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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我国选举组织的改革与完善

目录

刍议我国选举组织的改革与完善

国有企业与国家豁免原则

浅谈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刍议我国选举组织的改革与完善

　　郑超峰

　　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石，而选举的公正、客观及其民主性是否能够充分得以体现，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选举制度的设计，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选举由谁组织和怎样来组织选举。

我国现行的《选举法》对选举组织的规定十分简单，没有对选举机构和选举原则、程序作专门规定，法律过于模糊和原则的规定难以有效地规范选举机构权力的行使，这为选举中的暗箱操作、腐败和滥用职权留下了空间。

本文拟就我国选举组织所存在的问题作浅略分析，并在借鉴西方国家选举机构方面规定基础上，提出改革和完善我国选举组织的路径与方案。

　　一、我国现行法律关于选举组织机构的规定：

　　我国目前对于选举组织的规定，主要集中在《选举法》第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

（一）选举组织的组成：

在直接选举中，在县乡两级设立的选举委员会是组织办理本级人大代表选举事宜的临时机构，其组成人员由本区域内有关人员组成，由县级人大常委会任命。

在实际操作中，选举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党委、人大和政府的有关负责人，特别是党委中的组织、宣传、统战，政府中的民政、财政部门，还有工会、妇联、共青团等部门的负责人。

据有关调查显示，乡镇一级的选举委员会绝大多数由乡、镇党委书记担任、个别由副书记担任，委员一般四至六人，大多由党委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武装部长、妇联主任、团委书记、人大秘书担任。

（二）选举组织的职能：

　　在县级以上的选举组织，也即是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本级人大代表的选举。

这里的主持，主要是确定选举时间、分配代表名额、提出选举工作要求、审查代表资格等。

具体主持提名、酝酿、确定代表候选人以及投票、计票等工作，则由作为选举单位的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负责。

同时，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常委会还承担着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工作。

所谓指导，实践中实际上也是领导。

　　对于县、乡的选举委员会，根据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选举委员会具有以下职权：

（1）主持本级人大代表的选举;

（2）进行选民登记，并做出决定;（3）划分选举本级人大代表的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4）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5）规定选举日期;（6）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公布当选代表名单。

　　除了法定选举组织机构外，实际中，我国还存在着一套党内的选举机构，这是党为实现对选举工作的领导而设立的选举机构。

各级人大换届选举时，同级党委都相应设立选举领导机构。

党内的选举领导机构，主要负责人事安排和选举工作的宣传、部署、协调等工作。

这一实存内部机构是由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体现了党对选举工作的领导。

　　二、我国选举组织存在的问题：

　　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选举组织机构在我国选举中起到很好的动员和组织作用，但是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选举组织机构的稳定性和专业性方面：

　　在间接选举中，人大常委会主持选举工作，应该说稳定性没有太大问题，当然它有任期的限制，一届人大常委会也就主持一次选举工作。

问题更多的是出在直接选举中的选举委员会上，该组织是一个临时机构，只是在筹备选举时成立，选举一结束即告解散。

没有专门固定的工作人员。

这就产生了几个问题：

　　一是由于选举委员会的人员不固定，只是为了选举的需要，临时从其他机构抽调人员组成，同时也没有对进入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的资格条进行限制。

可以说大多数选举工作人员是缺乏选举工作经验和专业有素的培训的，因此这些工作人员能否胜任选举这项涉及面广、事情庞杂、繁琐而又意义重大的工作，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这其中还涉及到对选举中产生的纠纷的裁决处理等法律专业性问题，例如对选举资格确认、选举的有效性和正当性认定等等。

由这些人员所组成的选举机构很难保证其运作效率及其过程的合法有序。

二是由于选举委员会是一个临时机构，那么对于选举中出现的一些失范甚至违法的行为，特别是其中一些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调查取证的问题，由于选委会在选举结束后即告解散，对此类问题缺乏专门机构负责处理，有的问题因而不了了之。

三是由于选委会的缺乏稳定性，对于一些选举资料、档案甚至都难以很好保存。

（二）关于选举组织机构的公正性与独立性问题

　　选举组织是组织和主持选举的机构，必须具有其高度的中立性和独立性，以确保其权威性和公正性。

但是在我国，目前形成了各级人大常委会主持选举的格局，这也就是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再由人民代表自己负责人民代表的选举事宜;立法机关既制定选举法，又具体执行其制定的法律。

