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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的变革
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的变革
潘忠岐
2013-1-3011:
20:
57 来源：
《教学与研究》（京）2007年9期
作者简介：
潘忠岐，复旦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200433）
内容提要：
与欧洲地区秩序不同，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的变革具有明显的渐进性特征。
推动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基本动力包括：
美国主导地位的加强和联盟体系的演变；中国、日本、印度等地区权力中心的崛起；主要大国关系的变迁；地区化的发展与多边安全制度的兴起；非传统安全问题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与国际规范的改变。
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联盟体系、由中国参与的多边安全制度、经东盟开创的规范共同体、民间层次的地区性复合相互依赖，作为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变革趋势的不同层面，一并构成多元变动中的亚太地区秩序。
关键词：
亚太地区秩序联盟体系安全制度规范共同体复合相互依赖
一、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基本特征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带来了全球层次上国际秩序的剧烈变革，也带来了地区层次上国际秩序的相应转变。
但国际秩序的变革在欧洲和亚洲两个地区却有着相当不同的表现，尽管二者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意外终结给欧洲地区的国际秩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导致欧洲秩序的基本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那么，相对而言，冷战结束给亚洲地区国际秩序带来的却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影响，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间接导致亚洲秩序的基本结构实现了渐进性的变革。
在欧洲，随着作为冷战重要标志的柏林墙被彻底推翻，东欧国家迅速实现了民主化，德国实现统一，欧洲一体化进一步深化并成立了欧洲联盟，继之而来的又是北约和欧盟的东扩。
尽管美国对欧洲的影响犹在，北约并没有随冷战的结束而消亡，但冷战期间两极对抗的秩序特征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以地区一体化为界定性特征的全新结构。
而在亚洲，国际秩序转换的情形却与此存在重大差异。
冷战结束并没有直接导致亚洲国际秩序的重组，亚洲秩序的基本结构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逐渐显现出变革的趋势，而且冷战对抗的秩序特征并没有完全随之消失。
例如，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体系仍旧是亚太安全与稳定的关键，中国内地与台湾之间在台湾海峡两岸的对峙和南北朝鲜在“三八线”两侧的分裂作为冷战的重要标志依然在延续，中美、中日、印巴之间的传统对抗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另外，欧洲秩序和亚洲秩序还有一点重要的不同，那就是美国的影响。
如果说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已经随欧盟的成立，特别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后美欧分歧的凸显而逐渐式微，那么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却不但没有式微，反而因2001年“9•11”事件和随后的阿富汗战争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如今，欧洲人可以在不涉及美国，不指涉西方或跨大西洋关系的情况下谈论欧洲秩序，甚至有人预言“美欧的分裂”和“西方的终结”。
[1]但是，亚洲人（至少迄今为止）却不能在不涉及美国，不指涉亚洲太平洋地区（简称亚太地区）的情况下谈论亚洲秩序，以至于“亚洲太平洋秩序”（简称“亚太秩序”）在国际关系学科中既是一个常用的术语，也是一个贴切的表达。
与欧洲相比，亚洲秩序，更准确地说亚太秩序，变革的发生来的更晚，变革的进程更为缓慢，是一种正在演进中的渐进性的变革。
渐进，是因为亚太地区秩序的发展延续了原有秩序的部分传统特征。
变革，是因为亚太地区秩序的发展出现了原有秩序没有的一系列新特征，其表现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地区权力中心的出现。
在整个冷战期间，亚洲地区内部并不存在地区权力中心。
中国虽然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于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中美苏之间构建起稳定的大三角格局，但是中国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中国至多只是充当了冷战后期美苏之间维持战略平衡的重要支点和借重因素。
日本作为美国的附属国存在，不仅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而且国际影响力也相当有限。
同当时的中国和日本一样，印度也不是一个可以左右冷战进程的地区权力中心。
这些国家帮助维持了两极体系的稳定和冷战秩序的延续，但是它们甚至不具备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能力，更不用说影响全球秩序了，冷战秩序的变革就基本上与它们无关。
然而，今天的中国、日本和印度已经明显成为亚洲地区的权力中心。
地区权力中心的出现使亚洲秩序正在从“无极”状态向“有极”格局转变。
第二，地区一体化的发展。
冷战结束之前，亚洲地区就像是一盘散沙，除了在地缘意义上，很难把亚洲看作一个整体，有人甚至不愿把亚洲称作“一个”地区。
