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的社会批判思想.docx
《7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的社会批判思想.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7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的社会批判思想.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7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的社会批判思想
7、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的社会批判思想
7、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的社会批判思想
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异常尖锐的动荡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出现更新变革的重要时期。
经历了明亡清兴的朝代更迭,目睹了“天崩地解”的社会剧变,清代初期大批先进的思想家,在对亡国覆家的沉痛反思中,在对明朝灭亡的理性总结中,指出了封建专制体制的弊端,主张进行社会改革,形成了具有民主启蒙特点的社会批判思想。
其中,黄宗羲、顾炎武、唐甄三人,是这一时期社会批判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
（1）黄宗羲的社会批判思想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州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
黄宗羲少时师从大儒刘宗周受学,博览群书,精通经史,于经史之著、百家九流之学、天文历算之法、佛道典籍之书,无不究心精研,与弟宗炎、宗会并负才识,时有“浙东三黄”之名。
其父尊素是明末著名的东林名士,官至御史,天启间为阉党所害,冤死诏狱。
崇祯帝即位后,19岁的黄宗羲袖铁锥入京讼父冤,锥刺阉党,声震朝野。
后又与顾杲、杨廷枢等领导复社,继续展开对阉党的斗争。
明朝灭亡,清兵南下,黄宗羲在家乡招募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起兵浙东,抗击清军。
在其后8年多的抗清斗争中,黄宗羲见明朝复兴无望,乃返回故里,专心著述。
以后,清政府屡次征召,他坚辞不就。
黄宗羲的著作较多,其政治著作主要有《明夷待访录》等,哲学著作主要有《孟子师说》、《易学象数论》等,史学著作主要有
《行朝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此外尚有《南雷文集》等。
黄宗羲亲身经历了明朝由腐败黑暗走向覆灭的沉痛历史,他在对明亡教训的反思中,深刻认识到了君主专制的社会弊端。
因此,为了救治封建社会弊端,穷探古今治乱之源,黄宗羲猛烈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提出了改革社会的理想方案。
他的社会政治批判思想,集中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黄宗羲的社会批判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上。
他认为封建社会的一切祸患弊害,源于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造成天下最大祸害的人,就是君主。
由此,他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思想。
黄宗羲认为,国家社会的主体原一是天下民众,君主的政治活动目的在于维护天下民众的利益。
而后世的封建专制君主却自立为国家的主宰,因而导致了天下的动乱。
他揭露说:
“古代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主,君主为客。
而现在的社会却是以君主为主,而以天下为客,凡是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都是为了君主。
所以,君主未得天下之时,则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搏取其一人之产业利益,这实在是很惨烈的事情!
然而,君主却说:
‘我这是为了子孙创业。
’君主既得到了天下,则不惜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满足其一人之淫乐,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并说:
‘这是我的产业的花息。
’所以,造成天下最大祸害的人,就是君主。
”[《明夷待访录?
原君》。
]。
黄宗羲尖锐地指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获得和巩固,是通过残害天下万民的疯狂屠杀和野蛮掠夺而攫取的。
封建君主为了满足一人一姓之淫乐,屠戮天下万民,无视万民的忧乐,将天下视为自己的莫大的产业,以为天下的利害之权皆出于自己。
所以,封建君主是造成天下最大祸害的人。
黄宗羲指出,君主将天下国家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为满足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对广大民众残酷压迫和剥削,以致现今天下民众怨恨君主,视其为不共戴
天的强盗寇仇,称其为残害众生的独夫民贼。
因此,黄宗羲大声疾呼:
“难道天下之大,在亿万众生万家姓氏之中,独独私爱这一家一姓吗”,“天下的治乱,不在于这一姓的兴亡,而在于万民的忧乐。
”在此,黄宗羲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君主的凶残本性,直接否定了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
基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原则,黄宗羲指出了君主应当担负的社会的职责和义务。
他说,君主的权力和义务在于,知道天下不可缺少衣服,要为民众授地以种植桑麻;知道天下不可缺少教化,要为民众兴立学校以进行教育,设立婚姻礼制以防止淫乱,设立赋税以防止动乱。
君主应当以天下万民之事为事,辛勤劳作而不享其利,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爱戴,天下才能实现平治。
黄宗羲的社会批判思想,还表现在他对于君臣关系的认识上。
他认为,君主专制体现下的封建官吏,无条件地服从于君主,就都是君主的爪牙和帮凶。
他说:
“世上臣吏之人,认为臣吏是为君主而设立的,君主分给我天下而后让我去治理,君主授予我民众而后让去管理。
他们认为,天下和民众都是君主囊中的私有财物。
如果各地的情况非常混乱,民众的生活极端憔悴,达到了危害到君主的地位安危的程度,则他们就不得不讲求治理管理民众的方法。
如果没有达到危害到国家社稷安危存亡的程度,则他们对于各地的混乱,民生的憔悴,即使是有忠诚的臣吏,也认为这不过是纤芥之疾而不加以重视。
”[《明夷待访录?
