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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教育学笔记中国教育史笔记
考研教育学笔记：
中国教育史笔记
一、制度篇
（一）西周的学校制度
▪“学在官府”是我国奴隶社会教育的重要特点，在这种体制下，学校设在官府之中，官师不分，官吏既是教育行政官员，也是学校的管理者，还是学校的教师。
▪西周时国学的主持者称大司乐，大司乐负责宗教祭祀和国家典礼，是国家最高的礼乐官，兼管国学教育事务。
大司乐属下的一些官员，就是学校的教师。
▪西周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是大司徒，也往往称为“教官”，说明其主要职责是教化，从西周地方官学（乡学）的教育内容来看，与地方行政长官的职责大体相同，可见地方教化是地方行政长官的主要任务。
▪西周学校确有较完备的制度，大而言之，分两类、两级；一类是国学，一类是乡学；国学又有大学与小学两级。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二）私学的兴起
一、原因
1. 士阶层的崛起
2. 封建土地私有制经济的形成
3. 学术下移
4. 官学失修
5. 诸子百家私学的发展
二、私学产生的意义
1. 西周官学是由国家政权机关主办的，以“学在官府”为其主要特征，在管理上是“官师一体”、“政教合一”，教育是政治组织的一部分，教师由政府官员兼任，私学是由私家根据社会需要或个人需要设立的，以政教分设、官师分离为主要特征，有独立的组织机构，以具有知识技能的贤士为师，教师逐步成为社会中一种独立的职业。
2. 西周官学受到贵族身份的限制，少数贵族子弟袭断了受教育的权利，私学以自由受教为原则，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学校向平民下放，使文化知识得以下移到民间。
3. 西周官学限于传统的“六艺”，灌输的是奴隶制政治观念和道德思想，偏重于历史文化，私学则有思想自由，各家各派不必有统一的思想，教育内容以传授各学派的政治观点、道德思想，以至新的知识、技能为主。
4. 西周官学有固定的教育场所和相应的基本设备，制度上较为规范。
私学则不一定有固定的教育场所，它以教师为中心，流动性较强，设备也较简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5. 私学的产生促成了一大批教育思想家的产生，形成了古代教育思想的第一次高潮，对后代的教育思想及教学实践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齐国的稷下学宫
一、产生原因
1. 是战国时期养士用士之风发展的结果。
2. 是齐国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
3. 稷下学宫的产生与齐威王开明的文教政策有关。
二、办学特点
1. 待遇优厚。
2. 不治而议论。
3. 学术自由。
三、办学性质
1. 官家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学校。
2. 集讲学、著述、育才活动为一件并兼有咨询作用的高等学府。
四、历史意义
1. 其一、稷下学宫促成了诸子百家的发展、融合和分化。
2. 其二、显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3. 其三、创造了一个出色的教育典范。
4. 其三、创造了一个出色的教育典范。
（四）我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三个）
一、察举制对教育的影响（汉朝）
1. 使孔子“举贤才”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汉代开始获得了制度上的落实。
2. 选士制度给教育带来巨大的利益驱动。
3. 汉代察举与学校教育各为一途，它们之间尚未建立制度上的联系，更谈不上衔接关系。
4. 由于察举的决定权在主管官员的手里，察举标准又不是很具体，主观随意性较强。
5. 产生了诸多弊端：
其一，贵戚高官横加干扰取士。
其二，贿选成风。
其三，主管官员察举不力。
其四，沽名钓誉成风。
二、九品中正制（魏晋南北朝）
积极作用
消极影响
1. 是选士制度的革新，是察举制的发展。
负责选士的官职，不再由地方长官兼任，而由中正专任，这有利于选士工作正常、有效地进行，而且可以加强中央对选士权的控制。
2. 其创立、实施，使选士制度向“综核名实”前进了一大步。
中正品第士人，不仅看门第，而且视品德才能，尤其是曹魏初期，重状轻品，有利于激励士子积极进取。
而且也确曾选拔了不少优秀之士。
可以说，九品中正制为纠正察举名实不符的弊端，进行了一次可贵的探索。
1. 影响了知识分子学习的积极性。
九品中正制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士族子弟往往不屑读书，因而形成了奔走造请之风，大大影响学习积极性，公卿不学无术，学校废弛无常。
2. 魏末晋初后，中正官逐渐为士族垄断。
三、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始于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创设进士科，以考试策问为主，标志着科举制度正式开始。
（1）科举产生原因
1. 政治原因。
一是为了打击士族地主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二是为了补充官吏队伍，满足庶族地主参与政权的愿望。
三是有利于笼络知识分子。
2. 经济原因。
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同时纸笔的大量生产，印刷术与造纸术的普及，也为科举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3. 教育导向。
九品中正制影响了知识分子学习的积极性，造成公卿不学无术，学校废弛无常的状况。
而科举取士的特点是录取标准专凭试卷，专重资才，而不是由地方察举
（2）作用与影响