这在逻辑上是有些不同通顺的,有学者认为这违反了二律背反规律。

而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议会也大多是不管理自身的选举的，因为议会的功能质体现在制定和通过法律来规范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他们不能运用行政方式对具体的公共事务在具体程序上进行操作性规范。

当然我国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国家，这一点可能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理论。

　　另外，如前文所述在选举组织的组成方面，我国法律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实践中多由党委、人大和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负责人组成，而这些官员很多就是选举的候选人,而且实践中，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当选的比例相当之高。

这种情形，显然不符合独立、公正的要求，明显违反一般性的政府工作原则——“回避原则”。

同时也违背“自己不能做自己法官”的法治精神，因为对于选举中产生的纠纷和争议，《选举法》规定必须先由人大常委会或选举委员会在法定期限内进行处理，也就是选举组织还扮演了司法裁判者的角色，而一旦申诉涉及一方是选举组织的成员，那么选举组织无疑是自己处理自己的案子，自己监督自己、纠正自己、自己做自己的法官，这明显是违背自然公正原则的。

　　（三）关于选举组织机构的工作透明度和对其监督问题

　　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选举组织机构的工作程序和规范，在实践中，不论党内的选举机构还是法律规定的选举机构的工作情况都是不对外公开的，外界无法了解其运作情况，因而更谈不上如何进行监督。

　　正是由于其不公开的工作状态，为选举中的暗箱操作、腐败和滥用职权甚至违法犯罪留下了滋生的温床。

实践中，由于选举组织在组织和指导选举过程中故意曲解法律、规避法律甚至直接违反法律，侵害公民选举权的现象屡有发生。

他们往往打着为了贯彻“组织意图”或假借“组织意图”的旗帜谋取私利，往往对选民或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的行为进行有倾向性的影响，他们一般不采用暴力、威胁、欺骗等非法手段，但其破坏选举的民主性和公正性及结果的真实性可能更为恶劣。

　　在实践中，选举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选举行为主要包括：

（1）接受候选人或助选人的贿赂;

（2）变更、涂改、损毁选民名册获选票，或知情不举及未尽力制止;（3）滥用职权、妨碍选民自由投票;（4）窥探选民投票内容，妨碍选民投票;（5）纵容不合格的选民投票，知情不举或不加以制止;（6）在选票上附加任何符号;（7）在计票前或不计票时，私自参入选票，以影响选举结构，或故意错误的计算或记载;（8）非负责的选举工作人员持有保管选票的钥匙等。

　　三、它山之石——西方国家关于选举组织机构的规定

　　选举是西方国家的一项十分重要政治活动，在这些国家大多由常设的中央选举组织，他们有着相同的性质和功能，只是在称谓和职权上大同小异。

　　西方国家的选举组织主要有：

联邦选举委员会——美国常设的中央选举组织。

他的基本职权是住持、领导和办理联邦选举事务。

选举管理委员会——日本、韩国等国家设立的专门负责选举事务的常设选举组织。

在日本，自1945年起就由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设置，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两者分工不同，中央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是负责参议院“全国选区”议员的选举组织事宜。

地方选举管理委员会不仅要负责都道府县等地方议会议员和知事的选举组织事宜，还有负责众议院议员和参议院地方选区议员的选举组织事宜。

韩国也由选举管理委员会，并且是多级制，其职权较之日本的选举管理委员会更大些。

选区委员会——德国常设的中央选举组织，其职责是专门负责全国的选区划分事宜，但不涉及其他选举事宜。

　　四、对我国选举组织的改革与完善的制度设计

　　对于我国选举组织如何改革和完善，有学者提出要设立全国性的高度独立的选举组织系统，即在中央设立全国选举委员会，在地方各级设立相应的组织，实行垂直管理，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以保证选举的公正性与专业性。

也有学者提出应该回归1979年《选举法》制定以前的规定，即县级以下的选举由行政机关——民政部门负责。

　　针对我国选举组织现存问题，参考世界主要国家的做法，笔者认为：

当前要改革与完善我国的选举组织，首先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在现行政治体制的框架内下，做到尽量与相关的法律衔接而进行，把阻力降在最低限度。

在我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毋庸置疑选举组织机构当然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另外，假设是由一个高度独立的机构来组织人大代表的选举，在目前情况下是走不通的。

