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中小城市的环境管理与保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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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中小城市的环境管理与保护
西方国家中小城市的环境管理与保护
放任政策与发展控制
SuzaneSAVEY
UMR5045duCNRS–蒙彼利埃大学Ⅲ－法国塞拉里昂路
蒙彼利埃，法国
导言：
问题范围
在欧洲，关于是否应进行城市环境管理与保护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关注。
一项考古学研究表明，2000多年以前在罗马帝国的城市中就已经配备有非常完善的污水系统，而且自恺撒时期白天的车辆交通被禁止。
在20世纪70年代或更早时间以前，当思考如何建好欧盟时，罗马俱乐部的一些成员提出了环境保护与地球资源管理之间的关系问题。
1970年在一本题为《有限的增长》的著名刊物中叙述：
罗马俱乐部的十位成员曾邀请政府官员和商业领导人共同商讨关于限制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以此来挽救地球，至少是为了避免自然资源的浪费。
但是，由于当时这一号召活动仅仅是处于空想阶段，因此最终以失败告终。
的确，工厂主们应该为地球污染和资源浪费负有主要负责，并应根据与从事商业活动所在国家的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来相应调整其商业行为。
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曾参与研究关于制铝厂大量排氟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
氟是一种危害动植物和人类健康的物质。
由氟引发的疾病称为氟中毒。
在法国、英国、挪威和波兰，不同政府对由氟浓度变化引起的危害所相应采取的立场主要取决于是否要保护位于工厂或制铝厂附近的农村和居民的身体健康。
在英国和挪威关于有毒气体化合物的容许标准更加严格，在厂房顶部必须安装气体排放物收集装置和处理装置，同时对于损害环境或动物健康的单位将被处以罚款。
在法国，对于气体排放物的收集则不是必须的，而且对偿还农民牲畜损失的回应也是有限的。
在波兰，直到医生们公布了他们所研究的氟中毒的结果，污染才被公认。
在此之前，氟中毒被认为是一种动植物疾病，并非一种令人惊讶的铝厂工人的职业病。
随后对制铝厂的政策变得更加严格。
此外，工厂主们也开始发起主动，他们发现了一种可以将捕集到的氟再次用于生产循环过程中的方式，以此来节省大量的原材料。
同时，减少的非生产投资成本与安装气体排放收集装置相结合，使抵制污染、保护环境从经济角度上是可行的。
这个例子表明了城市或农村的环境保护政策与经济利害关系是紧密联系的，也表明对非生产投资的需求是必要的。
在其他地方，城市环境管理与保护也是社会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特别是对于那些后发展起来的城市地区来说更加重要。
城市环境恶化将导致以FrançoisMancebo为标志的驱逐区的出现。
I．有益的经济干预：
放任政策——城市环境与社会阶层空间隔离的非限制性创造
几个世纪以来，某些能够引发噪音、恶臭和有毒气体的手工业和工业活动使附近的城市地区贬值。
因此，几个世纪以来，城市将工业活动向其外围地区驱赶。
在过去，城市会迫使陶瓷和印染工厂搬到城墙以外，主要原因是这些工厂的炉子会产生热污染，并且在处理纺织品的过程中会产生恶臭气味。
19世纪中叶的城市也是如此，对于法国北部和东部所有的工业城市、英国的布莱克乡及德国的鲁尔地区一般将工厂建在城市中心的东面。
对能够产生环境污染的工业的培育主要聚集在城市的外围或是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被城市包围，不久这种情况导致不适合人类居住区域的出现。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缺乏财富和教育的最贫穷的阶级，他们恰恰弥补了产污行业劳动力的不足；同样他们也是主要居住在工作地点附近的人群。
主要原因可能是工人或雇主的意愿，也可能是由国家资助所发起的。
将工人的住房建设在工厂的附近，其主要的托辞是缩短工作地点与家庭住址的距离。
实际上，其主要目的是将不适合中、高层阶级居住的土地上建设工人阶级的住宅群。
