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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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沈原: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文章来源：
中国学术论坛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益于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罗琳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闻翔等的讨论。
本文的一切不妥之处由作者本人负责。
提要：
从波兰尼所谓“大转变”、特别是布洛维所谓“第二次大转变”的观点来看待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形成了“新古典的社会学”与“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
前一条路线关注精英，后一条路线关注工人阶级和底层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命运。
在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社会制度安排的不平等，市场社会意义上的中国工人阶级可能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被塑造成型，社会学的“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中现存的两大理论模式，即“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分别对“农民工”和原国有企业工人如何形成为市场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提供了有效的理论透镜。
借助于这些理论透镜，可以重建对“农民工”的整个研究问题并将之纳入阶级形成的框架中。
最后，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概念，可能为对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过程进行具体的、以生产过程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和方法论的立足点。
关键词：
“大转变”；工人阶级；马克思模式；波兰尼模式；工厂政体
一、引言：
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
在近30年来的社会学著述中，强调把某些范畴“带回分析的中心”（briningbackin）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颇为时髦的书写样式。
有论者要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就提出“把国家带回分析的中心”（Skocpol，1979）；有论者要强调“强关系”的作用，就提出“把强关系带回分析的中心”（边燕杰，1998/1997）。
当代美国著名劳工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Burawoy）为其著名的《生产的政治》（ThePoliticsofProduction）一书撰写的导言，其标题就是“把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意在强调劳工研究的重要意义（Burawoy，1985）。
本文旨在论说中国社会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过程的若干特点，并且希望借此将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作为基本研究课题，定位在社会学分析框架的中心地位上。
因此本文套用布洛维的做法，以“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作为引言的标题，以期突出主旨。
正如布洛维本人早已指出的那样，在当今的美国社会学界，“劳工社会学”（sociologyoflabor）的黄金时代似乎已成为明日黄花，辉煌不再。
工人阶级被认定是一个日益丧失了历史意义的阶级：
在这些正在出现的政治和理论思潮中，关于革命工人阶级的假设被认定：
在理论和哲学上都负担过重。
……我们必须对工人阶级说再见，转而拥抱来自公民社会的新社会运动，而公民社会则被理解为国家和经济之间被遗忘的空间。
从公民社会出发，社区斗争、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和平运动，自80年代以来作为进步运动而繁花盛开起来……。
（Burawoy，1985：
5）
欧洲的情况也是一样。
如阿兰·图海纳（AlainTuraine）所言，由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工人阶级正在从政治舞台隐退出去，而不再是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社会运动研究者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寻找新的社会运动主体，并且发现“新社会运动”：
“因此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社会斗争的历史，其始于人们必须由以起步的‘工人运动的衰败’……”。
图海纳甚至还以图表的样式加以提示：
从日渐式微的工人运动开始，如何经历了“文化危机”、“大拒绝”、“国家批判”、“社区撤退”和“民粹主义”的复杂过程，最终走向“新社会运动”的终点（Turaine，1977：
11－12）。
西方社会学界将此种状况称为“双重危机”（doublecrises）：
劳工运动本身的危机以及劳工研究的危机（Silver，2002：
1）。
不过，即使在这样沉闷和保守的理论氛围中，布洛维却仍然坚持认为：
针对工人阶级的研究依然意义深远。
他说：
“第一，我主张产业工人阶级在历史中做出了有意义的和自觉的贡献；第二，我主张这些干预是并且持续是由生产过程塑造的”（Burawoy，1985：
5）。
坚持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坚持生产中心性的立场和观点，是布洛维所反复强调的“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当然，他也指出：
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劳工研究，应当考虑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影响和变迁。
例如：
必须看到产业工人阶级的“国际重组”。
产业工人阶级在某些最为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西欧各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归于沉寂，并不意味着这个阶级在其他国家也同样丧失了历史意义。