[2]（P329-346）但是随着东盟的不断发展壮大，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取得了长足进步，从而大大改变了该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使之不断从分散向一体转变，并且正在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局面。
恰如沈大伟所说：
“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原先并未能作为一个整体出现，而是包含了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4个次区域的混合体系。
各个次区域都有自己独立鲜明的内部特征，而彼此之间却很少发生联系。
现在这种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亚洲开始形成了一个从伊朗一直到太平洋、从俄罗斯一直到澳大利亚的完整的国际体系。
”[3]
第三，多边安全制度的兴起。
与美国在欧洲主导建立多边安全组织（即北约）不同，美国冷战期间在亚太地区分别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构建双边军事联盟关系，并从而形成了一个“轴心—轮辐”式的安全体系。
它不仅是冷战秩序在亚太地区得以维持的基础，并且至今仍是美国主导亚太地区安全的支柱。
但是，冷战后，亚太地区还在美国联盟体系之外逐渐形成了很多新的多边安全框架，例如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亚信会议、东北亚合作对话、香格里拉对话、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等。
各种多边安全制度的兴起使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础正在从冷战时期单纯的双边联盟转变为传统联盟体系与新兴多边安全制度并存。
第四，亚洲价值观和集体认同的凸显。
几乎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解体和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以来，亚洲各国之间便一直没有再形成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集体意识。
冷战后，全球化和地区化的发展使亚洲国家在与西方频繁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了自身的相似性，他们提出“文化相对主义”，强调集体价值观，用以对抗西方国家的“人权普世主义”和对个体价值观的重视。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把东亚“经济奇迹”的根源归结为独特的儒家文化，即“亚洲价值观”——集体权利高于个体权利、有效政府高于民主政府、个人关系高于法律关系。
[4]（P38-39）而且，亚洲国家还在地区化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共同分享的国际规范和集体认同，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以东盟为中心的合作安全观念。
亚洲价值观和集体认同的凸显正在使亚太地区的秩序特征从对抗转向缓和。
亚太地区秩序以上这些新特征与传统特征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渐进性秩序变革的总体画面。
究其根源，亚太地区秩序的渐进性变革自然与冷战时期的历史背景有关。
毕竟与欧洲地区相比，亚洲地区冷战时期的两极特征并不显著，亚洲地区并不构成冷战秩序的核心舞台，亚太地区秩序并不构成全球冷战秩序的主体，冷战起始和终结的标志性事件都不发生在亚洲。
此外，与欧洲地区相比，冷战后催生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动力不同，这些动力发挥作用的逻辑机理也不同，而且更为缓慢。
二、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内在动力
冷战结束以来，推动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基本动力既有传统的，也有新兴的，既有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也有经济或文化领域的，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美国主导地位的加强和联盟体系的演变。
美国领导的安全体系仍然是亚太地区主导性的安全框架。
冷战后，美国通过重新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将泰国和菲律宾提升为“主要非北约盟国”，打造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等，进一步强化了由多个双边军事联盟构成的“轴心—轮辐”体系。
不仅如此，美国还同蒙古、印度、巴基斯坦和新加坡确立了“非盟国安全伙伴关系”，同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开展广泛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借反恐战争之名进驻中亚，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军事基地。
所有这些都使美国和亚洲各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广泛密集的安全和军事伙伴关系网络。
但是，在传统的“轴心—轮辐”框架中，美韩之间的联盟关系因为两国在处理朝鲜核危机问题上的分歧而受到了削弱。
相比而言，美国却加强了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三边安全合作，美国还希望把印度拉入，进而组建亚洲版“北约”。
[5]这些发展有可能改变当前由美国领导的“轴心—轮辐”式的安全体系，进而影响亚太地区秩序的变革。
当然，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不论如何发展，并不足以成为塑造亚太地区秩序的唯一因素。
毕竟，该体系还不是真正地区性的。
许多国家，如中国、朝鲜、老挝、柬埔寨、缅甸和尼泊尔，不在体系之内，并且没有迹象，也没有理由加入这一体系。
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联盟体系得到进一步加强的主要是在军事领域，但在政治领域，这些联盟关系近年却经历了某种程度的紧张。
部分原因是，美国的盟国政府不愿为了讨好华盛顿而损害同北京的关系。
正如沈大伟所指出的：
“这些盟国现在寻求在对美关系和对华关系之间实现平衡，而不是继续在战略上单纯亲美。
”[6]
2.中国、日本、印度等地区权力中心的崛起。
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正在使中国、日本和印度崛起为亚太地区新的权力中心。
