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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为什么绿色是一种生产力
为什么“绿色”是一种生产力？
论文摘要
本文从理论上论证了“绿色”（即对人和环境无害、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能力（绿色生产力），并以荷兰和我国长江三角洲为例分析了“绿色意识”萌发的条件；通过禽蛋业的国际比较，阐明了“绿色生产力”可以转化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作者提出，“绿色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我国目前农产品出口有阻碍的一面，我国也应该用它来阻挡国外有害生物入侵。
最后，作者批评了我国存在的违背“绿色消费”的不良现象，呼吁从自己做起，通过绿色消费反过来影响市场和生产。
关键词：
绿色生产力，国际竞争力，绿色壁垒，绿色消费
我国过去研究“粮食安全”，基本上只限于粮食的生产、储备和供应，对发达国家当时讨论“食品安全性”，觉得还是一个遥远的话题。
绿色产品、绿色营销、绿色消费，这些不久前似乎还只是在发达国家风行的词汇，今天在我国也成了一种时尚，俨然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热点。
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飞速、巨大的变化。
“绿色”生产力：
一个理论解释
在当今日益工业化的世界，人们对“绿色”的理解，主要是指：
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和自然的协调相处，生物多样性的维持，资源的永续利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等。
显然，我们不企求回到洪荒时代去探寻原始状态的“绿色”。
对现代意义上“绿色”的价值的理解，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人类得到了许多惨痛的教训以后反思的结果。
本文只针对农业部门来讨论“绿色”，如“绿色食品”、农产品贸易中的“绿色壁垒”等等。
这里我们无意为“绿色”下严格的定义，但它至少应包括有益人的健康、对人和环境无害、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等基本含义。
首先，我试图从理论上来说明：
“绿色”为什么是一种生产力？
假定A、B分别拥有等量的、大体上同质的资源，在历经若干代以后，其经济增长的结果却有了天壤之别。
那是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人对资源利用能力的差别，或许是不自觉然而是掠夺式的，或许是自觉的、理智的、科学的。
因此：
–自觉的、理智和科学的利用方式本身体现着一种较强的学习、总结经验的能力和较高的生产能力，农业生产力只是其中能力的一种；
nn，在他们代际之间的n次继承之后，由于这种能力上的差异，他们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财富的积累量的差别日渐扩大；
–在B的后代发现环境的恶化致使自己陷于贫困和落后，损害了农业生产力的时候，懂得环境的损害构成了一种“环境成本”。
这种成本表现在：
农业产量的降低，生活质量的恶化，一直到土地生产能力的完全丧失（水源枯竭、沙漠化、盐渍化等等）。
历史上极端的例子是整个文明的终止；
–B的后代在认识了“绿色”的必要性之后，不得不投入各种资源为前辈的失误偿付“环境债务”，来恢复“绿色”状态（如果还有希望的话），这笔“债务”（资源总投入量）就可以认为是这“绿色”本来的价值；
–从另一个角度看，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体，由于其经济、技术力量的差异，在资源、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之后，达到（或恢复）“绿色”状态的能力也是不同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绿色生产力”是一种“环境友好”的可持续的生产力。
在经济发展的马拉松竞赛中，是决定谁有希望胜出、跻身于世界前列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国际比较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能仅仅根据人均GDP来评价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绿色
“绿色”意识的萌发：
以荷兰为例
农业是与“绿色生产力”关系最为密切的部门之一。
但是，人类自古以来直到20世纪中叶，都没有“绿色生产力”的概念。
它的“发现”只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特别是在农产品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凸显了出来。
“绿色”意识是不会自发地在人们头脑里产生的。
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贫困地区，首要的目标是“有饭吃”“吃饱饭”，不会把保护环境作为优先的目标。
另外，在人口稀少、生态条件良好的地区，没有生态退化之虞，不存在保护环境的紧迫感，也不会萌生“绿色”意识。