由于县级以上人大代表是实行间接选举，由下一级的人代会选出上一级的人大代表，因此如果由一个第三方来组织人代会的选举显然是不可行的，可以想象人大难以忍受第三方对其干涉。

而且人大在全国各地已经有现成的组织网络和资源，而重新设立一个组织，无疑将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是不经济的、不可行的。

　　现在可行的方案是在各级人大常委会下设立常设的选举组织工作机构，这一机构应该是有别于人大下面的专门委员会以及人大常委会下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而应是具有较高独立性和权威性。

可以这样进行制度设计：

首先，该机构的负责人，一般由人大常委员会主任或同级党委书记担任，或者是已退休的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担任;其次，在人员组成上，为了体现广泛的代表性和参与性，可按一定的比例分配名额给共产党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其三，规定选举机构中成员若成为候选人则必须回避，退出选举机构;其四，选举组织机构的任期应相对较长，同时规定非有法定事由选举工作人员不受撤职、罢免。

该组织受本级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选举组织机构的双重领导。

同时，还应规定该机构的运作原则和规范。

并且实行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接受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另外，对于选举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违规违法情形，规定相应具体而明确的制裁措施。

　　当然从长远上看，设立全国性的选举组织系统是确保选举的公正性与客观性的根本措施，但这有待于我国政治民主进程的发展，特别是扩大直接选举，直至实行全国范围内的直接选举。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党所确定的目标，由独立的选举机构来主持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既可以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机会，又可以保证选举的公正性与客观性，从而确保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

这与我们的政治目标是相一致的。

我们期待通过选举组织的改革推动我国选举制度的改革，进而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

　　参考文献：

　　1、蔡定剑.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2.9

　　2、焦洪昌：

选举权的法律保障[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

　　3、胡盛仪、陈小京、田穗生：

《中外选举制度比较》[M],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4、徐育苗：

中外政治制度比较[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0

　　5、王玉明:

《选举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史卫民《共选与直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7、唐娟：

从体制到程序——中国直接选举制度桂枝与实践的落差分析[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7月

　　8、张建：

论党内选举制度改革和完善的理论基础及其重要性[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1

　　（本文刊于《当代经理人》2006年第12期）

国有企业与国家豁免原则

　　周勇

　　一、国家豁免原则概述

（一）国家豁免原则的历史沿革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法上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同时又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在范围和程度上有所争议，但国家及其财产享有免予被审判和执行的管辖豁免特权是国际法上公认的一项普遍原则。

最先出现的是绝对国家豁免理论，认为对外国国家及其财产，无论该外国从事的行为性质如何，除非该外国放弃豁免，应一律给予豁免。

在国际实践上，从1668年出现第一个承认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的判例后，19世纪初西方国家间相互给予管辖豁免的惯例逐渐形成，当时美国和英国是实行绝对豁免的典型。

可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前，绝对主权豁免理论几乎为所有西方国家所支持，并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采用。

从20世纪30年代起，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国家的经济职能不断加强，绝对国家豁免理论开始受到挑战。

二战后，国家逐渐参加了在19世纪以前属于私人经营范围的事业、企业及活动、交易，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特有的政府控制经济的模式及世界范围内的国有化浪潮，使得政府频繁地与外国私人或公司进行商业交易，政府及其分支机构名下的财产大量参与国际经贸活动。

从而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中逐渐出现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矛盾，在发生争议时国家豁免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事各国关注的焦点。

西方法院对外国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加以限制的案例也逐渐增多，系统地形成了限制豁免理论。

（二）有关国家豁免原则的理论争议

　　对于国家豁免原则，在理论上存在两种观点。

一是绝对豁免理论，二是限制豁免理论。

绝对豁免一般被认为国家豁免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的派生原则。

王铁崖先生所编著的《国际法》对该原则是如此定义的:

“国家主权豁免是指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原则不接受他国管辖的特权。

国家主权豁免是国家平等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格言，任何国家不能对其他主权国家实行管辖，同时国家独立和国家尊严也是国家豁免的基础。

”因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都是最高的，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平等，为了达到平等的“对等对待”，同样又要求一国在另一国没有对其财产实施管辖时不能对另一国的财产实施管辖。