原臣》。
]。
黄宗羲指出,专制制度下的封建官吏,他们的所思所忧,只是如何压迫剥削天下的民众,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
由于他们视天下和民众为君主的私有财物,因此只要君主的统治得以巩固,他们便无视天下民众的困苦危难。
而只求自身能够持禄保宠。
即使他们讲求治民牧民之术,也不过是在于免君之危,并不是为了康济时艰。
对于这群君主专制的爪牙帮凶,黄宗羲对他们是极其痛恨和仇视的。
黄宗羲认为,君主
与臣吏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都应为天下民众的利益而各尽职守。
他说,君主与臣吏,名异而实同,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
天下的治理之所以需要臣吏,在于天下的事情,不是君主一个人所能独自治理的,需要君主与臣吏共同来治理。
所以,臣吏的“出仕任职,是为了天下的治理,而不是为了君主一人;是为了救治万民,而不是为了君主一姓”[《明夷待访录?
原臣》。
]。
黄宗羲指出,民众是天下的主体,天下事务应以民众为中心,而不应以君主为中心,臣吏在治理天下时,应当以天下万民为重,以合乎道义为行为的原则。
黄宗羲的社会批判思想,还表现在他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社会的法律制度。
他指出,法律的制定,应是为了维护天下人的利益,但封建专制下的法律,却是为了维护统专制统治者的利益,这样的法律实质上是君主的一家之法,而非天下的公法。
他指出,三代以上的法律,是“无法之法”,它的起源在于保证天下的人都能得到养育,天下的人都能得到教化,目的在于维护民众的利益,所以这种法非常简单,法律虽少但社会却不乱。
而封建专制的法律,其目的在于维护君主的专制利益和极权统治,因而它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
这样,专制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制定很多的法律,其结果却是法律愈密,而祸患积累得也就愈深。
这样,本来是治乱的法律反而成了兴乱之因。
所以,一家之法的结果,必然是导致专制统治者最终走向灭亡。
黄宗羲在批判了封建君主的专制法律弊端之后,指出只有具有了维护天下民众利益的公法,才能取消君主一家之法的社会危害。
为此,他主张限制君主的权力,实行分权众治,并提出了学校议政的办法。
他认为,治理天下的方法,应当皆出于学校,设置学校以监督朝政,对于君主的政策和行为,应当是“公其是非于学校”,通过学校来加以评判,这样君主就不敢独断专行。
为了限制君主的权力,他希望恢
复宰相制度,并赋予宰相很大的权力,使其与君主一起商议国家大事。
同时,宰相下面再分设吏、礼、兵、刑等部门,分管政务。
黄宗羲的社会批判思想,还表现在他十分重视民众的生存问题。
他认为,民众是国家的主体,社会的治乱应以是否能够满足民众的需求为标准。
由此,他通过区分“治”、“乱”两个概念,认为“确定天下是‘治’还是‘乱’的标准,并不在于一家王朝的兴衰,而在于万民的忧乐”[?
黄宗羲:
《原臣》。
]?
。
民众是天下的主体,民众生存得到了保证,那就是社会得到了治理;如果民众身陷痛苦之中,那就是社会处于混乱。
他为了解救民众的贫困,他提出了计口授田的方法,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平均土地,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授田于民,减少苛捐杂税。
减轻民众负担,保证民众的衣食之需。
同时,随着整个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黄宗羲认识到工商业的重要性,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强调要大力发展工商业,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
为了促进人才的发展,他提出了废除科举八股取士,提倡任用有用之才,大力发展天文、水利等自然科学技术。
总之,黄宗羲作为我国明清之际重要的思想家,他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对民众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对其后中国传统社会的进步,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2）顾炎武的社会批判思想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
江苏昆山人。
顾炎武少时究心经史及兵家典籍,尤注重经世致用,关心国事。
明朝覆灭后,他曾在苏州、昆山等地参加抗清武装斗争,失败后,辗转大江南北,志图复兴明朝。
后见复兴明朝无望,遂往来各地,交友论学,从事著述。
他矢志坚守民族气节,多次
拒绝清廷征聘。
康熙十七年1678设博学鸿儒科,又开明史馆,顾炎武都在被召之列,但被他严辞拒绝。
67岁时,顾炎武卜居陕西华阴,后卒于山西曲沃。
顾炎武学识渊博,于经史百家、音韵文字、金石考古、典章制度、方志地理、兵农财赋等,均有精深研究。
他在治学上,提倡汉学,注重考据,开清代朴学之风,尤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治学宗旨。
其著作甚丰,主要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顾炎武的为学要旨,是以经世致用为其核心特征的,他曾说: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他的这一治学宗旨的形成,不仅是因为他对于儒学传统思想的继承发扬,更重要的在于他在对明亡清兴的现实反思中,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弊端。
在此基础上,顾炎武提出了他的社会批判思想。
顾炎武首先提出了变革郡县制度的主张。
他认为,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在于郡县制度。
他说:
“分封制的废除,固然是自周朝衰落之时就已经开始了,而不是从秦朝开始的。
分封制的废除,并不是一日的缘故,虽然有圣人复出,也得将分封制变为郡县制。
但现在,郡县制的弊端已经非常严重了,但却没有圣人出现,整个社会仍然依旧沿袭这一制度,这就是导致民生逐渐贫困,而中国逐渐衰弱,以致社会动乱形成的原因。