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放大眼界，从产业工人阶级的国际重组的角度上观察问题，就会发现：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逐步消逝的产业工人阶级，却在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迅速崛起。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变成全球产业工人阶级的复兴基地。
其中，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正是至为重要的基地之一。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就可以做出的一个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判断就是：
当国际社会和经济学家们异口同声地断言中国正在变成一座“世界工厂”时，这个断言的社会学意义已被一语道破：
中国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
不用说，这个阶级的命运、它对社会转型的作用及对未来发展的影响，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学关注和研究的中心问题。
由此可见：
本文主张“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强调确立工人阶级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的中心地位，并非单纯的理论逻辑推动使然。
如果说，西方社会学的众多重要发现，往往直接来自对理论逻辑本身的思考，是对理论逻辑中某些缺失的反思和补充的话（虽然其动力归根结底还是来自社会生活的实践），那么，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变来提出社会学的研究问题，则更多地是立足于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的实践，来自于我们每日都在经历的日常社会生活本身（虽然要真正把握社会生活的实践逻辑，理论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手段）。
我们应当有能力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
把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研究推向中国社会学理论框架的中心地位的，不是个人理论偏好的作用，而正是转型社会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实践逻辑所提出的“真问题”使然。
这个“真问题”扎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
中国社会虽然身处现当代的时空条件下，但是它所经历的所有转型问题，都无不具有古典意义。
二、两次“大转变”：
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的社会背景
（一）卡尔·波兰尼及其“大转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卡尔·波兰尼的著作再次引起社会学界的普遍关注。
社会学家们从尘封的历史档案中重新发现了《大转变》（Polanyi，1944/1957）和《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Polanyi，etc.，1957）。
自那时以来，诸如“形式经济学”和“实体经济学”的区分，“市场”、“再分配”和“互惠”等三种组织生计活动的方式之类的概念和命题，又重新回到了社会学的书本里和课堂上。
人们甚至挖掘出“嵌入性”概念并奉之为“新经济社会学”的圭臬（Polanyi，1957；Granovetter，1985）。
人们还把波兰尼的一些文章编纂成册，单独出版（Polanyi，1971，1977）。
不过，起初大多数经济社会学家对波兰尼的著作似乎理解不深。
斯维德博格就曾经这样评价波兰尼的《大转变》：
“它自成一格地讲述了一个英国经济史的故事”（Swedberg，1987）。
但是，问题远远没有斯维德伯格所说的那样简单，《大转变》的意义也显然并不局限于讲述已经逝去的一段历史。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在当代的急剧扩张，以及自上个世纪末叶以来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纷纷走向市场经济，波兰尼的预见和警告正在日益引起社会学的再度关注，其深刻的理论内涵也在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面前日渐彰显出来。
按照波兰尼的说法，整个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自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edmarket）的发育史。
“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特别是国家在“重商主义政策”导引下之有计划的干预活动，将那些原本不属于商品的范畴即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一并卷入市场交易的旋涡，把它们变成“虚构的商品”。
这样一来，也就根本颠倒了市场与社会的真实关系，推动整个人类社会进入所谓“市场社会”：
原先是市场“嵌入于”社会中，市场的原则即价格机制仅仅在经济的领域内才发挥作用；现在，市场原则却通行于整个社会，在经济以外的那些领域，如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都毫无例外地发挥作用。
这就是所谓“大转变”――人类基本生计模式（livelihood）的根本转变。
这一转变往往最终导致各个国家内部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矛盾、危机乃至冲突。
与很多古典社会学家一样，波兰尼的论述也遵循着“辩证法”的原则而展开：
“自我调节市场”的运动和扩展，与其对立面即“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是共生共存的。
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将市场重置于社会掌控之下的趋势就越是强固。
从1795年的“史宾翰连法”到1830年以后陆续出台的各种“济贫法案”①，甚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罗斯福“新政”、苏俄社会主义和德国右翼极权主义的兴起，都可以看作是社会为保护自身而做出的种种尝试和努力。
但是，这种努力若不能奏效，就会导致大规模的政治、军事冲突，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归于失败的必然结局，其结果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毁灭。