可见“绿色”意识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条件。
“绿色”意识是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欧洲首先萌发的[3]；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发展有机农业方面也有不同的进展。
这都不是偶然的，不仅因为那里人们已经十分富足，而且也因为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环境真的出了问题。
我们发现，这种“问题”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太严重当然不好，根治的成本太大；但是小到微不足道，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不足以刺激“绿色”意识的觉醒。
在人口比较密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最有条件促使“绿色”意识的萌发。
现在我们以人多地少的发达国家荷兰为例来说明。
它在保护国家的环境、经济合理利用土地方面有着独到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
无论从自然地理或经济地理方面来看，荷兰与我国长江三角洲有许多相似的特点：
大片的冲积平原，水网密布，人口众多，工商业繁荣，文化教育发达等等。
人口密度大，致使人们对土地都非常珍惜，这是共同的特点。
荷兰几个世纪前就开始重视土地规划，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这又得益于它独特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荷兰把农业区、自然保护区归入“绿区”，工业区、城市区、各种基础设施用地归入“红区”，功能分明，并且严格防止后者对前者的侵占。
在人口最密集的Randstad地区，形成了一个“绿色心脏”[4]。
这种社会氛围为形成“绿色生产力”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相比之下，我国长江三角洲的差距非常大。
荷兰“绿色生产力”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限于篇幅，本文仅从一个角度——农业专业化来探讨其出现的原因及主要表现，因为这是我国（也包括长江三角洲）最缺少的。
荷兰农业的专业化可以从两个层面看：
1、农场层面
据最新的统计，荷兰专业化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82%（其中园艺业93%）。
专业化比例如此之高，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
专业化不但是农业高效率的重要因素，还是发明活动和技术创新的土壤，同时也是荷兰重视“绿色”生产、形成强大的“绿色生产力”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农场专业化有助于推动农场进行“绿色”生产呢？
–专业化生产必定是商品性生产——包括为外地、为国外的消费者而生产。
商品性生产必然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利润的实现必须有消费者喜好的商品特性（品质、安全性、营养）。
在比较富裕的地区，消费者对健康和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更高，更加“挑剔”。
由于荷兰人口密集，这种信息很容易反馈给专业化的农场，促进“绿色”产业的兴起；而富裕消费人群的集中，使尚处于“幼稚”阶段的“绿色产品”也容易找到足够多的消费者，即使批量较小，“绿色产品”也能顺利实现其价值；
–专业化农场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农业经营，因此有追求技术进步的渴望，有变革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强大动力。
劳动者技术水平、熟练程度提高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有条件加快技术更新和升级，使他们具备按照消费者“绿色”需求、从事“绿色”生产的经济能力；
–专业化生产要求更深刻的劳动分工；分工的深化不仅有利于节约劳动时间，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降低社会生产的平均成本，而且有利于推进农场主的组织化程度，形成行业协会等组织，促进地区的专业化。
2、区域层面
荷兰农业的区域专业化也十分明显：
西部地区是花卉园艺业集中的地区，甚至有大片温室形成的“玻璃城”；集约型畜牧业（养猪业、养鸡业）集中在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北部（特别是圩田垦区）则是大田种植业为主。
一个陆地面积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小国，有如此典型的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地区，也是世界上罕见的。
荷兰的经验表明，农业生产的地区专业化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
–正面效应。