在西欧，其主导风向为西风，所有的工业区和工人住宅群都建设在大都市的东部，而西部地区都留给了最富有的社会阶层。
特别是自工业化之后，环境污染的存在是导致城市中社会阶层空间隔离的主要原因。
1.驱逐区域的出现
在以前，环境的约束向来不是造成城市房地产价格变化的主要原因。
如今，随着环境重要性的增长，这一观点不再适用。
一个关于污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简单传言必然会使房地产价格下跌10％～20％。
相反地，一个关于修建电车轨道线路的宣传必然会引起房地产价格飞涨10％～20％或者更多。
的确，欧洲重工业的衰败以及环境污染的存在是造成隔离区域出现的主要原因。
这里所指的环境污染主要是交通干线带来的污染而非工业污染。
因此，我们可见看到一些沿着铁路、高速公路和大路等建设的非法住宅群突然出现。
然而，假设与交通线路的距离能够充分降低噪声和恶臭，或是尚可忍受，那么那些接近高速公路或大路出口、电车或火车站的地方都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
交通线路同样也是一种污染源，可以带来社会地位分离地区住宅群规模的扩大。
与此同时，拆除或修复了一些工业区，那些允许建筑的地方将被建设成别致、时尚的住所，而那些遗留下来的不能被随意拆除的地区仍然是那些最贫穷的人们的集聚地，而且恶劣的环境条件在继续退化。
由此可见，无论引起环境质量较差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城市地区都经历了人口中最贫穷社会阶层的集中。
这一问题的产生并无必然性，而是资本家对土地进行使用和经营所产生的后果中的一个。
那些可以从公共服务中带来最大利益的最宜人、最干净的城市地区也是那些成本最高的土地，只有富人和富裕的社会阶层能够占有这些土地。
相反地，那些最贫穷的人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满足于最差的环境条件，那里的土地非常便宜或根本一文不值。
隔离区域的出现，主要起源于环境的退化，这也必然伴随着社会排斥现象的出现。
稳定职业的缺乏结果导致工作安全感的缺乏，经济收入来源的缩小导致贫穷，最终导致最贫穷的人们住在那些最简陋、最肮脏、污染最严重和环境最恶化的地方。
2.城市地区的生命周期与土地租金收益
城市中社会地位分离区一文不值，那里肮脏的环境条件到处可见，同样这些地区也是被划定的恢复区域。
经济制度潜在的设想是用钱来赚钱。
从这种观点来看，房地产收益是最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之一。
在目前欧洲重工业严重衰退的时期，最稳定的赚钱方式就是进行房地产建设，然后将产地产进行出售或租赁。
在城市中找到可以进行建设的地点当然是最好的时机。
即使在城市不再剩有任何的地点，但是为了抓住赚钱的机会，开发商们绞尽脑汁也会找到一些地点进行房地产建设。
摧毁不适合居住的城市地区，推倒那些衰败的和过时的建筑或用推土机将简陋的城镇夷为平地，成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即从新产生的房地产开发中将历史残留的建筑全部清除。
如果这一切进展顺利，那么就表明了居住舒适度与生活环境质量之间是密切联系的，最主要的是可以从中获取暴利。
在城市地区，为了能从土地出租和房地产中得到收益，生活环境的内在质量也因此从本质上被看作是一个次要的因素。
首先，恶劣的环境条件可以激发新的房地产开发，最终实现以优美的环境条件提高土地出租和房地产收益率。
环境质量成为城市地区生命周期过程的主导力量，对从目前或将来的土地出租和房地产投资资金中增加或产生的收益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不适于居住又处于恶劣环境下的城市地区被拆迁，然后根据周边环境的特性进行全新的建设，这些都要考虑到财政资金问题。
随时间的推移城市会变得陈旧、贫穷和衰败，因此四五十年前的发展历程可能会再次轮回。
目前，由于对劣质建筑材料使用的日益增多，一些城市的生命周期呈现缩短的趋势，因此加速了资金周转，同时收益得到增加。
同样地，环境质量适合城市资金收益率的增长过程，因此环境质量被置于城市规划政策的核心位置。
基于这个事实，城市规划或者能够倡导经济增长（为日后使城市地区获得新生和得到恢复，而使其恶化和变得贫穷）或者能够使环境质量得到全面的改善。
后一种情况够改善为人们所关注的生活质量问题，同时实现整个城市的生活条件平等也将是一个必然的社会趋势。
3.中型城市比大型城市更有可能经营城市环境，以打破社会阶层隔离
自从环境保护在西方世界变成了一个焦点问题并进入到市政领域到现在，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倾向于支持以经济增长为代价的社会政策和生活条件。