”[《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一》。
]他指出,由分封制变为郡县制,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今郡县制的弊端已经非常严重,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如果不进行改革,则整个社会就会更加衰弱。
郡县制的弊端在于君主一人专权,改革必须先从君主专权开始。
顾炎武揭露了君主专制独裁的危害,强调治国不可由君主一人“独治”,而应“众治”。
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君主集一切权力于一身,但以他一人之力,是无
法完成治理天下这一重任的。
君主们虽然力不能胜任,却为了保有自身的极权利益,是不肯放权的。
同时,专制体制下的臣吏,却是有职而无权,一切都得服从君主的旨意,这样也就不可能实现富国裕民的目的。
由此出发,顾炎武提出了分权众治的政治主张。
他认为,所谓的天子,就是执掌天下大权的那个人。
君主在执掌天下大权时,应当“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其要端则归于天子。
从公卿大夫到百里长,只要是政府官员,都分担天子的权力,从而各自承担应尽的职责。
这样天子的权力才能更具有权威性。
只有君主不专权独裁,而使臣吏分权尽职,国家才能得以治理,君主也能够受到尊崇。
分权众治的具体做法,就是是“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它能够集中郡县制度与分封制度的优点,而消除其弊。
虽然顾炎武没有否定君主专制,但他反对高度集中的君主专权,主张分权而治,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社会启蒙作用。
顾炎武的社会批判思想,还表现在他特别重视人心风俗的社会作用,认为人心风俗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治乱。
因此,要想救国救民,就必须端正人心风俗,而要整顿人心风俗,就要加强纲纪教化。
他将礼义廉耻四德视为“国之四维”,认为四德如果得不到伸张,国家就将走向灭亡。
他详细地考察了先秦两汉至宋明以来的社会风俗,指出天下无不可变的风俗,救治人心风俗,除了纲纪教化,还要重视社会公正舆论的作用。
顾炎武将社会的公正舆论称之为“清议”,认为依靠公众的舆论力量,可以对人心风俗加以匡正。
他以东汉末年为例,指出当时社会虽然“朝纲日坠,国隙屡启”,但却“倾而未颓,决而未溃”,这都是因为有清议的作用。
顾炎武的社会启蒙思想,旨在他探索国家治乱之源和生民根本之计,他一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重视民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民众是天下的主
体,民富则国富。
但是,对于统治者不能保证民众的生存,顾炎武作出了严厉的斥责。
他说:
“君主是为人民而树立的,所以周代颁赐爵禄的制度中,蕴有君主与公、侯、伯、子、男一位之意,君主并没有超绝众人的高贵地位。
”[?
顾炎武:
《亭林文集》卷7。
]?
君主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与众人是平等的,君主不能只顾自己享乐而搜刮人民。
顾炎武还对“国家”与“天下”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国家”是指一家一姓的王朝,它属于统治者,而“天下”则是整个社会,它是属于全体民众的。
因此,亡国与亡天下是根本不同的两件事。
如果是一家一姓的王朝灭亡,这只是亡国,受到损失的是统治者;如果民众人心沦丧,互相残杀,这才是亡天下。
顾炎武认为,天下的主体的民众,统治者并不能代表天下人的利益。
他的这一思想,后来被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它不仅在启发民众社会觉悟、发扬儒学传统救世精神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
顾炎武的社会批判思想,特别是他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对广大民众利益的关心等方面,具有一定社会启蒙作用,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唐甄的社会批判思想
唐甄1630—1704,原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甄,别号圃亭,四川达州今达县人。
清顺治十四年1657中举人,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为官仅10个月就去职。
唐甄是清代初期著名的社会启蒙思想家,他的一生虽然贫困潦倒,但仍然专心究治天下之法,志在彰扬圣人之道。
特别是他对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对于民众的重视,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发展史上,具有着重要的地位。
其著作主要有:
《潜书》、《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日记》等。
唐甄的社会批判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上,以及
由此而提出的具有初步民主意识的政治主张。
他不仅继承发扬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经世传统和批判精神,而且具体提出了救治社会弊端的实际措施。
唐甄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君主官吏的残暴罪行,提出了抑制君王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张。
唐甄认为,自秦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封建君主,不仅是掠夺天下之人财富的最大盗贼,而且是惨杀天下之人生命的罪恶凶手。
他说:
“自秦朝以来,凡是为帝王的人,皆是盗贼。
„„杀害一个人而夺其匹布斗粟者,尚且被称之为盗贼,那么,杀害天下之人,而夺取其全部财产的人,反而不称之为盗贼吗?