就整个社会状况来说，唐科举是一个比较进步、合理的考试制度，就教育方面来说，影响更为深刻，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
从正面的影响看，有以下几点：
积极作用
消极作用
1. 科举把选才与育才统一了起来，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满足了庶族地主参与政权的欲望，为知识分子打开了进入统治集团的门径，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
2. 科举力图改变选拔官吏只重品行、门第，而忽视知识才能之弊端，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故而也确实选拔了一批有才之士。
3. 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1）士子们有了读书的目标，动机更加强烈了；2）科举以儒经为内容，统一了教学内容，也统一了全国人的主导思想。
3）科目众多，尤其是明法、明算、武举等，冲击了社会上重文轻武、重经轻算等陈规。
4. 养成了读书的社会风气。
“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
”
5. 科举的影响还波及国外，对朝鲜、越南、日本及欧洲均有影响
1. 由于唐代科举制度的逐渐完备，学校逐渐成为科举的附庸，学校教育受到了科举的限制，科举的内容同时成了学校的教学内容，科举成了学校教育的指挥捧。
2. 科举使士子们醉心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之中，大批读书人把毕生的精力消磨于科场之中，追求这一不易得到的钓饵。
3. 科举本身又存在着不少弊端，如前面所说的托关系、通关节等，以及书上P126页所举之例，这一切均败坏了教育和社会的风气。
（3）废除科举制的过程
1. 改革内容,废除八股取士。
公车上书时，要求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
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谕令，自下科开始，乡、会试及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
这是八股文第一次被逐出科举制。
2. 递减科举取士名额。
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的一些封疆大吏渐萌停废科举的思想，较早的是张之洞、刘坤一。
他们在1901年5月奏上的《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提议递减名额，以学堂生员补充，到1903年，清政府虽颁布了壬寅学制，但各地士人对科举仍趋之若鹜，新式学堂却冷冷清清。
于是袁世凯、张之洞又奏请递减科举，同年1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联合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建议从下科起，每年递减中额三分之一，俟末一科中额减尽以后，即停止乡会试。
得到朝廷首肯，并准照此执行。
据此方法，科举3届减尽，10年消亡。
3. 停科举。
准备10年寿终的科举制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加快了其消亡的步伐。
（五）、封建国家教育体制的完善
一、唐代学制系统
唐代学校教育制度，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隋建国之初，便在中央设立国子寺，置祭酒，专门管理学校教育事务，这是我国历史上设立专门教育行政部门和专门教育行政长官之始，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时改为国子监，一直延续到清代。
隋代国子监下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凡五种学校（相当于现在委属院校），另有一些专门学校是与行政业务机构结合在一起的，如大理寺下设有律博士，太常寺下设有医博士等（相当于现在各部委所属院校），可见隋代学校有两条线：
一是儒学学校，一是专业学校，唐代学校教育基本上沿袭这套制度，只不过更加完备了。
中央直系：
六学二馆（这是一个重要名词），属国子监，长官是祭酒，如孔颖达。
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是儒学，书、算、律为专门专门学校：
书学除研究书法外，每日习字，并学《国语》、《说文》（二年）、《字林》（一年）等；算学习《孙子》、《五曹》、《九章》、《周髀》等，律学习律令，兼学格式法例。
旁系：
崇玄馆、医学
二、科举制度在宋代的发展
（1）程序
考生来源与唐代相同，只是宋代更重乡贡，三次兴学中重生徒。
考试程序：
无吏部复试，代之以殿试。
确立殿试制度也是提高科举地位的重要措施。
（2）科目与方法
宋代科举科目很多，有文举、武举之分，文举中以进士科地位最高，其余称“诸科”
（3）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名额
（4）提高考生的地位和待遇
（5）考场制度日益严格
如实行糊名、誊录制度，考官用朱笔批阅，或“通”或“不”，卷末签署姓名，若作弊，则处分考官。
（六）北宋的三次兴学
一、庆历兴学，时间是宋仁宗庆历年间，主持人是范仲淹，可惜执政时间不久，即被排挤出中央政府，庆历兴学也宣告失败。
这次兴学的重点有：
一是改革太学。
范仲淹重用了“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其中尤其是推广了胡瑗所创的苏湖教法，其法是设立经义斋、治事斋，根据学生专长和爱好分斋而教，入经义斋的学生主要学儒经，入治事斋的学生主要学习军事、民政、水利、算数等，其教学方法也与传统的死记硬背不同，而是以明体达用、培养有实际才干的人为目标，这种经义与实践并重的方法改变了当时重辞赋的形式主义的空疏学风，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胡瑗的教学曾在苏州、湖州一带实行，很有成效，对后世教育亦有很大影响。