许多年以来，像巴黎、里昂、伦敦、伯明翰，甚至伯尔巴尼和纽约等大城市支持房地产开发。
在贫穷的城市中心，那里质量较差的环境条件是将整个城市地区夷为平地的有力证据——如巴黎的第13个郡，里昂的帕尔杜，伯明翰城市中心的一部分或整个伯明翰城市中心——新经济的摩天大楼以城市复兴的名义拔地而起。
在欧洲和美国的建设呈现出良好的现象，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延伸到中国的北京和上海以及前苏联地区的一些大城市如华沙。
此外，在处于复苏过程的中型和大型城市中土地出租收益增长的另一种形式正在进行。
老街区（存在于17、18世纪文艺复兴中期）较差的环境质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认真的建筑考察工作，恢复过程可能创造出高质量的活动场所，主要体现在生活条件和商业基础设施两方面。
通过社会结构的全面更换，将为那些遗留下来的守旧的城市地区注入新的活力。
而那些过去住在这里的贫穷的社会阶层被驱逐出去，居住在城市的外围。
由此可见，高质量环境条件的恢复与反对社会地位分离并不是一致的，而是恰恰相反的。
上面的情景在中小型城市中是不存在的，中小型城市的环境管理可以打破社会地位分离现象。
中型城市指人口数量不超过20～25万人的城市。
的确，与那些城市规模在100～1000万人的大城市相比，在中型城市中更容易实现一体化发展，即同时处理经济发展和城市环境问题。
对于大城市，需要通过将其分成不同的部门来进行城市规划，而中型城市则可以直接被看成一个整体来进行考虑。
确定问题之所在是必要的，以此来强化标准、应用制定的法规，保护城市环境，同时改善整个城市的生活条件。
此外，在规模较为适度的城市中，鼓励爱护环境以及保证必要的规章的执行看起来更加容易些。
人人互相监督，与大城市相比社会管理过程就更加有效，同时应邀请那些主动去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市民作为优秀市民。
事实上，以保护城市环境为目的的发展控制政策的执行在中型城市中比在大都市中更可能看到。
在法国，这种典型城市包括LaRochelle,Rochefort,Compiègne，第戎，Besançon，阿拉斯和亚眠。
在波兰首都华沙却是个反例，而在波罗的海岸的几个小的城市，如索波特和格丁尼亚出现了极其成功的案例。
在美国，以西雅图和华盛顿为例，也有其独到的一面。
意识到较高的城市人口增长率，当地的人已经忙于通过填充的方式在已经占用的区域建立城镇化概念来解决发展问题。
例如，“长期以来，城市被看成是一个整体，然而城市是一个由并列的微小区域组成的一个整体。
”每个类型的城镇都集中体现在一个中心点上，如：
居住型，商业型，艺术型或者工业型，分别表现为住宅，小商业，公园和一些办公空间。
全部的复杂问题是把城市定位在改善城市生活质量和鼓励短足旅行或者自行车旅行。
然而这样的导向方案仍旧把城市划分成分离的区域，至少是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它们。
因此，对大城市（西雅图已经超过300万居住人口）而言，有这种可能性，即用与中型城市发展相同的动态方式，发展控制。
然而，我们必须首先等待，看到西雅图城市发展的结果。
II.有益的社会干预：
采用对每个人和每处地方都有效的指导原则，发展控制城市环境
1.需要控制什么？
废弃物：
对任何人群聚集地和城市议员来说废弃物是主要问题，尤其是当劳动争端中断既定的服务时，废弃物经常涉及到。
而且，废弃物的处置取决于废弃物的种类。
废弃物可以焚烧，循环利用或者转化成腐殖质。
在特定的情况下，必须警惕化学污染，像电池需要特定的处理方式，这种方式不是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的。
社区废弃物政策依赖三种互补战略，这三种战略已经被应用于成功进行环境管理的城市中：
——通过改进产品设计，防止产生新的废弃物
——发展产品再生和回收利用项目
——最后，减少废弃物焚烧产生的污染。
空气质量：
在城市，工业空气污染已经减轻，如果空气污染不消失，其主要污染来自汽车特别是“其它人的小汽车”，不是特指一个人的私家汽车，一个“作为上班工具”，“以自由为标志”和“环境友好”的轿车。
因此，人们不必过多指望乘车者的社区精神来控制大气污染。
以不同的方式来执行强制手段，尤其对居住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应进行城市运输计划。
为了做到这一点，在居住人口超过25万的大城市，设置空气质量监测传感器。