”[唐甄:
《潜书?
室语》。
]唐甄明确而尖锐地指出,封建君王至尊权势的取得和专制极权的统治,是建立在残杀天下之人、掠夺天下财富的残暴野蛮行为上的。
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就是一部杀人如麻、血流漂杵的悲惨历史,这种历史是不可胜数的,为何帝王盗贼的毒害至于如此之极呢!
他说:
“自周秦以来,君主将相,英雄豪杰,皆是操刀杀人的刽子手。
”[唐甄:
《潜书?
止杀》。
]暴虐的君主并非是什么德比尧舜、功过汤武的仁君圣人,而是残害天下的罪魁祸首,是导致国家动乱、民众涂炭的根源。
但以往的史官总是“为尊者讳”,掩饰皇帝的过错。
唐甄则毫不留情地指出,治理天下的人是君主,祸乱天下的人也是君主。
人们都说是小人祸乱天下,但是谁在使用这些小人?
都说女人与宦官祸乱天下,但是谁在宠信这些女人和宦官?
所以,他进一步说,如果上帝让我来治理杀人之狱,我则会这样来处理:
匹夫无故而杀人,则以其一身来抵一命,这足够了;如果有天下者无故而杀人,虽然将其杀死百次,也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
唐甄将天下祸乱的根源归于皇帝的深刻思想,对于启发人们的认识,冲破封建神权的束缚,具有着积极的意义。
对于封建专制下的腐败官吏,唐甄也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他指出,遍布四海的贪官污吏,不去推行贤明君主的善政,而是日夜猎取天下民众的财富。
他们欺上瞒下,是“狐鼠之官”、“豺狼之官”;他们的贪赃枉法,给民众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唐甄用窃贼、强盗与官吏相比,认为封建官吏的危害比强盗和窃贼还要大。
窃贼并不能尽取人之财,强盗也不能害尽天下人,而封建官吏的残暴肆虐,却使民众无法生存。
因此,唐甄主张用刑法严惩腐败的封建官吏。
尤其是对那些纵容、包庇酷吏的官员,更应该重刑惩处。
对于封建官吏的揭露批判,是唐甄批判君主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唐甄在对君主专制的罪恶的揭露中,否定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并指出无道君主的专制统治,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导致了国家社会的动乱和四海民众的穷困,但是最终根源却是自秦朝以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
因此,他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张。
唐甄指出,封建君主并不是什么超载众人的天地大神,他们也是社会中的普通一人。
但是,由于封建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地位,因而导致了人们视君主之尊如在天上。
君主的至尊地位和绝对权势,导致他们缺乏与臣民的联系,陷入了独断专行的境地。
所以,只有抑制君主的至尊权势,才能避免政治腐败黑暗、民众不遂其生的社会弊端。
他认为,抑制君主的至尊权势,首先要相对地提高公卿民众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允许臣吏谏政于朝,士人议政于学,庶人谤政于道,让他们有权指出君主的过错。
同时,君主也要礼贤下士,虚心接受臣民议政。
这种“抑尊”主张,虽然具有明显的理想色彩,但它却反映了民众要求平等的心声。
唐甄的社会批判思想,还表现在他特别重视解决现实的国计民生问题。
他认为,国家社会的动乱,民众生活的贫困,在于统治者没有采取致富于民的措施,
广大民众担负着沉重的赋税。
对此,唐甄指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为政首在富民。
财富是国家之宝、民众之命,只有民众丰衣足食,国家才能兴旺发达。
如果民众贫穷困苦,必将导致国家灭亡。
他说:
“立国无道,不在于别的,惟在于富。
自古以来,从来也没有国家贫穷而可以成为国家的。
但立国之富是指民众的富,而不是指国库的财富充盈。
如果民众生活贫困,处境艰难,即使国库财富堆积如山,这也是贫国,是不可以成为国家的。
”[唐甄:
《潜书?
存言》。
]唐甄还把能否“救民”、“富民”作为考核官吏的标准,要求为国者必须革除弃民害民的贪官,任用能够养民富民的廉能贤才。
唐甄的社会批判思想,反对君主专制统治,重视民众社会地位,提倡富民救民,强调重用贤才,丰富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促进了社会启蒙思潮的发展。
。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