地区专业化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农业资源，共享基础设施，使分散的生产者形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形成高效率的市场；有可靠的投入品供应公司；农场之间信息的交流密度和强度增大，形成对技术创新需求的强烈信号，有力地推动着新技术的产生、传播和扩散；优秀专业人才比较集中；研发机构容易从专业化地区及时获得信息反馈（甚至资金赞助），进一步开发新技术、改进原有技术或加以延伸，形成“生产→新技术开发→生产”一层层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
地区专业化的这种正“外部性”，是促进农业技术创新的温床、酵母和催化剂。
–负面效应。
这在集约型畜牧农场集中的东南部地区相当突出。
由于养殖密度过大，过量的牲畜排泄物不能被有限的土地所消纳，导致局部环境质量下降，引起附近居民的不满。
农场主不得不改进处理粪肥的技术（如开沟深施、封闭式堆沤、烘干），处理成本上升会降低农场的利润；人们对“动物福利”的关注，限制了畜禽的饲养头数，减少农场规模效益；更“人道”和“环境友好”的饲养技术也会增加农场的经营成本。
–正负效应的转化。
在一定条件下，局部环境的污染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效应，我想称之为“疫苗效应”[5]。
荷兰的情况就是如此：
局部地区环境恶化，“恰好”严重到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远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状态。
这种局部恶化，犹如一种“疫苗”，它引起人体产生某种不适的反应（局部环境污染带来的轻度危害），但能够增强人体的抵抗力、免疫力（唤醒环境意识），从而可以防止严重疾病（环境破坏、资源衰竭）的发生和蔓延。
我们可以说，恰恰是一小部分地区短期的环境代价产生的这种“疫苗效应”，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环境志愿者队伍，形成“绿色生产力”的自觉性和动力更强。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地区，或者在生产规模细小但是小而全、因而污染点十分零散的地区，产生这种“绿色意识”的概率就低得多。
这可以用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状况作一对比。
农业产生的污染总量已经相当严重，却没有出现这种“疫苗效应”，未能促使“绿色”意识更早萌发。
这不是偶然的。
长江三角洲同荷兰的差别，不仅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低、老百姓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等方面，而且还由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缺乏行业组织、研究、开发与生产之间缺乏良性的联动机制等等。
现在，在我国东部地区，在创汇农业蓬勃发展的推动下，越来越多农民的“绿色意识”被唤醒了，他们认识到了“绿色”也是一种生产力，可以转化为财富。
但在我国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对“绿色”的理解还差得远，需要通过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为农民接种“疫苗”。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农民的“绿色意识”是可以在国际竞争中加速培育起来的。
“绿色生产力”赢得国际竞争力
在农业部门，“绿色生产力”可以变成一种国际竞争力，其集中表现是瓜分国际市场能力的增强。
具体来说，判断一个国家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可以看其生产的农产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这反映在国际市场上该国能占领多大的份额。
出口能力是国家农业比较生产率的竞争。
一国的农民、农产品加工企业和营销组织满足国外消费者需求的能力越强，这个国家农业的竞争力就越强。
所以，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的大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该国一个个企业家（农民、农场主）竞争力的高低。
让我们把目光再一次转向荷兰农业——世界上最典型的外向型农业。
表1荷兰主要农产品出口占世界的份额（%）
1966年
1986年
1996年
农产品总计
4.30
8.39
8.01
肉、肉制品
10.65
14.52
10.78
奶、乳制品
16.67
13.96
16.03
蔬菜、水果
6.39
9.42
9.36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光盘数据计算。
本表的“农产品”的定义见本文注5、注6的说明。
1989年以来，荷兰农业净出口额一直高居世界第二的地位。
在1990-1999年的10年里，荷兰农业净出口年平均达到140.5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199.5亿美元。
以上所说的还没有包括荷兰最具竞争力的花卉以及其他一些产品[7]。