二是改革科举。
其一，参加科举考试者必须先接受一定时日的学校教育，一般考生需在学校学习300天以上才能应试，曾经应过试的,亦需学习100天；其二，改革科举方法，提出罢帖经、墨义，先考策，次考论，再考诗赋。
三是令州县立学，但效果不佳。
二、熙宁---元丰兴学，时间是神宗熙宁--元丰年间，领导人是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
这次兴学的内容仍然是三个方面，一是改革太学，创立“三舍法”。
即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初入太学，为外舍生，每年举行一次升舍考试，成绩在前二等者，参考其平时行艺，升入内舍学习，成为内舍生，内舍每两年举行一次升舍考试，成绩在前两等者，参考平时行艺，升入上舍，成为上舍生，上舍每两年举行一次考试，方法与科举相同，成绩分为三等：
上等免殿试，直接授官，中等免礼部省试，直接参加殿试。
“三舍法”是在太学内部建立起来的，对学生的考察和选拔力求做到将平时行艺与考试相结合，这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太学的教学质量，同时又将上舍考试与科举结合起来，融育才与选才于太学，学校不仅担任养士的任务，而且具有取士的职能。
这是中国古代太学管理制度上的一项创新。
二是整顿地方官学。
熙宁四年（1071年），下令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设立学校，每所学校给田40顷以充学粮，元丰元年（1078年），设置州府学官53员，使地方官学有了显著发展。
三是改革科举制度。
在考试方法上，下令废除帖经、墨义、诗赋的形式，仅试以经义、策、论；在考试内容上，王安石及其子编撰《三经新义》，对儒家经典诗、书、周礼重新训释，并颁发给太学与地方官学，作为统一教材，并作为科举考试经义科的主要内容。
三、崇宁兴学，时间是宋徽宗绍圣、崇宁年间，主持人是蔡京，虽为著名奸臣，北宋“六贼”之一，但对文教事业是有贡献的，他希望继承王安石未竞的事业，来挽回北宋危机，于是恢复和发展了“熙宁--元丰兴学”。
崇宁兴学的内容主要有：
一是重新推行三舍法，并建辟雍，作为太学的“外学”；二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立地方官学，并建立县学、州学、太学三级相互联系的学制系统，至崇宁四年，诸路兴学已基本完成，规模也进一步扩大，一般州县学学生数在50人左右，百人以上者占1/3，有的县学，如建州浦城县学学生达到一千多人，此外，蔡京还下令设立诸路提举学事司，这是地方官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在宋代以前，只有中央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及长官，而地方则无，宋代设立提举学事司，在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管理史上具有深刻的意义，自此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
这就把地方官学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三是提出罢科举，改由学校取士，这是对取士制度的重大改革。
这一次兴学因北宋的灭亡而告终。
四、经验教训：
宋代三次兴学运动，起起伏伏，延续了七八十年之久，留下了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经验主要有
教训有
1. 北宋三次兴学，虽前两次均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崇宁兴学实行未久，北宋便灭亡了，但是都不同程度地将北宋学校教育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可以说，宋代学校教育制度（包括学制系统、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在三次兴学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因此，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比较重要的历史地位。
2. 三次兴学运动都比较重视地方学校的建设，重视庶族子弟的出路，重视真才实学者的任用，这不仅是对抗贵族的腐败，也是扩充教育、发展教育，企图以教育的改革，来为政治改革服务的。
可见，任何教育改革都不会是单纯的，它承负着政治的使命。
3. 三次兴学运动的主要价值，体现在缓和育才与选才的矛盾上。
确证了兴学育才的地位高于科举考试（当时考试弊端丛生也是原因）。
科举仅仅是取才形式（“指挥棒”），兴学育才是实在的内容，形式可以变换，但实在的内容必须坚持，既不是道理上、精神上的务虚，也不是形式上的变化调整，而是真正的建校开学，是建立造就人才的措施，更是建功立业的根本战略。
1. 三次兴学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动，在于发动者的权势和地位，范仲淹、王安石、蔡京均为执政的“相”。
在中国自秦以来，建立大一统集权制，可以很有效地发布指令，可以在短期内掀动起轰轰烈烈的热潮，以贯彻某种思想和政策，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
但它同时也很脆弱，成功和希望的可能完全取决于发动者的权位是否稳固，既没有法的依据，也没有法的保障，所以，范仲淹、王安石兴学的悲剧也是必然的。
2. 北宋三次兴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科举与学校之间的矛盾。
但由于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这种矛盾是无法在根本上得到解决的，更由于北宋的兴学运动一直伴随着党派之争，这就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七）书院制度
一、书院学规及其现实意义