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站有三种类型：
——城市站点，在市中心，监测半径2公里内区域，
——郊区站点，设在市中心的外围，监测半径5公里内区域，
——乡村站点（或者地方），监测半径25公里内区域，污染物来自该区域外的区域。
当前，污染物达到峰值时，这些空气质量监测传感器对交通管理非常有效，而且空气质量已经得到了改善。
各种类型敏感点的增加率越来越受到关注。
水质：
与废弃物处置同样，市政当局非常有必要优先考虑连续供应饮用水，因为这关系到居民们的身体健康。
并不是总像联合国公布的那样，每天有2万人死于劣质的家庭供水，污染常常比没有硝酸盐更严重。
无论什么情况下，每个城市都应当寻找后备水资源，以确保在失去主水源的情况下，城市供水不会间断。
如，法国的蒙彼利埃，通常是Lez河供水（从喀斯石灰石高原收集地下水），同时在Lez河水量减少或者水质变坏时，也能依靠较低的洛氏硬度－郎格多克运河来供水。
在法国，所有的水在使用前都会进行处理。
在城镇或者小城市中仅仅是往水中加氯漂白剂。
在中型城市或者大城市，水会经过一系列的过滤，首先，用粗格栅除去所有大的物质，然后进行细过滤（沙滤器）留有细小的杂质。
下一步是絮凝和析出，紫外杀菌处理和最后的氯化。
而且，那些真正关心其未来发展的城市在将废水排放到环境之前进行废水处理。
目前，污水处理场已变成城市风景中的永久性建筑。
噪声水平：
在这段时间里，欧洲的社区战略对欧洲农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区战略要求制定由机器或交通工具产生的噪声的最大限值：
割草机，两轮交通工具，飞机等。
1996年，有人提议通过加强噪声削减项目的合作从源头削减噪音的战略。
城市交通运输带来的污染。
渐渐地，为了改善住所的环境条件，工作地点和住所的距离，是最初使城区结构发生改变的动因，由此导致城市交通运输中对于噪声及有毒物质的排放变成污染的根源。
这都归因于私人交通工具，交通基础设施等。
因此，建议城市居民选择新型的交通工具，例如后考虑使用私人交通工具，先考虑使用公共交通（公交车），自行车，或者私营车辆等。
然而，这种解决方式引起了公众对此类问题的热情，主要集中在对每个人的利益以及痛苦的经济现实之间的冲突。
对市区污染源的淘汰逐渐转向服务部门，尤其是在市中心。
在现在的CBD（中心商业区），城市中心的居住功能已经逐渐丧失，这就需要工作在这里的职工试着在城市外围寻找住所，那里土地和租金比较便宜。
这与通过缩短住所和工作地点间距离来减少交通污染的观点是完全矛盾的。
绿地保护，发达地区的恢复
2000年欧盟环境部长非正式会议在葡萄牙的波尔多举行，会议强调了对于优先改善城市区域的重要性。
为了做到这一点，确定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环境指标，某些恶化区的社会条件和城市总体规划。
另外，欧洲社区项目URBAN的的形成以及欧洲结构资金的利用为其筹措资金，此举已从不同方面为市政方针注入了活力。
然而，最大的难题存在于欧盟，国家和地方政治权限的界定。
2.发展控制制度上的角色
欧洲和地方
目前，欧盟对城市发展控制和环境管理最重要的角色建立了三种级别。
最低层是市政当局，他们时常得不到财政援助，因此，需要使他们尽可能的做促进环境保护的工作。
市政当局的上一级别是国家政策，国家政策主张通过法律手段从财政上援助城市，但是没有覆盖所有问题或者覆盖面很小。
例如，一项正在投票表决的有关水质的议案，作出规定强制水消费者支付比污染者更多的水处理费用。
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许多激烈的法律争端集中在这一问题上。
国家级的财政援助经常在项目的基础上进行分配。
在跨国的级别上，欧盟发展全球战略，目的是根据环境来规定国家政策，而且为在环境保护上应用“欧洲原则”的城市提供大量的欧盟结构资金的财政援助。
实际上，这表明目前两个最重要的级别是欧洲社区级别和地方级别。
国家只不过是发布欧盟规定的法律，以及撤销财政义务。
因此，城市环境保护的主要角色应该是欧盟和市政当局。
财政手段和方式
在两种情况和两种级别中，执行地方或者欧洲方案的实施机构尽力使用一体化的方式，这种方式包括经济和社会问题并关注处于危险之中的城市地区的环境问题。
当然，从欧盟结构资金中获得的欧洲补助金将优先分配给地方项目，这些项目通过着眼于全球远景来解决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
未能得到财政补助金的市政当局把视线放在一体化的方法上倒不如为了开发CIP（社区主动项目），从结构资金中长期受益。
与此同时，只有从城市纳税人那里得到的钱才可能保证支付环境管理与保护的费用。
因此，经常会看见地方议员改选，而且会受到关于地方税金如何使用的投票者反对意见的威胁。