荷兰在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份额与其本国资源总量之间如此“不相称”，全凭着其出色的“绿色生产力”。
荷兰农业的“绿色生产力”表现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从其禽蛋业认识它的一个侧面：
首先，荷兰农业生产自始至终贯穿着“综合质量系统”（IKB）这么一种质量控制体系，其目的是保证生产链中所有的活动都在受控制情况下进行。
在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各个部门都有各自专门的IKB规章制度。
例如：
参加IKB的畜牧场只准使用来自“良好生产操作规范”（GMP）认证的供应商、只准聘用认可的兽医师，兽医师必须根据“良好兽医操作规范”（GVP）指南开展工作。
屠宰厂则必须把“良好卫生操作规范”（GHP）标准与有关的“动物福利特别条款”结合起来[8]。
建立了这些规章制度，还必须能够保证在农业与食品链条的各个环节得到实行，这就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监督和执行。
在荷兰，这是由各种各样独立的行业协会来完成的；在禽蛋行业，就是荷兰“禽蛋商品理事会”（PPE）。
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授权PPE制定有关规定、环境保护和食品卫生的条例，积极推动科学研究和教育发展。
除了必须迅速有效地处理本行业的各种问题外，PPE还要开展政府所指派的工作。
在保护环境方面，政府部门还出台了严格的禽畜粪和氨气的排放标准。
在PPE，雇主组织（代表农场主）和雇员组织（代表工人）在理事会中都有自己的代表。
为了维护家禽养殖业领先的国际地位，PPE的业务范围，不但要决定本行业的方针政策，而且要提出本行业的IKB和从养鸡场到超市整个生产-销售链中所需要遵守的质量规定。
针对国外发生的各类人畜共患的疾病，这一行业还特别强化了疾病防治的政策。
荷兰的鸡舍系统的变革，反映着人们“绿色意识”对蛋鸡饲养业的巨大影响。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发达国家蛋鸡饲养业大都走过了从传统的农场户外（或庭院式）饲养到高度自动化的层架式鸡笼系统的演变过程，如今在某种程度上又要回归到自然放养的方式。
荷兰对层架式鸡笼下方的传送带作了改进，使之能够对上面的鸡粪进行空气干燥，这样既可以降低鸡粪的运输成本、减少氨的排放，其余热还能改善鸡舍内的小气候。
机械化和计算机化在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每平方米生产能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乳头饮水器提供饮用水，可以防止水的外溢和污染；使用轨道自动上料车或按定时装置运转的自动链式饲喂器可以提高饲喂的自动化水平。
鸡笼产蛋计数器、饮水消耗计量器和自动化的笼养鸡称重等装置组成了一套高效的蛋鸡健康和生产能力的监测系统。
层架式鸡笼系统狭隘的空间，引起了人们关于家禽“福利”问题的争论。
近年来消费者对较“人道”方式生产的鸡蛋需求量日益增长。
为了使蛋鸡的生活条件更加符合“动物福利”标准，蛋鸡产业界在研究更适合鸡群生活习性的各种类型的鸡舍，包括自由散养式鸡舍或栖架式鸡舍系统。
例如，有一种新式的鸡舍已经试验了相当一段时间：
它是一种更为“人道”的系统，在鸡舍的长廊上组装了几层架子，母鸡可在不同层架子之间自由走动，甚至还可在层架间飞来飞去。
有人把这种新式鸡舍称为“鸟类饲养系统”。
在铺有垫草的鸡舍里，养鸡密度每平方米最多为7只。
这种方式生产的养鸡场都必须向“自由放养场鸡蛋监督理事会”注册登记，该理事会负责检查这些鸡场是否遵守有关规章制度。
这种新式鸡舍所产的鸡蛋，被认为是“自由放养”生产的鸡蛋。
蛋鸡生活空间的扩大必然会增加鸡舍的造价和饲料耗费，并且带来其他有关的管理费用，从而增加鸡蛋的成本。
如今，荷兰本国家庭消费的鸡蛋中，有40%是产自这类系统喂养的母鸡。
荷兰饲料生产商和供应商必须遵循“良好生产操作规范”（即GMP）。
为了确保饲料的安全性，饲料必须达到所有法定标准，达到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标准及“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认证。
HACCP作为一个过程，详细描述整个生产工艺、显示各关键点并制定相应管理措施。
GMP饲料生产商以此可以确定和控制影响人、畜及环境的所有因素。
这方面的检验工作是在政府监管下进行的。
发达国家现在越来越看中“有机”（或“生态”）产品，在荷兰这种产品贴有EKO标签。
无论是畜产品还是蔬菜等种植业产品，只有符合荷兰和欧盟法规规定的严格标准，才有资格贴上EKO标签。
例如在蔬菜生产中，规定了氮肥、磷肥的最大限量，并且只允许使用对环境影响最小的农药。
因此，荷兰90%以上的温室番茄和甜椒都使用瓢虫等天敌来防治害虫，这种蔬菜的包装上用一个“蝴蝶标志”予以确认。
实施这些标准的是荷兰农业部委托的独立的国际检验组织，如Skal、SGSAgroControl等。
比较一下我国与荷兰在鸡蛋的生产和出口方面的实际状况（表2），就可以更清楚看到自己的差距：
在国际市场上“以量取胜”是发展中国家多么无奈的下策！
我国是世界鸡蛋生产的第一大国（25倍于荷兰），但是出口方面只不过是一个小国——数量为荷兰的1/4，出口额只及荷兰的1/8。
表2鸡蛋的产量和出口：
我国与荷兰的比较（1997年）
世界总计
中国
荷兰
鸡蛋产量，万吨
4581.5
1551.7
60.6
占世界的份额，%
100.0
33.9
1.3
带壳蛋出口额，万美元
111551.3
4332.4
34664.3
占世界的份额，%