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所谓的社会“双向运动”（doublemovements）。
有论者已经独具慧眼地指出：
这种“双向运动”才是波兰尼看待市场社会及其演变的核心观点和独特理论贡献（吕鹏，2005）。
波兰尼曾经忧心忡忡地告诫后人：
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失败所导致的自我调节市场的无限扩张，最终将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现在这个临界点似乎顶着“全球化”的新名义，伴随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积极扩张而日益逼近。
毫无疑问，当下的“全球化过程”，就其实质而言，可以称之为波兰尼意义上的“自我调节市场”的历史长程运动的最新阶段，它的每一步进展都在无情地拆毁社会自我保护的最后屏障，从而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中各个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
（二）麦克·布洛维及其“第二次大转变”
面对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左”的和“右”的两派社会学家各自做出了不同的理论反应。
福山宣告了“历史的终结”：
随着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放弃计划经济，人类的主流经济形态业已万宗归一，毫无例外地全都走向市场经济，内在于历史运动的根本张力就此消逝，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终结了（福山，1998）。
抱持类似观点的社会学家还有伊万·塞勒尼。
在一篇基于韦伯理论的研究文献中，塞勒尼及其合作者试图提出“资本主义类型学”的范畴，把转向市场经济的前苏联、中东和东亚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全都分门别类地纳入这个朝向资本主义运动的狭窄理论框架之中（KingandSzelenyi，1988）。
布洛维则接续波兰尼的观点，针对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的市场转型，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的论断。
布洛维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苏东和东亚各社会主义国家急剧地转变经济形态，走向市场经济称作“第二次大转变”，并且就此提出社会学面临的新任务：
如果说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古典社会学致力于解释朝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使社会学再次投入，以把握第二次“大转变”的挑战呢？
（Burawoy，2000：
693）
在布洛维看来，虽然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这些古典社会学家都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地思考“第二次大转变”，但是他们特有的理论视角还是为社会学理解“第二次大转变”提供了立论的根基。
马克思关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新、旧阶级之间产生剧烈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涂尔干关于社会基本秩序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转变的观点，以及韦伯关于具有某种文化价值取向的新社会群体将会成为正在形成的市场社会建造者的观点，都是社会学理解“第二次大转变”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是必须接续的历史传统和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
例如，上述涂尔干的观点，在新的转型条件下可以轻而易举地翻译为“从总体性秩序（totalitarianorder）向公民秩序（civicorder）的转变”（Burawoy，2000：
694）。
但是，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建造市场社会是一回事，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又是另一回事。
两者的起点不同，所生成的转型逻辑自然也就不同。
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起点上，人们面对的是全然不同的国际背景、阶级结构、政权模式、社会制度安排和文化意识形态。
就是在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这就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而社会学家在理解“第二次大转变”时，也会形成众多不同的理论，突出此种转型过程的不同侧面。
例如，同样是研究原中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大卫·斯塔克比较注重路径依赖和社会网络的作用，而塞勒尼则似乎更强调社会精英的创新精神（例如，参见Grabher&Stark，1997；Starketc.，2000；Szelenyi，1988；Szelenyi&Kostello，1996）。
但是，隐藏在不同的理论见地背后的却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区别，这就是研究者观察问题的立场和角度的区别。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
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里，谁是改革的动力？
谁承担了改革的主要成本？
谁享受了改革的主要成果？
应该“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地看待这种改革？
众多社会学者如塞勒尼等显然是“精英论”者，在他们眼中，改革的动力显然来自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精英阶层，特别是掌握了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和掌握了权力的各级政府官员。
但另一方面，布洛维等重视的却是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历史命运和历史作用（Burawoy，2000；Lee，1999）。
这至少向我们提示：