因此国家绝对豁免理论依据是绝对独立基础上的平等，其最终还是以绝对的独立为基础的。

　　限制豁免理论认为外国国家及其财产是否享有豁免权，应视其行使的职能而定，主张把国家行为按其性质或目的分为主权行为或公法行为和非主权行为或私法行为两类，前者在他国可以享有豁免权，而后者则不能享有。

如今，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特有的政府控制经济的模式及世界范围内的国有化浪潮，使得政府频繁地与外国私人或公司进行商业交易，政府及其分支机构名下的财产大量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特别是国有企业大量参与涉外经济活动。

在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中出现的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矛盾，发生争议时则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事各国关注的焦点。

按照绝对豁免理论，外国可以一方面在内国与内国私人或公司进行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交易，另一方面，却能够在纠纷发生时援引豁免来避免在内国司法当局面前被起诉或执行，从而逃避应负的经济责任，置内国私人或公司于不利地位，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因此，限制豁免主义已成为国际上优势的理论。

　　（三）我国对国家豁免原则的立场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法律，但在这方面有一些政策和立场。

从1949年“两航公司案”和1978年“湖广铁路债券案”可以看出我国基本上是采取绝对豁免主义政策的，不过同时也赞成通过协议来消除各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分歧。

1991年第46届联大六委会上，我国政府代表进一步表明立场：

“国家豁免是基于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国家财产的执行豁免是一项久己确立和公认的原则”，同时我国代表重申：

“为了维护和促进国家间正常的往来和经贸关系，可以就国家豁免制定一些例外的规定。

然而考虑到国家豁免原则的性质和内涵，这些例外必须限于实际需要的某些情况而保持在最低限度上。

”“我们承认和尊重国际上已存在着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两种不同的主张和实践，我们认为这两种不同的主张都有合理的内核”。

我国政府在国际会议上在表明“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同时，又表示可以“就国家管辖制定一些例外的规定”，“为私方当事人提供公平合理的救济”，限制豁免主义“也有合理的内核”，可见我国政府的立场已经开始从绝对豁免主义的立场上缓和，体现了限制豁免主义的趋势。

实际上，我国似乎也没有从绝对豁免论中受益。

限制豁免论本身是伸缩性非常强的概念，留下很大的回旋余地，我们完全可以结合自己的国情和现状加以接受。

　　二、国家豁免的范围

（一）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

　　在国家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多数国家主张国家与国有企业责任独立，国有企业之间责任独立。

例如，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第1610条对外国国家财产与外国机构或部门（包括国有企业）的财产做出明确区分，并规定不允许用某一机构或部门的财产对另一无关机构或部门的判决进行清偿。

法国最高法院1988年在“罗马尼亚海运公司诉伯纳马尔航海公司案”判决中也采取同样的立场，法院认为，不能仅仅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就用某一国有企业的财产来清偿另一国有企业的债务。

美国学者费里德曼在对各国国有企业的现状及立法进行广泛研究与比较的基础上，将国有企业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由政府部门控制的企业，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属于国家行政机构的一部分;二是由政府机构通过法令或规章成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共企业;第三种是国家部分或全部控制的商业公司，这种国有企业与一般的商业企业难以区别。

第一种类型的国有企业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没有独立的财产，属于国家主权机构的组成部分，其地位显而易见。

而另两类国有企业是国家全部或部分出资成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企业，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是资产投资者与企业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公司化的国有企业就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

　　就我国的实践而言，则是由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机构代表国家向国有企业投资，最终形成国有企业的财产权。

因此，两者在产权上应是各自独立的。

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责任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财产的独立，必然导致各自责任的独立。

因此，对于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国有企业的商业交易行为，国家对其不承担无限责任，更谈不上由另一不相关的国有企业对此承担任何责任，这是多数国家立法与司法实践采取的做法。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历史上及现行国内立法对国家与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模糊界定可能导致外国法院作出对我国不利的判决。

南非法院曾以山西明迈特公司与海南洋浦公司都属由国家控制的企业为名，认定两者为联营公司，由此推断“恒裕”轮是联营船舶，并据此扣押“恒裕”轮。

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民法通则》、《公司法》均对国家与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作出界定，但其中的规定呈现出相互矛盾、界定模糊的弊端。

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规定，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权。

而《民法通则》第41条又承认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法人资格。

这让人很难理解一个没有独立财产所有权的企业如何具备真正独立的法律人格。

此外，《公司法》第4条在规定一般公司享有法人财产权后，又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实际上仍没有摆脱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桎梏。