而且城市环境保护规划必须考虑城市所处位置的自然环境特点。
显而易见，对于山城和海滨城市，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是不同的，或者对于位于林地区域的城市和草原区域的城市而言，也是不同的。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试图去发现一种方式可以以复制的形式，应用于所有城市之中，但是冒这种危险是多余的，应该注意的是：
每座城市都具有自身的特性，适合一座城市的解决方案并不总是能适用于其它的城市。
每个环境保护规划都必须考虑城市的特性。
通用的目标和原则
无论是欧盟还是地方，环境保护的主角在促进一体化政策方面是完全一致的，或者至少在倡导城市自然保护的政策，城市居民的安康以及打破社会阶层空间隔离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是一致的。
然而，当财政手段仅仅是为了完成目标，那么这些目标就会变得令人厌烦或者甚至损害某些城市居民的权益，如果不抛开这些目标，那么在以后的选举中会带来问题。
实际上，如果环境保护寻求保护绿色空间，在那将发现动物群和植物。
我们不必寻求保护所有鸟类，比如某些物种其数量未受控制应归功于城市环境的长期恶化，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或者威尼斯圣马克广场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如果对于城市居民安康的保护包括最清洁的空气和水、令人满意的且迅速的废物处理、无污染且有效的公共交通，不是所有的居民都准备接受电车噪声，污水处理厂，或者焚烧厂坐落在他们住所的周围。
为什么市政工厂和设施遭到直截了当的反对，“不在我家后院”的现象在市政当局和他们的投票者之间的斗争中已经变成一个焦点。
简而言之，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城市发展将成为引起争论的根源；因此所要寻求的目标应建立在合理的原则基础上，同时应当具有法律效力来支持他们，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
最受欢迎且实用的原则，同样也是最值得讨论和反驳的原则，具体如下：
——预防方法：
这种方法应用于潜在但是可以避免的风险，但是对那些严重的或者不可逆的风险则很难识别。
这涉及到利用消除可能给人类、动物和植物生存带来的风险的方法，而且是在无法肯定风险是否真正存在的情况下。
一般，使用的方法可能会与逻辑学背道而驰，且受到那些对其行为付钱的人的阻力和拒绝。
由于人们发现BSE（牛绵状脑病）则毁灭了整个牛群，就是一个极端的预防方法的例子。
尤其在专家们在是否该毁灭整个牛群持有疑问时，这种做法受到了严格的批判。
——源头预防和校正：
当正确的识别出一个风险时，可以从源头消除这种风险，而不是仅仅处理由此产生的后果。
例如一些对健康有害的习惯（喝酒、吸烟）。
另一个例子如噪音：
在进行机场或者沿着有轨电车线路设计时，设计可以产生很少或没有噪音的机器比其它解决噪音的方式更有效、更经济。
对于废物的管理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减少包装的使用量，并建立家庭垃圾分类程序表明对废弃物的处理和原材料的回收利用在节约资金方面是非常有意义的。
——“污染者付费”原则：
1972年由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创立，该原则规定所有污染者必须向公众机构支付由他们所损坏的环境的清洁费用。
这个原则已经执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现在在国际法中已经受到公认。
然而必须谨慎应用。
实际上，它的主要目的是改进生产工艺，通过使用补救的方法和手段（捕获排放物，过滤等）使工艺过程由大量污染向较少污染过程发展。
然而，原则的措词可能被有意的曲解，“谁污染，谁付费”可被转意成“谁付费，谁污染”。
我们已听到一种更糟糕的表述方法：
“谁污染，谁付费，谁就能从那些不能担负起污染的人那里买到更多的污染的权利。
”很明显最后两个情况已经完全背离了最初的想法。
——公众参与和公众讨论：
在欧洲，通过多次观察表明：
如果该法律得不到广大公众的支持，那么单单靠法律不足以保证公众的利益。
因此，公众讨论和积极参与起草计划对于成功的管理环境特别是城市环境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手段。
20多年以来，斯堪的纳维亚（北欧）国家一直在通过三种类型的咨询实践民主参与形式：
