心？

就连史无前例的赤壁之战中，关羽在立下军令状的情况下，都敢在华容道私下放走曹操，让诸葛亮恼不恼火？

于是，明知道这个有能力、有关系背景、又骄傲自大的关羽去镇守军事重镇荆州极不合适，但作为上级领导的诸葛亮也是勉为其难。

谁愿意自己眼前整天有一个刺儿头在那里给自己挑毛拣刺，对自己说东道西，弄得自己老大不痛快，还不敢随便处理收拾他，心里的憋闷可想而知，因此还不如把他打发远一点，眼不见心不烦。

所以把像趙云、黄忠这些既听话又有能力的人留在帐前听候调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正是把不适合镇守荆州的关羽留在这样关键的岗位上，才为西蜀和东吴之间埋下了祸根，导致从来不把东吴放在眼里的关羽被吕蒙白衣渡江，大意失荆州走麦城，也导致了蜀吴后来的一场火并。

如果诸葛亮把既能干又听话的赵云放在这一位置上，估计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吧？

以上种种，可以说是诸葛亮在用人上的败笔。

从做事上来评价诸葛先生，可圈可点的成功案例数不胜数。

但若要找出一点瑕疵来，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比如在荆州的问题上，一个“借”字就让我们引出许多感慨。

孙刘联军在赤壁大败曹操之后，东吴挟得胜之兵，在周瑜带领下要攻取南郡以及荆襄等地，并与刘备相约，若东吴攻取不下，再由刘备去攻取。

在周瑜与曹兵前方浴血奋战时，诸葛亮却派人悄悄乘虚而入，袭取了南郡以及荆襄等地。

试想，人家在前方浴血奋战，你却从山上下来摘了桃子，抢夺了人家的果子，放在谁身上能高兴起来？

这能说诸葛先生做事厚道？

及至后来，东吴屡次派鲁肃去和刘备集团交涉，希望能交还荆州，诸葛亮却以种种理由一直“借”而不还，把个老实厚道的鲁肃忽悠得团团转，夹在孙刘两家之间两头受气，两头不是人。

两家的祸根由此而生，双方的战争伏笔也由此埋下。

笔者以为，正是诸葛先生在荆州问题上的不厚道，还三气周瑜而导致其死亡，使两方的积怨越来越深;再加上派关羽镇守荆州，在东吴主动示好、摇起婚姻合作的橄榄枝时，关羽却以一句“吾虎女焉能嫁犬子乎”彻底激怒了孙权，导致了西蜀和东吴之间决裂，战争爆发。

关羽死后，刘备怒火攻心，发动了攻打东吴的战争，最后却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

彝陵之败，动摇了刚刚建立的西蜀政权的根基，刘备也因此一病不起，呜呼哀哉。

虽然后来诸葛亮独撑危局、苦心经营，但在他死后，西蜀集团很快土崩瓦解，成为最先被消灭的政权。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都是用人和做事的高手。

圣人先贤告诉我们：

做人要厚道，做事要诚信。

即便是圣人也有瑕疵。

假如诸葛先生能够在用人上更缜密一点，做事上不急功近利，再厚道一点，我想后来的结果也许会是另一种局面。

以上仅仅是一家之言。

作为一种想法和观点，仅供读者一晒，千万别当真。

笔者也无意去打什么笔墨官司，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