如果这种立法状况不予改变，我国在国有企业涉外诉讼中仍难免处于被动局面。

结合我国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行政权力对国有企业的干预仍然存在，不可避免会造成国家和国有企业法律关系模糊，尽快实行彻底的政企分开应是我国改革与立法的当务之急和解决问题的根本。

（二）国家豁免范围的界定

　　虽然限制豁免已为许多国家所接受，但是在什么范围内限制，以什么标准来规范国家不得援引豁免，在国际上是有不同主张的。

限制豁免理论把国家行为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进行区别对待。

即使是我国这样的坚持绝对豁免的国家也严格区分国家行为、财产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或公司的私法行为和财产，对后者不主张也不要求在外国享有司法豁免权。

因此，当前国家豁免理论争论的焦点不是国家豁免应不应受限制的问题，而是哪些行为应受国家豁免，即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的划分标准问题。

主张限制豁免的国家一般都主张把国家行为分为两类:

一类是主权行为（统治权行为），一类是商业交易行为（管理权行为）。

并认为主权行为一般包括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行为;商业行为主要包括国家的经济、商业和贸易行为。

对于外国国家的主权行为给予豁免，对于外国国家的商业交易行为不给予豁免。

但是实际操作中如何界定国家行为属于其管理行为还是商业行为是有困难的。

因为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各国的实践也不一致。

有的国家以行为的性质为标准来判断。

如英、美、加拿大等国的立法都强调以行为性质作为判决其是否属于商业交易行为。

外国政府为武装力量或为建造政府建筑物而签订的合同及购买必需品或设备合同构成商业合同，同样，签订有关维修大使馆馆舍的合同也是如此，即使这些合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公共职能，也应视为商业合同。

另外一些国家主张以行为的目的作为标准来判断国家行为是否属于商业行为，例如国家为救灾目的而购买的粮食就应排除这种属于商业交易行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主张此说。

最终，国际法委员会平衡了两说，采取了将性质作为主要标准，将目的作为辅助标准的规定。

因此，国有企业在进行国际民商事交往中，只要符合性质和目的说，就可以豁免;同样，非国有企业在国际民商事活动中，只要其性质或目的符合国家行为（如国家授权），同样应给予豁免。

　　三、国家财产执行豁免

（一）国家财产执行豁免概述

　　国有企业由于其自身性质与行为的复杂性及其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其在执行方面也呈复杂局面。

国家财产执行豁免是指一国财产免于在另一国法院诉讼中被采取包括扣押、查封、扣留和执行等强制措施属于国家豁免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对一国财产采取强制措施直接关乎国家的重大利益，如果单方面执意对外国国家财产采取强制措施，本国国家财产在外国也难以得到保护，甚至可能由此影响到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因此，各国对此均采取谨慎的态度。

联合国在1991年《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第18条规定，不得在另一国法院的诉讼中采取针对一国财产的强制措施，除非:

（1）该国明示同意;

（2）该国已经拨出或专门指定该财产用于清偿该诉讼标的的要求;或（3）该财产在法院地国领土上，并且被该国具体用于或意图用于政府非商业性用途以外的目的，而且与诉讼标的的要求有关，或者与被诉的机构或部门有关。

在2000年对该草案重新讨论过程中，又出现将强制措施分为判决前与判决后两种，对于判决前的强制措施予以更多限制的备选案文。

此外，在两次草案案文中都提到对诸如用于（或意图用于）使、领馆等外交用途、军事目的的财产，中央银行的财产及文化遗产等特定种类的财产不得采取强制措施。

这些都反映出条款草案对国家财产强制措施的实施采取严格限制的态度。

（二）国有企业财产不能适用国家财产执行豁免

　　上述对国家财产执行的豁免是否可以适用于国有企业的财产呢?

一般来说，国有企业非经授权行使国家主权权力，不是国家豁免的主体，其财产也不能享有执行豁免。

国际法之所以对国家财产进行强制措施豁免的保护，主要因为国家财产在一定情形下关乎一国主权职能的行使，而作为独立法人实体，国有企业财产在性质上与以国库或国家财政收支形式表现出来的国家财产是有区别的，在商业交易中，它与一般私法主体的财产没有本质区别，与国家主权职能无关。

在司法实践中，多数国家法院都对国有企业财产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