朱子亲自订立了《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书院的标准学规和书院的办学纲领，朱子认为书院教育的方针是实施五教：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为了实现这一方针，朱子还提出了为学、修身、处事、接物的重要原则：
为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
修身：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处事：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接物：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白鹿洞书院揭示》概括了儒家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封建社会教育的主要精神，它不仅是南宋时书院的教规，而且对元明清三代的书院都有指导作用，并为一般官所采用。
二、书院的教学特点
（1）教学和学术相结合
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书院，既是教学活动的中心，又是学术研究的场所。
（2）自由讲学和自由听讲
讲会是书院讲学的一种组织形式，允许不同学派进行会讲，展开辩论，所以说，讲会是书院区别于一般学校的重要标志。
书院讲学制度，产生于南宋，吕祖谦曾在江西信州主持著名的讲会－－鹅湖之会，会上朱子与陆九渊两个学派就学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后来朱子特地邀请陆子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并把其讲义刻于石上，立于院内，这就为两个学派共同讲学、相互讨论树立了样板，开书院讲会之先河，此后各派学者纷纷参加各地书院组织的讲会，宣讲自己的学术观点。
书院也因此形成了讲会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到明清时期仍然流行。
从讲会制度的组织、仪式、规模来看，讲会制度已超出了书院教学的范围，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学术讨论会及学术交流会，这样，既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又提高了书院的社会地位。
（3）学生以自学为主，教师重在启发诱导
书院的教学强调学生以个人自学为主，教师则着重用自己的治学经验来指导学生的学习，书院提供充分的书籍条件，让学生自学，提出问题，教师对此进行解答。
（4）尊师爱生
书院中的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在长期的教学活动中，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个优秀传统，在当时的官学中是很少见的。
（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
一、京师同文馆
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外事活动中，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所受外交损失极大，为了应付外交的迫切需要，培养本国外交人员和翻译人员。
奕欣1862年上奏开设外国语学校，其他洋务派也有类似要求，同年清政府在北京开办京师同文馆，这是第一所洋务学堂。
同文馆的历史影响：
（1）对外交的影响，同文馆的历史是与中国近代的外交活动相联系的，同文馆学生中的一些人在当时的外交活动中，常常充当译员，参与外事活动，后来，肄业于同文馆的学生许多担任了外交使节。
（2）对教育的影响，其一，同文馆是中国近代最早按照西方教育建立起来的新式学校，打破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教育模式。
其二，改变了以文为主的传统教育内容，把近代科技知识列为正式课程。
（3）对学术思想的影响，按同文馆的教学计划，外国语的学习与翻译西方书籍外交文件结合起来，学习八年，第五年起，练习译书是必修科目。
同文馆译书范围很广，且规定教习，学生译书有成就的，均有奖励，西方近代科技书籍的翻译和传播，冲击着陈腐的传统观念，使人们开始重新考虑传统文化的地位。
二、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之设，首倡于1896年李瑞芬《请推广学校折》，他提出在京师设大学堂的建议，1898年康在《请开学校折》中又重申此议，光绪在《明定国是诏书》中，宣布设立京师大学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托梁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上报，令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聘请丁韪良为总教习。
（1）京师大学堂的职能有二。
一是实行教育之机关，同时也为全国最高之教育行政机关，各省大学堂均属大学堂管辖。
（2）京师大学堂与洋务派办的京师同文馆不同，同文馆以外国语教学为主，与其他洋务学堂也不同，洋务学堂皆囿于一材一艺，而京师同文馆的课程可分两大类：
一是普通学，一是专门学
（3）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实为中国近代新学制的摹本，1902年《钦定学堂章章程》的制定就是在此基础上扩充而成，虽为仿效外国，但于我国近代终究有了自立办学宗旨、课程制度、学生入学等一系列较为系统的规定，有了新学制的萌芽。
京师大学堂创办，又于社会风气有一定的影响，戊戌政变后，维新派所创的文教事业受到摧残，然而，京师大学堂却幸存了下来。
（九）我国近代史上的几个重要学制
一、“癸卯”学制系统
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并经法令正式公布在全国实行的学校体系。