但是，它们对地区秩序的影响却是以不同方式体现的。
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提升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对地区多边制度越来越多的参与，不仅使中国成为该地区政治、安全、战略、文化、社会等多领域的稳定因素，而且还使中国被周边大多数国家看作“好邻居、建设性伙伴、认真的倾听者和没有威胁的地区大国”。
[7]但是，中国的长期战略意图仍然是亚太各国最为担心的。
与中国不同，日本成为亚太地区的权力中心，不是因为实力的显著提升，而且因为战略意图和地区政策的巨大改变。
冷战以后，日本把国家发展的长期方略由经济立国调整为外交立国。
最明显的表现是：
日本明确提出要成为“正常国家”；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不断向海外派兵；日本极力推动联合国改革并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等等。
日本的战略调整加剧了亚洲国家的疑虑，特别是中国的质疑。
印度是亚太地区另一个新兴的权力中心，国家实力的扩展和战略意图的转变都非常明显。
印度不仅已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而且事实上的核国地位还使印度成为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
印度跟日本一样，并跟日本一起，积极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印度的崛起正在改变南亚次大陆、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关系。
就像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调研报告所指出的，印度的崛起，跟中国的崛起一样，“将带来权力和影响力的多极化，从而最终导致国际秩序的重新调整。
”[8]
3.主要大国关系的变迁。
新兴权力中心的出现正在改变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传统超级大国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而其中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改变都会波及到亚太地区秩序。
美国把日本和印度分别看作军事盟国和安全伙伴，而后两个国家则把美国看作提升自身地位的重要依靠，并且相互之间在“争常”问题上实现了积极的合作。
尽管它们（还有澳大利亚）有可能组建亚洲版“北约”，但是，在政治领域它们之间却不乏利益冲突。
日本的正常化追求不免包含着摆脱美国束缚的内容，印度在密切对美关系的同时也在强化对华关系和对俄关系。
而且，它们还受到另一对重要双边关系即中美关系的深刻影响。
冷战后，尽管美国政府一度试图与中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总体上美国却把中国定位为“匹敌的战略竞争者”，并通过强化联盟体系、扩大安全伙伴从地缘上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
“9•11”事件后，中美关系的改善更多的体现在多边层次上，而不是双边层次上。
美国即便在反恐和防扩散领域同中国进行安全合作时，仍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防范。
[9]充满变数的中美关系不仅本身会对亚太地区秩序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还会通过影响其他双边关系对地区秩序产生间接影响。
冷战后，中国在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也在谋求其他双边关系的调整。
其中，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正在朝着全面正常化的方向发展。
但是，中日关系并没有取得相似的突破，中日关系的主旋律似乎依然是对抗而不是和解。
对于亚太地区秩序而言，中日对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亚太地区主要大国之间的所有这些双边关系都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着亚太地区的秩序变革。
[10]（P171-209）
4.地区化的发展与多边安全制度的兴起。
地区化的发展与多边安全制度的兴起既是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重要特征，也是其内在动力。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现时代，亚太各国，尤其是东亚国家，为了增加本地区的自主性和相对于其他地区的竞争力，大力推进地区化的发展，并以东盟为核心形成了一系列地区合作机制。
其中，东盟地区论坛是正在形成中的地区安全共同体的核心支柱，是东亚地区目前最重要的常设地区安全机制，它在参加成员和讨论议题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此外，六方会谈、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也是亚太地区不断发展的多边合作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多边国际制度的兴起和作为超国家组织的东盟一道对以美国为核心的传统国家间联盟体系提出了挑战。
它们（除东盟地区论坛外）既不涵盖美国，也非美国主导，而是与美国的联盟体系并存，从而成为影响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①。
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部分上）因为非美国主导，因而东亚地区化的发展和各种多边安全制度的兴起对构建亚太地区新秩序的作用相当有限。
东盟地区论坛、六方会谈、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新兴地区组织的影响范围仍主要局限在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和南亚等次区域，尚无法整合成统一的有效架构。
[11]
5.非传统安全问题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与国际规范的改变。
恐怖主义、武器扩散、贩毒、有组织犯罪、劫机、海盗、环境污染、传染病蔓延、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挑战模糊了高政治与低政治之间的界限，从而为亚太地区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和多边安全制度的兴起注入了活力，并帮助塑造了一种相互依赖的格局。