100.0
3.9
31.1
带壳蛋出口量，吨
943738
79836
318149
平均每吨价格，美元
542.7
1089.6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粮农组织《生产年鉴》（1999年）和《贸易年鉴》（1997年）的数字计算。
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不单纯是价格的竞争；要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本质上是质量的竞争。
现阶段农产品质量的竞争，关键在于科技、安全和各种环保指标，也就是“绿色生产力”的竞争。
我国农产品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被规模小、技术差、质量低等劣势抵消了。
表3荷兰农产品的进出口结构（百万美元）
1966年
1986年
1996年
农产品总计
1849
19243
37285
肉、肉制品
386
3160
5158
奶、乳制品
326
3038
4809
油脂
113
1259
2150
蔬菜、水果
331
3059
6803
谷物及其制品
-254
-2045
油料
-134
-951
-1650
资料来源：
同表1。
-为进口。
需要指出的是，荷兰成为农业出口的世界强国还有一个基本的“诀窍”，那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成功地实行了“大进大出”的战略。
荷兰把土地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转化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其实质就是利用世界资源来发展自己的农业。
例如，荷兰的谷物自给率非常低（约30%），必须大量进口谷物、大豆及各种饼粕（表3），才能够支撑本国庞大的畜牧业。
荷兰奶牛业受到国内外双重的压力（国内是环境要求，国际是欧盟牛奶生产“配额”的限制），不可能生产更多的牛奶，但是为了充分发挥加工能力强大的优势，在本国人均牛奶700多公斤的情况下，荷兰还大量进口原料奶（特别是从德国），确保大量的奶酪、黄油和其他各种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
“绿色壁垒”的辩证法
加入WTO之前，国内外的许多经济学者有相当一致的看法，即我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谷物、油料作物等）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进口冲击，但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蔬菜等）在生产成本和价格方面有很明显的优势，可以增加出口，得到某种补偿。
“绿色壁垒”是指那些为了保护环境而直接或间接采取的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措施。
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志和认证、绿色包装和标志、绿色检验检疫、绿色补贴等。
常见的是以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卫生、安全健康为由，通过制订法规、技术标准、认证制度和检验制度等方式，增加对象国出口的难度，最终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
“绿色壁垒”是新贸易保护主义与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它出现的背景是：
随着国际贸易的日益自由化和WTO各项有关农产品贸易协定的达成，关税壁垒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非关税的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措施普遍为各国所采纳。
发达国家凭借经济、技术上的优势，对进口农产品的有害物含量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目的是限制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保护本国的利益。
“绿色壁垒”与其他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进口禁令等非关税壁垒不同，有很大的隐蔽性。
实施“绿色壁垒”的国家通常宣称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类的健康和动植物的安全，这种做法可以转移人们的视线，出口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达到有关技术标准、获得合格认证又十分复杂，更不易判断发达国家的环保技术标准是否科学合理。
总之，“绿色壁垒”已经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者们限制进口、保护本地产业的利器。
当我们抱怨发达国家设置“绿色壁垒”的时候，应当认真分析我国农产品的品质现状，产生问题的原因与解决途径，否则我国农产品出口还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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