癸卯学制是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办以来新式学堂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近代新教育发展演变的总结，是学习日本教育，借鉴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成果，也是以后新教育发展的总纲。
它的颁布实施，加速了科举制的灭亡，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框架和方向，是中国教育走上近代化轨道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 借鉴国外先进教育制度，中国教育开始融入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
最突出的表现是癸卯学制确立了近代国民教育与人才教育的基调，教育开始与社会生产、国计民生相联系。
在教育内容上，具有面向世界的国际意识。
癸卯学制在总体设计与各级各类学堂的课程设置上，表露出明显的国际参与意识。
这种意识表现在师范教育上，便是要求各地积极筹资，选送教员出洋进修。
表现在实业教育上，则是要求初等商船学堂和各科中等实业学堂，加设外语课及相关的国际贸易知识和商务来往知识，有意识地进行世界市场专业人才的培养。
高等实业学堂更明文规定，以培养参与世界贸易人才为宗旨。
这些内容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出学制制订者对国际市场的参与意识，与原来的封闭保守相比，显然是较大的进步。
2. 制订迅速，体系完备。
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实业教育，从师范教育到留学教育，从学制体系到教育行政、学校管理，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尽管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法实现的，甚至成为一纸空文，但它毕竟形成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较为完备的教育法规体系。
3. 明确了新教育发展方向。
中国近代新式学堂产生在洋务运动中，但真正迅速发展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戊戌变法期间，随着维新派的宣传提倡，以京师大学堂为代表的各类新式学堂相继出现。
各种学校章程及区域性的学制章程也开始探讨、制订。
湖北、直隶、山东在这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
新学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日益明显。
如全国没有统一的学制，各学堂课程不一，年限不一，程度不一，衔接困难，制约了新学堂的发展。
癸卯学制的施行，使业已存在的新式学堂有章可循，明确了发展方向，极大地促进了全国新式学堂的发展。
4. 改变了清末办学模式。
学制实施后，普通教育及其相关的师范教育成为新教育发展的重点。
新教育与旧教育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是新教育，在癸卯学制实施前后也有明显不同。
学制实施前，洋务派开办的新式学堂以培养洋务人才为目的，重视专业技术教育。
学制颁行后，对普通教育及其相关的师范教育特别重视。
（优点）“壬子·癸丑学制”与清末“癸卯学制”相比，有明显进步，其特点主要有：
（缺点）但总的看来，这一学制在形式上与“癸卯学制”尚无重大区别，改革的力度有限。
1、缩短了学制期限，较之“癸卯学制”，共缩短3-4年。
学制的缩短，特别是初等教育年限的缩短和分级，一方面反映了资本主义需要有一定文化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增加了劳动人民享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2、取消了毕业生奖励出身的制度，消除了科举制度的阴魂；同时取消了专门为贵族设立的贵胄学校，废除了封建特权和等级限制，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特色。
3、女子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癸卯学制”中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而在“壬子·癸丑学制”中，普通中学、甲级实业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都规定设立女校，初等小学还可以男女同学，反映了资产阶级男女平等的思想。
4、以教授农工商等实用知识技能为目的的实业教育得到加强。
新制将清末高等实业学堂部分改为专门学校，将中、初两等实业学堂改称甲种和乙种实业学校，甲种实业学校实施全面的普通实业教育，乙种实业学校实施简易的普通实业教育，实业学校较实业学堂的专业范围扩大了，各学校都设立了众多的实用学科和课程，更强调传授技艺，职业性和针对性增强，教育目标更倾向于使受教育者各得一技之长。
5、从课程改革与教学方法看，取消了忠君、尊孔的课程，增加了自然科学课程和生产技能的训练，这主要体现在以研究和传授高深学术为宗旨的大学教育中。
6、改进教学方法，反对体罚，要求教育联系儿童实际，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
1、从形式上看，其创新性不大，基本上沿袭了清末以来的日本模式，其突出表现，是初等学校以上取多轨形式，使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3系并立，各自成一系统。
虽然拟订之初，人们希望遍采欧美各国模式并结合中国特点制定一个比较有效的学制体系，但一方面，该学制是在仓促之间完成的，另一方面，当时从欧美学成回国专习教育的人很少，难以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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