“舆论协商”使公众和专家聚集到一起，讨论问题，提出建议，“邻里咨询板”召集公众，不发布任何正式的建议，只是阐明地方的建议，然后“公民陪审团”起草准确的正式建议。
为了鼓励公众讨论，欧洲的社区创办了一个关于环境的公众咨询论坛。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法国抵制采用这种讨论形式，然而最后结束了抵制，1995年创办了关于加强环境保护的公众讨论的国家委员会。
由国家议员主持，该委员会包括议会成员、地方委员、国家委员、行政和司法权威人士、环保协会的代表、维护消费者的团体和有资格的个人。
每个规划由特定的机构组织讨论。
然而，这是一个复杂的组织结构，将阻碍机构的效率。
3.教育是一种能够引起对法规制度加强重视和强化执行的基本工具
——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那些最令人担忧的污染厂家的工厂主经常试图逃避他们由于产生污染所应该付出的经济责任，或企图隐瞒由他们所造成的侵害。
所发现的最恶名昭著的案例之一就是那些远洋船只在海上倒空他们的油桶并企图不被海洋保护部门发现。
这虽然与城市环境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主流行为和观念，例如在一个房地产交易框架中隐瞒关于这块土地上存在着各种污染的信息。
既然这样，这些土地的卖方常常是那些或在国外进行操纵或同时停止操纵的产业家；他们与房地产销售商串通一气，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而向公众隐瞒事实真相。
而使这片土地的销售价格没有实质上的减少。
尽管这样，这仅仅能简单地看成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
还有更加恶劣的案例，一些企业将他们的经营活动建立在寻找法规制度的漏洞的基础上。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波兰的首都华沙，将家庭垃圾的搬运任务委托给大约80家小公司，这些小公司随意用两三辆卡车进行搬运。
他们所做的工作由居民为其提供报酬，工作范围包括每日收集家庭垃圾并将垃圾送到废物处理厂。
然而，工厂也需要对其所提供的服务进行收费。
因此，很显然对于搬运工人来说可以从迂回服务中获得额外的利润同时可以从废物处理厂那里获得费用。
在大城市周边地区的运输路径由于那些运送垃圾车辆的通过而变得混乱。
据估计大约30％的家庭垃圾在运送的过程中改变了原来的目标路线。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居民要支付整个运输过程的费用，还包括垃圾厂的处理费用。
然而在波兰，当由市政当局来承担收集家庭垃圾时，经常可能有一些居民拒绝支付与此服务有关的税费，理由是他们声称不会产生任何垃圾。
不过，那些所谓的“不会产生的垃圾”仍然需要得到处理。
再有将森林作为存在的场所。
同样应用在水的方面，只要支付运水量的费用即可，而没有任何污染附加费。
这也使人回想起法国农民遇到的一些问题，农民使用硝酸盐并否认他们的行为受到污染者付费制度的制约。
最终，工厂主、运输人员、农民或个人几乎都呼吁反对受到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制约。
地方公社也加入了反对新制度的队伍中。
再有在波兰，一项法律条款提出所有的市政当局必须建立一套环保管理计划。
但事实上几乎没有地方这样做。
特别是在华沙有一个恶劣的例子：
在华沙仅仅很少一部分废水得到处理，废水中30％没能得到最终处理，而且对于家庭垃圾的分类回收等程序更是一无所有。
简而言之，缺乏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缺乏团体精神，不愿意付出，将城市环境的发展控制作为一个敏感问题，使集体的利益和人们的个人利益发生冲突。
显而易见，解决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以及个人和公共之间的地位的唯一出路就是接受教育。
——用教育来解决阻碍
19世纪末一位法国地理学家说：
“环境是反映文明程度的一面镜子”。
那么我们可以补充说风景是对我们已经所做的一切的反映。
在许多情况下，引起城市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在于法律的短缺、经济制度的缺陷或是缺少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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