作为亚太国际秩序的特征之一，遍及整个地区的相互依赖并不是以传统安全事务或大国关系为指向，而是以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各种非政府跨国网络为轴心。
对威胁认知的改变还带来了国际规范的相应改变。
亚洲价值观和集体认同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都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有关。
例如，合作安全观念和强调不干涉内政、通过共识达成协议的“东盟方式”已经成为亚太地区广为接受的基本规范。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明确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它与东盟谋求合作安全和冲突管理的规范路径相当契合。
国际规范的积极改变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亚太地区的一体化，提升了各种多边国际制度对亚太国际秩序的塑造力。
当然，传统的安全威胁并没有因此消失，而是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
传统“硬安全”问题仍然是亚太地区安全秩序不可回避的重要指向。
尽管亚太地区规范趋同的迹象越来越多，但亚太各国之间社会、文化和政体上的分歧依然是一个巨大挑战，地区意识和地区认同尚没有真正确立。
地区相互依赖虽然有助于预防冲突、维持稳定，但它本身并不足以创建任何地区秩序都不可或缺的安全安排。
上述提及的几个基本方面都是地区层次上推动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还有全球层次上的推动力。
例如，全球层次上国际秩序的结构变迁和安全体系的演进，美、欧、俄等权力中心的兴衰和国家间权力分配的改变，各种政府间和非政府国际制度的发展，全球化的深化与扩展，不同问题领域重要性和国际规范的变革，等等。
全球层次和地区层次的推动力共同决定亚太地区秩序的变革趋势。
但是，由于全球层次上国际秩序正处于结构转换的不确定时期，因此与冷战期间不同，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的确立将主要取决于地区层次上的内在动力（这一点与欧洲国际秩序一致）。
三、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发展趋势
目前亚太地区秩序正处于变革的进程之中，由于推动其变革的内在动力是多维的，因此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前景具有多种可能性。
冷战后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亚太地区秩序的变革趋势和可能结构进行了深入探讨。
例如，沈大伟概括了七种前景，包括霸权体系、大国对抗、“轴心—轮辐”模式、大国协调、权力共治、规范共同体、复合相互依赖；[12]（P12-19）艾肯伯利和马斯坦杜诺提出四种可能，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秩序、多极均势、（中美）两极均势、多元安全共同体；[13]（P423-429）中国学者则主要提出了多极化的三种可能，美、日、中三极体系，美、日、中、俄或美、日、中、东盟四极体系，或美、日、中、俄、东盟五极体系。
[14]这些概括和分析既有重叠也有差异，其中有些可能性颇具说服力，有些则过于武断或过于牵强，有些实际上根本不可能。
要对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总体趋势给出更准确、全面的描述，就必须将推动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所有内在动力结合起来。
由此，我们会发现，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的变革趋势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发展，它们一并构成多元变动中的亚太地区秩序。
首先，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联盟体系。
以美国为中心由双边军事联盟组成的“轴心—轮辐”体系，尽管在经历某种变革，但依然是亚太地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随着美国主导地位的加强和联盟体系的巩固，它在亚太地区秩序中的分量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尤其在传统安全领域。
但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联盟体系并不足以让美国在亚太地区成就霸权秩序。
[15]（P353-367）美国与亚太各国之间的巨大权力差距是其维持霸权秩序的必要基础，但权力的不平等分配本身并不是霸权秩序的充分条件。
除此之外，美国的权力与意图还必须被整个亚太地区所接受。
显然，美国缺乏后一个条件。
新的地区权力中心的出现和联盟内部的潜在分歧都使美国无法成为地区霸主，它至多只能实现一种“不完整的霸权”。
[16]（P141-170）
而且，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联盟体系还使多极秩序难以形成。
相比而言，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借用哥本哈根学派布赞和维夫的分析，更有可能形成一种“1+x”结构，即美国＋多个地区权力中心，[17]（P37-39）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一超多强”。
许多新兴且充满活力的多边安全制度既非美国创设，更非美国主导。
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体系无法将其涵盖在内。
因此，即便仅仅在传统安全领域，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联盟体系也不足以单方面决定亚太地区秩序的基本结构和基本规则。
其次，由中国参与的多边安全制度。
与同样作为新兴地区权力中心的日本和印度不同，中国是唯一在四个次区域都具有意义深远的安全参与的地区行为体，并且几乎在每个次区域（大概只有南亚有些例外）都强调多边安全制度的重要性。
虽然这些多边安全制度并不以中国为中心，但中国的积极参与无疑为它们赋予了更大的影响力。
但缺陷是，这些地区性多边安全制度并不构成一个统一整体，并缺少核心力量，因此无法与美国领导的“轴心—轮辐”体系形成两极均势，尽管二者在导向上存在明显不同。
中国并不构成主要多边安全制度的核心，而且无法将不同次区域的多边安排整合起来。