面对“第二次大转变”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学不仅要研究知识分子、企业家、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官员的角色和作用，而且更要目光下移，移向社会底层，移向承担主要改革成本的普通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研究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命运。
（三）中国社会：
位于两次大转变交汇点上
两次“大转变”的观点，为我们观察和研究当今中国社会提供了基本视角。
简言之，如果要从宏观水平和基本性质上界定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那就应简明扼要地指出：
中国社会正处在两次“大转变”的交汇点上。
一方面，从全球化的背景来看，中国社会正处在世界范围的市场化潮流中，它已经被深深地卷入全球化的旋涡。
在中国人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都如此深刻地与世界资本主义的主流文明缠绕在一起，密不可分并受到这种主流文明的制约和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本身也正在经历剧烈的体制转型，在国家权力的导引和推动下涌动的市场化大潮，空前猛烈地冲击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各个领域，彻底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重新塑造着全部社会生活。
当年在欧洲花费了数百年时间、历经几代人的艰辛历程才告完结的建设市场经济的事业，在中国仅仅用了近30年时间，就在一代人的努力下大体完成了。
其转型速度之快，作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刻令人瞠目结舌。
因此，从“大转变”的角度来看待当今中国社会，其重点在于强调此种变化绝不限于在社会生活的细微末节上的改变，而是整个社会的生计模式、基本的社会安排和社会框架以及阶级、阶层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和进行了重构。
①其中，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就是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三、大转变时代的社会学
面对两次“大转变”，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基于自己的学科背景提出了看法。
经济学，特别是所谓“过渡经济学”关注的是市场本身的发育以及它如何促成旧经济体制的崩解；政治学关注的是国家权力以及各种相关政治制度的改变。
相形之下，社会学所关注的当然是“社会”，是相对而言区别于“国家”和“经济”领域的社会生活本身，并且由此而形成面对“大转变”，特别是面对“第二次大转变”的社会学的独特观点。
但是，社会学关于“第二次大转变”的探讨却不是按照单一的路径展开的。
在当今的众多流派中，我们看到至少有两条不同的研究路线至为重要。
一条导源于马克斯·韦伯，其自称为“新古典的社会学”（NewclassicalSociology）；另一条导源于马克思，其自称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SociologicalMarxism）。
前者对正在来临的市场社会抱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根本就是走了一条弯路，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走向资本主义；后者对市场社会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抱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其基本的立场仍然是试图超越资本主义。
（一）“新古典的社会学”
“新古典的社会学”所提出的问题是：
在计划体制的废墟上建造市场社会，要依靠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才能实现？
这个问题的实际含义是：
曾经被韦伯寄予重望的工业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早已被毁灭了。
当着这些社会经历过“社会主义的插曲”后又重新踏上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时，有哪个阶级能够替代已被消灭的工业资产阶级，实现构造市场社会的任务呢？
面对这个问题，塞勒尼、伊亚和汤斯利等试图借助“阶级重建”的方法给出答案。
他们依据当代中欧社会转型的案例，提出由于“文化资本”在这些社会里业已取代“经济资本”，成为支配性的资本形式，因而掌握“文化资本”的知识精英成为构建市场社会的主导社会力量。
塞勒尼等人说道：
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是由一个宽泛界定的知识阶层来导引的，该阶层致力于资本家社会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事业（Eyal，SzelenyiandTownsley，1998：
6）。
塞勒尼将他们的这一套理论称为“新古典的社会学”，其意即在与第一次“大转变”中产生的“古典社会学”即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相比照：
共产主义的衰落可以被理解成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以重访马克思和韦伯等古典社会学理论家所研讨过的那些旧的研究基点。
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随着福利国家的陨落而兴起一样，共产主义的衰落为启动新的研究议程，即为新古典社会学设定了研究议程。
（Eyal，SzelenyiandTownsley，1998：
3）
（二）“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
导源于马克思的研究路线即“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似乎要更为复杂一些。
按照布洛维的概括，在“古典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本人的社会理论之后，其在发展过程中分化成两条支流，但最后殊途同归，共同走向一个终点。
其中，第一条支流以列宁为中介而以葛兰西为终点，第二条支流以卢卡奇为中介而以波兰尼为终点。
就是说，葛兰西和波兰尼分别代表了发展途程的两个端项，两者最后汇合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Burawoy，2003）。
所谓“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自然是彰显“社会”本身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位，虽说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关于“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有不同的论述。
葛兰西和波兰尼都以区别于国家和市场的“社会”本身为研究对象，但是两者的角度又各有不同。
葛兰西所强调的是“公民社会”，这种“公民社会”是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得到界定的；波兰尼强调的则是“能动社会”（activesociety），而这种“能动社会”是在与市场的搏斗中成长起来的。
布洛维评论道：
葛兰西的“公民社会”结合了国家以吸纳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挑战。
因此葛兰西描述了资本主义内部从政治专政到政治霸权的过渡……。
波兰尼的“能动社会”反对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
在这里是从市场专制到市场调节的过渡……。
（Burawoy，2003：
220）
但是，正如布洛维指出的，虽然葛兰西和波兰尼都突出了“社会”本身，而且分别在与“国家”和“市场”的互动中探讨了“社会”的运作逻辑，但“社会从何而来”的问题在他们那里似乎仍然悬而未决，至少也是一个没有得到明晰说明的问题。
葛兰西强调“公民社会”的功能――其导致资本主义的国家权力走向“霸权”形态，但是他却根本回避了“公民社会从何而来”的问题（Buroway，2003：
221）。
相形之下，波兰尼似乎比葛兰西前进了一步，他比较明确地提出一般而言是阶级和社会，特殊而言是工人阶级和现代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就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分析的起点，从这里就可以把所谓“社会分析”推进到更为具体、更为深刻的“阶级分析”。
（三）工人阶级与现代社会的形成
波兰尼在论说“史宾翰连法案”的影响时说道：
废除史宾翰连法案是现代工人阶级真正诞生之日。
他们切身的自我利益使他们成为对抗机械文明之内在危机的社会保护者。
但是不论他们将来的变化如何，工人阶级与市场经济在历史上一起出现。
（波兰尼，1989[1957]：
188）
按照波兰尼的说法，社会是阶级动员的产物，特别是工人阶级动员的产物。
工人阶级为了保护自己，就必须反对商品化。
自我调节的市场如此地威胁着工人的生存，以至他们为了克服由“史宾翰连法案”带来的软弱无力，就必须不是单个的而是组织成为阶级来开展集体行动。
工人阶级在反抗压迫、维护尊严的社会斗争中携手合作，由此产生出自组织的社会关系结构。
这种提倡阶级分析，主张现代社会产生于工人阶级动员的观点，是波兰尼对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
（四）走向具体的、历史的阶级分析
如上所述，“新古典的社会学”面对转型社会，提出在消灭了私有财产的社会中，由哪个社会群体承担市场社会建设的任务的问题。
塞勒尼根据中欧社会转型经验所提供的答案是：
原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精英”是“工业资产阶级”的有效替代。
在我们看来，此种“精英主义”的理论是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但却片面地给出了答案。
市场社会的构建显然不只是某一个社会群体、特别是社会上层群体的专属任务。
有上层，就会有底层；有支配者，就会有被支配者；有资产阶级（不管它是不是某种替代），就会有工人阶级。
把底层、被支配者、工人阶级完全抛弃到创造历史的视野之外，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理论上也是片面的。
与之相对立，“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本身”的意义，特别是波兰尼的理论。
更进一步从追究“社会从何而来”入手，实现了从“社会分析”到“阶级分析”的转折。
波兰尼把产业工人阶级营造社会的历史作用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是波兰尼的理论只是粗线条的和意向性的，特别是它主要是面对“第一次大转变”这个特定历史时段的。
人们不禁要问：
这种以工人阶级及其历史命运为焦点来思考现代社会的“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有能力面对“第二次大转型”吗？
答案是肯定的。
在这里我们有双重的出发点：
现实的出发点和理论的出发点。
从社会现实来看，如果说，“新古典的社会学”的观察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
在“第二次大转变”的起点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私有财产和工业资产阶级都付诸阙如的状况，那么，从“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出发所观察到的则是另一个社会事实：
在转型起点上，我们不仅面对着一个现成的产业工人阶级，即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由国家一手培育起来的产业工人阶级，而且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还有各式各样、数不胜数的新成员，特别是农民，加入到产业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来。
事实告诉我们：
至少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产业工人阶级是个客观实在。
关键是如何看待他们在市场社会中的重构与演变。
从理论观点来看，“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为对狭义而言的产业工人阶级，广义而言转型社会的各个阶级进行具体分析，提出了基本的原则。
这些原则包括：
第一，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将“大转变”首先理解为生产方式的改变。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使用正统的语言来说，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是一个时代的最终标志物”（Burawoy，2003：
255）。
第二，阶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
阶级对立“是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劳动力的所有者之间的对立，因为‘占有’是针对在生产中配置权利和权力的描述”（Burawoy&Wright，2002）。
但是，阶级关系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样式。
各种不同的阶级关系可能是共存的。
换言之，在一个市场社会内部，可能出现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各种关系共存的局面（Buraw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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