因此，不仅以中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是一种乌托邦，而且以中国为中心类似古代“朝贡体系”那样的等级秩序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与美国虽然构不成两极均势，但二者之间因结构不对称导致冲突的可能性却不能完全排除。
[18]（P5-33）[19]（P160-162）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种可能是，中国与美国在亚太事务中实现“有限共治”。
[3]但不论对抗还是共治，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发展前景，它们往往是并存的，任何单一方面都不可能成为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轴。
再次，经东盟开创的规范共同体。
虽然与欧盟相比，东盟在促进整个地区就规范、目标和管理国家间关系的规则等方面达成共识的成效还相当有限，而且远远没有将其制度化，但是这些不足并不妨碍亚太各国在共同目标和彼此互动的基础上实现较为松散的规范性地区秩序。
因此，有人认为，东盟的发展正在使亚太地区形成一种“规范共同体”。
[20]
但是，经东盟开创的规范共同体并没有消除国家间安全困境，也没有覆盖整个地区，仍有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并不认同东盟倡导的大部分规范（反恐是个明显的例外）。
而且，由于该规范共同体是以集体认同为基础的，因此它还经受着各种国家间对抗的挑战。
亚太地区大国之间的传统对抗，包括中美、中日和印巴之间的对抗，使亚太现有的规范共同体难以发展为成熟的多元安全共同体，类似“欧洲协调”那样的大国协调也不可能在亚太地区出现②。
最后，民间层次的地区性复合相互依赖。
遍及整个亚太地区的以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各种非政府跨国网络为轴心的相互依赖格局，也在日益成长为亚太地区秩序结构的组成部分。
这种相互依赖格局不以传统安全事务为导向，真正打破了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等不同次区域之间的传统地理分野，并真正将它们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
当然，不以安全事务为导向和不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既使复合相互依赖在整个亚太地区形成和发展，也使复合相互依赖对于亚太地区秩序的塑造力受到相当大的局限。
毕竟，传统安全问题依然重要，民族国家依然是核心行为体。
不论复合相互依赖进程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如何普及和深化，它都难以决定传统安全事务的处理，不能直接在民族国家层次上发挥作用，因而无法形成民族国家之间解决传统安全问题所必须的安全安排。
亚太地区秩序变革进程中的所有这些发展趋势都是并行不悖的，并且相互补充，它们将共同决定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的基本结构和基本规则。
正如沈大伟所观察到的，“今天，正在形成和演进中的亚洲体系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多种元素的混合体——包括大国对影响力的争夺，相互依赖的深化和行为规范与多边制度的发展。
这种交叉混合趋势可能无法进行概念上的清晰界定，但它的确是当前的现实。
”[6]由于推动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内在动力是多元的，任何单一方面的动力都不足以决定整个亚太地区秩序的基本结构和基本规则，因此，亚太地区秩序的变革趋势是多维的。
对于正在演进中的亚太地区秩序的未来走向，我们最好不要追求任何简化的概括，而是把它看作多种动力合力形成的结果，看作一种由上述四种趋势共同构成的多元混合体。
四、结语
就亚太地区秩序而言，冷战后的结构变迁具有明显的渐进性特征，很多新特征与传统特征并存。
推动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内在动力也是多方面的，包括传统动力和新动力。
而且，亚太地区秩序的变革还与全球层次上的外在动力密不可分。
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联盟体系、由中国参与的多边安全制度、经东盟开创的规范共同体、民间层次的地区性复合相互依赖，作为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变革趋势的不同层面，一并构成了多元变动中的亚太地区秩序。
中国和美国是亚太地区的两个大国，亚太地区秩序的结构变迁、发展趋势和动力源泉，都与这两个大国及其双边关系直接相关。
在推动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多维动力中，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最大的变量。
它们各自的地区秩序观、利益界定和政策取向，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对整个亚太地区秩序的影响是其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不可同日而语的。
虽然不能将推动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多维动力简化为中美两国及其双边关系，但它们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其他动力发挥作用的性质和程度。
因此，要深入探究亚太地区秩序的变革，还必须对中美两国及其双边关系，以及它们对亚太地区秩序的寓意，作深入的考察。
注释：
①有关亚洲地区整合对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秩序的挑战，参见庞中英：
《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和中国》，载《外交评论》，2005,（8）。
②支持大国协调的观点，参见SusanShirk,Asia-PacificSecurity:
BalanceofPowerorConcertofPower,inDavidLakeandPatrickMorgan（eds.）,RegionalOrders:
BuildingSecurityinaNewWorld,UniversityPark:
PennStateUniversityPress,1997.质疑的观点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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